19世纪末以后，一些中国人开始想要变得现代，他们甚至造出新词“摩登”来翻译英文中的modern，以示这一概念所包含的新意。现代化目标的引入源于西方列强成功地打开中国大门，在中国进行贸易并支配中国。从那以后，如何应对这些民族帝国所带来的东西，成为整整三代领导人、教育家和知识分子所争议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取决于中国人如何理解自己的文明，也取决于他们如何看待欧洲和日本的民族力量（national power）的根源。对于一个想要转型为现代多民族国家的古老文明而言，后者是关键。他们期望这个国家既是文明的又是现代的。
诸如“文明”“帝国”和“民族”之类的词语，无论怎样界定，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是国家制度的体现。最初的文明产生于祭奠和仪式的源头，体现为一个小型的、集权化的政体。后来形成了更大的官僚结构，并最终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这个国家包容了各种各样的人和文化，经过几百年的冲突与融合，塑造出一种丰富而成熟的文明。这个国家一直在寻求如何发展这种文明，但是直到19、20世纪遭遇到西方民族帝国时，它都没有转向民族这个概念。
统治中国的历朝历代为一个多文化、多语言和多信仰的国家奠定了基础。柳宗元评论中国的“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在这里是适用的。〔1〕对于中国历史各阶段的变化而言，没有什么是不可避免或预先注定的。千百年来，无论是中国内部的势力，还是超出国家控制范围的外部事件和影响，都对这一体系的演化发生了作用。中国文明不是非得演变成帝王国家，或者从帝王国家演变成一个多民族国家，这并不是历史的进步或必经阶段。每一个阶段不过是对不断变化的条件的特定反应的完成，当然也都反映出中国为跟上时代变化而作出调整的适应能力。现在，全球现代性（global modernity）已经成为普遍而不可避免的趋势，中国因此需要再次改变。他们面对着新的状况、新的条件，其中，关于文明、帝国和民族的观念也在被现代化。这是对党国在20世纪首次出现时所处条件的回应。中国正在学习与这一变化过程共处，并在必要的时候彻底改造自己。在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国家的中央政府始终力求带来文明；它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因而能够向和它打交道的人展示怎样变得文明。今天，这一挑战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严峻。
“文化大革命”结束和邓小平时代开始时，尤其是1984年之后，党国重新出现了毛泽东的影子。在成百上千的关于中国文化——有的用文化概念，有的用文明概念——的各个方面的书籍和文章中，产生了一种关于新的文明意识的很有意思的现象。“文明”和“文化”这两个现代概念是通过日本人介绍到中国的，日本人分别用它们来翻译西方的civilization和culture。在20世纪20年代，这两个词语都在中国使用，目的是将中华文明的过去与未来连接起来。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的相关论述引发了一场争论，而梁漱溟1921年写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更是激起20世纪20—30年代五四运动一代人的激辩。〔2〕毛泽东去世后，对文化问题的新兴趣的不寻常爆发，几乎是对他曾经准许的所有东西的大逆反。
柳诒徵1923年发表了他关于中国文化的独特性的经典论述。〔3〕然而，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却忽视其他文化，将讨论局限于中国与欧洲的二分法。这决定了好几代人所提的文化问题的视野和类型。中国领导人试图通过借鉴西方新观念和新制度来复兴他们自己的传统，但是五四运动中的激进派拒斥任何他们认为腐朽的、与中国已无关联的封建价值。对他们来说，如果古代文明无法拯救中国免遭现代西方侵略，那它就应该被彻底抛弃。
人们今天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词的浓厚兴趣，是对毛泽东十年“文化大革命”的一种反动。那是一场以阶级斗争为名摧毁传统的运动，是强调以其自身的进步文明创造社会主义新纪元的道路的顶点。而这解释了为什么从1949年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几乎没有什么书籍和文章论及“中国文化”。当时，“文化”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仅被限定为考古学家研究的物质文化和地方民俗文化，以及少数民族的文化。虽然民族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们很活跃，但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都远离任何与文化和知识分子历史相关的领域。在此期间，台湾、香港地区和一些海外华人社团中发表了一些学术性的或通俗的著述，试图保持传统观念和价值的活力，至少是提醒年轻的读者，这些观念仍然与现在相关。