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理念的变迁与全球化时代的对应

李恩民　今西淳子

前　言

1979年3月，在中日两国政府的共同支持下，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简称“留日预校”）在长春举行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学员开学典礼。1980年3月底4月初，在该校结业的年龄在18岁至20岁的本科生作为第一批国家公派留学生陆续踏上了日本国土^[1]，拉开了改革开放以来持续了30年的日本留学大潮的序幕。这30年，正是资本、技术、物质、文化，尤其是人才的跨国移动变得越来越频繁的时代，各类赴日留学人员的人数累计90万，在日新老华人华侨已达65万人。改革开放后的这一大批留学生在学成之后，无论是选择回国发展的还是选择居留国外的，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将个人的事业与中国的发展，将中国与日本，中国与世界连成一片。我们可以认为，这是能够促进中国社会发展、增进中日间的相互理解、沟通中国与世界的一股重要的社会资源。

以往对于中国留学生问题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两条主线，一个是多集中于探讨教育与国家的近代化问题，如洋务运动期间、甲午战争之后以及五四运动以后民族意识的高扬与留学问题，另一个是着重于移民史与华侨华人史的研究。本文将从留学交流的角度来探讨30年来中日两国关于派遣和接受留学生理念的变迁，并试图展望全球化时代留学交流所应有的理念。

一、中日留学交流的基本理念：学习先进与留学支援

（一）中国的基本理念：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

改革开放初期，中日留学交流与中美、中法、中德等留学交流一样都是从国家公派留学生开始的。国家公派留学生既是中国留学生政策形成的基础，也是各时期中国政府对国家未来与人才问题基本思考的政策性反映。所以在探讨中日留学交流理念问题时，有必要从国家公派留学生问题谈起。

中国的国家公派留学生分为本科生、进修生、硕士与博士研究生和博士后等几种。30年来，伴随着国家对人才需求的变化，中国政府在不同的时期派出的留学生种类有不同的侧重，总的趋向是向日本公派留学生的学历层次在不断提高，赴日留学人员的种类也在不断增加，其演变过程大致如下。

1977年，中国恢复了停滞了10年的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国内缺乏大学生，没有毕业的大学本科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于1979年决定开始向日本派遣留学本科生。学员从国内各大学的一年级学生中选拔，在专门为此而创立的留日预校培训一年后，派往日本留学。此计划从1980年开始，共实施了5年，派出学生379名，绝大部分是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领域的本科生，文科学生只有48名。

1982年我国恢复高考后的首届毕业生毕业，第一批研究生入学。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第一次提高留学人员学历层次，派遣留学生到日本攻读硕士研究生。这一计划共实施了8年，派出留学生近400名。

1989年我国自己培养的大批硕士生毕业，国家教委决定再次提高留学人员的学历层次，向日本派遣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公派博士留学生分两种，一种叫中日联合培养博士，一种叫赴日专攻博士，前者主要是从国内博士研究生中选拔的，赴日的主要目的是进行与毕业论文有关的课题研究，回国后参加答辩，获取国内的博士学位，后者主要是从青年教师中选拔的，目的是考取日本的研究生院，获得日本的博士学位。这一计划从1990年开始，共实施了20年，派出留学生1200多名。顺便提一句，笔者是第三批国家公派的博士研究生，与笔者同期派遣的博士生共有79名，其中包括笔者在内的中日联合培养博士40名^[2]，专攻博士39名，专业分布是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领域74名，历史、经济、法律等文科学生仅5名。

1995年，中日双方在北京举行会谈，在总结了15年来两国留学交流所取得的成果之后，中方提出除每年继续选派已取得硕士学位的留学生赴日攻读博士之外，增派博士后研究人员。国家派遣赴日博士后研究学者的计划从1997年开始，共实施11年，派出人员有500多名。

以上所说明的都是攻读学位或与学位有关的留学交流项目，值得注意的是，这30年间中国一直没有停止过派遣高级和普通访问学者到日本进修。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基本理念是学习先进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有利于国家建设。在这一理念的支持下，当时选派留学生的特点有以下两点：第一，留学生的选拔是以国家需要优先（而不是以个人愿望优先）、以国家意志为基准进行的。第二，被派往的国家几乎都是西方先进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留学生到这些国家的目的几乎都是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即偏重自然科学（特别是理工农医学科）^[3]，而没有将与当地国民进行文化交流、增进相互间的理解等国际交流作为派遣留学生的直接目标和基本理念。

