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研究的综述

“历史每讲一遍，都会有所改变。那些长久令人困惑和兴奋的历史谜题似乎永远不甘屈从于唯一的谜底。”［19］二战结束至今，美国一直是首屈一指的全球超级大国，其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影响力遍及全球，因而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所进行的研究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界的热点。随着这一领域相关探索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挖掘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从而更为深刻地诠释历史、把握现实并找到研判未来的线索。概言之，已有的学术成果可依据其研究路径或理论模式分为三类：体系中心论（system-centered approach）、国家中心论（state-centered approach）以及试图将体系变量与国家变量结合起来进行梳理和考察的新古典现实主义（neoclassical realism）。本节将从上述三种研究路径出发，集中对既有的理论解释进行回顾，并分析和比较其优势以及不足，从而为后文提出一种更具包容性与说服力的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分析框架奠定基础。

1.体系中心论

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一直以来都占据着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研究的主导地位。究其原因，主要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本身蕴含着一种对于任何国家的对外战略都强有力并且普遍化的影响。［20］从这一事实出发，肯尼斯·华尔兹（Kenneth Waltz）认为，只有体系层次的研究才能完成建立国际政治理论的任务。［21］在体系中心论者看来，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决定了单元/国家（包括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走向，因为“体系特征是发生作用的因素，单元特征是受到这种作用影响的因素，体系特征的变化导致了单元特征的变化。”［22］正如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强调的：“国际体系层次的分析是对国家进行比较分析的前提。”［23］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体系层面固有的结构（structure）便成为单个国家对外行为的逻辑依据。因此，只要我们系统地考察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就能对国家的战略行为作出分析与预测。［24］概言之，体系中心论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其抽象了国内政治和社会因素的影响，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间的外交互动建立理论假设，因此体系中心论者也被称为结构主义者。［25］就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而言，体系中心论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两类：（1）在理论层面，将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单元，以探索单元一般行为模式的方式揭示出美国对外战略的相应特点；（2）在实践层面，根据理论分析的结果探究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逻辑。接下来，围绕这两个方面对体系中心论者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总结。

首先，在理论层面，持体系中心论的学者认为，一国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背后的核心动力就是来自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压力”（structural pressure）。［26］按照现实主义的一项经典理论假设，国际体系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根本上是一个混乱且危险的无政府体系。因此，身处其中的任何一个国家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都将不得不依靠对于权力（power，这里指的是经济、军事等硬权力）的积累与运用。［27］现实主义者虽然承认国家有着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但却认为这些“特性”会被来自国际体系的压力抹去，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致力于增强自身权力、保障国家安全，从而提升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相对地位，或是防范潜在的战略威胁。其结果是，体系中所有的国家都会按照同样的逻辑制定各自的对外战略。［28］然而，在承认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因素对国家战略行为施加决定性影响的前提下，现实主义者从对国家战略偏好的不同理解出发，分别产生了基于权力假设的进攻性现实主义（offensive realism）以及基于安全假设的防御性现实主义（defensive realism），由此得出了关于国家行为模式的两种结论。

以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认为，国际体系压力促使国家在对外战略方面追求的目标是权力最大化，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安全是极度稀缺的资源，国家总是为安全而担忧。［29］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国家无法知道它们是否获得了足够的安全，但它们却知道，一个拥有更多权力的国家比一个没有权力的国家更安全。”［30］结果是，各国纷纷把扩大自身相对于别国的权力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来壮大自己。最终，当一个国家的权力足以使之成为体系霸主的时候，该国才能获取绝对意义上的安全。［31］总之，在这一学派看来，国际体系为国家采取进攻性或扩张型的对外战略提供了强大诱因。当然，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也承认，国际体系压力虽然促使任何一个国家都有着权力最大化的战略偏好，但同时也经常在实践中对其造成阻碍。因此，“权力最大化”的目标应建立在理性计算的基础上，亦即国家并非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进行对外扩张。例如，米尔斯海默就主张美国在冷战后推行“离岸平衡”（offshore-balancing）战略，从而降低对外战略成本，确保美国全球领导地位的维持。［32］