〔4〕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对中国的未来不可或缺，而且也是最先进文明的核心。中国是科学发展的先锋，它代表着现代性的高度，党的历史学家重写了将中国引向这一顶点的整个中国历史。毛泽东走得更远。他不仅反对中国的“封建”遗产，而且谴责他所认为的以布尔乔亚和无根基的世界大同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明。在支持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所有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相关的价值都遭到严厉批判。到20世纪60年代，即便是从苏联引进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受到以反对修正主义和忠于共产主义理想为名的猛烈攻击。
那时，毛泽东已经完全不受任何权威的约束。在接连拒斥了中国封建体制和文化、美国布尔乔亚以及苏联修正主义之后，毛泽东几乎没有给中国留下任何东西去建立它自己的社会主义品牌。到他去世时，剩下的只是一种对待生活和工作的非常基本的工农兵态度。这在一定程度上是马列主义修辞学所颂扬的，虽然毛泽东实际上试图通过使用与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类比来赋予它一种文化上的光彩。在那样的语境中，使用诸如“文明”和“文化”之类的词语来描述历史上的帝制国家和文化精英所取得的成就是没有意义的，由此造成对这类概念的否定。
1984年，随着邓小平所倡导的全面开放，人们对这两个概念的兴趣迅速恢复。在经济改革启动后的短短几年之内，关于中国文明的基本优势及现代文明的塑造前景方面，出版了大量著作。但是一些主要的分歧和矛盾也在那时开始出现。一些人想要重新审视老祖宗留下的智慧，而另一些人则想把注意力集中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上。〔5〕更大的分歧则是这些人与另一些热衷于引入西方所代表的现代性的人之间的分歧。1987年之后，人们的热烈争论受到压制，但在1989年胡耀邦去世时再次公开化。胡耀邦的去世激起了人们哀悼他的示威游行，从而引发了政治风波：行动先是抗议通货膨胀和腐败，继而转变为吁求民主和政治改革。抗议也诉诸自由，以寻求文化价值上的另一种现代性。之后，对现代性的探求仍在进行，但这次是社会主义市场现代性与一系列传统价值诉求之间的较量。在后来的20年中，出现了大量关于中国文明的历史演进的论述，200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四卷本《中国文明史》可以说达到了顶峰。〔6〕
不论是不是共产主义者，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现在都意识到中国已经失去了它的文化之锚。整整一代人不得不重新开始争取自尊和民族认同感。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如久旱甘霖。目睹现代文明的崭新变化令人振奋。除了过去曾经受到怀疑的欧洲社会主义书籍，对外开放还带来了一股新的科学技术知识的暖流，还有人们并不熟悉的社会科学理论和概念，以及每一个文学和艺术领域中一大堆的实验形式。每个人都很快意识到，不论他们喜欢与否，这些就是现代文明的体现。〔7〕因此，在过去20年中，将有关中国文化的观念置于全球谱系中的努力时有出现。
生活在中国大陆地区的人们看到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甚至部分东南亚国家的中国人，都已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建立起自己的价值体系。于是国内那些把他们对中国传统的信仰掩藏起来的人重新浮出水面，他们要求有机会教育年轻人尊重他们认为的传统中的精华。还有很多人仍然相信他们可以比海外的中国人做得更好，因为他们深深扎根在中国的土壤中，他们所能复兴和再造的东西更为纯正。
中国共产党对其早期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条件非常敏感。像邓小平和陈云这样的变革者相信，他们为之奋斗的社会主义理想仍然有效，他们决心吸取过去的教训，进行改革，建设一种能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现代文明。他们知道已经浪费了很多时间，中国的经济必须快速发展以维持整个体系的生存。无论如何，回到过去的儒家传统或者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是不可能的。他们也不会冒险自由地引进西方民主模式，因为那不适合中国。但是他们意识到必须满足人们的愿望和抱负，因为人们知道他们太长时间以来一直被置于贫穷和压抑状态。正是在这样的压力语境下，中国共产党新的领导人发动了几项运动，建设他们所谓的“社会主义文明”，既吸取中国文化遗产中的某些部分，又吸收西方民族动员模式中的某些部分，还保留马列主义原则中的某些部分。他们相信，如果能将这些部分长期结合起来，使之切实可行，就能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现代文明提供基础。