（二）日本的基本理念：留学支援

日本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由留学生派出大国开始向留学生接受大国转型的，接受外国留学生的理念有二，一是对于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旨在强化国家间的异文化交流，增进民间的相互理解，二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留学生则旨在进行留学支援，以有益于这些国家的建设以及与日本关系的改善。中日留学交流肇始之初，日本对中国的留学支援是非常诚心和积极的。^[4]这里可以留日预校的创办、政府奖学金的提供这两个实例来说明。

1.教育体制与法律支援

留日预校，全称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是我国唯一一所由中日两国政府合作办学，面向各级各类赴日留学预备人员进行日语强化培训的专门学校。从1979年3月创立至今的30年间，共培训了8900余名学员，既成了中日教育交流史上一个合作的典范，又成了公派赴日留学生的摇篮，在民间被称为赴日留学的“黄埔军校”。这所学校是怎么创办的，有什么样的法律地位呢？

1978年夏天，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日本，说明为了培养对“国家建设”有用的人才，急需向先进国家派遣本科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日本政府迅速应允，但提醒中方说，日本的大学本科，与其说是专业技术教育（professional education），不如说是更接近于美国的素质教育（liberal arts and science），对培养为国家建设有速战能力的人才不能给予过高的期望，同时说，前来留学的中国学生必须符合日本的大学入学条件。

当时，按照日本教育制度的统一规定，报考日本大学的外国学生，必须在本国修完12年教育课程，也就是说，按六三三学制计算，中国学生需要具有高中毕业以上的学历。但当时中国因“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各地学制不一，高中毕业生的修业年限有11年的，也有10年的，这就成了制约中国学生进入日本大学留学的最大障碍，而这一障碍不排除，中国学生就难以实现留学日本的愿望。为此，中日双方经过商谈，决定比照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日本语学校、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的模式，作为中日教育交流的第一个标志性的项目，在长春设立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对即将赴日留学的大学本科生进行为期一年的日语和专业基础知识培训。

该校于1979年3月设立之后，日本政府立即进入了修改本国《学校教育法施行规则》的法律程序。1981年10月3日，文部省发布第153号告示，规定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外国语学部附属日本语学校（东京都）、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东京都）、关西国际学友会日本语学校（大阪府）以及赴日留学生预备学校（中华人民共和国吉林省）的毕业生，在进入日本大学本科学习时，与日本的高中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5]这样留日预校的学历得到了日本《学校教育法》的特认，这是日本政府在国外唯一承认的一所日语教育学校。

为使留日预校健康发展，日本政府拨出预算每年从东京外国语大学、广岛大学、东京工业大学等许多国立大学派出大批优秀的日语和专业课教师到该校任教。日方教师与中方教师合作，在编写教材和改革教学法方面积极探索，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留日预校提供的资料显示，该校承担培训国家派遣赴日留学生的任务之后，共培训了赴日本科生留学生382名，赴日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者399名，赴日中日联合培养博士生和专攻博士生1235名，普通访问学者133名，赴日博士后学者520名，同时还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培训赴日留学进修人员659名等等。^[6]可以说，留日预校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展开公派赴日留学生教育的一个重镇。

2.日本政府奖学金支援

现在，赴日中国留学生的奖学金来源很多，除国家公派、单位公派之外，主要有日本的国际交流基金、日本学术振兴会、日元贷款以及日本各地方自治体、各团体、各大学提供的资助。其中最具有吸引力的是日本政府奖学金。获得该奖学金的留学生，日语叫国费留学生，是指赴日前或赴日后获得了文部科学省奖学金（旧称文部省奖学金）的留学生。笔者曾仔细查阅了30年来文部科学省（2001年以前称文部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调查企画课编辑的年度报告《学校基本调查报告》（高等教育机关）。本报告每一个年度出版一册，统计数据的标准时间为每年的5月1日，由各校校长直接向文部科学大臣报告。根据笔者统计，197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为20多人，获日本政府奖学金的只有2人。10年后的198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7700多人，获此项奖学金的有871人。20年后的199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2万2000多人，获此项奖学金的有1788人。^[7]这20年日本政府对中国的留学支援急剧增长，但此后诚如我们在第二节所述，由于留学是产业这一理念在中日两国的确立，自费留学生剧增，日本政府奖学金的名额没有跟着大幅度增长。30年后的2008年，在日中国留学生7万2000多人，获此项奖学金的有1747人，与10年前基本保持在一个水平。^[8]

