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开中印大同之门

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叩开中印大同之门》画册就要付梓了。这本画册与《中国青年眼中的印度》和《印度青年眼中的中国》同属中印人文交流系列丛书。它是中印人文交流的缩影，也是我们为中印人文交流所做出的一些努力和尝试。我特地请谭中先生为本书作序。

我认为，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印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要以中印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为前提。中印两国有着几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逐步拉近中印两国的距离，不仅了解彼此的文化和历史，也了解彼此目前的发展状况；我们应该加强人文交流，消除误解和偏见；我们应该通过不懈努力，使彼此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

中印两个伟大的东方文明古国既相邻，又各自有灿烂辉煌的文化，从古至今也一直有着多种多样的文化互动，中印人文交流是世界各大文明友好交流的典范。这种交流始于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前，由来已久，源远流长。在物质文化方面，中国的造纸术、丝绸等物品为印度人民的生活提供了便利，而来自印度的壁琉璃也惊艳了中国人的眼球；在精神文化方面，印度佛法传入中国，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同时中国的老子哲学，也给印度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两国之间的关系虽然时冷时热，但人文交流却从未间断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高僧法显去印度学习佛法，是第一个去天竺“拿”佛法的人；法显之后，西行求法活动至唐代达到巅峰。玄奘则是唐代西行求法的伟大代表，是中印人文交流史上的“第一伟人”，至今仍然是“中印两国人民忆念不忘的空前绝后的中印友好代表”。总之，南北朝及唐代求法活动，促进了中印人文交流。到了近代，泰戈尔访华又重新唤起了中印人文交流的热潮。在泰戈尔访华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去印度访学，被誉为“当代玄奘”的谭云山先生是第一个专门从事中印人文交流工作的学者。其后，谭中先生子承父业，继续为“中印大同”的伟大事业不遗余力。这些曾为中印人文交流做出杰出贡献的开荒者，用他们的实际行动深深地打动着我们。他们在交通不便、语言不通的环境下，披荆斩棘，为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印人文交流之路。而我们更应该在前人的基础上，拓宽这条道路，加深中印人文交流。

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文明相处需要和而不同的精神。只有在多样中相互尊重、彼此借鉴、和谐共存，这个世界才能丰富多彩、欣欣向荣。不同文明凝聚着不同民族的智慧和贡献，没有高低之别，更无优劣之分。文明之间要对话，不要排斥；要交流，不要取代。人类历史就是一幅不同文明相互交流、互鉴、融合的宏伟画卷。我们要尊重各种文明，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兼收并蓄，推动人类文明实现创造性发展。”正如谭中先生所说，中印两大文明都发源于喜马拉雅山脉，都具有兼容性和包容性，是“天造地设”的两种文明，又有着共同的文明理想。中国的“天下大同”理想是我国提出建设三个“共同体”即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基础，而这与印度的“世界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的概念异曲同工。

2013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欢迎印度百名青年代表团访华时曾说过：“中印两国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要深刻认识中印关系的重要现实意义和长远战略意义，从两国丰富的历史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勇气，做中印友好合作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两国青年人要抓住一切机会开展交流与互动，为中印友好播下种子。”我曾经在2004年《云南行政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公共外交视角下的中印高等教育交流初探——云南大学与印度高等教育合作实践与成效探析》一文。文中提道：“教育交流合作作为人文交流的亮点和先导，可以发挥其形象亲和、易于接受、符合国际惯例的优势。既有助于拉近彼此的距离，培养友好的感情，也有利于增进国家间的互信和理解。”所以夯实两国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须以扩大人文交流为前提，而教育交流合作又是其重中之重。

人文交流是以人为主要载体的文化沟通和交流活动，涉及教育、科技、文化、体育、旅游等诸多领域，有着丰富的内涵。人文交流以“人”为主体，发挥普通大众与民间团体的沟通与互动，促进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鉴，有助于推动民心相通、夯实民意基础、增进政治互信。人文交流与政治互信、经贸合作共同构成新时期中国外交的三大支柱。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外人文交流，将其确立为党和国家对外交往的重要战略，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在国际交往中多次强调密切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性，刘延东副总理亲自挂帅担任中俄、中美、中英、中欧、中法和中印尼六大高级别中外人文交流机制中方委员会主席，推动中国与相关国家与地区的人文交流与合作。中国还将启动中德、中南非人文交流机制，进一步拓宽中外人文交流。