然而，这顶多只是一种模糊不清的愿景。1989年政治风波以来，中国国内发表的无数著述已经揭示出这一愿景所存在的问题。即便人们了解这些著作和文章并不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发表的，也能看到迫使中国共产党改变的每一种力量所带来的影响。他们提出的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代表了审查员所能允许的范围，也表明了新一代知识分子如何能够在受限范围之内，于创造性思考的边缘发挥作用。这表明党的确想要中国成为一个可靠的现代化国家。境外也有一些人探索了更为广泛的选择，但那些被认为追随西方模式的人遭到怀疑，他们的观点不太容易得到国内的认同。
这里无法尽述中国国内的作者们在文化复兴主题上众多的贡献。对他们著述的摘要和批评正在涌现。〔8〕许多人阐述了对现代文明越来越多的关注。总的来说，中国人更喜欢“文化”这个概念，因为这个词语更加特定和具体，也意味着不同的文化都对文明发展做出了贡献。受考古发现的支持，中国人容易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一开始，文化在不同的民族群体中兴起，它们相互之间的融合不断地丰富了中国古代文明。但是，他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西方文明也是由多种文化塑造而成的，并且已经保持了200多年的优势。中国领导人不相信西方价值天生就优越，这些价值之所以能保持主导地位，是因为西方取得了胜利，而且能掌握这么多的财富、科学知识和权力。于是他们确信，如果拥有权力和财富，一种新的中国文明也能够最终达到类似的高度。
中国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中国文明与王朝国家有着过于密切的联系。因此，当清代朝廷颓败、儒家国家被推翻之后，这一文明的基础就被摧毁了。一旦把文明与国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中国人就可以自由地对待不同的文化观念。为了铸造一种新的文明，与世界其他地方的文明相互和谐，他们可以通过学习不同的文化进行尝试。但是总有人持不同意见。有些人仍然相信，必须为这个国家寻找到另一种意识形态，一套统一的、最高的原则，既是进步的，又明显是民族的。
那些相信他们古老的文明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中国人，没有考虑到对人类状况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理论化。他们把他们的文明视为长期孕育、思考和论争的产物。这一过程也伴随着与游牧民族或其他入侵者的异质文化的斗争。那些用来表示对敌人及其野蛮行径的优越性的语言逐渐演化，变成对被视为中国核心价值的东西的保护。就唐朝之后的大部分中国历史而言，中国人都没有在他们的农业社会的边界之外作战。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于发展关系，这在后来演化成一个用于管理与近邻关系的防御和贸易系统。这一系统借助的是精致的朝贡仪式，建立在文化优越性的基础上。〔9〕至宋朝，新儒学的哲学家们确定他们可以用中国自己的资源使他们的价值更完美，这一系统得到了进一步巩固。他们认为，中国古代的儒释道经典中有足够的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由于相信他们自己的遗产就是优越的，中国人变得对别人提出的价值越来越不感兴趣。
这种傲慢的、最终是自我毁灭式的态度现在已经被抛弃。过去一个半世纪的经验已经让中国领导人和知识分子远离了这样一种孤芳自赏。但是，中国是否需要发展一种独特文明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果说古代中国是一种历史建构，那么现代中国能否通过审慎地利用世界历史所提供的精华而得到再造？中国本来就不是从一种单一文化开始的。因此，有可能去设想一种建立在新的文化启迪资源基础上的未来中国文明。我们可以通过回顾中国古代文明是如何发展的，来汲取建立一种新文明的教训。
关于文明的讨论方式已经变得很有启发性。对儒家士人的成就充满自豪的中国人很久之后才意识到那一精英群体已经僵化。他们的价值观本应传达农业社会的需要，但是一旦变成正统，儒学就不再尊敬创造性的观念。很快，本来可以成为现代的东西退化了。由于执着于已被证明为成功的过去的准则，其拥护者便不太愿意创新和尝试，甚至也不太关注别的地方的发展。儒家学者固执于他们的价值，1644年最后一个部落武士集团在打败明朝建立清朝后也继续支持这一正统。这为清朝的统治提供了合法性和连续性，使满族的统治者赢得了人心，使中国人乐于接受他们的统治。于是服务于国家的文人阶层变得更加自信，认为他们就是中国文明至高无上的卫士。〔10〕
