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依附型知识产权战略的核心内容

印度崛起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作为仅次于美国的高科技人才大国，印度经济不断地将潜力变为动力。印度的“十五”期间(2002年～2007年)，年均GDP增幅都在10%左右，持续的高速增长让全世界看到印度经济的内在潜力。其实，良好的经济指标背后，外部依附的知识产权战略成功实施是直接推手之一。具体来说，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了作用:

一是自下而上的创新结构，增强了知识产权灵活性和参与度。印度的知识产权生产体系中，政府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小，以本土传统的精英教育模式为主，印度现有大学229所、认证大学96所，尤其以印度理工学院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印度的知识产权产品生产提供了持久智力支撑^[12]。私营企业创新活跃，印度政府认为自营企业才是知识产权创造的主体，在自由化政策之前，印度虽然也在模仿和引进海外先进技术，但内部经济环境相对封闭，企业受到掣肘，缺乏创新需要。1991年印度经济全面开放，私营企业面临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主动谋求创新变革。制药业、汽车设计和部分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日益增加。以制药业为例，目前越来越多的印度医药企业从生产常规药剂和为海外企业提供研发服务转向自主研发。2000—2004年，印度药物R＆D投入从20亿卢比(3亿人民币)猛增至80亿卢比(13亿人民币)。

二是海外专业人才回游，使印度知识产权研发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印度留学生多数会选择在发达国家首先就业^[13]，很多优秀的人才长期“潜伏”在跨国公司的核心部门，使他们掌握了先进的技术和知识。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受到历次经济危机或企业裁员等因素影响，很多人才选择“回游”创业，对此印度政府也抓住机遇积极吸引。这些人才不仅带回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知识，而且与海外科研机构联系密切，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知识产权壁垒。可以说，这些人是印度实施外部依附型战略得以实施的“轴心”环节。

三是研发热点特色分布，有效降低了知识产权交易成本。印度仿照美国硅谷模式把科技重心进行重新规划布局，在班加罗尔等几个少数城市高密度投入基础设施建设，使其迅速成为知识产权生产密集区，将印度科学院、TATA基础研究所、国家生物科学中心和尼赫鲁科研中心置于其中。此外，印度还在海德拉巴、孟买、新德里和钦奈等地根据不同的产业分布定位，有针对性地吸引众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机构入住。例如，海德拉巴重点分布IT培训机构和政府研究机构;新德里则集中了全印度一流的教育科研机构^[14]，新德里及其卫星城则侧重信息技术外包服务和全球咨询服务^[15]。钦奈一直是跨国研发中心以及印度汽车制造业汇集地。孟买作为印度的经济重心始终保持多样化发展特色，信息、制药、工程和“宝莱坞”文化创意产业吸引投资者纷至沓来。

四是借鸡孵蛋成功融资，有效降低了知识产权投资的风险成本。知识产权产品创造是一项高投入、高风险的经营行为，由于本国财力有限，印度一方面通过广泛建立技术孵化中心和创意工作室来降低知识产权企业的运营成本，另一方面通过积极寻求海外风险融资，帮助优势项目在印度迅速落地。从2000年开始，印度境内的企业风险资本数额显著提升，大量美国风险资本公司在印度都设立了办事机构。技术孵化中心在印度也已开始逐渐启动，来自美国和新加坡的外籍印度人积极支持印度的技术孵化项目，用以帮助那些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公司。

在一些传统观点看来，中、印两国经济似乎可用“传统与现代”加以区分界定。当然，这种界分标准过于武断和主观甚至含有贬损之意，但也并非全盘谬论。就像印度经济学者惯于将本国经济贴上“信息经济”抑或“知识经济”的标签，以此来表明与传统经济的不群所在。根据投行摩根斯坦利的报告结果:2003年印度GDP的50.8%来自服务业，62%GDP累计增长同样来自服务行业。实体制造业已连续6年停留在27%左右。这说明印度经济的增长是看不见的增长，如软件产品、咨询服务等等很难给人留下感官刺激，但换来的真金白银却是实实在在的、而中国的数据指标恰恰相反，2003年GDP的50%来自实体制造业，服务业仅占33.1%，十年间上升不足2%，比重在的高位仍在攀升。

印度所以采用这种非常规发展模式理由有四:一是开放较晚，获得了更为有利的后发优势。印度对外真正开放是在1991年，恰好赶上全球信息化革命方兴未艾，使印度实现跨越式发展成为可能。二是人力资源结构特殊。印度传统的精英化教育模式，虽然牺牲了大多数人口的综合受教育程度，但是培养了绝对数量较多的专业人才，可以直接进入信息化经济的核心区域。三是基础设施无法以工业崛起的基础条件。由于印度经济在很长一段时期入不敷出，导致在基础设施领域存在“欠账”，加之资金不足以支撑重工业领域的投入需求。四是“绿色革命”引发环保观念高涨。一时间工业化思维遭到冷遇。五是农业承载力较大，工业化意愿不强。由于印度耕地资源相对丰富，面积世界第二，农村劳动力的转移需求并不急迫。因此，处于主观意愿和客观制约等多重因素权衡，印度选择了更为契合本土实际的服务业为经济增长的突破口。印度独特的发展模式可归为三点:

一是靠人不靠物，即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源而非物质资源发展经济。二是靠法不靠赌，即在确定发展方向后积极营造知识产权等相关制度基础，并注意政策的延续性，避免出现盲目投机主义发展倾向。三是靠企不靠官，即避免政府直接参与，充分鼓励企业参与知识产权研发。其中，良好的制度基础设施对印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以印度金融体系为例，其实在改革之前印度的金融实力一直很弱，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政府面临破产边缘。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印度在十余年前被迫开展了金融自由化改革，由于自身能力有限，印度并没有匆忙行动，而是把主要精力用在金融体系的制度建设上，尤其是围绕信用进行了相关法律法规的大规模改造，进而在全社会形成了诚信、守约的制度传统。世界银行的分析报告指出，在亚洲证券市场的上市公司中，只有印度公司的资产回报率名列前茅，印度股指去年累计上升了64.19%。2006年，印度服务业超过了农业与工业总和，占到整个国民经济总量一半以上，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三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