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摸索中开始的合作

1889年3月24日，两名法国人率领一帮随从来到龙州城，他们的到来在小小的龙州城里引起轰动。这两个法国人一个名叫皮埃尔-雷米•庞•安迪（Pierre-Rémi Bons d’Anty)，二等副领事，另一位叫甘斯东（Gaston Kahn,后成为法国驻广州、天津领事、驻上海总领事和法驻泰国特命全权公使），当时还是学生翻译，他们来龙州的目的是建立法国驻龙州领事馆。

其实，广西中越边境上中法交往已经持续了四年，双方主要的工作是勘定边界和设立对汛(边防口岸和哨所）。

中法勘界委员会合影

1885年11月，清廷派出钦差大臣邓承修，法国政府派出首席勘界代表浦理燮（Bourcier Saint-Chaffray）组成“中法勘界委员会”。

越南北部与两广、云南三省毗连，其间山林川泽，边界交错，不易分辨，有的地段进入越南边界后数十里又有中国边界，有的是前后都是中国边界而中间夹杂一段越南边界。出现上述原因是因为越南原与中国是藩属关系，双方对边界问题不甚考究，以及边境地区荒远，地方官未能完全顾及所致，因此给勘界工作带来重重困难。

在勘界过程中，双方分歧极大，斗争激烈。法国方面经常以中断会勘为要挟，甚至派兵抢占未定地界，炮轰中国村庄，但邓承修据理力争，寸土不让。

双方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885年11月两国使臣在镇南关会晤开始，至1886年3月，因边关春天瘴气起，法方代表团多人得病，浦理燮发电请示驻京公使，与总理衙门商讨后同意暂停勘界工作。这阶段主要会勘中越边界桂越段东段，即由镇南关起勘，东至隘店隘，西至平而关，计程300余里。第二阶段，1886年12月两国使臣在东兴重新会商，至1887年3月29日双方代表于越南的芒街签署《中越条约》，同年6月26日双方代表又于北京签订《中法界务条约》。

在勘界会谈过程中，中方代表邓承修不仅要对付法方谈判团的强横、出而反尔等手段，更要承受来自清政府的压力。清政府为了能早日结束边界谈判，不惜以“严谴”，甚至以“下狱”来威胁，但邓承修以国家利益为重，最大可能地维护了国家利益。谈判后，龙州居民在镇南关上为他画像，以示纪念。

中法谅山谈判

1888年，清政府另派广西提督兼边防督办苏元春会同法方代表，具体划定桂越边界线路，在900多公里边境线上，共设立200多块界碑。1894年立碑工作方告结束，前后历时6年。

在划界过程中，苏元春成功地收回了龙州金龙峒七隘十三村。这个地区靠在中越边界，在龙州城西北70多里，是龙州的后脊，是龙州通往归顺（今靖西）、镇边（今那坡）、百色以及云南的孔道。明、清时属于广西太平府安平土州管辖，清末时被越南偷偷占了，法国人因此希望通过划界将其实际占有。苏元春认为金龙峒地理位置重要，是广西边防的“左臂”，如果被占，法国人可以切断广西边防西段运输线，从背后袭击龙州。于是他一方面在金龙峒七隘里修筑了3座炮台，派有一营驻守；另一方面于1892年呈文清政府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从历史上论证金龙峒是我国领土，且是广西边防要地。为了打消法国人的欲念，他还暗中鼓动一批游勇进占金龙峒，法方见中方态度坚决，而且游勇活动猖獗，最终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地区。这是清末少有的几次积贫积弱的中国从列强手中收回失地的情况。

安迪向法国外交部所作的报告和法国驻龙州领事馆官印

随着勘界条约的签订和划界工作的开始，中法双方需要交涉、协调的事务越来越多，法国外交部认为，是到了派得力干将到龙州开设领事馆的时候了。安迪、甘斯东等的到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

龙州当地官员指定安迪一行在城外择地修筑馆舍。经过多点查勘，安迪认为，龙州南门对岸的篓园角是平而河和水口河的汇合处，逆平而河而上，可达越南谅山省七溪（艽葑）；逆水口河而上，进入牧马河，可直达越南高平省省会高平。在丰水期，船只从七溪或高平顺流而下，一天时间即可抵达龙州。在当时公路不通的情况下，篓园角无疑是交通便利的地点，于是，安迪便决定在篓园角建馆。他找到一个近几荒芜的庙宇，经过征地建房，挂上“法国派驻邕龙领事馆”的门匾，开馆办公，处理与广西有关的外交事宜。