在清王朝最后的日子里，态度上发生了转变并最终导致1911年革命的爆发。最近出版的一些关于中国文明的著作，纪念了几个著名的事件：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立宪运动（包括废除科举）、辛亥革命，特别是引发五四运动的1919年示威游行。这些著作说明，1898—1919年关于中国文明的争论，与后来发生的争论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直到20世纪2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仍然认为中国文明中有很多可资利用的资源。他们非常自信地认为儒家遗产切实可行并且富于灵活性。这一点在人们反复引用张之洞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体现得最明显，这句话就是对中国传统的肯定。这样一种自豪感反映在20世纪早期一些杰出学者的著作当中，这些学者中不仅有那些尊崇西方学术和观念的人，如罗振玉、王国维、柳诒徵、吴宓和陈寅恪，〔11〕也有那些献身激进改革的人，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即便是那些意欲献身于使中国摆脱清王朝统治并建立共和国的变革者，如孙中山和章炳麟，他们对中国文明和意识形态的信念都未被真正地质疑。
但是出生于19、20世纪之交的知识分子精英，尤其是从日本、欧洲和苏联接受了新思想、新方法的人，迫切地想要将新生活注入衰败的国家体系中，让中国重新获得自尊。他们相信一种民族文化和一个强大的国家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在他们心目中，中国需要理想来激励人们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弥补失去的时间。中国的知识基础必须加以扩展，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这被视为西方优越性的秘诀之所在。日本知道这一点并由此遥遥领先于中国，这一事实得到特别突出的强调。
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那些有影响力的文章，可与十年后陈独秀《新青年》和鲁迅杂文的激烈言论相比。早期的文章都以探讨新概念的理性论证为特征，提醒读者去检验诸如民族、民主主义、市民之类的观念，去思考这些观念将如何要求中国人重新看待他们的政治遗产。梁启超的文章是最好的例子。尽管他强调在寻求变化和进步的过程中有进行澄清和说服的必要，但在每一篇文章中，他都显示出对传统的有效性和中国文明的根本可靠性的信念。〔12〕但是12年之后，《新青年》的语言中充满了强烈的愤怒乃至歇斯底里，当然那主要不是陈独秀和现代学者如鲁迅、胡适等人写的，而是一些青年作者所为。对五四运动期间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的研究表明，那时大部分的文章不仅批判传统中明显过时的方面，还挑战中国文明本身的价值。〔13〕这样，传统价值和制度开始发生破裂，整个国家在政治上开始走向分裂。
对于新一代的领导人来说，挽救这个国家是建设一种新文明的必要前提。于是，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一致谴责罪恶的军阀混战、经济崩溃和外国干涉。在与旧国家意识形态相关联的所有事情上，人们都表现出彻底的幻灭。早期的伟大改革者，如康有为和梁启超，因不支持革命而受到攻击。其他的知识分子领袖也因与北京的军阀政体联合而名誉受损。即使是具有现代和科学思想的杰出领袖人物，如蔡元培、胡适和丁文江发出呼吁，希望在吸收西方新鲜的科学观念的同时，保护这个国家最好的文明成果，看上去也是徒劳无功。处于不断增长的绝望感中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精英们将中国文明看作一个失败的正统观念。如果帝王国家可以被消灭，那么还能在什么基础上保持其意识形态呢？于是，各个不同的群体都开始接受外界的帮助，不仅从先进的西方国家和日本，还从新成立的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接受帮助。只要能结束分裂的乱局，为重新统一奠定基础，他们什么都愿意做。
事实上，通过现代学校和活跃的出版业，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城市迅速地引入了一系列新观念和新价值，包括妇女应该受到平等对待，而不仅仅作为孝女、节妇和慈母这样前景光明的理念。然而在城市和较大的城镇之外，却几乎没有什么妇女获益于这种观念。〔14〕即便在城市和城镇，这一观念也要退居其次，那里人们最关切的是外国经济掠夺的蹂躏以及民族统一的障碍。事实上，在整个20世纪余下的时间中，国家无法重新统一这一事实给其他所有事务都投下了阴影。对一些人来说，民族统一是不能与中国文明中的其他部分分割开来的。但是，由于国家无力自卫，许多中国人失去了对传统的信心，产生了一种自卑感。而且，中国社会和宗教组织的可悲状况，也破坏了他们未来作为文明人的任何信念。
伴随着苦闷，出现了广泛的回应。许多人将他们的愤怒指向内部，而其他人则指责外面的敌人。有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争取将中国从这种悲剧境地中解救出来。其他人则求助于灵魂救赎来解决导致这种无助境地的深刻根源。还有一些人，只是简单地抛弃过去，寻求来自西方的新观念带来的解放。想要果断行动的新一代学生们则转向了革命。