与进攻性现实主义相反，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中的安全并非稀缺资源，相反，安全是充足的。［33］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要想保障自身生存，最理想的策略是保持体系均势并在武器技术上实现进攻与防御之间的平衡；在这一基础上，国家之间还可以通过合作维持国际和平。［34］因此，防御性现实主义的核心观点是，权力最大化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因为进攻性或扩张型对外战略总会引发其他国家的战略制衡（strategic balancing），最终不可避免地导致失败，甚至危及自身生存。从这个意义上讲，安全是国家的首要目标，权力只是达到安全的手段，只有坚持权力“适度”的原则，才能在体系中生存下去。［35］此外，按照该学派中“攻防理论”（offense-defense theory）的观点，二战后核武器的产生已经改变了过去“进攻—防御”关系中有利于进攻的状况，从而消除了大国战争的一个重要隐患。［36］总之，国际体系的本质特征以及二战后的时代条件都表明，防御性战略优于进攻性战略。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虽然都承认国际体系因素在国家对外战略形成和变迁方面的决定性意义，却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论。这就表明，体系中心论者在国际体系与国家对外战略选择这两者之间仍未建立起严格的因果解释机制。［37］同时，这种情况也揭示出体系层次理论所蕴含的一大内在矛盾或悖论：一方面，国际体系压力与对外战略之间需要纳入更为具体的变量，才能发展出分析和预测国家战略行为的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这种努力又不可避免地会破坏体系理论本身的简约性和普遍性。［38］因此，体系中心论的上述问题反映到美国对外战略的研究上，便会导致解释力不足、不同流派的理论外沿过于宽泛以至于其分析结果的伸缩性太大等缺陷。

以现实主义对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分析为例。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斯海默的理解，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地区霸权，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实现了权力最大化的最高目标。由于全球水域的阻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全球霸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就在于防止欧亚大陆潜在的竞争对手控制西欧、中东或东亚等地缘战略要地。［39］基于此，美国应推行离岸平衡的战略，其中强大的海外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是这一战略得以维系的关键。另一方面，按照防御性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罗伯特·阿特（Robert Art）的观点，冷战的结束使得保持欧亚大陆均势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最重要关切。为了避免潜在大国威胁这种均势、进而危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国家安全，美国应推行一种基于防御性目标的“选择性接触”（selective engagement）战略，其核心内容是在避免过度干预海外事务的同时，维持一定的海外安全承诺与前沿防御部署，从而得以在需要的时候调动各类战略资源进行应对。［40］不难发现，以上两种理论虽然包含着不同的假设和逻辑，但却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的解释上出现了十分明显的趋同现象。其结果是，就连阿特也承认，在欧亚大陆存在对美国构成战略威胁的潜在竞争对手（如中国）的情况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41］此外，以上两种体系理论都无法就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给出具有解释力的分析。例如，在体系结构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为何美国在克林顿政府时期以审慎的“参与—扩展”（Engagement and Enlargement）为核心的对外战略更多地体现出防御性现实主义色彩，而在布什政府任内却因极具进攻性现实主义特点的单边主义对外战略而走向全球过度扩张？［42］

从以上这些分析和事实不难看出，体系中心论的核心假设——国际体系中的国家是一元、理性和自主的行为体，以及建立在这一假设基础上的核心论点——体系变量在一国对外战略演化的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都存在逻辑缺陷和经验解释方面的不足。［43］体系因素的确是影响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重要变量，但它并非核心变量，因为体系的演化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经常出现不同步的现象。只有将单元层次的变量纳入研究视野，并将其与体系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才能真正完成建立对外战略理论框架的任务。总之，体系中心论虽然有着理论上的简约特征和一定程度的普遍适用性等优势，但它本身不仅无法回答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历史演化的许多重大问题，而且由于缺乏完善的因果解释机制，这一研究路径尚未发展为一种有效的外交政策理论。［44］基于此，这也是冷战后现实主义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流派致力于解决的一大难题。