如果按每人拿一年奖学金来计算^[9]，从1978—2008年的30年间，日本政府共向中国留学生34814人提供了政府奖学金，合计金额约772.9亿日元。在这34814名留学生中，除一部分人因专业关系必须到学费昂贵的私立大学就读而他们的学费也必须由日本政府支付之外，大部分人都在国立大学免费就读，这些人的学费合计约有191.5亿日元。^[10]

还有一种可以体现日本对中国进行留学支援的事例。按常理，中国国家公派的留学生，应该是中国全额出资的，但从1990年开始的中日联合培养博士和赴日专攻博士采用的是中国公派、日本出资的形式。如1990—2000年，以中国国家公派留学生名义被派到日本的485名联合培养博士生中的98.8%（479名），专攻博士生的100%（398名）都是由日本政府全额出资的国费留学生。

由于中国的积极派遣和日本的积极支援，30年来，中国赴日留学生不仅在规模上，而且在留学层次、专业领域、留学渠道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仅从规模上来看，已由1978年在日留学生只有20余人发展为赴日各类留学人员10万人以上（其中持留学签证者为7万余人），昔日的留学生如今在日本国公私立大学担任教授的就有数百人。留学的专业领域也从改革开放初期偏中理工农医等自然科学，扩展到经济、法律、金融、财会、管理、语言文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文理学科的留学人数基本保持了平衡。出国留学的渠道也从单一的国家公派渠道发展为国家公派、单位公派、中日联合培养、自费留学等多渠道多形式同时并进，自费留学生已占在日中国留学生总数的90%以上。可以预测，中国的自费赴日留学生将来还会增加。

二、中日留学交流新理念的确立：产业化理念

前一节我们考察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留学交流、特别是中国国家公派留学的历史进程，说明中日两国派遣和接受留学生的基本理念分别是学习先进和留学支援。这一基本理念虽然至今在中日政府层面仍没有改变，但从民间层面来看，它已不再是中日留学交流的主流理念了。

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的持续不振，派遣、斡旋或接受留学生乃是一种新兴产业的理念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基本确立，对于作为独生子女成长起来的中国学生来说，能不能获得奖学金已经不是决定其能不能出国留学的绝对因素，于是赴日自费留学生急剧增加。关于30年来中国留学生的增长情况，请先看下面的统计表。

表　30年来赴日中国留学生统计表

续表

资料来源：1978—2003年的统计数据由文部科学省提供，2004—2008年的统计数据由日本学生支援机构提供
注：1.本表每个年度统计数据的标准时间为当年的5月1日。
2.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1998年5月1日开始的统计数字中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来自香港特区的留学生。3.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2001年5月1日开始的统计数字中的中国留学生包括来自澳门特区的留学生，即2001年以后的留学生数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特区、澳门特区留学生的总和。

从本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20世纪七八十年代赴日中国留学生增长非常缓慢，维持在数千人规模，但20世纪90年代以后却呈爆发型增长趋势，以10年一个单元来计算，1978年中国留学生数为23人，10年后的1988年为7708人，20年后的1998年为22810人，30年后的2008年为72766人。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中国留学生”是指持留学签证的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包括在研究生院、大学、大专、中等专科学校就读的所有的学生。那些不持有留学签证的中国国籍的学生（如持永居、定居、家属滞在等签证的学生）不包括在内，持就学签证的学生也不包括在内。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留学生突然来到日本、其增长趋势会呈爆发型呢？主要原因在于留学产业化理念在中日两国的确立和渗透。^[11]

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的留学一直意味着国家“公派”，即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家根据需要有计划地管理留学生的数量、专业和去向。前面说过，改革开放之初的留学潮是中国根据国家优先、国家需要学习先进科学技术这一理念开启和驱动的，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留学产业化意识的增强和个人意志取向渐受尊重，中国一直在限制的自费留学慢慢成为留学的主流，也就是说，在国家需要优先还是个人意志优先这一选项中，后者占据了上方。这是中国社会开放与进步的一个标志，也是留学产业化观念的实际体现。