中国从帝王国家向一个多民族的党国的转型仍在进行之中。中国的政治文化深深地扎根于农业社会，而且只要这个国家的大部分人口仍然是农村里的农民，那么人们就会满足于支持一种集权形式的政府。在革除了皇帝并建立起一个以市民为主体的共和国之后，精英们得以达成共识，在一个强大的、复兴的、统一的国家中，人们的愿望应该得到体现。
在寻求现代国家制度的过程中，变革者们面临两个关键的抉择。第一个是决定自上而下地改变，那样精英们可以确立与伟大的中国历史之间的连续性。第二个依赖诸如“国民”和“公民”这样的概念，它们规定的是一种新的合法性，其基础是更为广泛的民众的参与，尤其是城市中心不断增长的商人和工人，以及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能言善辩的学生。人们不能再忍受被忽视。党国的领导人，不论是1928—1949年的国民党还是1949年以后宣称代表人民的共产党，都想要人们相信，像过去的皇帝一样，党是一切事物的最终权威。对于那些相信党且只有党才能挽救和重建中国的人，这仍是一个关键的前提。
中国的三个共和国，1912—1928年的中华民国，1928—1949年的中华民国，以及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78年以前为毛泽东时代，1978年以后为邓小平时代），都倡导现代化。但是，如果国家仍然衰弱而分裂，现代性就毫无意义。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为了建立新的可靠的权威结构，必须有一种建立在民族主义或共产主义基础上的意识形态。于是，先是国民党，然后是共产党，他们都调用了这一手段来支持自己。他们都力图通过一场变革来重新建设中国的现代化未来；他们也知道这样一种未来会挑战中国文明的遗产。现代化的中国不可能是全面农业性的，他们都赞成通过工业化过程实现城市化，从而促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不过许多领导人都认为，人们所向往的现代性不应远离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根基。这种政治文化是从伴随第一个帝国的建立而出现的现代性中生长出来的，这是一种在过去2000年历史中不时再生（revitalized）和再—现（re-modernized）的现代性。由于这样一种政治文化始终依赖于国家保卫中国人民及其文化的能力，任何新的关于现代性的观念就都要以这样一种能力的更新为基础。为中国人民提供一种现代文明可能是衡量中国领导人成功的最重要标准。然而过去的中国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样一个问题，即到底谁才是“中国人民”，他们又将如何分享这个国家努力要获得的现代性。
于是，1912年之后，问题就变成需要确认生活在这个国家中的人们，谁是中国的国民。当共和国建立起来时，关于谁是中国人，谁不是中国人，产生了许多的问题。北京政府（1912—1927）和南京政府（1928—1949）都立场坚定，虽然两者都没能控制中国领土的大部分。1949年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了更稳固的地位，它的势力范围达到边界范围内的所有人。政权也意识到，亚洲其他的后殖民国家同样拥有多语言、多文化和多信仰的人口，它们同样处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当中。
中国至少在三个方面与其他这些国家区别开来。第一，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一个前现代帝国，并不想给其从属者以自治权和独立的机会。现代性在这里的挑战是民族的概念。第二，汉族和某些少数民族群体的文化差别非常大，人们不能接受主导民族使用同化的方式消灭少数民族文化。在20世纪，中国的文化已经不再被视为是尊贵的，因此挑战就变成中国文明如何现代化才能吸引非汉族的人民。第三个方面源自中国台湾地区。台湾在美国保护下由集权政体转变为民主政体。由于这一点，那里的人民有些不希望纳入中国版图，因为大陆政权拒斥从西方社会发展起来的民主体系。这里的挑战在于要创造一种参与的政治，一种最终能塑造这个民族国家本质的力量。
关于民族在中国语境中的含义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最初，“民族”一词不可避免地让人想到汉族。而只要这种想象持续下去，非汉少数民族就不是中国人。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词的含义已经变得非常难以说明，以致学者和政客们还在试图限定它的含义。〔15〕在许多人都假设中国人的民族就是指汉族之后，一些重要的活动家如梁启超和孙中山建议“民族”一词所指为中华民族（“中华”完全地包括居住在中国境内的所有人）。但是，其他受过现代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训练的人，尤其是那些曾经留学欧美的人，认识到民族概念的含义取决于是从政治意义上还是学术意义上使用它。〔16〕的确，有许多小的少数民族，几百年来一直与汉族人口密切生活在一起，他们愿意说他们拥有共同的历史；他们学习的是相同的书写文字，也拥有相似的信念和实践体系。但是，生活在更广阔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特别是藏族、维吾尔族和蒙古族人却不这么想。
