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

洞口治夫

序

根据2007年七八月对日本企业进行的问卷调查，作为长期计划的“事业开展国”，中国仅次于印度，列入第二的位置。^[1]在2006年进行的调查中，中国还是第一的位置，前四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印度、俄罗斯和越南。^[2]

本文试图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中国有自己的国家经济战略，并且对日本企业行动产生了巨大影响。根据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对经济特区实施了减免税收、免除进出口关税、确保低廉劳动供给和基础设施整备等措施。对于上述经济政策，日本企业将零部件运至中国，在那里加工组装之后，然后再以出口形式外销。

中国的吸引外资政策受到外汇制约。外汇不足可以分为四个不断重复的阶段，即（1）中国政府制定经济增长目标与中国代表团为此进行的工厂成套设备采购；（2）欧美与日本主要企业参与投标与开始契约交涉；（3）特定企业接受订单并开始生产；（4）中国政府以财政赤字和外汇不足为理由缩小生产规模和限制进口零部件和原材料的数量。

1990年以后，由地方政府主导的经济开发顺利展开，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对华直接投资跨越外资限制，到1995年迎来高峰。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对中国国内产业集群的形成以巨大影响。以香港、深圳等经济特区为中心，进一步扩展至东莞、珠海等整个珠江流域，从上海到苏州的长江流域和从北京到大连的广大地区。

作为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典型实例可以以上海为例。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发展催生了城市中的中间层，日本企业开始面向中国国内市场开展经营活动。提供啤酒、咖喱等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商品和服务成为日本企业的未来战略。在电机、电子制品部门，专门为欧美手机厂商生产零部件的日本企业进行了大量投资。

本文第一节概观从1978年到1990年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动向；第二节以1990年到2001年为限，对比日本对美直接投资，分析日本对华投资和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的相关性。第三节描述日本在华日系企业经营战略的特征；第四节与原来面向出口的生产模式相区别，介绍采用新战略的食品厂商；最后论述在中国生产的内在风险，并展望未来的发展趋势。

一、对华投资的经验

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可以称为“国家的经济战略”。它以经济发展为指针，包括对外经济关系的交涉等内容。^[3]日本的“产业政策”限制外国企业进入，促进了国内企业非成长。^[4]与此相对，中国的国家经济战略则促进了外国企业进入，推动国内企业的成长。在此意义上看，可以说与日本的产业政策有着诸多差异。

中日在机电产业方面的经济交流始自于1978年。引进外国资本的程序可以用“时进时停”来形容其过程。前进是在“改革”或“开放”政策下，大规模资本设备投资的需求所致，但是，在其后的“调整”等政治口号下，或者以“财政赤字”、“外汇不足”等现实经济原因而停滞。

根据高城（1994）研究，1978年2月，基于签订的《日中长期贸易决议》，开始进行关于彩色电视机用显像管成套设备的采购交涉。7月，日立签订了供应96万部14英寸、22英寸显像管成套设备的协议。计划自1980年12月开始生产。但是，1979年2月，中国方面通知日本外务省，保留成套设备出口契约的生效条件。涉及总额5800亿日元，合同30个。1979年4月，交涉继续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到12月，最终日立的签约额约30亿日元。在此期间，松下电器和日本维克多生产的成套设备也接受了订货。^[5]

到1981年，中方通知废弃1978—1979年签订的成套设备合同或中止建设项目，包括欧美方面其金额共计5000亿日元，仅日本方面就达3200亿日元。1981年3月，邓小平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藤山爱一郎举行会谈，中国方面希望获得3000亿～4000亿日元的成套设备建设用贷款。4月，日本政府决定5年内向中国提供总额20亿美元（约4000亿日元）贷款。其中约2500亿日元由日本进出口银行提供贷款。^[6]

1983年到1984年，以各地方政府为主体开始技术引进。1984年3月，大连被确定为第五个经济特区。这是自1979年确定福建厦门，广东深圳、珠海、汕头之后为经济特区之后的决定。4月，决定允许100%外资企业进人。与此同时，与经济特区同时实行外国企业优惠措施的14个城市包括辽宁大连，河北秦皇岛，山东的烟台、青岛，天津，江苏的连云港、南通，上海，浙江的宁波、温州，福建的福州，广东省的广州、湛江，广西的北海。12月，上海被确定为“准经济特区”。上海市的外资待遇政策包括：（1）企业所得税15%，（2）免除进口设备、零部件、原材料的关税，（3）产品出口免税，（4）在中国市场一定比例的销售，（5）自由雇佣工人，（6）允许投资额3000万美元以上的技术、知识密集型企业利润回流国外。^[7]