2.新古典现实主义

新古典现实主义是一种试图将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两个层次的因素结合起来解释国家对外战略的研究路径。这一路径的主要特点在于以具体问题而非宏观理论为导向，围绕特定国家的战略行为展开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而提升现实主义在对外战略研究方面的理论化水平。［45］以现实主义中新生代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兰德尔·施韦勒（Randall Schweller）、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及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Wohlforth）等为代表，这一冷战后兴起的学术流派分别就美国和德国在特定时期内对外战略以及冷战时期中美、美苏关系的发展构建了各自的理论分析模型。［46］按照吉登·罗斯（Gideon Rose）对这些研究成果的总结，新古典现实主义具有以下几点主要特性：（1）研究的对象是具体的国家战略行为而非宏观的国际政治现象；（2）与体系理论一样，将国际压力视为导致国家对外战略行为发生变化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该理论并未对国际体系作出紧张或是温和的定性，而是认为不同国家面对的情况存在差异，这就避免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在权力与安全假设方面的争论，保证了理论的价值中立性而具有更强大的解释力；（3）将国内政治因素作为干预变量纳入解释模型中，以增强经验上的准确性。［47］自20世纪90年代末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视角开始受到广泛关注后，越来越多从事对外战略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开始将自己的研究加入这一阵营，产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著作。［48］因此，这一系列新的成果使得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构建的基础上得到了经验上的拓展。［49］就这一研究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专门性探讨而言，最主要的代表作品是科林·迪克（Colin Dueck）的《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权力、文化与美国大战略的演变》。

从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假设出发，迪克认为，美国对外战略调整背后的驱动力主要有两个：一是国际体系压力，二是美国特有的战略文化。其中前者作为战略调整的核心变量，设定了美国外交的总体背景并构成了其调整的根本动力；而后者作为干预变量，则通过影响战略决策制定的过程而决定了调整的内容。因此，只有系统考察美国的战略文化，才能准确分析其对外行为。迪克认为，有两类战略文化一直以来影响着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它们分别为“自由主义”（liberalism）和“有限责任”（limited liability）。在实践中，两者就像“过滤器”一样，在体系压力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总方向的前提下，帮助美国确定具体的对外战略选择。［50］

首先，自由主义一直以来都是推动形成美国国家认同（national identity）的最重要信仰体系和思想传统。［51］这一传统反映到国际关系上，便集中表现为一种持之以恒的信念：相信国际政治能够通过推广民主政体、自由贸易以及多边合作等方式，从根本上摆脱以战争、冲突和均势政治为特征的旧有模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52］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根本目标就在于构建这样一种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国际新秩序。［53］在这样的秩序下，美国就可以变得更加繁荣、更有影响力且更为安全。另一方面，在实践中，由于自由主义的原则和理念早已成为美国国内的重要共识，因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在制定对外战略时总是或多或少地倾向于那些与自由主义观念相一致的战略选项，即使在国际环境不利的条件下也是如此。［54］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美国应如何实现构建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根本目标？既然作为美国最重要战略文化的自由主义一直以来都有着特定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怎样才能作为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有力解释工具？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迪克提出了另一类影响美国对外战略的文化，即“有限责任”观念。［55］这一观念可以被简要定义为：一国对外战略中反复出现的、致力于避免过多国际承诺和过高战略成本的自然倾向。［56］对美国而言，这一观念的形成是历史经验、地缘环境和自由主义传统共同作用的结果，它构成了美国的另一种国家认同。［57］首先，自华盛顿“告别演说”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对与欧洲国家纷争保持距离这一孤立主义思想的“路径依赖”。其次，由于美国特殊的地缘位置和环境，它得以与其他大国留有足够的缓冲空间，这就使美国民众天然地对耗时费力的海外军事承诺存有排斥心理。最后，自由主义对法治、贸易和相互依赖等的强调，以及对世界和平与进步的乐观信念，都使美国对军事干涉抱以怀疑态度，认为即使有时是战略必需，也至多是一种暂时的选择。

