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年，38岁的法国外交官方苏雅(Auguste François)前来龙州，接替安迪，任法国驻龙州领事。
方苏雅有着丰富的经历。1857年，他生于法国洛林大区的吕内维尔市（Lunéville）一个殷实的家庭，父亲开一家毛呢店做衣料生意。16岁那年父母双亡，迫使方苏雅放弃原本想报考的林业学院，而是选择了参军这条道路。退伍后他又学习法律，毕业后进入地方政府工作，后又被招进法国内政部。1885年，方苏雅被内政部派往越南东京，次年26岁的他被任命为法国驻越南山西省首任省长。1888年，他被调回巴黎，任殖民部部长办公室顾问，负责越南东京事务，1892年任殖民部秘书长。1894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驻巴拉圭阿桑普申市领事。1896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驻龙州领事。
方苏雅和博韦与龙州领事馆雇员
方苏雅与中国官员
方苏雅没有选择从越南河内前往龙州这条路程较近的路线，而是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从广州沿西江前往龙州，借此机会考察这条当时连接越南、广西、广东商业大动脉的通航情况。
在方苏雅到达之前，安迪已通过几年辛勤的工作，与龙州当地官员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方苏雅又提前派出学生翻译博韦(Joseph Beauvais)先于他几个月到达龙州，了解当地的风俗民情。这些因素为方苏雅尽快进入角色创造了条件。
方苏雅与广西提督苏元春的关系可以用一见如故来形容。方苏雅来龙州有两个目的，一是推动修筑龙州铁路，二是就边境事务与中国方面进行商谈。通过考察西江水道，方苏雅对修筑龙州铁路并不积极，同时，他对法驻越南殖民地政府在中国西南的扩张野心以及笨拙做法也不赞同。到任几天后，方苏雅就前往拜会苏元春，在会见中，他不卑不亢，谈了对工作的考虑并直言不讳地提出要解决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对情况的了解以及他直率的性格给苏元春留下很深的印象。
几天后，苏元春前来领事馆回访。在方苏雅眼里，苏元春身材高大，虎背熊腰，举止果断，与其他目光闪烁的中国官员的狡猾气度形成鲜明的对照。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简短寒暄后，苏元春突然屏退双方随从，拉着方苏雅的手，进入内室，然后用非常愉快的语气同方苏雅说：我们应该是兄弟，应该同一条心为双方国家的利益共同努力。
此后，两人建立起相当亲密的关系。对于方苏雅来讲，在他拜会过的上百名中国官员中，还没有任何一位能让他有在苏元春那里的感觉，他们的关系如此坦诚和丰富。但方苏雅也知道，苏元春给予一个外国人如此的信任也承担着巨大的风险，他身边的文官中就有人是他的政治对手派来的，时刻准备抓他的把柄。
方苏雅和苏元春
两人经常在一起讨论龙州铁路的修建和协调边境事务，也经常相互应酬。苏元春甚至邀请方苏雅到军事禁地——小连城去参观。方苏雅对苏元春不计个人得失，在异常困难的情况下修建起坚固的边防军事设施深感敬佩，他愿意助苏元春一臂之力。
方苏雅向法国外交部汇报，揭露承办龙州铁路工程的法国费务林公司漫天要价、故意拖延，致使工程毫无进展。当他看到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因国库空虚，缩减了边防军费，苏元春不得不遣散一部分边防军，不少人落草为寇给边防带来很大威胁时，他提出帮助苏元春向法国驻越南殖民地借款渡过难关。
方苏雅离开龙州前在领事馆过最后一个圣诞节
苏元春将方苏雅视为知己，帮他取了“方苏雅”这样有诗意的中国名字。但这样亲密无间的友谊没能持续多久，方苏雅对费务林公司的揭露得罪了公司的后台——法国驻中国公使施阿兰，方苏雅向外交部汇报法驻越南殖民地政策野蛮，又得罪了法驻越南总督杜美。1897年底，他被改派重庆。
当方苏雅离开龙州时，苏元春亲率文武官员给他送行，这让方苏雅十分感动，他在日记中写道：
