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滨都市圈的形成

（一）明治初期东京格局的变化

如前文所述，在江户时代，东京的市域分成三部分——武家地、寺社地、町人地，其中武家地占60%，町人地不过30%。町人地尚有名称，如骏河町、锻冶町等，而武家地不仅没有名称，连番号都没有，有不少地方只是被称为某某尊府等。有些甚至连这个都没有，人们只能根据其形状以及门前的家徽进行识别。在武家宅邸中，大名的宅邸又占了大半。大名的宅邸根据其等级与石米确定规模大小，土地都属于幕府赐予，大名不具有所有权。其中纪州藩的德川家宅邸有13万坪（一坪为3．3平方米），加贺藩前田家的宅邸有10万坪，属于御三家之一的水户藩与尾张藩也分别有近10万坪和5万坪。

明治政权成立后，到1869年，支持幕府的残余势力被彻底打垮。德川庆喜由于在最后关头对天皇政府表示恭顺，获得了宽大处理。新政府没收了幕府的大部分土地，但还是给德川家留下了原来800万石领地中的70万石。德川家的领地被限制于骏河和远江（今天的静冈县），由御三卿之一的田安家的6岁的龟之助承袭（龟之助即后来的德川家达，后成为公爵，曾经出任贵族院议长）。龟之助在1868年8月9日离开了江户，他本想走海路，但是由于担心被前幕府的拥护者——夏本武扬带领的海军劫持到北海道的虾夷地，便改走陆路，跟随者仅仅100多人。而最后的将军德川庆喜已经在7月23日回到骏府隐居，一直到1898年才回到东京。之后，在江户的德川家的家臣们也先后迁徙到了骏河，这些家臣们的俸禄也被削减到了原先的十分之一。幕臣们将财物与宅邸贱卖，只带着随身物品来到骏河。他们先寄住在寺社町人屋中，后散向领国各处，改行从事并不熟悉的农业生产活动。江户原先的谱代大名也被勒令离开江户，迁移到以前的旧幕府领地，如关东的上总、下总、安房等地。幕府陆军3000人被迁到了沼津，那里一下子变得非常拥挤。他们在那里兴办了沼津兵学校，教育子弟，由于他们掌握有当时可谓最新的知识，所以，该校后来倒为明治政府培养了很多人才。应该说新政府对于德川家族的处理还是相当大度的，本着息事宁人的态度，没有穷追猛打。这也是新政府能够在短期内控制全国局势的重要原因之一。

根据1873年1月14日太政官公告，各藩的城池中只有东京等43城及1处要害予以保留，其他被基本废弃。这些城池在维新后大部分变成了军用地，比如大阪城就成为第四师团的指挥部所在地。^[41]

江户在维新后经历了一场极大的混乱。1868年4月11日，天皇政府的官军成为江户的统治者。早在4月7日，政府就命令各诸侯及其家臣回归自己的封地。为此各大名都开始处理宅邸与土地，着手回归。5月，市政裁判所设立。新政府规定，为新政府服务的、原德川幕府的旗本以及御家人可以留在原来的住宅，德川幕府在江户的土地以及宅邸一律不得买卖转让，而由新政府承袭。对于各大名的宅邸土地，根据8月份发布的命令，各藩无论大小，在城内可以保留一处住宅，但是在城外则规定不一，如10万石以上的大藩可以保有两处住宅，以下的则只能保留一处，其他一律上交政府。当然，原先属于反政府的藩与属于官军阵营的藩在处理时是不一样的，有些藩得到了一些补偿与土地置换。由于德川幕府属下的八万旗本以及各藩大名的离去，江户的武家宅邸几乎空空如也。当地的房屋变得极其便宜，每坪只有二钱五厘，哪怕是土藏造的华丽住宅。但是到大正八年（1919），日本桥附近的土地已涨到每坪15000日元。