在提出上述两种战略文化的基础上，迪克认为，国内政治对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干预作用就体现为自由主义与有限责任在实践中的相互制约与平衡：一方面，自由主义目标的实现始终都会要求美国将大量的战略资源投射到海外；另一方面，国内有限责任的信仰又抑制了美国对外改造世界的冲动。在迪克看来，正是因为两种文化的相互作用，美国对外战略才始终充满矛盾和实用主义色彩，这也是他将美国民众描述为“不情愿的十字军战士”（reluctant crusaders）的根本原因。

为了验证上述理论发现，迪克分别以二战和冷战结束之初美国的对外战略演化作为案例进行了分析。首先，他指出，美国在1945年二战结束时具备四种战略选择：孤立主义（strategic disengagement）、推回苏联扩张（roll back）、与苏联划分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以及对苏进行遏制（containment）。从当时的国际环境出发，体系中心论者无论以权力还是安全为假设，都只能排除孤立主义选项，而无法解释为何美国没有采取进攻性的推回战略或是同苏联划分势力范围，而是选择对其进行遏制。迪克认为，这一战略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前两个选项在美国国内缺乏足够的支持：一方面，美国的自由主义信条要求一个开放的国际体系，而不是若干封闭的势力范围，所以通过超级大国二分天下的方式安排战后国际秩序无法得到国内政治的支持；另一方面，美国的有限责任观念致力于以较低成本实现自由主义的目标，因而暗含美苏战争风险的推回战略也缺乏政治上的合法性。基于此，只有既满足美国自由主义信念又符合其有限责任原则的遏制战略才能成为杜鲁门政府的最终选择。［58］

其次，冷战后，美国主要具备如下四种可供选择的战略：孤立主义、优势主导（primacy）、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以及均势（balance of power）。同样地，体系中心论只能将不符合美国维持全球领导地位这一根本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孤立主义排除在外，而无法判断其余三个战略哪一个能成为美国的最终选择。因此，我们便需要借助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研究路径，将战略文化因素考虑进来：一方面，自由主义信条决定了美国不可能推行均势战略，另一方面，有限责任的戒条使得优势主导这一成本高昂的选择不切实际。最终，克林顿政府的参与—扩展战略恰好就是国际主义战略的鲜明体现，亦即在致力于推进建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同时，通过在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中发挥主导作用来降低对外战略的成本。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以战略文化理论为代表的新古典现实主义路径在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时，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体系中心论的核心假设和分析框架，将国内因素作为干预变量进行系统考察，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从而明显强化了现实主义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方面的解释力。然而，由于在经验和理论两个层面仍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这一研究路径并未就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因给出具有说服力的分析。在经验层面，战略文化理论将观念因素作为国内干预变量的做法错误地将现象等同于原因，亦即把美国由对外战略制定而引发的国内政治过程当作观念上的冲突，忽略了观念背后更为深刻的动因——利益，因而是一种典型的“非政治的政治观”（apolitical view of pol-itics）。毋庸置疑，政治精英有着自身信仰，这些信仰也的确在他们的决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但对于这些人而言，政治利益永远是决定其政策立场的最根本因素。因此，只有将利益作为变量进行研究，才能得出关于国内政治过程明确和可证伪的逻辑线索。例如，战略文化理论无法解释，在信仰和观念没有发生本质变化的情况下，为何民主党人作为冷战之初遏制战略和全球干预的提倡者和推动者，转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极力主张美国进行全球战略收缩？因此本书认为，只有将利益变量作为追踪对象，才能解决观念视角内不可证伪的逻辑缺陷，从而找到在理论构建上真正可行的国内政治变量。

