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京时代的城市

大化改新后，在政府的倡导与组织下，日本大规模吸收了大陆传入的先进生产技术，因而农业、手工业生产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人口增长很快。但是贫富分化也加大，同时由于大化改新的缺陷，律令体制开始出现混乱。由于户籍编制繁琐难行、班田数量不足、各级贵族与寺院都占有私田、农民负担加重等因素，贵族大量开垦土地或者圈占荒地，而农民为逃避租税都寄进到贵族的门下，成为贵族名下的农奴。为了自保，很多小贵族也寄进到大贵族的名下。如此层层寄进，公地公民制度严重动摇，而私家庄园则日渐扩大，逐渐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天皇政府尽管采取了不少措施，但是因为遭到贵族世家尤其是大贵族藤原氏的极力反对和阻挠而失败。迁都平安京就是当时天皇政府挽救皇权的措施之一。

平安京

为了摆脱大贵族以及寺院势力的牵制，天皇政府在794年决定迁都位于京都盆地的平安京，理由是那儿经济更富裕、视野更开阔、风景更优美、位置更重要，交通也更便利。平安京规划为东西1580丈，南北1753丈，分580余町。皇族、贵族、官僚以及匠人、隶属的农民、商人、服役的农民、流浪者等大量举家搬迁到新的都城。新都城的居民租税较轻。日本学者估计平安京的居民在10万到20万之间。政府还规定原来平城京的寺院不得随迁。

为营造新都城，政府组织了多达150余人的指挥机构，从各地雇佣了24000多人夫。新都的规划同平城京一样，连街道的名称都基本相同，也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只是规模略大。至于宫城则由五位以上的贵族以及各地国司负责提供人夫营造。平安京也修筑了城墙以及壕沟，主要起内外分隔的作用，而不是用于防卫。

朱雀大街宽28丈，与朱雀大街平行的街道宽8丈到12丈不等。8丈以上为大路，4丈为小路。从北面宫城开始东西向分为9条。横纵交叉构成坊，每坊分16町，4町为1保。

宫城也称大内，东西长394丈，南北长460丈。开有14道城门，正殿是太极殿。为唐风建筑，柱子漆成红色，屋顶都铺上了绿釉瓦，显得雄伟壮丽。而位于宫城东北的天皇住所则以紫宸殿为中心，采用的是日本式建筑，用白木、扁柏树皮做屋顶，显得素朴幽静，别有韵味。

左京有大学寮、右京有谷仓院。在其南面有左京职、右京职。在大学寮的东面有天皇的游乐之地——神泉苑。在七条有接待国外使节的鸿胪馆，其后面有政府经办、每半月开张一次的东、西两市。整个京城各功能区井然有序，排列整齐。

贵族的宅地一般为方一町（约9917平方米，1公顷左右），都用围墙和篱笆围成院落。同平城京时代一样，只有高官贵族有资格将家屋的大门朝向大路。庭院的建设比奈良时代有很大进步，受佛教的影响，一般在院落内部开挖水池，池中有小岛，一般都是背向用土垒成的围墙，院子地面一般铺上白沙。院子里的各个建筑之间用回廊相连。居住的房屋已经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

在城市管理方面，东、西两京设有与地方国司相同级别的管理人员，各坊设有坊长，各保设置刀祢，收税征兵以户籍为基础进行。庶民间普遍设立五保制度，5户为1保，设有保长。保长有警察、收税、劝农等连带责任，还要协助管理民众的迁徙出入、流浪者的流动以及犯罪的预防工作。五保制度后来也推行到贵族住宅区，只是贵族一般让自己的家人当保长。

宫城周边以及朱雀大街都雇人清扫，普通道路由面向道路的人家清扫，路旁要种植行道树。病倒在路边的行人也要送到施乐院等处予以救助等。总之，当时官方为了都城的卫生也颁布了一些措施，设置了一些机构。

同平城京一样，平安京的经济主要依靠租税。各地租税由国司负责运往京城。居住在城里的亲王贵族依据官位从政府领取粮米。此外，贵族还被授予了位田，有些贵族还被授予了封户，他们可以享用封户租子的一半以及调庸的全额。

手工业者原来从属于各官衙、贵族或寺院，自产自销。有余力时，也接受外来订货。到律令时代后期，手工业者逐渐取得了独立身份，开始独立经营、谋生。

平安京由于规划过于庞大，政府财力有限，再加上当时对虾夷进行征讨需要大量的经费，所以很多城市建设计划没有完成。另外，迁都平安京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贵族寺院势力的挟制，但是很多贵族不久就在东山山麓一带营造新的山庄与寺庙。由于贫富分化，很多失去土地的贫民也流入城市，因为生活无着，经常放火泄愤，导致平安京火灾频发。五户连保制后来也越来越松懈，最终失去了作用。

在人口分布方面，按照计划，左右京要均衡分布，但是由于右京地势低洼，而且日本也引入了中国左尊右卑的观念，结果，贵族与贫民都纷纷左迁。最后，右京就出现了很多荒地，政府只好鼓励民众种植水芹、莲藕等。

同样，由于人口分布不均，东市比西市要繁荣。之后，随着律令体制的逐渐崩溃、政府控制的减弱，官办垄断的东、西两市也逐渐衰落，在很多坊、町，因应市民生活的需要，开始出现很多自由独立的商铺，由地方来京与从京城到地方去的商人日渐增多，再加上生产力的发展，各地贵族将庄园内生产的物品运到京城消费，所以平安京的市场也日趋繁荣，与此同时，官商也就逐渐向市民转化。^[10]

另外，由于生产能力的提高与人口的增多，各地市场也日渐繁荣，在西边的太宰府以及东北的镇守府，还有各地方的国府所在地，市场逐渐趋于定期化。同时还出现了专业商人，如行商、坐商等。在京都通往濑户内海的淀川沿岸以及濑户内海沿岸，出现了很多港口集市，而九州的太宰府是众多港口集市的核心。由于中国宋朝的钱币大量流入，钱币逐渐成为日本市场交换的主要媒介。而在东北部各条道路上，也出现了很多永久化的集市。^[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