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丝绸之路对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是多层面的，宗教信仰在其中占据重要位置。古往今来，宗教信仰不仅支配着信众的思想感情，宗教组织和宗教礼俗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今国际争端和地区性冲突多有宗教矛盾贯穿其中。然而，丝绸之路沿线，几千年来所演奏的宗教主旋律却始终是多元宗教和睦相处、互相交融、共同发展，堪称世界宗教史上的稀有之例。

1）丝绸之路是各种文化传播的信息公路

丝绸之路东至中国东南部沿海地区，西至罗马。它不仅是一条东西方政治、经济的大动脉，同时也是一条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交融之路。印度的佛教、印度教，波斯的景教、摩尼教，西亚的伊斯兰教，以色列的犹太教，还有欧洲的基督教、天主教等，都是循此道传入中国的，而中国的道教也是通过这条道路西传的，故而丝绸之路又被称作“信仰之路”与“宗教之路”。

公元前6世纪，佛教在印度兴起，其僧侣成为第一批奔赴亚洲各个角落进行宗教传播的旅行家。东汉明帝时，中国出现了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此后，佛教便在中国境内发展壮大。古代的印度商人与佛教关系密切，这种现象也同样适用于其他宗教。对于早期的弘法僧人而言，僧侣们需要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同时也要给予商人以精神上的支持。当然在许多情况下，有的商人也承担传教者的角色，“商人们积极出钱出物，供应僧伽。结果是，佛徒得到衣食之资，商人们得到精神上的慰藉，甚至物质上的好处，皆大欢喜，各得其所”。这一现象从侧面说明，商人作为宗教徒和弘法僧人关系紧密，对丝绸之路上的宗教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除印度商人和僧侣外，在丝绸之路上充当文化使者和宗教传播的还有波斯商人。他们从中世纪起就分布在安息到大夏再到中亚河间一带，其商队也一直奔波于西亚至长安、洛阳长达数千千米的贸易路线上。为密切同各地商业伙伴的关系，波斯商人所到之处不仅学习当地语言，还接受他们的风俗和宗教习俗。

中国是一个对各种宗教融合的国家。泉州可以称为世界宗教博物馆，元代时，在泉州流行的宗教有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印度教等，至今尚有相当丰富的宗教石刻留存。1368年，元朝覆灭，曾经贯通中西的丝绸之路中断，尽管明永乐年间中西交通暂时恢复，但也只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随着联系的中断，琐罗亚斯德教、犹太教及景教在东方逐渐消失了，摩尼教仅在福建霞浦、晋江、福州等地得以留存，但已转化为民间信仰，只有伊斯兰教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回族、撒拉族等民族中保存了下来。势力最为强大的佛教迈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道路，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新局面。

2）丝绸之路是各种宗教文化融合的大熔炉

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要地，吐鲁番在历史上不仅是东西方诸民族频繁迁徙、往来之地，同时也是世界宗教的坩埚。大凡丝绸之路沿线流行过的主要宗教，都可以在吐鲁番找到影子，诸如萨满教、祆教、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等，不同宗教在这里和谐共处，相互融会。这一现象在唐都长安也很明显，诚如向达先生所言：“第7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们，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唐代洛阳的情况亦同样如此。

各种宗教在丝绸之路沿线留下了大量不同风格的宗教遗迹。在印度、中亚及中国新疆地区发现的贵霜王朝迦腻色伽一世钱币上，可以看到波斯祆教的琐罗亚斯德像、印度教的梵天像、佛教的释迦牟尼佛立像和弥勒佛坐像，更有希腊、罗马的男神和女神诸像。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各种宗教文献相当丰富，有回鹘文、粟特文、梵文、波斯文、突厥卢尼文、佉卢文、叙利亚文、藏文、汉文、希腊文等20多种。随着这些用不同文字书写的宗教文献在各民族中的传播，各民族也开始逐渐学习和使用这些文字。