不过，从政策的层面来看，这一理念是逐渐形成的。1981年，中国公布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这是改革开放后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关自费留学的第一个正式条例。这一自费留学政策的出台，使中国公民以个人身份并按个人意愿去国外留学成为可能，但限制仍很多，如1990年国家教育委员会下达的《关于具有大学和大学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的补充规定》就认为全日制高等教育机构所有的公费毕业生和在学、退学的人员均有为国家服务的义务，在完成服务期年限或偿还学习期间国家所负担的培养费后方可申请自费留学。^[12]

随后，中国实施了扩大高校规模和招生自主权等一系列改革，从1994年起中国的各大高校开始征收学费，并废除了毕业后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1996年，中国又改革了迄今为止的国家公派留学体制，新设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采取本人申请、公平竞争的方式，使留学生政策的透明度和公正性得到提高。这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受教育的成本都在提高，毕业后的出路只有靠个人能力的意识开始普及，愿意投资留学的人在迅速增加，留学中介机构犹如雨后春笋。

2003年，中国发布了《关于简化大专以上学历人员自费出国留学审批手续的通知》，废除了1990年以来实施的偿还培养费制度和自费留学资格审查。这样，限制自费留学的规定不复存在，中国留学生群体中自费留学生每年均占留学生总人数的90%左右，成为当代中国留学生群体的主流。自费赴日留学生虽然在中国出国留学生总数上不占首位，但从上表还是可以看得出来，2003年以后，在日留学生群体数量急剧增长，持留学签证者一举达到七八万人。其实，加上在日本学习日语的持就学签证的学生和访问学者、交换留学等各类人员，其人数大约在15万左右。

日本于1983年由中曾根内阁提出到21世纪初接收10万留学生（与当时的法国并列）的计划。虽然这一计划是以增进日本与外国的相互理解、提高教育与科研水平、支援发展中国家培养人才的角度提出的，不是从产业需要提出的，但随着日本少子化和老龄化的深刻化，国立大学的法人化等，各种教育机构都以国际化的名义，积极招收外国留学生。直接到中国各地招生这一新型留学生招生方式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以营利为主要目的日本语学校和中介机构这一时期也不乏存在。

2003年5月，日本的10万留学生计划超额完成，从本表中可以看出，这一年持留学签证的外国留学生有10万9508人，其中中国留学生有7万814人，占留学生总数的64.7%。^[13]在这10万名留学生之中，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的有8976人，其中中国留学生只有1740人。^[14]这一时期，许多大学开始改变以往的对自费留学生的优惠政策。如笔者所在的大学到2007年3月为止，对所有自费留学生一直实行统一减免33%学费的政策，但从同年4月入学的学生开始停止执行这一政策，改为奖学金制，学习优秀者免除全额学费，其他留学生则与日本学生一样，要全额缴纳学费（每年学费最便宜的传统学科专业为120万日元左右，最贵的飞行员专业为230万日元左右）。这也许是留学产业化后形成的一个潮流。

三、民间的留学交流理念：文化载体理念

近年，无论哪个国家都在讨论建立东亚共同体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时，人们开始强烈地意识到，我们需要有一个在文化上相互理解和了解的平台，而外国留学生作为传播本国文化和吸收异文化的文化载体就自然而然地受到重视，留学生为文化载体的理念正在深入人心。其实，这一理念是各个国家民间留学生支援团体的一种共同信念，是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成效的理念。这里我们以日本的一个民间留学生支援团体——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的具体实践来举证说明。

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简称渥美财团，是继承实业家渥美健夫（鹿岛建设公司名誉会长）的遗志，于1994年设立的为在日本学习的外国留学生提供奖学金的公益性财团法人。该财团从1995年开始，每年为12～13名在日本关东地区（东京周围）大学的研究生院就读的博士研究生每月提供20万日元的奖学金，期限为一年。专业不限，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均可。2008年开始，该财团除继续在日本选拔之外，还增设了在北京和首尔选拔留学生的名额。

从1995年到2009年的15年间，渥美财团已经为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名博士生提供了奖学金。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博士留学生有74名（包括蒙古族、维吾尔族、朝鲜族等少数民族留学生18名），占总人数的41.1%。^[15]