早些年，在我担任云南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的时候，就发现中印关系有与中美、中欧、中澳、中日甚至中国与东盟关系不同的一个特殊现象：中印两国有着悠久的人文交流的历史，两国是“背靠背”的兄弟，很多中国人眼中的印度仍旧是具有文化亲切感的东方邻居，是中国可以与之同呼吸、共命运的东方伙伴，是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国际贸易等各个领域加强合作的潜力无限的亚洲大国。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两国近几十年的人文教育交流相对匮乏，实际上变成了“陌生的邻居”。中印两国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又是一衣带水的邻国，但人文交流极不充分。由于政治互信不足、人文交流不充分，两国的战略合作也受到影响，印度对中国“一带一路”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倡议也持怀疑态度。在此情况下，亟须发挥人文交流的作用，减少两国对彼此的误读与浅读，进而深化战略合作。基于此，我萌生了出一本全面展现中印人文教育交流画册的想法。

为了促进这种沟通与交流，云南大学克服重重困难，做了一些开创性的工作。2010年3月，云南大学特邀在中印友好方面倾注了极大热情的谭中先生及夫人访问云南大学，并聘请谭中先生担任中印合作顾问。在谭中先生的热心推动下，云南大学与印度国际大学建立了先期联系。为加快落实与印度国际大学的合作，双方进行了互访，就云南大学派遣教师和研究生赴国际大学中国学院进行汉语教学、互换学生短期访问交流团、接受对方教师和研究生到云南大学进修方面达成共识，并决定在捐赠语音实验室设备、捐赠图书音像教材等方面给予国际大学支持。2010年，在云南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与帮助下，云南大学与印度国际大学在云南教育展上签署了合作交流协议，援建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并获得云南省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从2012年开始，云南大学与印度国际大学利用寒暑假组织两校学生进行了10余批成规模的互访活动，共计有300人次参加了两校青年的互访活动，同时两国青年深入城市、农村、社区、厂矿访问，与各界人士广泛交流，较为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和印度的国情。云南大学的学生在每年的2月份访问印度，时值印度的春天，中印两国青年在一起交流学习，大家建立的友谊点点滴滴化作了春雨，洒落在了彼此的心田上。而印度国际大学的学生于当年5月份回访，大家建立起的友谊又在昆明得以延续。两国青年通过互访和相处，心灵的隔阂渐渐消除，我们感受到两国青年的心是如此的贴近，彼此是这般的热络。青年们一见如故，友谊之种从此播下。后来由于岗位调整，我任外国语学院党委书记一职，由于外语专业在国际交流中的优势，以及学生对中印交流的热爱之情，让我更加想汇集大家的智慧和力量共同促进中印间的人文交流。

云南省的高校与印度各高校所进行的人文教育交流是一个成功的案例，无论在校级交流层面还是主动契合适应国家的外交政策方面，都再次证明了教育所具有的基础性、先导性和支撑性。教育交流具有较高的灵活性，是较为理想的公共外交的形式。高校的作用是通过多种渠道，加强民间交往与互动，发挥学术界和教育界独特的作用。

2014年9月1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会见印度友好人士和团体代表，并颁发“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表彰他们长期致力于中印友好事业。习近平与这些友好人士、团体代表一一握手，致以亲切的问候。对他们长期以来为中印友好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通过他们向致力于中印友好事业的印度各界人士表示敬意。其中，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阿维杰特·巴纳吉博士代表中国学院领取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友谊奖”。获奖后，阿维杰特院长立刻致信云南大学：“感谢习近平主席访问印度期间给我们颁发这个奖项，这对于中国学院是非常重要的，在印度有很多从事中国研究的教育机构，但只有我们国际大学获得了这个奖项。我希望在你们的帮助下，将来在中印人文交流方面做出更多的成绩。”

由此可见，只有促进中印人文交流与学术合作，才能在最大限度上缩短中印之间的“认知距离”，为中印关系和谐稳定发展创造更多的契机。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事业，还任重而道远。我们还是要寄希望于两国青年，在青年一代中培养友好观念，加强互动，增进民间交流，为两国未来的友好关系打下坚实的基础。

于欣力　　

2016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