这种宗教文化相互交融的现象还见于勒柯克在吐鲁番城北的一处遗址中发现的宗教文献资料中。勒柯克写道：“这些文献内容包括曾经在这一地区流行过的所有四种宗教，即佛教、基督教、摩尼教，以及不被人所知的琐罗亚斯德教，即拜火教。这四种宗教的文献甚至在同一寺院遗址中就可以找到，这说明他们能在同一地方供奉他们的神主，而能互相容忍和平共处。”由此可知，在同一寺院中，不同宗教可以同生共存，和睦相处。11世纪中叶印度旅行家加尔迪齐曾撰《纪闻花絮》，其中也记载了回鹘宗教的繁杂及相互关系的融洽，这一记载生动地描绘了高昌回鹘境内佛教、景教和摩尼教和谐相处的奇异景象，堪称丝绸之路沿线地区诸教融合现象的真实写照。

在新疆鄯善县吐峪沟千佛洞东南，有一座被称作艾苏哈卜·凯赫夫的麻扎，俗称“圣人墓”，是我国境内最古老、最显赫的伊斯兰教圣地。以艾苏哈卜·凯赫夫麻扎为核心的吐峪沟宗教文化遗存，使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曾经在当地流行的佛教、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痕迹，也能看到古代回鹘的萨满遗风，同时也折射出伊斯兰教在当地的传播以及本土化的曲折轨迹。

综上可以看出，吐鲁番地区所存宗教遗迹，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深深打上了当地传统文化和外来民族宗教文化共存的烙印。吐鲁番（尤其是在高昌回鹘时期）多种宗教汇聚并行，共同吸收，共同发展，创造出绚丽的宗教文化。

在敦煌和吐鲁番一样，各种宗教教义互相融合，敦煌作为中西交通咽喉和枢纽，对于中原王朝与南亚、中亚和西亚的联系，其贡献巨大。两汉以降的敦煌，除本土固有的方术、神仙道家信仰外，随着中西交通和商旅往来，佛教、祆教、景教、摩尼教等也先后假道丝绸之路而涌入敦煌，再沿丝绸之路东行至长安、洛阳。佛教义理高深，体制完备，自汉代传入后即迅速植根华夏沃土而得到传播发展。

敦煌藏经洞出土的遗书，主要为佛教典籍，有5万件以上。从其中的写经题记看，始自东晋，盛于隋唐，终于北宋，历时570余年。这些宗教经典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突厥卢尼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等多种古代文字，以及外来的梵文、粟特文和钵罗婆文等。这些古代语言文字记录了丰富的古代民族历史和宗教文化资料，写下了古代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和文化整合浓墨重彩的一笔。

道教在敦煌地区的活动始于汉代，敦煌遗书中的道教经典《老子化胡经》是佛道两教长期论争的产物。此经文中所引用的人名“摩尼”及神名“三际二宗门”显然是波斯摩尼教之专用术语，把西域流行摩尼教教主宣传为老子所化，将摩尼教的教义融入到道教经典之中。而摩尼教反过来又利用了《化胡经》，把其当作钦定的道经，把“老子化胡”的说法当作道教的正统教义，甚至在北宋时期把摩尼教经典编入了《道藏》。

随着丝绸之路各传教使团而来的这些外来宗教经典，所到之处会被翻译成当地的语言文字，不过其中已然渗入了不少本地所固有的宗教观念，这也再次显示出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文化观念交相混杂、相互融通的特点。丝绸之路，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襟怀，兼容并包来自东西方的各大宗教。各个宗教在死海、科隆、撒马尔罕、吐鲁番、敦煌、西安、洛阳、霞浦、泉州等地留下了兴盛衰败的痕迹，使丝绸之路真正成为了一座宗教文化博物馆，是一条宗教融合之路，中华大地是各种宗教文化发展生存的天堂。

丝绸之路上传播而来的各种东西方宗教，其文化色彩本存在差异，但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中，无一不被赋予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内涵。宗教术语的借用、共用成为这一特点最突出的表现。

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的融会贯通，促成这种宗教术语共用的现象存在，各种宗教为了扩大其自身的影响和发展，就不得不有意识地借用其传播区域的本土宗教的形式，宗教的传播者也不得不用本土宗教的言辞和术语作掩护，使信众们比较易于理解和接受。

丝绸之路上各种宗教的际遇与融通，还体现在表现形式的相互借用上，如山西平遥干坑村南神庙（又名源相寺）。观其名，似为一座佛教庙宇，实则为一佛道化的景教寺院。碑文中记载景教在中国内地衰亡，并逐渐融入佛教和道教信仰的相关史实。源相寺这座始建于元代的神祠，堪称景教借用佛道表现形式的特例。