1985年7月，中国政府宣布，在中国国内生产的彩色电视工厂，只对国产化率70%以上的工厂分配零部件进口外汇。8月，中国政府宣布停止对日本家电厂商及摩托车厂商的生产技术引进。内容涉及彩电、冰箱、洗衣机、空调、摩托车等11种产品，其理由是中国国内的的供给过剩和外汇不足。^[8]

1987年8月，中国政府决定，到1988年底之前，国有企业引入“厂长责任制”。厂长责任制的引入始自1984年5月。到1987年6月，工业部门的国营企业已有63.9%、3万5200家企业采用。同时在工资制度方面，在原来的时间工资制的基础上，引入了成果工资制。1988年初，给与地方贸易公司大量的贸易自主权，根据业种的不同，分别允许50%～100%的外汇留用权利。^[9]

1989年，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日益活跃。由于日元不断升值，日本企业纷纷寻找能够进行合作的企业。但是，天安门事件的影响，合作事业设立等各种协商暂时停止。^[10]

二、日本的直接投资与外汇汇率

1992年，邓小平发表继续推进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自此，中国国内迅速加快开发步伐，对外资引进也给予了种种税制方面的优惠措施。20世纪90年代中，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到1995年达到顶点。

根据手岛（2000）、榎本·张·北川（2005）等统计，在各种业种分类中，制造业投资比重较大。关（2002）报告指出，在深圳、东莞的日资企业主要是从事劳动集约型生产活动；春名（2005）指出，与美国比较，虽然技术水平较低，但是，在中国拥有研究开发功能的日本企业在不断增加。

图1是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水准与日本对美直接投资的比较。1993—1995年间，日本对华投资的件数与日本对直接投资基本相当。但是，如附表所示，对华投资规模一般较小，对美投资件数1989年达到最高纪录之后，长期处于减少趋势。

图1　日本企业对美、对华直接投资件数（1989—2004）

资料来源：财务省数据，笔者作成。

对于日本企业直接进行海外投资的原因，很多人认为主要是由于日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在此，我们看一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金额和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化情况。1990年到2004年，如第二图所示。当美元兑换日元趋向于1：100的升值时，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趋向于增加。从日本的制造企业看，与在日本国内生产然后向美元通货圈输出相比，在中国进行生产后输出则比较有利。由于日元升值，带来了生产基地由日本向中国的转移。如果取日本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与日元对美元汇率的对数值，通过回归分析，可以计算出其弹力性。根据第（1）式，日元对美元汇率升高一个百分点时（负的变化），从日本向中国的直接投资将增加4.2个百分点。

日本对美国直接投资的动向与此有很大不同（参照第三图）。日元对美元汇率的相关系数为0.38，表示舒缓的正相关关系。^[11]这主要是由于：第一，由于在美国的制造业投资和服务业投资相互混合，因而日元升值和日元贬值效果相互交错；第二，日本企业对美投资大多数追加性投资，仅仅是对过去投资的扩大；第三，日本的宏观经济中存在着通货紧缩现象，因而导致对美投资日趋减少，但是在其中若干年中，日元对美元汇率变动与直接投资可能呈现一定程序上的表面相关性。

图2　日元对美元汇率与替补直接投资金额　（1990—2004）

资料来源：财务省数据，笔者制成。

三、产业集群与战略性租税政策

在日本企业对中国进出口的动向中存在这样明显的情况，即对于深圳、上海等地租税优惠政策，日本企业的设立选择十分敏感（参照第二表）。下面介绍日本企业在上海保税区的运营情况。

（一）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根据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采访^[12]，到2002年4月，上海外高桥保税区共设立企业5300家。其中日系企业约10%，达600家左右。外高桥保税区设立于1990年，这里的法人分四种类型：a商社、贸易公司；b配送中心（distribution center）；c生产工厂；d公共物流。