一般来说，民间留学生支援团体的基本理念是为出身国培养人才并展开异文化间的国际交流，因此大都希望留学生们能学成回国。但渥美财团认为，我们已经迎来了全球化的时代，不管你是留在日本还是回到自己的祖国抑或是到第三国，不管你在世界的什么地方都可以为自己的国家做出贡献，在区域共同体和地球村的发展中发挥作用。为此该财团每年都为奖学生提供就职咨询，建议他们寻求足以发挥各自才干的最佳职场，既对社会有所贡献，又能体现自身的人生价值。

渥美财团奖学生在取得博士学位之后，据对1995—2003年毕业的105名博士的调查，其基本的趋向是有33%的人（35名）选择了回国，有56%的人（59名）留在了日本，有11%的人（12名）选择前往美国等第三国以求新的发展。^[16]那么，获得该财团奖学金的74名中国博士留学生的去向如何呢？

据笔者统计，截至2009年6月，他们中除还没有毕业者（9名）之外，回到中国（包括1999年以后去香港的）的有13名，占17.56%，留在日本工作的有42名，占56.75%，到美国、韩国等第三国的有10名，占13.51%。^[17]其基本去向与该财团其他国家的留日学生没有太大的区别。

在回国者中，除做日企驻华代表者外，绝大部分都到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其中担任副教授以上职务者所在的大学有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延边大学、新疆大学、广州中医药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等。不难看出，回国者都很顺利找到了满意的工作，他们通过赴日留学不仅获得了更好地报效国家和社会的知识与技能，也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个人的社会上升移动。

留在日本工作的人中，有的就职于日本的大企业，有的自创了公司，有的开医疗诊所行医，有的到研究所搞尖端研究，大多数人在国公私立大学讲授专业课，其中担任教授或准教授职务者所在的大学有北九州市立大学、樱美林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大学、北陆大学、琉球大学、松山大学、东京学艺大学、日本大学等等。

到美国等第三国或香港特区的也有就职于日本企业或美国企业的，但大部分还是就职于大学，其中担任助理教授以上职务者所在的大学有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等。

为了将散居于世界各地的博士们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基于“实现地球公民”这一人类社会的共同理念，渥美财团又于2000年7月在东京倡导并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关口全球研究会（Sekiguehi Global Research Association，简称SGRA）。其创立宣言说，“在迎接新世纪之际，全世界正处于变革的大潮之中，人们在对新技术寄予极大期待的同时，又困惑于社会结构的剧变。尽管提倡国际化、全球化为时已久，却难以找到全世界能够共同拥有的新的方向，浑沌不断增加。置身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之中，难道不是到了需要我们依全新的视点综合地分析和判断事物的时候了吗？难道不是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进行意识改革，确立扎实的理念，并以实际行动付诸于实践吗？企业、组织或个人，都是构成各种共同体的成员之一，充当着那个特定社会的公民。作为社会一员的公民，在追求各自利益的同时，必须充分考虑周边社会的利益。在解决问题之时，在制定方针战略之时，不应仅仅着眼于科学技术的开发、经营经济学的分析，还应该从环境、政治、教育、艺术、文化等社会的所有层面进行多方面的研究。全球化不断发展的现代，要求我们既不能丧失自我，还要进一步拓展既成的社会范畴，谋求全球的和平与全人类的幸福”^[18]。

关口全球研究会的主要成员是长期留学日本并在日本的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的居住在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对于每一个研究课题，研究会都分别由多国籍跨学科的学者组成研究小组，凝聚多门科学智慧，构建跨领域网络，从多方面的数据入手，展开分析和考察。该研究会现有近300名会员，每年举办4次大型研讨会，出版8册研究报告，并将研究成果以多媒体形式公诸于社会。

除此之外，该研究会还与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延边大学、新疆大学、韩国财团法人未来人力研究院、菲律宾亚洲太平洋大学、蒙古科学院等进行合作研究，并共同举办了多次学术讨论会和面向一般民众的演讲会。

渥美财团在留学生为文化载体这一理念下所从事的上述活动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这样的尝试必将在加深异文化的相互理解、增进有价值的社会共通利益，促进人类社会的良好发展和共同体社会的形成方面发挥作用。

