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不难发现，世界经济每次衰落都会激起新一轮的知识创新和技术发明，为下一轮经济复苏与增长提供动力支撑。”[5]上世纪初，经济学开始关注创新行为，熊彼特在代表作《经济发展理论》中指出“创新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在生产体系中的重新组合，具体分为新产品、新技术、新市场、新能源和新组织”。上世纪中叶，后人又发展出技术是创新论和制度创新论两大分支。其中，技术创新论者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科学技术是通过技术创新具体实现的。制度创新论者把经济增长的原因归结为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而制度创新是激励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发展什么?怎样发展?一直是经济学要回答的主要课题。对此，新古典主义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的答案是资本全要素投入和技术进步，即技术创新直接促进生产发展，同时催生了新的社会制度。在近代，每一次关键技术获得突破，随之而来必定是世界范围的贸易重心迁移以及社会制度变革。与之相反，新制度经济学者们坚信“好”的制度才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原因，技术创新只不过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子集，即高效的组织结构加上恰到好处的激励制度，才导致了西方世界的近代崛起和产业革命的渐次爆发。因此，各国不约而同地加强并突出了知识产权生产和运用在国民经济增长引擎中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如何在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制度，使其一方面加大制度功效，更贴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降低制度成本，更符合科技进步的自然规律。作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缔造者和受益人，发达国家及其旗下的跨国公司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制度的完善与推进，从法制建设、公民教育、国际贸易、国际外交等多个层面都表现强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通过参与和发展自身的知识经济中前所未有地呈现出全球化、信息化、知识化的发展特征，并试图实现对本国经济阶段赶超和跨越，这一点在新兴市场国家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金砖四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领头羊无疑成为众矢之的。特别是在面对经济危机和后工业时代的挑战，许多人把目光集中在知识创新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采取激励创新政策以保持和促进经济增长。知识作为全要素资本在同融资、国际贸易甚至国际政治的博弈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权衡利弊中发展中国家必须作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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