表2　日本企业对中国投资的地域分布

数据来源：长冈（2002），第24页。长冈的数值根据东洋经济新报社编《海外进出企业总览》2001年版。

输出加工区与开发区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政策法规，其中心内容就是企业所得税的优惠待遇。如果是贸易公司，设立第1、2年中，税率为1%，3—5年为10%，6年以后为15%。如果是生产性企业，设立第1、2年中为免税，第3—5年为7.5%，6年以后为15%。作为贸易公司和制造企业的设立条件，必须拥有20万美元以上的注册资金，前者必须有占地20平米以上的办公设施，后者则必须拥有400平米以上的厂房面积。

（二）家电厂商JVC公司的DVD生产

在上海市浦东区外高桥保税区，日本电器厂商JVC公司^[13]从事家庭用DVD生产活动。出资比例为日方55%，中方为45%。在上海制造入门级产品。在美国约合90美元，在日本约合129～139美元的零售价格。同时还制造DVD家庭用数字电影放映系统，该产品在日本售价为5万～6万日元。这些产品的92%用于出口，输出地为美国40%，欧洲30%，日本12%，亚洲10%左右。8%左右销往中国内地。

2002年5月，形成了完整的生产体系。2001年9月11日纽约“911”事件以后，家庭用DVD市场急速发展，致使半导体厂商的供给出现不足。整个生产线采用24小时生产体制，而似乎不能放过取胜机会。采用24小时工作制以后，工人被分成四个班组，每天能够生产1万台左右。在从业人员中正式社员很少，他们与中国地方技术学校达成协议，作为这些学生的培训，即外部实习形式，由学生进入生产。从业人员维持在650～1200名左右。在一年的时间内，有时必须有3倍左右的劳动力来维持。日本从业员约8名，其中2人进行开发，6人进行工厂管理。

JVC的经理H先生自1978年开始曾在新加坡工作10年，1988年以后在马来西亚，1994年来到上海。刚刚来到上海时，该公司是集团公司中经营效果最差的子公司。由于重建成功，2002年7月，他又转到了北京的工厂。在北京工厂，计划生产录像带、电视和等离子显示器等产品。2002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有时在集成电路板上安装的IC芯片从新加坡厂商购买二手产品。在印刷电路板的生产线上，自动化率仅仅达到95%的程度，剩余部分由人力进行。在日本自动化程度已经达到98%。

（三）液晶用偏光板制造——日东电工

在上海市浦东区外高桥保税区，日系电子厂商日东电工^[14]生产液晶用偏光板。在日本，作为生产胶带的制造商开始创业，其后逐渐实行多元化发展，进而生产液晶用偏光板。2002年12月，开始生产可弯曲电路板。2003年3月，在苏州产业园区建成大型电视监测及15英寸电脑用的偏光板加工工厂。因为中国国内的日系企业很多在苏州产业园区建厂，于是它们也选择了苏州。液晶的70%供应手机。

日东电工公司于1994年获得了经营许可。第二工厂于2001年5月开业。之所以将第二工厂设在外高桥保税区，因为这里允许商社活动。即在保税区内只要不增加附加价值，那么，商品进口后就可以进行销售。与日本的消费税相当的增值税在保税区内可以免除。

工厂是租赁来的，在日本尾道的光学事业部提供技术支持。这里有制造人员241名，质量保证员54名，管理人员21名，只有1名日本人。从1995年到1996年，曾经有3名日本人的派遣社员，分别担任财务和工厂管理。但是，考虑驻在费用，后来裁剪了2人。对于移动电话零部件厂商来说，由于组装厂商不断强烈要求降价，因此必须考虑成本上的竞争力。

包括第一工厂和第二工厂，中国人的从业员共计760人。大都来自于职业学校。其服务集中于外高桥。关于办公室的管理业务，通过公开招聘或从人才派遣公司进行雇佣。平常采用三班倒的24小时工作体制，周六日为休息日。从业员就职时的工资为960元左右。许多从业员步行上下班。对于通过日本考试一级的从业员，给予300元的津贴，但是，曾经赴日留学的人未必能够成为好的从业员。

四、城市中间层的成长

在进入中国的日系企业中，面向中国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的主要是汽车厂商。作为丰田汽车的技术人员、“看板方式”的创始人大野耐一，1977年访问中国并与一汽进行了接触（李，2002）。中国台湾的汽车厂商曾经集中在福建投资（陈，2002）。陈认为，中国台湾厂商引进的日本企业的生产管理方式已经进入中国广大地区。

