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守望相助到同仇敌忾

上世纪二十年代的龙州好像处在一个台风眼中，相对较为平静，但广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待三十年代初风暴平息后，龙州才发现，已在不知不觉中失去西南开放“排头兵”的地位。

陆荣廷从权力的顶峰一下子跌倒尘埃。1921年6月，广东军阀陈炯明发动粤桂战争，通过分化、收买等方式，在很短时间内就击垮旧桂系，陆荣廷和谭浩明在龙州宣布下野，经过越南到上海法租界避难。次年9月，借广西民众反抗粤军的势头，陆荣廷返回龙州，被北洋政府任命为广西边防军督办，1924年，就又因手下叛变，陆荣廷再次被迫下野，又避难上海。从此，旧桂系退出历史舞台，广西进入新桂系时代。

新桂系的成长可以说是间接受到龙州的一些福荫。广西通过开放而自强的进程最先是从驻龙州的军队开始的，由军事近代化而启动社会近代化。在龙州成立了一批广西最早的军事学校，蔡锷就曾在广西边防陆军步兵教导团任总教官和测绘学堂任堂长，凭借在龙州兴办军事学校所赢得的名声，1907年，蔡锷被请到南宁兴办广西陆军小学堂。得益于蔡锷确立的严谨学风，从这所学校毕业了新桂系的首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一大批高级将领，他们在战争中迅速脱颖而出。

新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

与云南等西南省份全盘对外开放不同，广西是既戒备又开放，在学习中图自强。因此，与滇军、川军、黔军一手步枪、一手烟枪不同，桂军装备虽差，但纪律严明、官兵一致、英勇善战。

1925年，新桂系就统一广西，与广州的革命政府联合，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亲自到广州，促成蒋介石下决心北伐，桂军率先行动，屡战屡胜，被称为“钢军”。白崇禧作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率兵最先攻占上海，他又作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率先攻下北京。

1928年北伐胜利后，新桂系又卷入“蒋桂战争”，在蒋介石政治经济的各种攻势下失败。1929年底和1930年，趁新桂系对广西控制力削弱之机，邓小平先后发动百色起义、龙州起义，驱逐驻龙州法国领事嘉德等外国人，建立左右江根据地，但不久新桂系借镇压起义之机卷土重来，夺回广西控制权。

在兵火相连的岁月里，广西大多数地区受到摧残，龙州由于有重兵把守，除个别情况外，大多数时间相对平静，受到冲击较小，但风暴过后，其他城市都浴火重生，南宁、桂林、梧州、柳州等大城市不断扩大，重要性日益突出，中小城市也在迅速发展，而龙州因受到地理的局限，外贸又主要是过境贸易，周边没有发展实业，与其他城市相比，颓势就显现出来了。

自1932年至1936年，新桂系经营广西，消除了广西境内的匪患，完善了民团制度，以“三自”和“三寓”政策(即自卫、自治、自给，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使广西从边远落后省份快步进入近代化，新桂系对外学习的主要对象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

不过，在蒋介石中央军强大压力下面，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新桂系也希望有一个平静的国际环境，与法属越南处理好关系成为新桂系的对外交往重点之一。

1925年，新桂系派第7旅旅长胡宗铎率部来边，兼任边防督办，他任用曾在法国留学的麦焕章为副督办，并派曾在法国留学的黄懋儒到镇南关任对汛委员。1926年第9旅旅长吕焕炎任边防督办时，重新起用旧桂系时代的吴悫为外交课长，争取外援。1927年，在龙州成立了广西边务学校，培训专门对汛人材，这是广西第一所以外语教学的学校。1931年，43师师长韦云淞任边防督办，他以曾在法国留学获得农学博士的苏汝铨为外交课长，在广西政权混乱的日子里，龙州作为一个中间点，始终维系着广西与法属越南的联系。

李品仙

1932年，新桂系派陆军上将李品仙出任广西边防督办，以体现对法属越南的重视。当时，在两国边境驻军中依然存在法国人以战胜国自居对中国人带有蔑视，而中国军人以仇敌看待法国人的现象，特别是龙州起义期间，爱国军民驱逐了法国领事和海关外国雇员更加重了双方对立情绪。李品仙以曾在法国留学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的吴助之接替苏汝铨担任外交课长，主持对法越的交往。同时，他革新边务，将以往不合理及不平等待遇的事宜，一一提出来与法国磋商，互相改善。法方感受到李品仙的诚意，表示愿与中方坦诚相见，加强沟通。李品仙修缮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法国派领事西蒙（Philippe-Auguste Simon）到任。