当我离开龙州时，再次走水路。苏元春执意将我当作中国官员对待。他赶赴龙江边，在距城有相当距离的一座庙中等着。庄严的告别仪式将在那儿举行。他身着正装，率领所有官员:道台、都府、知县等。他站在陡峭的河岸边，等着我的船驶过，我被接到庙内的小亭中。
就像我们第一次相遇那样，苏元春在结束礼节之后，将我拉到一边，将一叠上面写有数字的纸递给我，说:“你与我处境相似，你无疑要保护自己，免受法国那家公司的攻击，带着这些抄件，你或许会用得着。”这是71封电报的抄文，是那家公司与中国当局打交道的文件，这些瞒着我的信息是该公司的代表与法国驻北京公使间传递的，令人惊愕的是，公使竟然是该公司的后台。
在我准备上船时，长长一队苏元春的士卒戴着漂亮的红帽，沿岸站了一公里之长，开始冲天鸣枪致意，每个士卒都待前面之人鸣枪之后，自己再开枪。此时，我的船急流直下，一直来到马伏波将军庙旁的激流处。
苏元春送方苏雅的留念照片
在龙州离别后，方苏雅和苏元春再也没有过私人交往。苏元春继续留在广西，负责两广边境事务。没有了方苏雅的帮助，他的境况越来越困难。由于中法之间相互不信任，法国内部也矛盾重重，龙州铁路工程最终流产。1899年，苏元春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被迫在租让广州湾给法国的条约上签字，这使他备受中国舆论的指责。最严重的是，清政府因国库空虚而削减边防开支，苏元春不得不让大批边防军复员，这些人无衣无食，很多人落草为寇，这导致广西的游勇越来越多，社会治安越来越差，虽然苏元春曾饮鸩止渴地向法国人借款，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而且总理事务衙门也开始调查借款事，苏元春早有离开广西这个是非之地的想法。
但法国人拿他当作救命的稻草，死抓住不放。1901年，清政府将苏元春与湖北提督对调，法驻越南总督杜美通过法驻华公使鲍渥（Paul Baure），数次照会总理衙门，要求调回苏元春，威胁：如清政府不从，边境如有事故将归咎中国。迫于法方压力，清政府调回苏元春。
调任重庆后，方苏雅后又被任命为法国驻中国西南巡回领事，1899年，他被任命为法国驻云南府总领事及法国驻云南铁路委员会代表，当年年底，他来到昆明。1900年，受北方义和团运动的感染，在昆明也爆发较大规模的排外事件。方苏雅以自卫为名，携四十余驮军械至昆明，被南关厘金局扣压,方苏雅亲率数十人以武力威胁将枪弹抢回,昆明民众义慎填膺，包围领事府，捣毁了部分天主教堂。这便是著名的“昆明教案”。方苏雅和32名法国人在数千人的包围中坚持了数月，最后在云贵总督的保护下全部安全撤离，他因此被法国舆论塑造成一个无畏的英雄。
事件平息后，方苏雅重新回到云南，积极推动滇越铁路的修建。在他的努力下，滇越铁路得以于1904年开工，这条铁路穿越云南的崇山竣岭，创造了许多工程建筑奇迹，把云南和越南联系起来，打开云南对外开放的通道，为从根本上改变云南以往闭塞、落后的状态，创造了条件。
法国报刊上报道“昆明教案”的图片
而苏元春则从辉煌的顶点跌入深渊。1902年广西发生百年不遇的大灾荒，走投无路的人们纷纷落草为寇，苏元春无计可施，而清政府派来的顶头上司——两广总督岑春煊与苏元春有旧仇，借此机会诬陷苏元春“纵兵殃民”和“挪用兵饷”。当年苏元春暂时借用了积饷来修边防，为了保证工程不停工，他还拿出自己私产,这种爱国之举现在却成为政敌攻击他的借口。苏元春被清政府革职问罪，判为“斩监候”。由于苏元春平时不积私产，没有钱用以上下打点，只能在天牢里忍受非人的待遇。
而当时的法国公使吕班（Georges Dubail）等外交官则幸灾乐祸，认为终于可以摆脱苏元春，换一个服顺的官员打交道了。方苏雅是在云南府从苏元春旧时手下处听到苏元春的境况的，他深为苏元春的悲惨境遇感到不平，也对法国公使馆的麻木不仁感到愤慨，他认为，如果法国不能为朋友做些事，未免太滑稽了。于是他主动发电报给法国外交部，指出，苏元春即使有罪，也不至于被判死刑，更何况为法国服务也成为他的罪名之一，苏元春是曾接受过法国荣誉军团指挥官勋章的，如果他被处死，会有损法国脸面。法国外交部接受了他的建议，要求驻北京公使馆出面干涉。公使吕班向总理衙门表示，苏元春在边19年，与法国合作很好，保证了边境的平靖，功勋卓著，要求清政府对他予以赦免，法国愿为苏元春垫还10多万所谓克扣的饷银。
法国的干涉起了作用，同时，苏元春的冤情也引起不少中国官员的同情，不少人为他鸣冤叫屈。最终，清政府将苏元春改判发配新疆。当有人告诉苏元春法国公使馆为他交涉时，苏元春却慷慨激昂地说：“法国是我的仇敌。我死就死了，如果借仇敌的帮助得以偷生，对我来说是双重的侮辱。”