四、面对全球化时代：以文化载体理念扩大留学交流

前面提到，留学交流是一种产业，更是一种文化载体和实现异文化交流的媒介。据2009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公布的《全球教育要览2009》（Global Education Digest2009）统计，2007年全世界的留学生人口已由1975年的80万增加到2007年的280万，其中接受留学生最多的国家依次为美国59.6万（占21.3%）、英国近35.1万（12.5%）、法国近24.7万（8.8%）、澳大利亚21.2万多（7.6%）、德国20.7万多（7.4%）、日本近12.6万（4.5%）。据预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2020年世界留学生人口将达700万。^[19]以此为背景，在东亚共同体的议论之中，东亚各国都已意识到将优秀的留学生吸引过来、确保高级人才，不仅对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而且对共同体的渐次形成都是有益的。为此，各国都制订了规模宏大的接受留学生的计划，如新加坡提出了接纳20万留学生的计划，韩国确立了5万人目标，日本于2008年发表了将接受30万留学生的新政策^[20]，中国本身虽是最大的留学生输出国（每年有10万人以上出国留学），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特色的凸显，吸引力越来越大，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有实力的留学生接受大国（2008年在华外国留学生为22万人）。

在制订接受留学生计划时，东亚各国都面对过一个难题的困扰，即在全球化时代，我们以什么理念、用怎样的文化魅力来吸引东亚区域内外的外国留学生？这个问题虽还在摸索之中，但笔者认为至少应该把握以下两点：一是在东亚区域内，高扬文化载体理念，大量派出和大量接受外国留学生；二是在东亚区域外，展示东亚文明的特殊性。

虽说现在已经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母语为汉语或日语或其他语种的留学生一起用英语讨论国际问题的机会也越来越多，但以不同语言和文化为背景的留学交流仍是最能体现各国传统文化、实施异文化交流的一种有效的国际合作手段。留学交流不是单行道，而是双向性的交流，其根本目的在于促成各民族国家间的相互信赖、根绝或减少宗教或文化冲突、为区域内或全球不同文化的和平共处创造有利条件。近年，一谈到全球化问题，必然论及东亚共同体这一话题。虽然这是以经济为主体而考量的共同体，但即使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共同体，也必须首先确立一个完整的安全保障体系，而这一体系的确立有赖于东亚各国民众的相互理解和信赖关系的建立。

与欧美各国相比，东亚各国之间异文化理解教育相对落后，只有大规模的留学交流，文化上的相互理解才能实现。这里所说的留学交流应该以文化载体理念为主，以学习先进、留学支援理念以及产业化理念为辅而展开。针对亚洲学生的留学取向依然偏重欧美的现象（世界五大留学生输出国为中印韩德日5国），东亚各国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留学体系，不应为学生们只提供“去美国还是去日本”这样一个单一的菜单，而应该提供多种选项如“既去欧美又去亚洲其他国家”，留学时间以一年这样的短期为好。这样，每个人的留学就不会局限于一个国家，频繁的留学交流才有可能日趋活跃。另外，东亚区域内，构建各国之间相互的交换留学体系，各大学之间开展双学位留学计划（即本科生在本国读两年、到对方国家留学两年以上即可取得双方学位）也许会成为一种有益的尝试。在这里，亚洲四大留学生输出国中印韩日的学生与其他亚洲国家（泰国、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朝鲜等）的留学生的交流能不能成功将举足轻重。

留学交流并不仅仅意味着东亚区域内的交流，更主要的还有全球范围的留学交流。欧美的大学对自身的文明有一种坚不可摧的信念，坚信国家的（national）同时也就是国际的（international）或全球的（global）。如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大学用英语讲课是国家的，但同时也是国际的，他们对此深信不疑。但即使在欧美文明极力显示其强大力量的现代，东亚文明，特别是汉字文化圈的文明，对于欧洲、北美、拉美、非洲来说，仍是一个极具魅力的文化。享有共同的古典文明的东亚各国，特别是中日两国应增强互相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并以扩大相互间的留学规模为契机，共同推进人类特有的财产——汉字文化的发展，以创造共同拥有的更加辉煌的文明，并实现与其他文明的和平共生。

（作者：李恩民，日本樱美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今西淳子，日本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常务理事）