1949年之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识到这一点，于是采用苏联模式确认了56个“民族”。〔17〕今天中国对于可能构成对中国主权严重挑战的话题都非常敏感，要进行审查。但是现代国家必须是一个为着全部中国人的国家，必须让任何形式的大汉族沙文主义销声匿迹。中国共产党已经颁布法令指出，中华民族是由不同民族或不同文化群体的公民构成的，将来的中国也不会只是一个大汉民族。官方政策通常重申，中国不存在种族歧视或民族歧视，但是有一些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主要是汉人的倾向。当然，那并不是所有领导人都持有的态度。
其中一个问题丛生的领域源于中国共产党对宗教信仰的政策。虽然中国共产党承认现有的一些主要宗教，也放松了对它们传播的政策，但还是坚持认为宗教是迷信和“人民的鸦片”，并将问题政治化，不允许积极参与宗教活动的人入党。这样宗教就被当作一种竞争性的信仰，这意味着党所拥护的唯物主义本身是唯一“科学的”信仰，其他非科学的信仰是不被允许的。汉族人已经习惯了这种区别对待的方式，但对于其他少数民族来说，宗教对他们的生活而言更为核心。中国共产党确实一直以来允许他们在实际中保持例外，然而采取的是一种屈尊俯就的方式，因为他们在文化上较低等，所以才允许他们保持他们的信仰。结果，这又增加了一层歧视，并不利于不同“民族性”之间的相互尊重。〔18〕
当然，还有其他的忧虑存在。中国显然正在经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时代。在对发展和财富的狂热追求之下，大多数人对官方权力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高调已经心生厌倦，渴望有稳定的秩序和预期。过去30年表明，他们也期望北京政府可以更为正义。这在革命斗争时期是不可能的，但现在人们对一个正义制度的期待已经增加，人们期望它能确保更高水平的公平。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尽管接受法律培训的官员数量不断增长，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结构却回避了现代性的这个方面。只要党的干部还垄断着各种权力，就很少有中国人会相信法庭是正义的。在这种状况下，有迹象表明，人们仍然保留了传统的态度，例如重新回到对清官的期待和对不同级别的关系的仰仗。显然，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人们就不会尊重由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起来的现代法庭。〔19〕
中国无疑想要建设一个独特的现代国家。当今这一代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为了发展新的社会价值，人们需要有一种共享的文明；对于公共责任，人们也需要有一种全新的通识。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正在重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以便理解人民主权、平等和自由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可以成为党国更深刻合法性的基础。这表明，对于现代中国文明的新的态度正在形成。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再视文明为铁板一块，人们认识到文明有众多的组成部分、层面和板块。例如，政治文化只是民族文化的一个方面。都市文化，不论是精英的还是劳工阶层的，都比农业文化更为现代。现代工业文化要求人们保持对环境破坏的警觉。专业文化和企业家文化正在以新的、始料未及的方式发展。而且，很明显，由于国家越来越对外开放，对年轻人富有吸引力的大众文化正如火如荼。与过去不同的是，这些文化不可能受一个单一的正统政治文化的控制。
即便是政治文化本身也在发生着变化。有证据表明，参与的观念正在深入人心并更深地渗透到社会当中。这种新的文化反对儒家或任何其他正统价值在国家事务中的传统地位。实际上，在毛泽东发动的几次运动中，破坏性的参与得到了从上到下的鼓励。从“大跃进”“百花运动”，到“反右派”斗争，最后到“文化大革命”，每个人都被发动起来“造反”。现在，没有人会希望这些造成极端动荡的行径成为中国遗产的一部分。1978年以来，对于自上而下发动的对国家造成巨大破坏的明显错误的政治参与，人们已经产生了深刻的不信任。〔20〕但是，要判断党和国家机器控制之外的新社会力量是否会被允许落地生根，以及有朝一日他们能否为中国的未来提供另一种图景，这还为时过早。
在有参与的地方，就有一种对管理文化的新的强调。这里，可以把党的干部的文化与传统官僚的文化进行比较。传统的官僚们知道如果他们不能好好治理，如果他们贪污腐败，就会有人起来造反，而那样的造反只有报复性地使用极大的军事力量才能平息。今天，这并不是中国人想要的。为了避免反抗和报复，中国的管理阶层成员，不论是不是共产党员，都知道中国必须学习如何在一个空前开放的世界中保持开放。在我们现在多元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年轻的中国人可以接触到许多现代文化的资源。他们已经脱离了以农业为基础的观念体系，响应的是工业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生机勃勃的大众文化。由于商业人士和专业人士阶层的出现，一种以城市为中心的大都市文化也正在兴起。政府精英现在认识到他们必须应对这些变化，当然同时也允许其跟随新的概念和科技而发展演化。