1904年，苏元春以61岁高龄被发配新疆，旧日手下张勋为他前后奔波，安排路上一切，还向上司袁世凯讲了苏元春的情况。袁世凯怜惜苏元春的境遇，看他年老无子，身边没有人照料，于是送给他一名青年女子作为侍妾，可能是老天也可怜苏元春，在新疆流放期间，这名女子给苏元春生下一子，取名承赐。
1908年，清政府重审苏元春案，下旨予以释放。苏元春喜出望外，立即整理行装准备南归，但却突然感染风寒，旧日枪伤复发，在贫病交加中病逝于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
苏元春死后，身世萧条，孤儿寡母，无钱殓葬，新疆布政使出资为他治丧，其侍妾王氏携幼子承赐，扶柩南归，葬于贵州镇远县。第二年，清政府下令为苏元春平反，开复原官，生平战功付史馆立传。但这一切，对含冤而死的苏元春来说，来得实在是太迟了。
方苏雅则在云南待了5年。他是一个探险家和摄影家，来中国时，他带着7部相机和1885年才问世的大量玻璃干片。在领事工作之余和勘探滇越铁路路线过程中，方苏雅曾游历云南、贵州许多地方，并曾涉足险峻难行的茶马古道，还由昆明经楚雄，从元谋沿金沙江而上，进入大小凉山，穿泸定桥至康定，再至川藏交界处，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写了大批日记。他游历时，准备了12只箩筐来运玻璃底片，还要用油纸粘上牛血来包装，以防被雨淋湿。旅途中，他总是随身带着地理工具，如六分仪、圆规、气压计、指南针。遇上崎岖的道路，他认真作文字记录，并在纸上画路线图。可惜他在龙州所照的大多数照片都在“昆明教案”中被毁。
1900年6月30日法国《画报》杂志报道方苏雅勘探滇越铁路
1903年，在滇越铁路正式开工时，方苏雅却任满回国，他没能看到这条代表20世纪初铁路工程技术的最高水平，并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工程奇迹”的工程的建设和竣工，也没能看到滇越铁路通车后云贵高原将近80%的物资都是通过这条铁路运出，云贵两省的面貌彻底得到改变的成果。
由于与法国驻越南总督杜美关系紧张，而杜美所代表的殖民地利益集团势力强大，杜美本人后来还于1931年担任了一年的法国总统（1932年被暗杀），因此方苏雅回到法国后一直不受重用，他还不得不为争回自己应得的利益向外交部反复申诉。后来，他与埃莲娜•马尔芒（Hélène de Mallmann)女士结婚后选择了提前退休，隐居法国的乡间，直至1935年病逝。
方苏雅去世前不久在罗瓦尔-大西洋省贝里涅市(Belligné Loire-Atlantique)的家中
方苏雅没有儿女，留给夫人的是装在一个紫檀木箱里一批他收藏的中国物品和110幅玻璃底片以及上千张照片。这些照片在他回国后本应上交法国政府，但由于与政府的积怨和对中国的感情，他把这些绝版照片隐藏了下来，秘不示人，地一放就是大半个世纪。1985年，年事已高的马尔芒女士将这些遗物分成四类，分别赠送给四个国家博物馆。余下的部分照片、电影胶片等，则交给她的侄孙皮埃尔•赛都（Pierre Seydou)保存。
1989年，110幅玻璃底片制作出的照片开始了在欧洲的巡回展出，并引起轰动。根据部分照片、书信整理的画册——《领事的眼光》（L'oeil dn consul）出版了。这样，一段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记忆重新展现在人们眼前，在法国掀起一股方苏雅热。1990年，赛都成立了方苏雅之友协会，协会吸引了众多汉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参与，协会还在法国各地以及新加坡、巴拉圭、巴西等地举行了多次展览。
近年来，方苏雅之友协会也在中国的北京、昆明、重庆、成都、郑州、武汉等地举办过展览。通过他的镜头，我们看到了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真实面貌，会不由地有“换了人间”的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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