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与“新”视角

1.本项研究的缘起

2009年12月1日，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在美国军事学院就当时陷入困境的阿富汗安全形势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他指出，基于塔利班组织再度兴起给阿富汗政府甚至地区稳定带来的严重威胁，美军在阿富汗的现有兵力已不足以有效应对这一新的挑战。基于此，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调整对阿政策，向该国增派3万余名美军士兵，以尽快扭转不利局面、恢复阿国内和平。与此同时，奥巴马在演说中为此次增兵设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条件，强调这部分增派的地面部队将于2011年7月前撤回，并保证阿富汗不会成为“第二个越南”，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将以广泛的国际协调和盟友合作为基础，最终目标是彻底结束战争。［1］在许多观察家看来，奥巴马的这次演说传递出一对相互矛盾的信息：一方面，美军增派大规模地面部队的做法显然意在对塔利班组织形成进一步威慑，是对既有干预政策的强化和升级；另一方面，这次调整中明确规定的18个月撤军期限又极有可能造成一种消极后果：既然塔利班组织清楚地知道美军撤离的时间表，那么它完全可以等待美国力量退出后再从事大规模恐怖主义活动。［2］正如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在回应奥巴马上述演说时指出的，“尽管总统极力向民众表明我们不会再一次深陷战争，但问题是，敌人也听得到。”［3］

透过以上这些看似矛盾的信息，不难发现，奥巴马在作出此次关于阿富汗政策调整的重要决策时，本质上面对着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向的“交错压力”（cross-pressures）。一方面，作为负责美国外交事务的最高决策者或国务家（statesman），他需要有效应对塔利班崛起给美国带来的国际政治压力；然而另一方面，作为民主党及其国内支持者的政治联盟领袖（party/political coalition leader），他又必须考虑自身所在阵营强烈的反战立场，承受着巨大的国内政治压力。［4］具体而言，如果奥巴马政府无法对塔利班组织的再度兴起进行及时且强有力的回应，阿富汗局势的持续恶化不仅会危及地区安全，而且将对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产生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然而，由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首要外交目标就在于改变乔治·布什（George W.Bush）政府时期美国的单边主义战略，通过推行全球战略收缩（strategic retrenchment）扭转过度扩张的困境，从而将主要精力及资源用于国内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复兴，因此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不可能无限期地进行下去，其军事力量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撤离时间表。就国内政治来说，由于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在内政外交等广泛议题和领域都出现了日趋严重的“极化”（polarization）趋势，奥巴马决定增派地面部队所展示出的强硬态度，主要是为防止共和党人就国家安全议题对其施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派兵的同时提出明确撤军时间表的做法，则意在回应他所依靠的民主党国内政治联盟的整体诉求，尤其是党内反战派的利益偏好，对反恐战争进行淡化处理，以最终确保其核心政策议程——国内经济和社会的自由化改革——得以顺利推进，防止反恐战争成为“奥巴马版”的越南战争。［5］

由此可见，在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奥巴马政府在阿富汗问题上进行了看似相互矛盾却又有着深刻内在逻辑的战略调整，而且从结果看，对阿富汗增加战略投入的压力最终让位于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以推进民主党国内核心政策议程的需要。这一事实表明，国内政治联盟的诉求连同与之密不可分的个人及其所在党派的政治利益，是奥巴马制定对外战略的决定因素。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向阿富汗增派地面部队的同时设定撤军时间表的根本原因。

奥巴马面临的上述双重压力在美国外交史上屡见不鲜。与之相应，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关于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中分别发挥着何种作用的问题，也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例如，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法国著名政治学者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其代表作《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由于美国推行以两党制和权力分立为核心的政治制度，政府在制定对外战略时不得不解决由决策“政治化”（politicization）所带来的低效率这一难题，这就导致美国的外交实践难以充分满足其作为一个大国的战略需要。［6］另一方面，代表国际关系传统主流理论的现实主义（realism）则认为，地缘政治及其背后的国家利益考量始终是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的决定因素，两党与它们各自代表的政治力量尽管在各类国内议题上存在大量分歧和斗争，但是“政治止于水边”（politics stops at the water’s edge）——两党在国内议题上形成的相互斗争态势不能影响外交上的团结协作——的戒条历来是美国大战略制定的最重要原则之一，因而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并未对外交构成实质性影响。［7］

