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殖民者倚仗近代化所赋予的强大力量，陆续征服了非洲、美洲以及亚洲的很多地区，不少文明古国先后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日本在1853年被迫开国后，随着对国际形势了解的加深，危机感越发强烈。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代表的近代化派之所以联手倒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认为依靠幕府难以维持国家的独立。所以，他们在明治政府成立后不久就迫不及待地带领日本展开了近代化进程。1873年，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为首的岩仓使节团考察西方回国后在给政府提交的报告书中说道：当今世界事务，“非理论与口舌所能奏效，没有实力，我们就不能达到我们的目的”，然而，“要想具备实力，不是只学其皮相、装潢一下门面就能达到的，我们必须整理国政，谋民力之富强，开文明进步之道”。[3]大久保利通的说法更是一针见血，“盖实力乃国之精神，政之基础”，日本要想“宏强大之威德，扬隆盛之治化”，头等大事就在于“实力的培养”。如果“不察宇内之通论达旨，徒求体裁之完美，专务规模之虚饰，唯从皮相之着色”，“国权何由得扩张，国民何由得安宁？”大久保提出，政府必须将所有力量投入“国本的培养之上”[4]。因此，自从1874年大久保政权成立后，明治政府就将全部力量投入到了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活动中。从原则上看，在那个时代，应该说明治政府这样的方针没有错误，事实上也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但是这一政策对日本近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一直滞后。
东京市区改造就反映了这一特点。在第一期改造当中，之所以将主要财力投放在上水道的建设上，并不是因为明治政府的施政方针有所调整，实在是因为上水道的水体污染招致的瘟疫导致人心惶惶以及大量青壮年人口的死亡，严重威胁到了政府的富国强兵大业。但是，随着上水道体系建设的完善以及防疫手段的进步，传染病的发病率大大降低，此后，对于下水道的建设，明治政府就失去了改造的紧迫感，他们认为扩张军备远比市政改造更为重要，所以，在大部分下水道工程尚未施工的情况下就草草结束了市区改造工作，以致东京的下水道建设一直延至昭和年间才基本完成。在市区改造以及后来的东京震灾复兴计划中，日本政府最重视的是街道建设，因为这直接关系着产业的发展与商品的流动，关系到富国强兵的大业。从1888年起，日本政府开始执行向大陆扩张的政策，致力于军备近代化，大力加强陆海军，为此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这也导致日本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缺乏资金，长期滞后。为此，东京震灾复兴计划原来40亿日元的庞大预算被压缩到只剩4亿多日元也就不难理解了。除了街道、桥梁之外，民生设施也多被忽视，如前文所述，各地贫民窟依旧居住拥挤，环境脏乱，疾病流行。
在资本积累时期，为了同不计成本运营的国内家庭手工业以及技术先进的外国产品相竞争，日本的工厂就出现了前文所说的黑暗一幕。日本企业主在政府的保护下，为了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极力压低工人的工资，大量使用童工、女工，生产条件与劳动环境都极其恶劣，且昼夜开工，从而上演了一部纺织业领域的“女工哀史”。说日本近代经济的腾飞是建立在下层民众的血泪之上，一点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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