有些精明的商人看到了机会。有位叫广部清兵卫的人，他于幕府末期在日本桥经营蜡烛以及杂货店生意，他去世时，曾经担任东京市政裁判所首任长官的土方久元给他写了墓志铭，文曰：“明治初年，人心汹汹，朝不保夕，列侯宅邸，荒凉寂寞，不名一钱。”广部清兵卫曾云“江户是天下的枢要所在，后世必然复兴”，因而派人四处购买土地宅第。不久，江户改名东京，官商云集，很快土地房产价格暴腾，广部清兵卫以此获得暴利，成为鼎鼎大名的大亨，以至于首任裁判长都给他写了墓志铭。明治时代，广部清兵卫在神田区、日本桥区、麻布区、芝区等地区拥有大量的地产。其中在芝区就拥有7881坪，在神田区西小川町拥有1200坪以上，在麻布区的麻布市兵卫町拥有1100余坪，在同区的三河台町也拥有2500多坪土地。

还有一个商人叫乡纯造，他原本出身美浓（爱知县）地区的农家，后到江户做苦力，最后做到了幕府的御作事方勘定役。维新后，他在新政府供职，由会计局的组头升到大藏次官，1887年退休。在维新后的一段时期，他也到处购买房地产。1868年，他购买了菊町二番地的宅邸，900坪只花了56日元，每坪是6钱。此处原来是某位旗本的宅邸，建筑精美、庭院幽深。

1868年8月，政府开始将以前的武家地下赐给政府官员，也有借予的。但即便是这样，仍然还有很多空地、空房子。而后，政府又以置换的办法让滞留在京都的各藩人士来到东京。政府对这些宅第进行修理，然后无偿地借给各级官员，而这些官员原来在京都的房子都是要付房租的，且京都的房子都偏小。后来，由于修理费过大，到1869年4月，政府便停止了支付修理费的做法，改为官员可以依据其身份住进相应的住房，政府不再支付修理费。比如，四等官以上的官员可以住进400坪以上的房子，而九等官可以住进100到150坪左右的房子。最后政府干脆将房子减价卖给居住者，每千坪25日元，每坪2钱5厘。千坪中，上等为25日元，中等为20日元，下等为15日元。^[42]这样的价格与奉送无异。

尽管有些精明的商人在购买房地产，但是大量的土地仍然抛荒赋闲，为了盘活处于空闲状态的武家宅邸，政府推出了“桑茶”政策。因为当时桑茶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行情很好，所以东京府于1869年8月20日发布了桑茶令。该令规定，在广大的武家地，不拘武士、町人，只要有财力、有意愿皆可来此种植桑茶。这样很多町人就打破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进入了武家地。而且不久以后，凡是开垦地都处理给了个人。这是桑茶令所带来的土地所有关系的变化。不过，桑茶政策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

京都由于天皇朝廷的离去与各藩藩邸的搬迁出现了衰落的局面，于是也采取了桑茶政策。

实际上，桑茶政策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首先是习惯种植水稻的民众不熟悉桑茶的种植，而且政府也没有采取相应的鼓励措施，比如提供大量的桑茶树苗以及进行养蚕指导等。所以，桑茶政策对于政府急需出口桑茶以换取外汇方面，几乎谈不上有所帮助。后来随着官厅、官员住宅的建设以及军用地对土地需要的逐渐高涨，到1871年底，在东京府知事由利公正时期正式废止了这一政策。这一政策的废止也同迁都之后各藩的反对有关，在迁都之前，各藩因为财政困难，自顾不暇，纷纷从江户撤离，因而政府没收武家宅邸的政策没有遭到太多的反对。但是宣布迁都后，各藩都要派员到东京处理与政府有关的事务，因而对无偿没收武家宅邸纷纷表示异议。这也是桑茶令被废止的原因之一。