通过回顾历史、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可以发现，以上两种研究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演化背后的逻辑给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首先，运用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来观察美国外交存在“机械化”的根本缺陷。例如，近年来美国总统和国会、民主党同共和党在对外战略上的确表现出了日益明显的党派性（partisanship），致使美国外交大体上呈现出一种扩张（expansion）与收缩（retrenchment）不断交替的“钟摆”状态；然而在冷战时期，两党以及行政—立法机构却在对外战略方面有过长期有效的合作，形成了具备跨党派（bipartisanship）特征的“冷战共识”（cold war consensus），最终帮助美国成功地构建起一套稳定的、以对共产主义阵营进行遏制（containment）和在所谓“自由世界”推进多边国际合作为核心内容的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战略。［8］毫无疑问，上述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况无法根据国内政治制度给出逻辑一致的论证。其次，认为地缘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的现实主义观点，则忽视了美国作为一个“单元”（unit）所具备的内部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国际体系层面的影响泛化、绝对化。［9］例如，现实主义理论无法说明为何同样处于冷战对峙的两极格局之下，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70年代以后便趋于衰落直至瓦解，进而导致两党在对外战略上的分歧和差异逐步取代了共识与合作；［10］类似地，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同样处于冷战结束后国际体系的“单极时刻”（unipolar moment），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政府同小布什政府却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上出现了方向性的差异。［11］

基于此，本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在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化中各自发挥着何种作用？如何将两者在逻辑上进行关联、统合与拓展，才能构建一个更为系统并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为了完成此项任务，我将致力于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史连同其政治发展史，在系统梳理既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研究变量，提出一个新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社会联盟理论”（theory of social-coalition），以系统探究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动力及其政治运作机制，并由此找到研究其战略实践的正确路径。

2.研究对象及其界定

美国的对外战略或曰“大战略”（grand strategy），通常指的是该国为了实现其安全（security）、权力（power）、财富（wealth）和价值观（val-ue）等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而对军事、外交以及经济等手段的综合运用。［12］从利德尔·哈特（Liddell Hart）、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和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到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巴里·波森（Barry Posen）以及托马斯·克里斯滕森（中文名柯庆生，Thomas Christensen），尽管大量学者的相关研究具体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一致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就是利益与权力、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平衡与统筹。［13］毫无疑问，这种解释暗含了一项重要假定，即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一个明确和统一的概念，因此其对外战略的目标就在于有效回应外部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维护并增进其利益。很明显，上述假定反映出的是一种长期以来主导国际政治（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研究的“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范式，即抽象掉影响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将国家作为一个内部统一和同质化的单元进行分析，认为国际体系压力对美国对外战略产生的影响是直接和线性的。然而就像美国学者本杰明·福德姆（Benjamin Fordham）指出的，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多元化特征，国际体系压力在任何时期对美国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political actor）所造成的影响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这就导致国内行为体在外交上的利益诉求及其对国际体系压力的认知迥然不同，甚至经常出现矛盾，进而使得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成为各类国内行为体进行博弈的“政治斗争”（political conflict）的结果；忽略这一点，我们便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变迁给出合理的解释。［14］

无独有偶，研究美国对外战略国内政治根源的著名政治学者彼得·特鲁波维茨（Peter Trubowitz）也认为，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为分析其对外战略的“预设前提”，而是国内各个地域之间进行博弈与斗争的“政治产物”。因此，国家利益以及为了维护这种利益而制定的对外战略，本质上并不能体现美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全貌”；这也意味着，从严格意义上讲，美国并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利益”。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事实，就必须将研究视角从国家（national）层面转移到地域（regional）层面，只有这样才能准确界定所谓国家利益（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进而把握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背后的逻辑。［15］正如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战略界围绕“美国是否衰落”展开的学术辩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所代表的“衰落派”更多地是以美国传统中心东北部（Northeast）的视角来看待美国面临的挑战，而以政治学家约瑟夫·奈（Joseph Nye）为代表的反对者则在很大程度上将论点建立在美国南部（South）和西部（West）新兴产业在信息革命中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的基础上。显然，从不同观察视角出发，两者得出了大相径庭的结论。［16］