在理论层面，战略文化理论存在的问题主要折射出的是新古典现实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路径，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现实主义思想的局限，即认为体系变量是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核心变量。必须承认，华尔兹关于国际体系因素从长历史角度看是任何国家对外行为的根本动因这一论点毋庸置疑，因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归根到底无法超越国际环境所赋予的行为自由度。［59］但是，现实主义的这一逻辑在解释特定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外战略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变迁方面明显是不充分的。以二战后的历史为例，国际体系赋予美国战略行动的空间巨大，即使在冷战时期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一背景下，以体系作为美国对外战略核心变量的做法只能框定其运作的大致范围，而不能解释其变迁的具体动因和进程。正如本书开头指出的，以体系为核心变量的研究路径无法说明为何在两极结构不变的情况下，美国在冷战之初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便趋于衰落和瓦解。只有将体系因素视为干预变量，同时将国内因素作为核心变量，才能探索出这一现象背后的根本动因。

3.国家中心论

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相反，国家中心论认为，自18世纪工业革命以来，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选择都是其国内政治的产物，因此国内政治斗争始终是国家对外战略变迁的决定因素。例如，霍布森、列宁和熊彼特等从不同角度构建的“帝国主义理论”就认为，工业革命使得西方主要大国的对外战略根本上服务于其国内利益集团和政治寡头的利益，因而国内政治很容易对外交政策形成绑架。［60］在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方面，以国家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同样涌现出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们的共同特征在于，把国际体系因素作为干预变量进行处理，将分析的重点放在国内政治斗争上，认为后者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61］在此，将以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的代表作《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以及特鲁波维茨的《界定国家利益：美国对外政策中的冲突与变迁》为重点，对这一研究路径进行简要总结和评析。［62］

一直以来，斯奈德都被视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然而，他在试图解释美国历史上对外战略行为的动因时，却超越了体系理论的束缚，将国内政治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不仅如此，《帝国的迷思》更是将国内政治作为研究的核心变量，同时极少讨论国际体系因素的作用。总的来看，斯奈德理论的内核在于，集中关注以权力制衡为特征的国内政治制度对美国对外战略制定的影响，认为国内政治斗争是推动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决定力量。

首先，斯奈德指出，工业化时机对美国国内政治制度进而对外战略决策机制的形成有着根本影响。作为早期工业化国家，美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没有面临诸如德国、日本等“后来者”的困境，因而其经济社会发展采用的是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模式。在这种背景下，国家与社会的力量一直比较均衡，自由民主式的国内政治体制由此得以确立并趋于成熟。基于这一现实，代表不同利益的国内行为体在美国对外战略制定过程中的相互制衡现象就会十分普遍，由此任何单一部门或局部的利益都难以在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进而制约了美国战略行为中的冒险性，减少了代价过于高昂的扩张主义观念及政策。［63］在得出上述结论后，斯奈德进一步指出，归根到底，权力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赋予美国一种较强的战略学习和纠错能力，它帮助美国在历史上构建起了一套相对理性和折中的对外战略理念，避免了过度扩张的悲剧。

斯奈德的这种研究路径从一开始便引发了来自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的广泛批评，认为它过于轻视体系动因，结果是“我们并没有获得有关体系和国内决定性因素的新结合，而只是对国内政治案例进行叙述。”［64］例如，扎卡利亚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分析英美和德日的扩张行为时，斯奈德认为，前两者在对外行为中远比后两者更为节制的原因在于，英美的国内政治制度以权力制衡为根本特点，而德日的政治制度却体现出鲜明的“卡特尔化”（cartelization）特征，其中政治精英的权力不仅过度集中，而且缺乏有效的监督与制约。然而，体系因素在上述国家不同对外行为中发挥的作用却被斯奈德忽略了。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英美在国际体系中的实力和地位要比德日强大得多，因此针对两者的压倒性联盟不大可能出现。［65］如果我们承认新古典现实主义者对于斯奈德的批评是正确的，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假若国家中心论者能够更为紧密地将国内政治核心变量与国际体系干预变量结合起来，这一研究路径便能构建一个具有充分解释力的对外战略变迁理论？为了对此进行判断，接下来有必要对特鲁波维茨的理论模型进行简要考察。