除了桑茶政策之外，政府还进行了农地化试验，设置了农业试验所。明治政府在农业方面学习西洋，走农业现代化之路，如培育良种、培训农业技术人员、从事农业生产技术研究、推广农业机械，等等。当时明治政府将青山与麻布一带的大名宅邸建成了第一官园与第二官园。1872年，在新宿附近原内藤赖直的屋邸兴建内务省劝农寮直辖的动植物试验场计18万坪，此地为新宿御苑。1874年又购买了三田四国町原来岛津氏的屋邸约4万坪，建立了一个新的试验场，即“三田育种场”，3万多坪花了15000日元。钱没有付给岛津氏，而是给了4个拥有此地地权的平民——福岛嘉兵卫、福岛浅太郎、冢本太七、广濑贞右卫门。

前幕府时代御三家与御三卿的土地和房屋面积很大，由于区位好且宅邸华美，都由政府机关占据，纪州藩的土地还被编入了皇居。陆军在东京各地以及近郊设立了很多兵营、练兵场、军火库以及军工厂。海军除了占据旧幕府军的基地——隅田川的下流域之外，还在城内的筑地、京桥一带抢占了以前的武家地。水户藩在小石川一带后乐园的土地成为陆军的炮兵工厂以及兵器总厂。尾张藩的土地以及在市谷的宅第成为陆军士官学校和幼年学校，最后演变成为自卫队用地。该藩所有户山山庄的庭院成为陆军的户山学校，现在则是独立户山公园的一部分。在筑地的安艺、尾张、桑名、淀、一桥等藩的宅邸，因为近水，便成为海军省的用地。

此外，加贺藩的宅邸成为帝国大学的校园，而原来幕府的私家寺院——宽永寺与增上寺的大半都被辟成了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上野公园与芝公园。^[43]

如此处理武家地，自然是为了充分利用土地资源，但是武家地的消失也是庭院文化的一种损失。其实宽广的武家地主要不是用来居住，而是用来造园，所以武家宅地的大部分都是形形色色的园林，内有假山、亭台、回廊、水池、各色林木花草等。在这些地沦为农业用地或者军用地以及町人地之后，这些园林景观基本上就消失了。

1877年政府各官厅所在地分布情况^[44]

1871年7月废藩置县政策实施，旧藩主以及华族都离开了原来的藩，丧失了他们对领地的统治权，重新来到东京居住。

此时的皇族、公家以及政府官员在挑选住宅地时，大都偏爱那些地势较高、较为干燥的地方——高燥之地。东京的地势，东部町人区——下町较为低湿，而西部、南部相对较高。在江户时代，虽然也有很多大名建设宅邸于高燥之处，但是水的魅力似乎更大，当然也是为了交通的便利，因为当时主要依靠水上交通，他们也很喜欢在临水的低洼地区建设宅邸。但是，地势低洼处终究不利于居住，所以，不久之后皇族首先借火灾之机从地势较低的下町迁出，向西、向南寻求较高的台地，他们尤其偏爱那些朝阳的斜坡。当然，水也没有完全失去它的魅力，明治政府请来西洋设计师孔特，沿着隅田川开发了大量的房屋建筑。不过更多的人还是从健康的角度考虑，选择了地势高、阳光充足、空气流通更好的台地。这也是当时的房地产开发人士在西、南的涩谷、目黑、淀桥等地大量购买土地，尤其是南向的斜坡的主要原因。

（二）明治时代东京人口的变化

1．东京各区的人口变化

据日本学者小木新造的调查，明治初年东京六大区的人口统计情况有两种资料：一种是1872年做成的《壬申户籍》，于同期做成的《东京市史稿》所依据的《明治五年壬申年本籍职分总计留》。前者现在看不到了，只留下了一些数据，后者还可以查阅。另一种是《东京府志料》，这是1873年陆军省花3年时间做成的。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只计算在籍人口，而后者不仅计算在籍人口，还计算了流动人口。但是，后者没有前者准确，两者相差近10万人口。