帕斯奇耶总督和殖民地政府成员

随着广西“三自三寓”运动的开展，广西的政治军事日新月异，各项措施迥异以往，法国驻越南殖民地政府总督帕斯奇耶（Pierre Marie Antoine Pasquier）邀请广西军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参观，并观摩殖民地军队秋季演习。

1933年秋，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带队，广西军政代表团经龙州出访越南。代表团成员有广西空军司令林伟成，广西银行专员龙家骧（留法学生），广西边防督办李品仙、督办署外交课长吴助之（留法学生）、军事课长钟纪、广西边务学校法文教官刘云程(留法学生，在法攻读过领事课）。

代表团由龙州出镇南关，前往河内，受到殖民地政府隆重接待。帕斯奇耶总督会见了代表团，双方举行会谈协商改善桂越双边关系，在以下几个方面达成一致：

金融方面，确定广西纸币与越南法票（东方汇理银行发行的越南境内流通的纸币）的比值，并相互通用；鉴于中方重修了法国驻龙州领事馆，法方已派西蒙来龙州就任；修建龙州飞机场，设立西南航空公司，开辟河内—龙州—广州国际民航线；延长广西边民到越南居留期限，由广西边防督办署自行制发“临时过境准单”，有效期为一个月，但仍需驻龙州法国领事发放签证；修筑广西靖西经岳圩到越边上琅的公路；由广西省政府成立广西出入口贸易处，所有境内土特产如桐油、黄麻、纱纸等均由贸易处统购，运销越南，贸易处从高平批购越南生盐，统销广西等。

越南傀儡国王保大也专程设宴款待了代表团，在法国总督邀请下，代表团参观了在河内举行的模拟假想敌陆、海、空军袭击越北的军级对抗演习。李品仙在书中回忆：

广西出入口贸易处外景

“在参观法军演习时，见法军部队的服装形形色色，颇欠整齐划一，且当其部队经过我们的座车时，居然有些士兵脱离队伍跑到我们的车前手舞足蹈，大叫大笑，并将车头的引擎盖敲得叮当作响。当时我想，他们的军队自由浪漫未免离谱，纪律未免太差，后来法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更后来在越南奠边府的战斗中，遭致惨败，资有由也。”

法国驻越南总都督赠送黄旭初一块极为名贵的手表，林伟成一只雕镂精致的珊瑚烟盒，李品仙一支法造双筒猎枪，枪柄上用金丝银线镶嵌，吴助之、刘云程各一只黑壳座钟，每人一张特别通行证，可自由通行越北各地。

回到广西后，双方达成的其他共识逐一得到落实。次年，帕斯奇耶总督来龙州回访，桂、越各领域合作逐步展开。

桂越合作一大成果是龙州国际航线的开通。1932年夏，龙州上空就曾飞来过飞机，让龙州人大开眼界，这是柳州航空学校飞来龙州的一架银白色双翼教练机，飞行员邓堤就是龙州本地人。1933年，被誉为中国航空界奇才的广东人刘沛泉筹办西南航空公司，得到广东、广西两省政府的支持。1934年，西南航空公司在广州天河机场举行开业典礼，广东军政要员及其夫人悉数前来捧场。成立后不久，它就开通了广州—桂林和广州—南宁两条航线。

西南航空公司广河开航纪念戳
（1936年7月10日）

访越归来后，李品仙征调民工在龙州修筑飞机场，使得西南航空可以将航线延伸到河内，龙州是中转站，这是中国第一条国际航线。当时有“长庚”“启明”“北斗”“天狼”四架飞机。1936年7月10日，西南航空公司广州—河内的航线正式开航。邮政航空运输也延伸到河内，每周五，飞机从广州飞往河内，途经梧州、南宁、龙州，每周六从河内返回，该航班还承办广东、广西与云南的航空邮件，这些邮件运抵河内后，再转经滇越铁路运往昆明。

西南航空公司航线上飞行的飞机

和法属越南加强联系，还有一个深层次的考虑是为抗日作军事、后勤上的准备。

1931年起，日本先侵占东北，后在华北不断扩张，战争乌云越来越浓，为了备战，国民政府在国际上四处求援。日本称霸亚洲的野心也引起法国及其驻越殖民政府的警觉，他们希望通过帮助中国来拖住日本，桂越之间形成了守望相助的睦邻伙伴关系。1930年至1935年，国民政府向法国购买了1,192挺哈奇开斯重机枪，还要求将口径改为7.92 毫米，以便发射7.92毫米口径德式子弹，这些武器从法属越南经龙州运往内地。除了买原厂出品法国货外，中国兵工厂也开始仿制。

