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一个叫Antoine Henry Joseph Charignon的26岁年轻法国工程师来到龙州铁路工地，来华不久，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沙海昂，并取了字为利农。
沙海昂1872年9月23日出生于法国里昂。里昂是法国第二大城市，曾是欧洲最大的丝绸市场，故里昂也自豪地称自己是丝绸之路的终点。因为这一关系，沙海昂自幼就对中国充满憧憬。
沙海昂年轻时照片
中学毕业后，沙海昂考入巴黎中央制造和艺术学校(Ecole Centrale des arts et Manufactures de Paris)学习。这所学校是法国著名的中央理工学院的前身，创建于1829年，是专门为适应大工业时代需要培养各类工程师的精英学校，毕业生自豪地称自己为“中央人（Centralien）”。
来龙州之前，沙海昂已经在土耳其工作过3年，在小亚细亚的山区担任铁路工程师，参与修建斯麦那(Smyrna)到喀萨拉(Casala)的铁路，已经积累了丰富的修建山区铁路的经验。如愿以偿地来到龙州后，沙海昂以为找到一块可以充分施展才能的乐土。
1896年6月，清政府与法国费务林公司签订《龙州至镇南关铁路合同》，费务林公司的工程队大张旗鼓地开进了龙州，勘探、设计、施工仓库、火车站，一切显得轰轰烈烈、热热闹闹。1898年，费务林公司又获得修建龙州至南宁铁路的合同，沙海昂就是被招聘来负责这段线路的勘探的。
沙海昂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工作中，他梦想着穿越龙州的第一条中国国际铁路的早日建成，车轮滚滚，带着法国商品、人员和新思想而来，改变中国西南落后、封闭的状态。
现实很快给沙海昂兜头泼了一盆冷水，他发现，费务林公司根本就没想好好修这条铁路，公司负责人先是就工程造价漫天要价，然后与清政府就铁道轨距争得不可开交，得到工程合同签署两年后，除了火车站和几处仓库外，竟没有铺下一根铁轨。公司高层内部毫不掩饰地说，与中国人拖延争执的目的就是最终要从中国人那里得到高昂补偿。
是龙州铁路给了沙海昂来中国工作的机会，让他有在这个古老国家实现梦想的幻觉，但现实是那样冷酷，因为中国积弱积贫，她成了列强和他们的爪牙公司欺侮、愚弄、榨取的对象。龙州铁路工程使沙海昂了解了中国的现实，也看到帝国主义的冷酷和贪婪，他对此深感厌恶。在浪费了数月时光后，他申请外调。恰逢法国获得了修筑滇越铁路的权利，他被公司派往云南。
滇越铁路是连接昆明市到越南海防的国际铁路，全长859公里，其中中国段465公里，80%的路段在崇山峻岭间穿行，需要开通数不清的隧道，还要跨越红河等诸多河流，最陡路段海拔高差将近2000米，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和桥梁隧道工程技术要求在当时举世无双。全线共需桥梁425座，隧道115座，占滇段全长的36%，平均3公里1个隧道、1公里1座桥涵！在世界铁路建筑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滇越铁路上的铁桥
沙海昂穿越密林，风餐露宿，勘查设计，干得非常投入，他把在龙州铁路上无法施展的才华加倍地释放在滇越铁路的勘探上，他为能参与创造奇迹而倍感自豪。工作之余，沙海昂也为云南的旖旎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深深吸引，他拍摄了许多照片，这些照片1908年在北京结集出版，名为《老街到云南省的铁路线》（Ligne de Laokay à Yunnansen）。
法国政府和驻印度支那殖民地政府也为修建滇越铁路下了血本，共投资1.65亿法郎，仅次于开通巴拿马运河的费用，从1903年正式动工，54家法、意、比、德等国欧洲公司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先后30多万名中国劳工昼夜不息地忙碌在工地上。1910年，铁路正式通车，随着汽笛的鸣响和轰隆的车轮，云南人一成不变的生活状态被彻底颠覆，云南跑步进入了近代化。
滇越铁路还在进行中时，沙海昂又被公司调往其他铁路工程的建设工地。他先后参加了正太铁路、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建设，均担任工程师。他不顾严寒酷暑跋山涉水，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中国早期铁路建设的很多奠基工程都得到他的指导。他在这些工程中干劲十足，成绩斐然，尤以修建京汉路上的黄河大铁桥而功绩卓著，受到清政府的表彰。
京汉铁路原名卢汉铁路，是连接北京卢沟桥到汉口，贯穿中国南北的铁路，1898年由清末洋务派领袖之一的张之洞倡议发起，目的是为中国腹地增添一条便捷的大通道。
由于各国列强对建设权争执不下，清政府选择了比利时来承建。清政府认为，比利时重工业发达，有丰富的铁路工程建设经验，更重要的是，比利时是个小国，清政府有能力对其施加影响。但清政府没有想到的是，比利时后面是法国财团和工业集团组成的辛迪加，一切操控在法国手里。不过，这一局面，也给沙海昂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铁路建设的一个关键节点就是黄河铁桥的建设。按照最初的工程设计，京汉铁路要经过开封，但从地理位置上讲，开封一带的黄河乃地上悬河，被称作黄河的“豆腐腰”。如果在开封建设桥梁，不仅耗资巨大，并且搭建好的桥梁质量难以保障。
京汉铁路黄河铁桥
法国、比利时工程师团队经过4年的实地勘探，反复比较后，最终将大桥桥址选定在郑州北邙山山脉尽头的荥泽口，这是著名的古黄河渡口，最大的特点就是滩窄岸坚。这一选择，不仅让京汉铁路有一个稳妥的跨越黄河的方案，也奠定了郑州成为国内交通枢纽的基石，让郑州步入大发展的快车道，在短短几年中由一个小县城一跃成为中原繁华都市。