《明治五年壬申年本籍职分总计留》《东京府志料》六大区人口对照表

明治五年东京市部人口集计一览表（由《东京府志料》计算而出）

由上表可知，1872年东京市区六大区的人口为578290人，同幕府时代江户人口最盛期相比，减少了72万人，少了一半以上，这是罕见的。如果加上周边郡部人口——30．39万余人的话，整个东京府的人口总数为88．22万余人。

经过明治维新30多年的近代化，日本的人口开始逐渐向城市移动。

东京人口数量在1872年跌到最低谷之后，由于迁都以及废藩置县，再加上殖产兴业政策、文教事业、军备的近代化，人力、物力开始向东京集中，人口开始逐步回升，但是，一直到1897年（明治三十年）才超过幕府江户最盛期时的人口。

东京人口变迁一览表（1869—1897）^[45]

续表

在明治维新后的30多年内，东京十五区中人口增加最值得注意的是山手地区与下町一带。山手地区人口增加的比例最高，而下町在人口的绝对数量增加方面则非常惊人。

考察明治五年到明治二十二年的各区人口增加情况，其中山手地区的曲町、本乡、小石川与下町的浅草、神田、日本桥的人口增加情况见下表。

山手、下町各区的人口增加情况（明治五年和明治二十二年）

显然，各区的人口都有很大的增长，但是各区内各町地的人口增加不一样，其中武家地增加显著，而町人地增加则较慢。当然明治二十二年东京的人口增加也才刚刚起步。而且在东京新增加的人口中，除了本籍人口的自然增长外，外来流动人口占了绝大多数。

由上表可知，1886年，相对本籍人口而言，现住人口的增加率为61%，1887年为60%，1888年为66%。到1889年，扣除原有人口基数，增加人口为55．87万余人，增长率达到68%。而且在曲町区、京桥区，外来的人口数超过了本籍人口。在日本桥、芝、麻布、赤阪四个区，这个数字也达80%。人口增加最多的是京桥区、日本桥区、芝区的下町，仅仅京桥一区的人口增长便超过了麻布、赤阪、四谷三区的总和。位于人口增加第二层次的是浅草、本所、深川三个区，其中整个下町的人口增长率是非常惊人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男女性别比例问题。根据明治二十二年《东京府人员统计表》，就本籍人员而言，男子人口比女子多17008人，这个差别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从现住人口中扣除本籍人口，则男性人口比女性高出11．37万余人，由此可见，在流动人口中，男女人数的差别是巨大的。这反映了当时外地人口中来东京做工做事的以男性为主。而且曲町、日本桥、京桥、芝、麻布、赤阪六区的总人口中，扣除本籍男性人口，外来男性人口的绝对数量都超过了本籍人口，因而出现了男子过剩的现象。而从上表可以看出，在明治初年，东京人口中的男女比例是正常的，当时的差距只有20010人。

2．行业人口的变化

根据《明治五壬申年本籍职分总计留》，当时东京的各行业人口分布情况是：杂业107316人，居第一位，商业人口83358人，农业人口69343人，工业人口53052人；农业人口主要分布在新划定的辖区——板桥口、千住口、品川口、新宿口。在六大区内，从业人口多少的顺序依次是杂业、商业、工业。工业主要是家庭手工业，杂业内容不明，应该是同商业、工业有关联的职业。农业人口在六大区内有14627人，主要是因为在武家地实行了桑茶政策。

明治十五、二十一、三十三年商业、工业、农业从业人口比较一览表（东京15区以内）^[46]

