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输出革命
我国著名苏联史专家江流、徐葵在《苏联剧变研究》一书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带有输出革命的性质”[145]。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一贯坚持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因为输出革命就是干涉别国内政。1954年8月2日，周恩来总理在《推进中英关系，争取和平合作》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干涉别的国家的内政，革命不能输出，各国的社会制度是由本国人民自己选择的。”[146]1964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同菲律宾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的谈话中，索利文团长说：“有一个微妙的问题，我想请总理阁下谈谈，有些菲律宾人害怕中国会利用友好往来，输出革命，支持当地的共产党？”周恩来回答：“革命是不能输出的，我们一贯坚持这个原则。革命要靠本国人民自己来进行。大多数人民选择什么制度，这个国家就实行什么制度。这决不能由别国人民的意志来决定。”[147]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世界革命”的旗号下，中国曾对东南亚国家的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给予精神和物质的支持。中国支持周边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的反政府武装斗争的做法，违反了不干涉内政原则。“文革”结束后，中国“撤销了对亚洲和其他地方革命运动的援助。特别是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共产党以及印度的革命共产党人失去了中国一度提供的津贴、转运的武器、对革命者的培训和宣传上的支持”[148]。中国在改善与东盟国家关系的过程中，特别在同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明确承诺不干预邻国内政。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149]2006年9月21日，作为“中国和平崛起”理论的首倡者之一，中共中央党校前常务副校长、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在上海举行的有关“中国学”的国际论坛上演讲时说，在增强综合国力上，中国人绝不做“苏联梦”，当年苏联全力展开军备竞赛，对外大规模“输出革命”，而中国就是发展自己，“我们只输出电脑，不输出革命”[150]。
（二）有限主权论
1968年1月，捷共改革派领导人杜布切克成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他上台后公开向“苏联模式”挑战，大胆进行改革，拉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为了镇压捷克共产党的改革运动，1968年8月20日的夜间11时，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组织，采用突袭的方式，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首都布拉格。这次行动苏联和波兰、民主德国、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等国共投入50万大军。
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公然把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包括党的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总理切尔尼克，国民议会主席斯姆尔科夫斯基等，一古脑儿绑架到莫斯科。据报道，当时的经过是：“三辆苏联装甲车开到布拉格党中央大厦外面”，苏军“叫杜布切克等人挨着墙壁站了很久，然后推进装甲车，直送飞机场”，接着就被赶上一架巨型的安东诺夫式运输机，飞往莫斯科。
1968年8月21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应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党和政府领导人的请求，苏联及其他盟国给予兄弟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紧急援助，包括武装部队的支援在内。”因为“反革命势力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影响到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切身利益”[151]。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同日致苏联政府的抗议照会中明确指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声明，政府和这个国家的任何其他符合宪法的机构都未曾赞同过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和占领。”[152]“布拉格事件”后，为了替自己的侵略行径辩解，勃列日涅夫抛出了“有限主权论”。1968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大会上讲话中说：“当某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转向复辟资本主义方向的时候，当出现了对这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威胁的时候，这就已不再仅仅是这个国家人民的问题了，而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了”[153]。苏联报刊也大肆宣传“有限主权论”。1968年9月26日《真理报》指出：“作为社会制度的世界社会主义是各国劳动人民的共同成果，它是不可分割的，保卫它，是地球上一切共产党人、一切进步人士、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共同事业……兄弟国家的共产党人当然不能容许社会主义国家，以抽象理解的主权的名义，对一个国家如何置于反社会主义的颠覆的危险之中而袖手旁观。”[154]根据这一理论，作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家长”——苏联有权对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干涉。
1989年12月4日，苏、保、匈、波和民主德国领导人在莫斯科宣布当年他们国家向捷出兵是错误的，是“对捷内政的干涉，应当受到谴责”[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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