【注释】

[1]［日］《明天中国派遣的本科留学生分三批来日》，《朝日新闻》1980年3月27日。

[2]笔者于1992年10月赴一桥大学就读，1996年1月在南开大学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3]国家公派留学生的专业偏重自然科学的倾向从改革开放前3年公派留学人员的统计数字中反映得比较明显。如1979年中国向32个国家派出各类留学人员（包括进修人员、访问学者、研究生和本科生等）1750名，其中自然科学类1445人，占82.6%；语言类282人，占16.1%；社科类23人，占1.3%。1980年中国向外派出2124名各类留学人员，其中自然科学类1895人，占89.2%；语言类165人，占7.8%；社科类64人，占3%。1981年中国向外派出3416名各类留学人员，其中自然科学类3076人，占90.0%：语言类154人，占4.6%；社科类1%人，占5.4%。苗丹国、王雪萍：《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大事记》（1978—2009）、作者为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留学日本丛书》编辑委员会提供的稿件。这套丛书正由朱建荣、廖赤阳、李恩民、王雪萍编辑，预计将从2010年起陆续在北京出版，下同。

[4]如时任文部省留学生课课长的光田明正（现任樱美林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回忆说，日本方面在为接受中国留学生而编制1979年度预算时，主管财务的大藏省有关负责人的态度是一改历来要求“削减”的这一做法，表示“只要需要就尽管提出来”。国会也是这样，议员们超越党派的利益，对于日中留学生交流事业共同予以支持和推进。光田明正《日中留学交流启动阶段的回顾与今后的课题》，作者为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留学日本丛书》编辑委员会提供的稿件。

[5]［日］《文部省告示第153号》，《官报》第16407号，昭和五十六年10月3日。

[6]李若柏、郑国爱《赴日留学生的摇篮——中国赴日本国留学生预备学校建校三十年》，作者为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留学日本丛书》编辑委员会提供的稿件。

[7]［日］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调查企划课：《平成十九年度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书（高等教育机构）》，表26、文部科学省2007年版。

[8]［日］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调查企划课：《平成二十年度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书（高等教育机构）》、表26、文部科学省2008年版。

[9]最短为1年，最长为9年。有的中国留学生从大学本科（4年）经硕士研究生（2年）直到博士研究生毕业（3年），全程享受了日本政府奖学金，亲身体验了日本高等教育的全过程。

[10]李恩民编：《三十年来赴日中国留学生统计》，作者为日本华人教授会议《留学日本丛书》编辑委员会提供的稿件。

[11]留学产业化的理念也使中国的各个大学开始积极地大量地接受外国留学生来华学习。随着中国的崛起和吸引力在增大，来华外国留学生也越来越多。如1978年在华学习的外国留学生只有1236人，2008年在华学习的留学生已达到223500人，比1978年增加了近180倍。《教育部称来华留学生30年增加近180倍》，《中国青年报》2009年4月2日。

[12]本科和本科以上人员服务期限为5年，二年制和三年制专科毕业生的服务期分别为2年和3年。培养费标准为专科生每学年1500元；本科生每学年2500元；硕士研究生每学年4000元；博士研究生每学年6000元。该规定除1993年有过小的调整外，一直沿用到2003年停收培养费为止。

[13]［日］《文科省宜布接受留学生超过10万人目标实现》，《朝日新闻》2003年11月12日。

[14]［日］文部科学省生涯学习政策局调查企划课：《平成十五年度学校基本调查报告书（高等教育机构）》、表26、文部科学省2004年版。

[15]笔者根据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从1996年至2009年出版的各个年度的《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年报》（每年一册）提供的信息统计算出。

[16]［日］今西淳子：《在日外国留学生的支援及其体系的建立》，佐藤东洋士、李恩民编：《东亚共同体可能性》，御茶水书房2006年版，第491页。

[17]笔者根据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从1996年至2009年出版的各个年度的《渥美国际交流奖学财团年报》（每年一册）提供的信息统计算出。

[18]关口全球研究会中文版网页http://www.aisf.or.jp/sgrachina/

[19]Global Education Digest2009，P.138—140http://www.uis.unesco.org/template/pdf/ged/2009/GED_2009_EN.pdf

[20]文部科学省：《留学生30万人计划要点的制订》，http://www.mext go.jp/b_menu/houdou/20/07/0808010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