续表

由上表可知，一直到明治二十一年，也就是1888年，东京的人口行业分布都尚未有明显变化，商业人口同以前相比稍有减少，工业人口处于停滞状态，农业人口急剧减少。但是到了1900年，商业与工业人口开始急剧增长。1888年商业人口是70633人，到1900年增加到238893万余人，增加了大约2．4倍。工业人口由同期的44338人增加到113598万余人，增加了1．56倍。显然，在1888年以后，东京的人口行业分布发生了突变，以前还只是处于量变胎动阶段。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变化，原因是工业化的飞速进行。正如石眆裕道说：“在明治维新的最初的十年内，在京桥兴起了印刷业，在芝地区兴起了纤维工业，与此同时，在芝的全区域开始了金属工业的发展，而在江户川流域以及下谷、浅草的部分地区，工厂开始大量出现。另外在深川地区也发展起了现代建材业，如窑厂、砖瓦制造、陶瓷业等。这些都显示了这期间产业发展的新势头。”^[47]

（三）京滨都市圈各区域的发展

明治维新后，日本变成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东京成为日本的首都。在政府的计划下，全国范围内的人力与财力都以东京为中心实现调配。与此同时，由于近代以来的世界由多极向全球化发展，日本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一分子，东京也被置于世界经济分工合作的网络之中，其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1910年前后的东京、川崎

东京成为首都之后，首先就有了一系列的政府机构进驻，如皇宫、国会、最高法院、中央政府的各省部机构等。作为国际化时代的一员，东京又有外国使领馆、外国商社存在。由于日本政府体制的特点，靠近权力中心的地方容易获得资源与信息，所以各大商社都将总部设在东京，东京也因此而成为各大金融机构的总部所在地。此外，东京还集中了大量的文教机关，如高校、出版社、报社，等等。这些都导致了资本以及人口向东京的快速集中。

因为上述因素，再加上自然条件优良，平原辽阔，水陆交通便利，易于获得资本以及劳动力，且市场广大，在短暂的萧条之后，随着殖产兴业政策的开展以及工业化的飞速进行，东京的城市面积与人口迅速增长，很快由中心地带向周边地区膨胀，迅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生产与消费城市。

东京之所以成为中心，也同明治政府构建的以东京为中心的近代交通网有关。1872年，新桥到横滨的铁路开通。1883年，上野到熊谷间的铁路开通。1889年，新宿到立川之间、新桥到神户之间的铁路开通。1891年上野到青森之间、1896年田端到土浦之间、1897年本所到铫子之间的铁路陆续开通。1898年又开通了常磐线，接着1901年开通了新桥到下关线，至此东京的铁路可以一直到达本州岛西部。1905年上野至新袅、1904年饭田町到中野之间开通电车。再加上东京市内的电车线路，这样东京的中心部位同全东京、全日本都连接了起来。这些都促进了人力与物力向东京的流动。^[48]

1．东京市内各区的变化

东京最中心的区域自然是官僚机构所在地。皇宫是东京以及全国的中心。在宫城内有以内阁为首的枢密院、内大臣府、宫内省等机构。在大手町，拥有统辖政府各机构的内务省，还有管理财政的大藏省以及拥有数千员工的印刷局。在西日比谷有司法省、大审院、控诉院、东京地方法院等。在附近的霞关，有海军省、海军军令部、外务省。在永田町，有陆军省、参谋本部、矿山监督局等。这些相互近邻的机构构成了东京市中心的官厅街。官僚队伍在1886年有40700余人，1897年为65700余人。1907年为52200余人，1920年为30．82万余人，比1886年扩大了6．5倍有余。官员分很多级，年薪差异很大。1910年最高级别的敕任文官的年薪是6200日元，最低级别的判任官的年薪是40日元。^[49]

由于明治维新系自上而下的改革，东京作为首都自然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政府在明治初期为了劝业而兴办的模范工场以及官营工业主要集中在东京。

明治初期东京的官办企业^[50]

续表

其中关口制造所是从旧幕府继承下来的，后来经过扩充，变成了东京炮兵工厂，生产步枪、火炮，并制造火药等，著名的村田式步枪即由此厂诞生。明治政府接手石川岛造船所之后，又将鹿儿岛机械所的一部分设备同其合并，此后规模逐渐扩大，成为最主要的海军船舰军械制造所。