同样为外来宗教，同样以其他宗教形式存在的寺庙还有福建福州摩尼教寺院——福寿宫。福寿宫又称“明教文佛祖殿”，始建于宋代，由于“明教文佛祖殿”的宗教属性不够明确，为申请合法宗教身份，故于1998年改名为“福寿宫”，胪列道教庙宇。但村民耆老皆言祖辈供奉该寺神明的仪式独特，与道教、佛教皆有不同。福寿宫是为祭祀霞浦摩尼教教主林瞪而建，迄今仍保存着足以证明其摩尼教宫庙遗址身份的文物及独特的祭祀仪式。寺院主持摩尼光佛和林瞪，左右配真武大帝、许真君，另有三十六护法神将，观音阁、华光殿、大王殿三座偏殿还分别供奉观音菩萨、华光大帝马天君和黄、赵二大王。通过对福寿宫所供诸神考察不难发现，福寿宫护法神祇来源于摩尼教、佛教、道教和当地民间信仰，四种神祇交互杂处。福寿宫无疑是一座受道教影响甚深且以道教形式存在的摩尼教寺院。

景教、摩尼教等这种借用佛教或者道教的表现形式寺庙是为了适合于生长在中华大地上的宗教，其内在本质依然属于各自的宗教精神。

综上可见，借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各种宗教自传入中国伊始，就与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了。各种宗教在丝绸之路的流播过程中，因应形势的不同而有所变革，未拘泥于原始经典之窠臼，而是朝着人生化、现实化和世俗化的方向转变。在此过程中，各宗教所奉祀的神祇也悄然发生了分化，其原始的信仰和佛、道教等中国主流宗教和各种民间信仰相互融合，依存发展。

宗教是文化基因的重要内在精神，所有民族文化或多或少都体现了该民族文化的宗教精神。同时，宗教的具体表现形式又成为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文明交往离不开宗教或近似宗教的价值系统带来的文化政治归属性。事实上，集思想、语言、文字、艺术等为一体的古代各种宗教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与影响，集中地体现了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成果。可见，宗教在古代文明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一方面，它是古代各主要文明的承载者和代表；另一方面，宗教徒在传教的同时也承担着文明交往的使命。正如佛教之于古代印度文明，祆教、摩尼教之于古代波斯文明，犹太教之于古代希伯来文明，基督教之于古代欧洲文明，或者儒教、道教之于古代中国文明，各种宗教均为其所处的文明所孕育，并且无不是集古代各文明诸因子之大成的承载者。所以，宗教是某一时期一种文明在意识形态、思维方式、价值观和道德观等方面的集中反映。在古代东西文明的交往中，宗教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丝绸之路不仅仅是一条中外贸易之路，也是一条宗教文化交流通道，更是一条名副其实的信仰之路和宗教交融之路。

3）古代丝绸之路是传播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道路

丝绸之路的道路在古代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但也曾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文化纽带。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尔多哈进行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宣布，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的古丝绸之路的东段——“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为首例跨国合作、成功申遗的项目。

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大运河项目和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跨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32项和第33项世界文化遗产。其中“丝绸之路”是中国首次进行跨国联合申遗。

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用于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21世纪的光明之路。

丝绸之路是古代欧亚大陆的贸易交通干线，现在的欧亚大陆桥中经由的路线也有一大部分是原来的丝绸之路，这是目前亚欧大陆最便捷的通道。丝绸之路促进了欧亚非各国与中国的友好往来。中国盛产丝绸，是丝绸的故乡，在经由丝绸之路进行的贸易中，以丝绸最具代表性。19世纪下半期，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就将这条陆上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中外史学家都赞成此说并沿用至今，也简称为丝绸之路。多数研究者认为，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篇章，将中原、西域和阿拉伯、波斯湾等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过几个世纪的相互交流，丝绸之路向西延伸到了地中海。丝绸之路的东段已经到达了韩国、日本，西段至法国、荷兰；通过海路还可达意大利、埃及。不论陆路或是海上的丝绸之路都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等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光明大道。

古代丝绸之路对东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物质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