但是也有一些重新检视中国历史的动向。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复苏的民族自豪感的高涨，人们对古代传统的兴趣也得以复兴。这表现在新的博物馆、教科书和杂志当中，表现在文化演出、历史电影和电视节目当中，也表现在各种各样的旅游项目当中，还受到了很多哲学家、艺术家和文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支持。同时，探寻文明根源的努力越来越多地与对青年人的道德和理想号召联系在一起。〔21〕所有这些新的现象引起人们对更深刻的精神需求的关注，而那需要宗教政策的变化以及官方对世俗界限的认定。随着这些趋势的增长，精神渴望可能会对正统的意识形态形成挑战，而那是党的某些部门所要保护的。中国共产党仍然坚持1986年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虽然大部分中国人以另外的方式理解文明，但是党在国家角色上的立场似乎仍然遵循着对国家意识形态的传统用法。
那么，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含义为何？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将人们从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而是代之以另外一种正统。以阶级为基础的“文明”概念，建立在无产阶级（更准确地说，以农民为领导）专政基础之上，它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国家公民的概念，而是代表了一种帝国惯例的回归和一种替代性的国家意识形态的建立。跟过去所有朝代一样通过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这个政权，使用了一种道德的和理想主义的修辞来为使用暴力和消灭国内外敌人的行为进行辩护。
像过去一样，它诉诸由干部构成的官僚系统来约束军队。但是20世纪50—60年代的新政治框架要求领导者建立一种全能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一种世俗主义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22〕大部分中国人对此没有什么异议，因为社会主义文明宣称是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基础的。而中国精英也同样没有提出任何真正的反对意见，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中科学的至高无上地位和关于更公平的财富分配的道德原则。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的几十年时间中，实际上支配官方行动的，通常是来自保护党的利益的过度热情。致力于“精神净化”的努力在今天不可想象，至少两代中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所受到的摧残是不可估量的。〔23〕对阶级敌人的野蛮斗争，同样令人恐惧，而且这反过来恰恰与中国人作为文明人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1978年以后，邓小平鼓励他的支持者们清算这一不良形象。〔24〕他号召中国人更加实事求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上，他想由此重建一个新的文明的民族。他认为人们必须抛弃口号和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转向运用理性和实用主义。他不仅运用原有的经验，而且引入新的观念和在过去不可思议的思维方式。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所有关于中华民族应该发展什么样的文明类型的讨论中，他的这种混合的方式都留下了印记。这当中包含一种新的担忧，即大多数中国人过度物质主义，缺乏理想，他们因体制内腐败蔓延而不再抱有幻想。
有三种力量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思想。第一种是运用传统“国粹”来建设未来的强烈愿望。第二种是保持开放，从来自自由和多元的外部世界的新观念中进行选择。第三种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所喜欢的观点，即将古往今来的所有价值和观点都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之中。