广西全边边防督办署

1936年，桂军重要将领覃连芳中将出任广西边防督办。覃连芳1927年9月赴法留学，后考入昂里若航空学校（Ecole de l'aviation Angli）机械班学习，对法国颇为了解，他请来法国教练指导第四集团军教导总队，并特请教导总队长在龙州飞机场举行春季阅兵典礼，覃连芳在法国领事陪同下前去观礼。

1937年1月，应白崇禧的请求，法驻龙州领事西蒙安排并陪同白崇禧军事代表团一行6人对河内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代表团参观了军事设施、炮兵团和兵工厂，并与法国殖民地政府商谈开展军事合作事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件”爆发，中国进入全面抗战，国民政府紧急向法国订购了1,300 挺哈奇开斯重机枪。1937年秋，广西绥署办公厅中将主任郑承典任边防督办，从法属越南运进一批法造哈奇开斯重机枪，法国军械人员随同到南宁军校，在该校讲授机枪的构造原理、威力、战略战术上的应用等，督办署派出翻译人员偕同前往。不久，又经由镇南关运入一大批武器转去桂林。

法式哈奇开斯轻机枪和重机枪

由于国际运输通道被日军截断，最后只有300 挺重机枪到货，但抗战时国军总共装备有2,792挺哈奇开斯重机枪，分别装备到465 个重机枪连中。在缺乏重炮的国军部队里，这些重机枪成为有效杀敌的主要武器。

在军事合作的同时，国民政府和法驻越殖民地政府合作建设桂越国际交通线。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已认识到这条经越南海防到中国西南的交通线的重要性。1938年10月，武汉、广州陷落后，经由香港到广州、再经粤汉铁路到武汉的国际运输大动脉被阻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全面崩溃。中国抗战物资的运输，只能依靠陆路国际交通。当时，从苏联经新疆到西安的西北国际运输线由于线路长达4000公里、环境恶劣，运输量十分有限；而滇缅公路1938年8月底通车时，路况也很糟糕。因此，连接广东、广西和越南港口的桂越国际交通线便成了当时获取境外物资最主要的通路。

平而汛公函

为从国外抢运战略物资，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西南运输处，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由蒋介石的妻弟宋子文担任主任，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运输车队，在河内、海防港都设立分处。越南海防港是桂越国际交通线的起点，距离中国近，拥有万吨巨轮停靠码头，起重设备、仓库都很完备，还有铁路通向中国的广西和云南，因此成为中国抗战物资进出口的重要港口。在海防的物资一路通过滇越铁路运抵云南的昆明，另一路则通过铁路运至同登，再通过桂越国际交通线输送到中国抗战的前线和后方。

为了开辟桂越国际交通线，广西一共征调了107万民工，并且征用了大量的田地和宅院，这对于当时一个只有1325万人口的贫困边省来说，无疑是一种超出了自己承受能力的贡献。百万民工投入了轰轰烈烈的公路、铁路建设当中。桂越公路及备用的河岳公路（衡阳到镇南关）、衡桂铁路（衡阳到桂林）、桂柳铁路（桂林到柳州）、桂黔铁路（贵阳到柳州）的各段工地上，民工们日以继日地挥汗劳作。

湘桂国际交通线上，最重要的工程是建设湘桂铁路，国民政府交通部专门成立湘桂铁路工程局，以凌鸿勋为局长兼总工程师，负责全线工程。而湘桂铁路最重要的路段是全长230多公里南宁至镇南关段。

经过中法政府反复磋商，法国同意由法国银行财团向中方贷款1.8亿法郎。中法联合组建公司承办南镇段工程，法方派总工程师和总会计师。

工程实际上在签约前的4月1日就开始了，推动力量是广西当局和民众。3月1日在南宁设立南镇段路工处，以南宁、龙州两区民团副指挥为副处长。征调龙津（1937年龙州改名为龙津县）等30县民工21.4万人投入到工程建设当中。施工条件异常困难，当地处于亚热带，雨淋日晒，疾病流行；数万民工口粮需从越南、南宁采购，由于经常接济不及，口粮分配量由每人每日1.5斤米减到1斤，油、菜很少，民工食不果腹，加上劳动强度大，很多人患上浮肿病；同时，当时日机空袭频繁，该路段是重点破坏目标之一，筑路所遇到的困难可想而知。但广大民工怀着满腔的爱国激情，日夜不停地辛勤劳作，到1939年5月完成路基工程的95%。10月，从镇南关到宁明铺成路轨58公里，以运送筑路器材。但非常遗憾的是，当年11月日军入侵桂南，国民政府迫不得已下令破坏路基，拆除铁轨移筑黔桂铁路，在龙州附近修筑国际铁路的计划再次流产。