到19世纪80年代实行官企民营化时，生产水泥和炼瓦的深川工作分局、生产玻璃的品川工作分局都被廉价处理给了浅野总一郎和西村胜三。

实际上，在19世纪80年代工业革命之前，东京就已经兴起了很多民营企业，具体见下表。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东京各区产业分布的大致情况为：京桥是印刷业、江户川流域是杂货业（造纸、染物、铅笔制造）、浅草是皮革精制、深川是精米业。80年代以后，芝区兴起了金属工业，深川发展起了窑业。不过，本所、深川是产业革命之后才发展起来的。

日本的产业是在政府扶植资助之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大商人、大企业家同政府的关系都十分密切。比如赫赫有名的三井公司，它原本是一家从伊势国（三重县）到江户开设吴服店并经营汇兑业务的企业，明治维新后便成为政府的御用商人，在政府的支持下，先后创设了三井银行、三井物产等企业，逐渐形成了后来的大财阀。还有三菱，如前所述，它也完全是在明治政府的扶持下成长壮大的。还有不少商人在幕府末期以及明治初年利用社会动乱聚敛了不少财富，后又同新政府合作，通过廉价购买官营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如安田善次郎、浅野总一郎、古河市兵卫等。这些企业主原本不是武士就是商人或者村庄的村干一类。还有涩泽荣一、五代友厚等都属于政商。

在19世纪80年代日本产业革命之前，首先出现了金融投资热，开办了不少金融机构，它们的设立为日本产业革命提供了必需的资金，而这些金融机构的总部都是先在东京设立，然后遍及全国。1882年，政府出资一半的日本银行成立，该银行主要从事银行券的发行。1879年，专司对外金融贸易的横滨正金银行开业，其资金的三分之一由政府提供。1899年，其在东京日本桥开设分店（实际上为总行），到1818年资本金增加到了1亿日元，专门从事对中国的投资以及募集外债，并发展成为世界性的汇兑银行。1897年资本金1000万的劝业银行设立，该银行主要为农业与工业的发展提供长期的低息贷款。1900年，由政府牵头成立了日本兴业银行。1896年，又成立了东京府农工银行。随着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日本的产业获得了加速发展，银行资本也以惊人的速度增加：1904年资本金额为13885万日元，1913年为27654万日元，1919年为56247万日元。存款额在1913年为61128万日元，1919年为323984万日元。三井、三菱、安田、第一、川崎第百、十五、吉川、日本昼夜等大银行都将总部设在了东京，而住友、野村等其他关西大银行也在东京中心部位设有大营业所，从而构成了全国性的总店与分店系统。

产业革命以后，东京本地的企业数量更是大大增加，领先于全日本。

产业革命期间东京民营工厂的数量变化^[51]

1897年，日本全国会社数量是6077家，支配资本金额或者出资额为53250万日元。1920年会社数量增加到20917家，支配资本金额或者出资额为823810万日元。总之，这期间的会社数量增加了将近2．5倍，所支配资金或者出资额增加了14．5倍。而东京府会社数量在1920年为2691家，所支配的资金额或者出资额为275600万日元，会社数为全国总量的六分之一，资本额或者出资额接近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当时的东京不仅是日本的金融中心，也是名副其实的经济中心。^[52]

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期货贸易也开始出现。1891年，东京设立了期货交易所。1897年，全国期货交易额为74790万日元，1920年达到7371395万日元，增加了近百倍。而东京期货交易所在1897年的交换额为55289万日元，到1920年达到3269145万日元，增加了58倍，占了全国的半数以上。^[53]

1877年，资本额为20万日元的股票交易所设立。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日本的股票市场日趋成熟，资本金达到了120万日元。在日俄战争的景气高峰时，达到了400万日元。大正六年（1917）增加到2000万日元。此外，现货交易所、米谷交易所等也相继成立。

