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四国知识产权保护概况

纵观金砖四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发展与变革具有以下几个特征:一是知识产权制度的外来性。虽然知识产权制度并非这些国家的内生性制度，但由于历史和政治的原因，该制度在这些国家确立的时间相对较早，因此具有很长的历史和丰富的内涵。二是与全球知识产权制度的紧密性。金砖四国都是本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军事大国，普遍处于世界政治经济的核心区域，金砖四国中有两个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另外三个成员国也是非常任理事国，频繁的国际交往使得这些国家的知识产权制度与国际知识产权体系联系紧密，也正是源于此，金砖四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因国际知识产权制度的变革而不断发展变化，整体方向还是逐渐向发达国家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标准和要求靠拢。三是金砖四国拥有的知识产权绝对数量偏少。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当今世界90%以上的发明专利和98%的全球技术转让及其许可收入都为发达国家所掌握，全球15%的富国人口拥有世界上绝大多数创新技术成果。^[8]

3.3.1.1　结构特征

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经济全球化进程被大大推进。知识产权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处于重要位置。在这一进程中，介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金砖四国在知识产权制度的建立、选取和国际化方面无疑有着与前两者截然不同的结构特征。对此，美国学者约翰巴登John Barton指出:无论是富国还是贫国，知识产权都是其经济发展的工具，“知识产权保护越严越好”只是一部分国家、甚至是一部分利益阶层的观念。必须避免照搬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殖民模式，使发展中国家真正收益。一直以来，知识产权保护被称为“富国的粮食和穷国的毒药”。知识产权本质上是商业权利。在功能上知识产权制度与税收制度有相似性，并非简单地越多越好。但目前的国际趋势却一面倒地认为知识产权保护不够，越严的知识产权就是越好的知识产权。发达国家的跨国企业通过游说政府的方式，对外宣称知识产权越高对商业和公众越有益，此举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引起了逆反效应，在这些国家从政府到民间一个普遍的声音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保护得越少越好”。

发展中国家整体科技实力依然较差，中低收入国家GDP约占全球GDP的21%，而研发支出不足全球的10%。知识产权利润主要来自普通消费者，当消费者收入较低时，知识产权可能与基本人权相冲突。作为知识领域均衡调节的手段，知识产权应该具有合理使用^[9]功能，对这些人加以救济。

虽然金砖四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绝对消费比重远低于于发达国家平均值，但就其自身GDP而言，不论在存量还是在增量上，知识产权方面的消费远远大于供给，即便是将盗版及其侵权行为的供应量算在其中，整个知识产权的市场依然呈现出严重的不饱和状态，例如中国商务部的调查结果表明，中国消费者对品牌的认同程度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消费者的平均值，而且对国外品牌的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自主品牌，这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品牌侵权的动机。另外，在上世纪中后期，金砖四国普遍选择将文化市场作为对外开放的突破口和实验区，使海外文化产品(当然以发达国家为主)一直保持高密度的进口态势，而当时发达国家在一定程度上采用了宽松——甚至是带有优惠补偿性质——的知识产权策略，通过这种方式对金砖四国的文化市场逐渐塑造出一种路径依赖模式，甚至令印度引以为傲的宝莱坞电影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虽然在开放的过程中金砖四国的文化产业走向了世界而且获得了空前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但落实在利润和市场占有量上的差距却越发呈现两极化趋势，即每一次冲击国际文化市场，其结果却是国内市场外在依赖性的不断强化。

3.3.1.2发展特征

金砖四国在建立本国知识产权制度进程中，虽然在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上与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的制度范式保持了基本一致，并且在很多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性，但在实现路径、依靠力量和内部结构等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就知识产权推进创新实现而言，整个金砖体系呈现出不平衡性。那么，差异性根本原因为何，金砖四国在建设本土知识产权制度过程中都表现出哪些倾向呢?在本节作者试图分别从实用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分析各国在知识产权政策制度和选择上的不同倾向，以期达到对金砖四国知识产权推进创新实践背后有一定本质上的把握。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几种倾向与金砖四国并非绝对的一一对应，有的国家甚至同时存在两种以上的倾向，而后面章节对金砖四国各种倾向的分别表述，一方面是为了方便论述，另一方面考虑到金砖四国在上述几种倾向中分别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知识产权的全球化，是金砖四国在本国经济增长中必须面对和必须妥善处理的重要问题，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关于知识产权的问题和事务都显得更为迫近，因为世界各国都讲复苏的希望从实体经济转回到虚拟经济，而后者明显与知识产权休戚相关。所以，本节的主要任务是分析金砖四国在崛起过程中遭遇的知识产权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