被炸毁的龙州铁桥

由于铁路计划被迫中断，龙州陆路交通成为桂越国际交通线上的关键一环。自南京、武汉相继沦陷后，国民党中央一些机构相继迁往桂林，不少社会团体也接踵而至。不料1939年日军继续南进，长沙失守，广西岌岌可危，桂林不再是“世外桃源”，已经迁桂的机构必须向更深的西南大后方——云南、贵州搬迁。当时唯一的通道就是来龙州领取护照，由龙南公路到越南的同登取道河内，再由河内乘滇越铁路去昆明。

龙州人口剧增，丽江南北沿河两岸街道上人流如织，大小车辆穿梭往来，饮食业也应运而生，饭馆、粥铺、面馆、咖啡馆、饮料店纷纷开张营业，街头还设立了临时电话亭。中央资源委员会、西南运输处、西南联大、中山大学、国防艺术社、创造社、国家体院等机构都纷纷借这条通道前往云南，许多名人如田汉、张资平、马相伯、陶行知等也经停龙州转往昆明。

与人流相逆而行的是大量战略物资从越南运进中国。抗战是中国这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的全方位的较量。当时日本已发展成一个军事工业怪兽，能够十几分钟就装配一架飞机，而中国的兵工厂只能生产轻武器、子弹和手榴弹，要与日本对抗，必须依赖外来战略物资。越南海防至同登铁路再经龙州到内地的陆路交通线成为中国抗战的生命线。

载运重要战略物资的大卡车夜以继日地奔驶在龙南公路上。由于龙南公路多系傍山公路，路上树木繁盛，如遇敌机，只要把汽车往路边一停便可隐蔽，因此白天仍可照常行车。入夜，路上依然车水马龙，汽车灯光四射，通宵达旦。战略物资到达龙州后，再借水路运往腹地。

这条路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接受外援物资的重要通道，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简称“八办”）承担了负责接收和运送物资的艰巨任务。1938年至1939年间，周恩来同志三次到桂林“八办”指导工作。不少爱国华侨捐赠的物资，如陈嘉庚等捐赠的汽车、医疗器材也通过龙州运往解放区，打破解放区被四面封锁、各项物资严重短缺的局面。

1939年初，周恩来特意派出德国反法西斯战士王安娜到越南海防，支持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运送一批物资到延安，这些物资是包括X光机在内的珍贵医疗器材，王安娜频繁穿梭于海防、同登、龙州之间，利用自己会说法语的优势，说服法国海关人员快速放行。而最大的一批物资运送发生在1939年5月，包括10多辆汽车、汽油、大量被服和无线电广播器材和全套电台设备，经过重重困难，由越南海防经龙州，分别运往延安和新四军军部。

在桂越国际交通线上，地处中越边境的龙州成为重要的物资、人员中转站，水路有左江航运，陆路通龙南公路，大量的战略物资从越南经龙州转运到国内各地，当时龙州边防每天办出境证300多张，每天来往的大小船只200多艘，龙南公路上每天来往的汽车也有一二百辆。1939年，龙州海关进出口量均比上一年增长130%。

1939年11月21日，日军首次侵占龙州，龙州沦陷，桂越国际交通线被截断。不久，蒋介石调集14个师、100架飞机发动反攻，获得昆仑关大捷，日军被迫放弃龙州，可经此一劫，龙州再也没能恢复当年的繁华景象。

1940年6月，日军第二次入侵龙州。为阻止日军，中国守军将龙州铁桥炸断。但这依旧没能挡住日军的步伐，龙州再次沦陷。继而日军由镇南关入侵越南，切断了中国军队对外通道。10月初，日军撤离广西。

日军的扩张野心也损害了法国在越南殖民地的利益，法驻越殖民地政府虽表面上不敢与日本公开对抗，但暗中开始与中方合作，双方成立了中法混合委员会（Commission mixte franco-chinoise)。

“七七事变”后不久，在龙州的对汛督办署外交课长吴助之即奉广西省政府之命，以省政府代表身份常驻河内，与法国驻越南总督府保持联系。当时广西边防督办郑承典原是广西绥靖主任公署办公厅主任，特向绥署申请一部手摇无线电发报机，用以与河内保持情报沟通。