东京输出的货物在1926年为2964932余万吨，其中输出关东六县的为第一，占66%。其次是东北方面，为23%。中央线方面的山梨、长野、岐阜为7%，东海道的静冈、爱知、三重为6%，近畿为4%，北陆为3%，再次是九州岛、北海道、中国、四国、朝鲜、桦太等。

据统计，1919年东京府内各地区的会社数量分布如下：第一位是京桥，有595社；第二位是日本桥，有524社；第三是神田，有335社；第四是本所，有257社；第五是深川，有190社；第六是曲町，有146社；第七是南葛饰郡，有127社；第八位是本乡，有121社；第九是芝，有121社；第十是浅草，有118社；第十一是北丰岛郡，有111社；第十二是荏原郡，有86社；第十三是丰多摩郡，有82社；第十四是小石川，有49社；第十五是麻布，有46社；第十六为牛入，有25社；第十七为西多摩，有24社；第十八为赤阪，有14社；第十九为八王子，有14社；第二十为北多摩，有13社；第二十一为南多摩，有13社；第二十二为四谷，有4社等。城市中心区分布最多，其次是传统的工业区本所，深川次之。而以住宅、农村田园为主的小石川以下地区最少。

从所拥有的资本金来看，这些地区的位次顺序又有所不同。第一是日本桥，为75200万余；第二是曲町，为61400万余；第三是京桥，为35200万余；第四是南葛饰郡，为9200万余；第五是神田，为7400万余；第六是北丰岛，为6300万余；第七是深川，为4000万余；第八是本所，为3900万余；第九是荏原，为3200万余。前三位的日本桥、曲町、京桥都在亿元以上，占了压倒性的优势。郊外次之，至于主要是住宅地的区域则更在10位开外了。^[54]

在房地产开发方面，以丸之内最为典型。此地由岩崎弥之助在1890年花了150万日元从政府手中购入，原来是政府的兵营。1892年这里开始进行写字楼的建设，但是发展缓慢，当时只有两条电车线路。一直到明治末期，事务所也不过49家。丸之内的真正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景气时期，再加上大正三年（1914）东京火车站竣工，此地成为东海道的起点，铁路由此可通向西日本各地，从而使当地成为全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各项建设欣欣向荣。之后在政府机构向丸之内集中的同时，国内外各大会社都选择在此地建立总部，最终丸之内变成了写字楼一条街，成为东京的百老汇。^[55]

2．东京周边地区的发展

沿着东京湾南部发展的是隅田川出口处的月岛、筑地以及一系列的海上填埋地，以石川岛造船所与川崎造船所为核心，形成了船舶、车辆、桥梁、机械等制造中心。

东京南部地区虽然地理条件甚好，靠近横滨且有东海道从这里经过，但是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景气时期，这里才开始真正发展起来。这里的工业带不断向南延伸，同川崎、横滨连接，从而形成了东京—横滨工业带。

东京周边地区发展最为迅速的是横滨。横滨原本是关东、东北产品的输出地以及海外产品的输入地，也是东京同国外交往的一个窗口。横滨所在的神奈川县在明治四年（1871）与金泽藩、小田原藩、荻野山中藩、韭山县合并成新的神奈川县。