洞口（2003）认为，通过追踪味之素的中国市场战略，可以说明中国国内市场中城市中间层的形成。不仅是汽车，在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商品系列中，中国城市中的消费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2002年9月，味之素公司与住宅食品公司合资在上海设立上海住宅味之素有限公司。其出资比例为：日本味之素总公司5%，味之素（中国）有限公司65%，日本住宅食品总公司30%。资本额为970万美元。由住宅食品公司负责生产，味之素公司负责销售。

工厂由生产部、开发检查部、总务部组成。负责总务的中国人是在味之素（中国）有限公司工作多年的老工人。直接劳动的55名工人为派遣公司派遣。实行一班值勤制度。在味之素公司，拥有蒸煮食品的生产技术，也能生产咖喱。为了避免在有限的市场中“两败俱伤”，他们将住宅食品公司化为商业伙伴。这正是Doz and Hamel（1998）所提倡的选择战略。结成联盟的企业作为一个联合体对竞争对手形成进入壁垒。洞口（2003）通过对该公司在中国国内销售日本式蒸煮咖喱过程的采访调查得到了证明。本文以2002年12月在上海进行的采访调查^[15]为基础，试图对味之素公司的中国市场战略展开论述。

2002年9月24日，上海住宅味之素公司的工厂举行了竣工仪式。日本的NHK、东京12频道、日本电视为首的20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中国媒体也有15家之多。其中有《上海商报》、《解放日报》等报社和电视台等。此外，附近的日系企业、中国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建设等部门的负责人也参加了庆祝。下午1点开始对媒体发布新闻，3点举行开业式，在参观工厂之后，举行咖喱品餐会。5点在花园饭店举行晚会。住宅食品公司、味之素公司的社长和专务出席，中国的政府官员也参加了聚会。之后又举行了狮子舞、烟花和爆竹晚会。

早在上海住宅味之素有限公司竣工仪式举行之前的9月9日，工厂已经开始了试运营。正式出产成品是10月14日，10月17日，开始进入商店柜台。商品名为味嘟嘟咖喱。该词本身没有什么特殊含义，主要是考虑给中国人的好感度较高，发音显得可爱，小孩子也非常容易记忆。另外，味嘟嘟三个字都含有口字旁，能够刺激人的食欲。这个名字是1年前由当地负责市场负责人想出的，后来就成了形象化的品牌。零售价格为每个5.8元到9.5元之间。

即使在中国国内也在播放其电视广告，早晨7点30分和晚上7点30分，主要的频道都会播放15～30秒的广告。

该广告的主题是母亲和儿童，并主要针对儿童。公司对25万个家庭提供了免费样品（抽样），对于在中国国内的销售，由于有已谷氨酸的销售业绩和销售网络，由味之素（中国）公司支持销售。

结　语

在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常常伴随着某些重大影响因素出现。与中国的“现代化”、“改革”、“开放”政策相呼应，到中国投资的日系企业接连受到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外汇不足的影响。

1994—1995年日元升值时期，日本对华投资十分活跃。主要是以机电、电子产业为中心。而且与地方政府的投资优惠政策相呼应。在中国国内由于创造了就业机会，家电制品的普及率不断提高，城市型生活模式开始出现。这或许可以称为从日本到中国的全球化作用。那么其反作用将以什么形式出现呢？^[16]是否会产生“过剩”投资的风险呢？中国国内市场能否保持持续的增长呢？我们在密切关注今后动向的同时，还需要进行细致的调查。

参考文献

［1］牛田晋、高桥直树：《日本制造业开展海外事业的调查报告——2007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第19次）》，《开发金融研究所报》，2008年版，第36卷，第26—116页。

［2］榎本悟、张红、北川博史：《日本企业对华投资概观——企业共生的逻辑发展序论》，《文化共生学研究》，2005年版，第3卷，第41—56页。

［3］关满博：《世界工厂——中国华南和日本企业》，新评论出版社2002年版。

［4］高城信义：《日中电子工业技术转移关系史（1978—1990）》，法政大学比较研究所，《研究报告》，1994年第42号。

［5］手岛茂树：《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优位性、问题点及业种和地域特征》，《国际政经》，2000年版，第6卷，第23—36页。