对于“国粹”和以西方现代性界定的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持保留态度，但是有迹象表明，对于什么可以算作中国特色，党也在扩展其选项。他们看到，即便人们正处在现代化过程当中，国家控制之外的那些传统价值，不管是儒家的、道家的、佛教的，还是源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价值，仍然可以继续支配人们的生活。传统与现代之间没有必要对立。有一些党的领导人也认识到，狭隘的正统教条且僵化，实际上可能是一个比某种程度的多元主义更大的威胁。包罗万象的社会主义文明应该为创造性的思维习惯留下空间，以推动国家所需要的创新。
乐观的图景强调的是，一种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的新能力。这种能力可能是不成熟的，但是邓小平改革以来出版的一些著述令人鼓舞，它们代表着理性声音的崛起，尽管党的宣传仍然表现出教条的视野，司法机构常常得靠边站，安全机关仍然神秘而令人敬畏。〔25〕不过，总的来说，教条的恫吓在公众讨论中已经大为减少。例如对于儒家经典的援引，大多是经过精心挑选的，也可以公开地讨论，过去那种严重的歪曲已经不再出现。对欧洲、日本和美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观点的引用，也具备了对其原来所在语境的更深入的理解。同样令人鼓舞的是，人们也承认了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以及除苏联以外的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的著述中所包含的多元性。
当然，也还存在着一些不确定的领域。争论中有两个问题表明新创举的生命力还有待检验。首先，在中国各阶层和各族群中还没有就核心价值达成一致。今天，中国人民，除了受到20世纪革命传统的塑造之外，还受到旧风俗习惯残余的吸引，并以各种形式与现代多元文化混合在一起。中国社会中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得人们很难确定应该恢复什么样的传统。例如，民族主义的煽动正在抬头，会挑起关于抗日战争的情绪爆发；但另一方面，也有关于中国应该培育什么样的民族主义的谨慎辨析。〔26〕
其次，中国共产党已经提出关于民族文化的观点，为可能最终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方案提供了一个框架。还不能确定，现代中国人是否认为一个现代国家仍然需要这样一个框架，但无论如何，许多受到良好教育和善于表达的中国人已经花了几十年时间努力使自己从正统观念中解放出来。如果他们在创造中国新文明的过程中有发言权的话，他们不太可能想要一种与党国的独特需要密切联系的文明。他们了解以国家为基础的文明的局限，他们力图为中国未来的文明寻求新的原则，以满足拥有多元文化的中华民族的需要。
目前，中国的受教育阶层需要在党国框架中建设新文明。人们认为“党天下”或“党国”的观念确实是革命时期所必需的，也比支持帝王国家的“家天下”概念更为现代。但考虑到对传统“以民为本”观念的重新强调，可能更根本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应该朝着公民国家的方向保持开放，用“民天下”来取代现在的“党天下”。然而，现在，中国人还需要相信国家就是党，党就是国家，要爱国就要忠诚于党。
这种立场当中无疑包含着矛盾。中国共产党有8000万党员，代表着超过5%的人口数。〔27〕人们都清楚党员吸收中的弱点，党并不能保证那些被吸收进来的人是合格的。虽然现在国家鼓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入党，不过许多人为保持他们思想和道德上的独立，已经不再选择成为共产党员。要论证人口中的这5%能够代表中国未来的民族文明，这也很难。中国人民希望代表他们现代文明的是更为广泛的有识之士，是那些有才能、有创造性和勇于尝试的人。邓小平的一些成功的改革无疑让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们有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机会。如果这样的情况能够继续下去，中国未来的新一代领导人将看到，新的中华文明不再取决于中国是党国还是变成民族国家，一个更宽广、更包容的中国需要更上一层楼，建立一种全体中国人都能认同的现代的和令人称羡的文明。那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党想要今天的中国所拥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但是，如果回顾历史，看这么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无数次为提升他们的传统所成就的事业，我们就会希望，他们能够创造性地回应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再度重新锻造他们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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