首先是贸易有了显著的发展。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横滨的进出口贸易越做越大。明治三十一年（1898）贸易额是1．9亿日元，到一战后，随着对美输出的迅速提高，达到了19亿日元。贸易商社与银行鳞次栉比。由于出口的需要，神奈川县的相模平原、秦野盆地变成了大片的桑原以及棉花种植地带。与此同时，工业也开始发展，到明治末期，整个神奈川县已经有813家工厂，其中5马力以下的工厂为650家，染织工厂为417家、机械工厂为52家、化学工厂为24家。超过总数半数的染织工厂的动力是5马力以下的日本型水车。缫丝工厂有288家，主要分布在农村地带。明治四十四年（1919）横滨市制定了关于工厂的市税免除优惠政策（即在特定区域投资建厂，5年免市税），从而吸引来了大批的资金。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横滨的船舶、电线、机械、化学、饮食等工厂如雨后春笋。大正九年（1920），工厂数是1706家，职工数有33065人。大正八年（1919）的生产额是24000万日元。随着区域面积的扩大，明治四十四年（1911）兴建了市役所厅舍。大正三年（1914）修建了横滨新火车站。大正六年（1917），新栈桥完工。大正八年（1919）改修了新道路，并实施城市规划。明治十八年（1885）人口是18万，到大正九年（1920），人口达到了57万。横滨由此成为近代工业与贸易城市。^[56]

神奈川县的川崎位于东京与横滨两大城市之间，幕府时代是东海道五十三驿站之一，在多摩川的出海口。明治维新后，川崎是东京到横滨铁路上的一站，后来东西向连通日本太平洋沿岸主要地区的东海道铁路修通后，川崎的交通更加便利。相对东京而言，其地价低廉，排污以及水陆交通都非常方便。明治后期到大正年间，此地开始发展。明治四十年（1907），以横滨制盐工厂在此投资为开端，横滨精糖（明治精糖）、东京电器株式会社、日美蓄音器商会、日本钢管、芝浦制造所、东京制线等纷纷来此设厂。进入大正年间，这里更加兴盛。富士瓦斯纺织、味之素、东洋钢材、浅野水泥等东京的资本大举进入，人口迅速增加。明治三十一年（1898），川崎人口不过5600人而已，但是到大正七年（1918）已达到了37000人。^[57]

东京东面的千叶县，明治维新后由旧幕府时代的安房、上总、下总的16个藩组合而成。千叶县府所在地的千叶在幕府时代属于佐仓藩，虽然不属于城下町，却是日本东北部分地区向江户输送物资的一个主要港口。明治六年（1873），千叶县厅设置于此，此地遂成为千叶县的行政中心。之后法院、学校等机构陆续在此设立。日俄战争后，铁道第一连队、陆军材料厂、陆军步兵学校、陆军防空学校相继设立，此地在成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同时也变成了一个军都。明治二十二年（1889）之前，千叶的对外交通主要是水运。二十二年后，修通了房总铁路，千叶同东京的联系更加密切，因而逐渐融入到了东京的商业圈中。明治三十七年（1904），总武铁路修通之后，东京的一批白领也开始向此地移居，千叶逐渐变成了东京的近郊，成为东京的卫星城市。明治三十一年（1898），千叶的人口是26000多人，到大正九年（1920）为33000多人。大正十年（1921）实行了市制。^[58]

东京北面琦玉县的川口原来是一个小小的驿站，幕府时代以铸造业为主。明治维新后，此地开设了东京炮兵工厂。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兵器订货量的增加，此地获得了飞速的发展。距离川口北面不远处的浦和，原来也是一个驿站，明治二年（1869）在此设置了琦玉县的县厅，当时只有400多户人家。随着此地变成县府所在地，各种政府机构以及师范学校等相继在此建立，浦和就逐渐成为琦玉县政治与文教中心。明治十六年（1883）浦和成为高崎铁路的一站，流动人口与常驻人口逐渐增加，到明治末年户数增加了近9倍。到大正年间，当地产业开始兴起，人口又增加了2到3倍，此地逐渐成为从东京迁出的白领的居住地。尤其在1925年关东大地震以后，大量的东京人口外迁至此，这儿也逐渐变成了东京近郊性质的地方。其他还有大宫、立川、市川、松户等，它们原本都是相对独立的城市，但是随着东京都市圈的发展，它们逐渐与东京融为一体，变成了卫星城市。在东京都周围各县中，虽然神奈川县的经济实力更为雄厚，但是若论同东京的融合程度，琦玉县排在第一位。^[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