本书对美国对外战略的界定和研究同样建立在反思“结构主义”并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纳入分析范畴的基础上。我认为，美国对外战略本质上是一个由体系、国家以及社会三个层次的变量相互作用的产物；在其形成和不断演化的过程中，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国家/政府（state/government）以及国内社会（civil society）分别扮演着干预变量（intervening variable）、中介变量（intermediate variable）和核心变量（core variable）的角色。具体而言，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并不能直接塑造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它必须通过对国内行为体施加影响来发挥作用：一方面，由于美国以地域（region）、社会阶层（social class）和产业部门（industrial sector）等为代表的国内社会具有鲜明的多元化特征，体系变量对上述社会变量既有可能产生相似的影响，也有可能造成不同的冲击，从而极易使它们在外交上形成趋同或差异化的利益诉求（interests）、对外部环境的认知（perception）和相应的战略选择倾向（preferences），并在此基础上构成相互合作或彼此竞争的各类“社会联盟”；［17］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一直奉行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这些社会联盟便得以通过影响基于选举产生的总统和国会议员等政治精英的政策立场，而在国家/政府层面形成具有互助（logroll-ing）或对抗（confrontation）性质的各类政治联盟（political coalition）。最终，以国会政治为中介变量，美国的对外战略选择便成为在这一政治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多数联盟（winning coalition）意志的集中体现。基于此，本书认为，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演化所蕴含的根本机理是一种建立在社会联盟格局变迁及其力量博弈基础上的政治学逻辑，其中美国国内多元化社会利益（societal interests）之间的共识与冲突是其根本动力。这也是我将本书题目设定为“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的原因。

3.选题意义与价值

挖掘并厘清美国对外战略运行背后的逻辑与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解释其演化的学理框架，是我们更为准确和深入地了解美国外交的前提。由于当前学术界主流的美国对外战略研究范式，无论是传统的体系中心论，还是冷战后兴起的国家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等，在解释力和逻辑性方面都存在各自的不足，因而这一问题需要我们在上述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整合与创新。具体而言，本书的这一选题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第一，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及其历史演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是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相互叠加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明确且系统地考察国际政治、经济因素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才能就这一问题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学理解释。基于这一考虑，这一选题致力于从对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变量的研究入手，揭示出它们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和变迁背后扮演的具体角色及其相互作用的逻辑关系，最终表明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及其政治博弈在美国外交中发挥着最为根本性的作用。毫无疑问，将国内社会因素纳入研究范畴，并将其与体系、国家层面的因素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是一种更为综合性和层次化的视角，也是对该领域研究的一次全新尝试。［18］我将试图表明，这对于我们更为科学地认识美国外交背后的逻辑具有积极意义。

第二，在梳理和明确美国对外战略演化逻辑的基础上，这一选题还试图阐释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运作机制，亦即在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得以实施的方式，从而丰富和完善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解。此外，在这些不同的政治运作机制下，应该分别以何种理论视角或研究路径对美国外交进行观察和分析，也是本书致力于解决的一个学理难题。在我看来，这一研究取向对于把握过去和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具有较大的启发性，能够帮助我们理解美国外交的历史延续性及其背后的动因，并在此基础上更为准确地分析其未来走向。

第三，从中国学者的主体性出发，这一选题还意在表明，充分理解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和演化背后的动力、机制与进程，对于中国外交特别是对美外交有着重要现实意义。一直以来，我们在观察中美关系的过程中总是更倾向于从结构主义和地缘政治进行切入和分析，习惯将美国的对华战略假定为一种高度理性化并精心设计的“方案”。这一选题带给我们的启发在于，如果深入考察美国的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就会发现其对华政策的本质同样体现出的是一种政治学逻辑，这对于我们更为全面和科学地看待中美关系、制定对美外交战略具有显而易见的政策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