1939年日军第一次侵占龙州前，郑承典邀请法驻越南高平对汛督办来龙州，在法国领事馆内会晤，协商日寇入侵时，广西的物资、人员取道越境转去靖西的问题，也兼及边民进入越边避难的问题。之后，广西贸易处大批物资由1934年开通的靖高公路和爱店至谅山的公路，穿越越南迂回到硕龙和平孟。

秋末，日机轰炸龙州时，一枚300磅重型炸弹未爆炸，督办署即将该弹运至河内的越南总督府，请他们派人拆开研究，将炮弹构造原理和爆炸威力告诉中方，总督府接受了这一请求，将检视的过程和爆炸威力图逐一拍摄10多幅照片交到督办署，转报广西绥署与省政府。

1940年夏末，中国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急需越南军用地图，电催督办署向法国驻越南总督府交涉，不多久，法国总督给吴助之转来一份1/5000的越南军用地图，督办署在原图上加注中文后，吴助之派人专程送至长官部。

最初，法越当局对日政策模棱两可。1939年日军侵占龙州时，法国领事华业尔并未撤退，使馆汽车还被日军征用。1940年日寇进攻越南，法越殖民军不堪一击，向日寇投降。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法越当局在表面投降的掩护下，秘密接受戴高乐“自由法国”的领导，从事反法西斯事业，投入到抗日的战斗中。

1942年，吴助之从河内返回督办署，升任副督办，中法混合委员会迁至龙州。法方主持人是曾任驻龙州领事的西蒙，另请美国人高顿作无线电台负责人。

龙州与河内的通信，除电台外，文件的传递则经由南关、同登两汛，其中亦有通过水口、驮隆转递的，后来这两条线路被驻越日军察觉监视，所以得经常变动传递线路，才能最终送达。

1942年，魏德迈接替史迪威被聘任为中国战区参谋长，他把越南划入第四战区的作战区域，吴助之从驻柳州的司令长官张发奎处得到一部微型无线电收发报机，凡有关驻越南日寇占领军的情报，吴助之都亲自收发，与长官部直接联系。

1943年，吴助之升为督办，长官部派少将高级参谋曾天节驻在督办署，曾天节主张策动越南人民起来反抗日寇的侵占，他制订了对越策动表，分发下到沿边各汛，要求各汛将策动的实施情况随时填表呈报，他带来的10多名越南人也经常潜入越境，协助越南人反法抗日。

1944年6月，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成功，中法混合委员会更加活跃。初秋，委员会双方主要成员来到平而署会晤，决定加强对日军情报的搜集，并改由平而、百烂两汛传递情报，

当时参加会晤的人员：中方有第三纵队指挥官徐光英(代表中央）、别动军驻邕办事处主任李成球、广西边防督办吴助之，平而分署委员会冯炳玑等；法方有高平军区司令兼对汛督办、谅山对汛署情报科长、龙州天主教堂神甫李玛约、百烂对汛委员等。会后几天，法国派驻龙州副领事狄尔斯(Georgc Thiercy)秘密由百烂潜来平而分署转往龙州，参与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最重要的一份情报是板垣师团在越南各地的部队驻地、兵力、兵种、武器分布的详细的纪录。由督办署绘图员黄时达放大复制河内等的地形图，将日军驻兵的地点在图上标出红圈，由高顿转给美军作为轰炸目标。美军转来日本海军“出云”“长门”“三都澳”三艘主力船只各部门构造的剖面图共三册，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也将所获越南情报编成《越南兵要地志》一书交给委员会。

1944年初冬，龙州第三次沦陷，委员会与督办署一起从龙州疏散去靖西县城，委员会成员、副领事狄尔斯偕同两名美国海军中尉到陇邦汛迎接因轰炸越南日军而跳伞降落的一名美国飞行员，并将他送到后方。

1944年底，驻越日军解除法驻越殖民军武装，委员会成员到岳圩、陇邦一带边境收容溃逃入我国境内的少数法越军，安排他们前去昆明、靖西城郊修筑临时跑道，供美军飞机升降。

当时桂西南的领空已是美机的天下。既有连同驾驶员仅能容纳2人的小型侦察机，供短航交通、侦察之用；又有大型运输机，日夜空投卡宾枪、火箭筒、炸药等武器；一架接一架的战斗机也不时在高空作战斗特技飞行。龙州的居民知道，日军的末日快要来临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龙州，中法共同庆祝这一场通过同仇敌忾才取得的胜利，中法混合委员会结束了它的使命，宣告解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