法国领事馆设立前后，作为回应，当年4月1日，清政府在龙州也设立龙州海关税务司，设南关、水口、平而三个分卡，来管理边境贸易。因为当时公路尚未畅通，进出口物资都以萎园角为集散点，海关税务司最初设在城西陈勇烈祠左侧，后来，海关税务司以8万两白银买下龙州丽江南岸利民街一块宅基地后建造了办公场所，太平思顺道道台蔡希邠任首任关长。1901年以后，根据“庚子协定”，海关长由外国人担任。

龙州海关

安迪和甘斯东没有想到，在龙州设立领事馆，不仅给他们个人事业上带来好运，而且对龙州和广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安迪在龙州之后，先后任过法国驻云南思茅、四川重庆的领事和驻成都的总领事；甘斯东先后担任过法国驻广州、天津领事和驻上海总领事，及法国驻泰国特命全权公使。龙州成为广西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北海虽然早于1876年成为通商口岸，但当时属于广东），引领广西近代化的发展。继龙州之后，梧州于1897年开埠，南宁则于1907年主动要求开埠。

龙州开埠后，中法双方渐渐从对手开始变成合作伙伴。中法战争前后，边境地区一直活跃着一些小股绿林武装，中法战争后，因清政府财政紧张，就地解散了部分参战人员，这些人也加入了绿林，中国人称他们为游勇，法国人称他们为盗贼（Les Pirates)。他们在边境地区打家劫舍，特别以法方的边防哨所作为攻击目标，然后利用边境线作掩护，中国军队追击就逃入越南，法国军队追击就逃入中国，与两国军队捉迷藏。为了打击他们，法国人需要苏元春的帮助，而作为承担广西边防主要责任的苏元春也不愿让边境动乱引发两国外交冲突，于是，过去的对手慢慢走向了合作。

1894年秋，越南土匪农文英纠集上百人，越过边界，洗劫了归顺州（今靖西）的陇猛、安凝等村，苏元春闻报，即派健字、忠字2个营，后又派龙州边防左营追剿。边防军追到边界，不能逾界，即刻通过法国驻龙州领事馆致电法国驻守越南谅山、牧马（今高平）的边防军，要求协同剿灭农文英匪帮。法军很快派出部队，协助苏元春将农文英匪帮击溃，生擒匪首农文英，所缴获的财物，由苏元春归还失主，法军还赠送100法郎，用以补偿受害群众。

安迪致太平思顺兵备道道台的照会

第二年，苏元春有了投桃报李的机会。4月24日夜晚，在越南芒街税务司工作的法国人李约德与妻子、女儿在瓦律海口被匪徒用船绑架，法军派2艘炮艇和其他轮船搜救，但匪徒早已乘船逃离，然后经陆路藏匿到十万大山中，向法方索要巨额赎金。

十万大山长170多公里，宽几十公里，山脉呈东北、西南走向，西南端伸入越南，大部分则在中国境内，山上古木参天，草莽丛生，人迹罕至，法军的搜捕如同在大海里捞针。直到7月，法军仍找不到失踪者足迹，不得不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中方协助“剿匪”，并营救李约德及家人。清政府下令苏元春迅速设法营救。

苏元春与法国驻越南公使及越南官员会晤，开诚布公地分析了情况，告诉他们，中国已决定派兵，会同他们搜捕，让法方放下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

9月7日，苏元春亲率士兵从龙州大本营急赴十万大山，很快，派出的探报就侦察到李约德被藏匿的地点。为了不使绑匪感到被逼过急而撕票，苏元春和法军商量后作出决定，采取“围而不攻，又压又抚”的策略。他派手下广西边防军统领马盛治率大军将绑匪藏身地重重围住，然后另派手下与绑匪谈判，提议招安。此举果然奏效，苏元春的威望让绑匪慑服，他们内部发生了瓦解，一部分人接受了招抚，一部分人逃散，人质事件得到和平解决。

10月8日，李约德全家3人在经过5个月的噩梦后，安然无恙，被苏元春送还给法方。法方感激不尽，当即犒赏参与搜捕的清军白银3800两。

李约德被营救的消息传回法国，引起舆论高度关注。1896年3月15日，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August Gérard)发照会通知清政府：“广西提督苏元春于两国交界地方巡察得力，恪守约章，中越邻邦联络睦谊。现奉我大伯理玺天德（总统）赏给苏提督元春三品荧光宝星(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以报劳绩。”经清政府特批，苏元春接受了这枚勋章，成为少有的接受外国勋章的清政府高官。

就这样，中法两个昔日的仇敌，在龙州逐渐靠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