为留下一个百年工程，法比建设公司决定采用在欧洲已十分成熟，但中国尚未大规模使用的钢体结构来建造这条铁路大桥，由沙海昂负责黄河大铁桥的设计和施工。
大桥兴建于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9月，工程造价库平银265万两。桥长3015米，102孔。数万工程师和民工日夜不间地忙碌在工地上，建桥所需的钢铁、机械都是通过汉口由马车、牛车、人力车辗转运到工地，为及时解决设计和施工出现的问题，沙海昂连续三年吃住在工地上。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开通，大桥也迎来了轰响的鸣笛声。
在大桥开工的1903年，郑州升为直隶州，辖河阴、荥泽、荥阳、汜水。1906年2月，汴洛铁路汴郑段通车。随后两年内，汉郑、汴洛、道清铁路相继通车，京汉、陇海十字交叉初具雏形。
1908年，沙海昂的事业又迈上新台阶，他受邀担任了清朝的邮传部顾问。他提出修建21个铁路干线以汇成中国铁路网的庞大计划，其中特意提出修建南北、东西两条国际大通道的规划。东西国际大通道从中国沿海港口通过铁路连接陇、秦、豫各省，再与外国铁路相通。在他的推动下，其中还有一小段——开封与洛阳间的汴洛铁路已开始付诸建设，这被认为是“现代丝绸之路”的雏形。
出于对中国的热爱，沙海昂提出要求加入中国籍。为此，他在北京西直门外京张铁路旁购置了很大一块土地，但他还不满足，又在京汉铁路旁购买了一大块地。沙海昂的入籍请求对尚没有国籍法的清政府出了个难题，不得已，清政府加快立法进程，于1909年颁布了《国籍法》。1910年，38岁的沙海昂加入了中国国籍。1912年，民国成立后，他继续担任交通部顾问。
为理想所驱使，沙海昂很想为他所爱的中国干一番事业，他实地旅行过华南、华中、华北各地，考察各处地理，写下《中国铁路》(Les Chemins de Fer Chinois) 一书，于1914年在北京出版。沙海昂不懂中国官场的虚情客套，以一个西方人的直率，经常直言不讳。但随着在部委任职的时间越来越长，他才发现，中国人聘请外国人作顾问只是为了装饰门面，他的想法在这死水一潭的官场难有实现的机会。于是沙海昂退到书斋，以著述和收集图书资料为乐。
沙海昂戎装照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出乎周围所有人预料，42岁的沙海昂放弃在中国的丰渥生活，抛妻别子，毅然返回法国参战，从文质彬彬的工程师变成“武将军”。
沙海昂作为法军军官随远征军赴土耳其作战，又重新回到年轻时曾工作过的地方，不过这一次不是为了建设，而是为了毁灭。他作为炮兵军官参加了著名的加里波利战役，与后来成为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对阵。协约国军队不熟悉地形又遭到土军的顽强抵抗，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反复发生白刃格斗，法军在该战中伤亡达47000多人。这场大绞杀给沙海昂留下深刻印象，即使在一战结束后协约国获胜，他还经常在谈话中佩服土耳其人的勇敢。大战结束后，沙海昂升任炮兵少将，曾参加英法联军前往苏联干涉十月革命，与红军在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厮杀。
沙海昂晚年在中国
1918年，他放下屠刀，辞去军职。他割舍不下魂牵梦萦的中国，又回到北京，埋头书斋，开始一个学者的生活。
沙海昂对中国的历史地理有浓厚的兴趣，尤其关注中外历史上文化交流的情况，他晚年专心研究《马可·波罗游记》，汇集了英法各家的注释，进行认真的考证补充，终于完成了《马可·波罗行纪新注释》三册，1928年由商务印书馆译成中文在北京出版。这部书出版后，沙海昂名声大振，法国政府授予他一等金质奖章，一些中国文化名人也与他交往。
沙海昂注释的《马可·波罗行纪》
在治学的同时，他放弃了购置产业的打算，开始潜心购买收藏中外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书籍。不少珍本是他千方百计才收购得来，有时不惜花费重金。经多年积累，他藏书渐多，共2400余种，这些书大多购自国外，为中国所未见。他的藏书中还有他手绘的《从南宁至北京设计图》，十分珍贵。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开始为明朝时的葡萄牙海盗平拖的中国游记做注释，平拖的足迹曾遍及中国各地，堪比马可·波罗。沙海昂从一本书上看到《平拖游记》的介绍，于是花了很大力气找到法文本。他想以他的注释工作来对中国文化研究作出新的贡献。
可惜天不假人，沙海昂的注释工作只做了一半，便突发脑溢血，1930年8月17日，因抢救无效，沙海昂在北京法国医院去世，享年58岁。注释该书的工作后由法国人麦格玛利代为完成。
沙海昂留下遗言，他的藏书都是一本一本买来的，收集十分不易，将来不可分散，只能集中在一起。
托沙海昂在天之灵护佑，他的的藏书一直集中在一起，虽历经战乱，始终得到妥善保存。现在沙海昂藏书珍藏在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图书馆里。
在沙海昂短暂的一生中，他先做工程师，后做武将军，再后又做史学家，每一段人生都是那么精彩。他出生于丝绸之路的终点，葬于丝绸之路的起点，对中国的眷恋贯穿了他人生的始终，龙州是其中重要的一站。他所留下的遗产，承载了中法友谊，肯定会一代代继续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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