［6］春名章二：《对华日系企业的研究开发现状分析》。《东北亚研究》，2005年版，第2卷，第61—77页。

［7］洞口治夫：《政府与企业》，一寸木俊昭编著《经营学——成熟、国际化阶段的企业经营》第8章，密涅瓦书房1994年版。

［8］洞口治夫：《全球化与日本企业——有组织的跨国企业》，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

［9］洞口治夫：《经营战略——味之素》，吉原英树等编：《案例教程：国际经营》第二章，有斐阁2003年版。

［10］Chen，C.C.［2002］”Taiwanese Technology Transfer to China：The Automobile Industry as a Case Study，”in H.Horaguchi and K.Shimokawa eds.，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ast Asian Industrial Syste：Case Studies from the Automob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chapter13，Springer-Verlag Tokyo.

［11］Doz，Y.L.and Hamel，G.［1998］Alliance Advantage：The Art of Creating Value through Partnering，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2］Lee，C.［2002］”Technology Transfer of the Toyota Production System in China，”in H.Horaguchi and K.Shimokawa eds.，Japanes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he EastA-sian Industrial System：Case Studies from the Automobile and Electronics Industries，chapter 14，Springer-Verlag Tokyo.

［13］Scott，B.R.，and Lodge，G.C.［1985］U.S.Competitiveness in the World Economy，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斯科特、洛奇编，冈本秀昭监译：《日本的威胁与美国的选择》，光文社1987年版。）

附表　日本对华、对美直接投资件数及金额

资料来源：引自财务省主页。

（作者：日本法政大学经营学报教授，刘轩译）

【注释】

[1]［日］牛田晋、高桥直树：《日本制造业开展海外事业调查报告——2007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第19次）》，《开发金融研究所报》第36卷，2008年。

[2]参见牛田晋、高桥直树：《日本制造业开展海外事业调查报告——2007年度海外直接投资问卷调查结果（第19次）》，《开发金融研究所报》2008年，第36卷第73页。

[3]斯科特、洛奇编，冈本秀昭监译《日本的威胁与美国的选择》，光文社1987年版，参见第二章“国家经济战略”论述。

[4]关于产业政策，参见洞口治夫：《政府与企业》，一寸木俊昭编著《经营学——成熟、国际化阶段的企业经营》第8章，密涅瓦书房1994年版。作为对产业政策的制约因素，他认为外资不足是一个重要原因。

[5]［日］高城信义：《日中电子工业技术转移关系史（1978—1990）》，法政大学比较经济研究所1994年版，第14、15页。

[6]［日］高城信义：《日中电子工业技术转移关系史（1978—1990）》，法政大学比较经济研究所1994年版，第30页。关于3月8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藤山爱一郎赴北京访问的报道，刊载于1981年3月7日《日本经济新闻》朝刊第6页。根据1981年3月21日《日本经济新闻》朝刊第6页记载：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土光敏夫17—19日访问北京，与邓小平副总理、谷牧副总理进行了简短会谈，20日回国。

[7]参见高城信义：《日中电子工业技术转移关系史（1978—1990）》，法政大学比较经济研究所1994年版，第47页。

[8]参见高城信义：《日中电子工业技术转移关系史（1978—1990）》，法政大学比较经济研究所1994年版，第52—53页。

[9]同上，第63页。

[10]同上，第68—69页。

[11]通过计算外汇汇率和对美投资的弹性，得出以下数值。t值不具有统计学意义。
In［Inv（t）］=0.6480+1.9081［ex（t）］　　R2=0.3797　　n=16
（0.1091）　　（1.5357）

[12]2002年5月29日，根据笔者对上海外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的调查采访。

[13]根据2002年5月30日进行的一系列采访调查。

[14]2002年12月18日，根据笔者对上海市浦东新区外高桥保税区的调查。

[15]2002年12月19日，根据笔者在上海住宅味之素的采访调查。

[16]关于全球化的“作用”、“反作用”以及溢出效应的事例研究，参见洞口治夫：《全球化与日本企业——有组织的跨国企业》，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年版的归纳。日本国内的产业空洞化是“反作用”表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