作为国家中心论者，特鲁波维茨与斯奈德一样，认为国内政治斗争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中扮演核心变量的角色。然而，相较于斯奈德，特鲁波维茨更为重视国际体系作为干预变量在影响核心变量方面的作用，认为美国国内不同的行为体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利益很大程度上是由国际体系因素参与塑造的。为了将这种逻辑关系梳理清楚，特鲁波维茨引入了“地域主义”（sectionalism）这一重要概念，指出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是国内不同地域之间进行反复政治斗争和相互制约的结果。具体来讲，这一理论框架的主要内容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首先，特鲁波维茨认为，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动力植根于国内以地域为单位的不同政治力量的斗争。［66］由于美国具有幅员辽阔的疆域，国内不同地域的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非均衡性，这就使得它们在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中产生了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而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难免引发冲突。一直以来，美国的三大地域中心——东北部、西部和南部——始终围绕国家对外战略的选择（尤其是贸易政策、军费开支和海外干涉等领域）在国会进行斗争。例如，当某个地域能够从自由贸易中获益时，它总会倾向于降低关税并支持海外扩张，而与此同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区域则呼吁提高关税以保护自身工业、反对大规模海外扩张。

其次，建立在利益假设基础上的地域冲突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体现为由这些地域所产生的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始终从自身政治利益（主要是赢得竞选连任）出发，致力于在与其他地域的斗争中取得胜利，从而回应他们所代表的选民的诉求。对于这一问题，特鲁波维茨援引大量关于美国政治的经典著作，表明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地域斗争的历史，相比于政党和利益集团，地域主义是美国最为深刻和持久的政治力量。［67］这就表明，围绕对外战略引发的政治斗争同样需要以地域为切入点进行分析。

第三，地域主义理论结合历史和现实表明，美国对外战略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形成有利于特定战略实施的、稳定的国内共识。遗憾的是，多元化的地域利益诉求及其相互冲突致使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和演化始终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因此，任何历史时期的外交政策总是地域力量对比的体现。其结果是，伴随着地域力量的此消彼长，其中包括党派重组（realignment）在内的政治结构演化，美国对外战略呈现出越来越鲜明的“钟摆式”特点，这一点在冷战后变得尤为突出：一方面，民主党从自身所代表的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出发，主张多边主义、减少海外干涉并进行全球战略收缩；而另一方面，共和党则以其代表的西部和南部新兴地域的利益为参照，致力于强化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以单边方式推行全球战略扩张。在这种情况下，两党交替执政在外交上的实质内容就发展为上述两个方向的来回摇摆。在特鲁波维茨看来，由于地域—党派重组在里根之后形成了东北部与南部/西部对峙的局面，因而政治和外交上的“极化”现象短期内无法解决，美国对外战略的形成与变迁将不仅延续历史上以地域斗争为核心的政治学逻辑，而且其程度会进一步加剧。［68］

通过梳理斯奈德和特鲁波维茨的上述理论，可以发现，国家中心论相较于体系中心论和新古典现实主义的方法论优势在于，将国内政治视为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弱化了国际体系因素在分析中的作用（当然，斯奈德忽视体系动因的研究方法过于极端），从而能更为细致和精确地把握美国战略行为的演化。此外，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相比，国家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利益基础上，避免了观念因素不可证伪的缺陷，增强了理论分析的力度。最后，就对斯奈德和特鲁波维茨两种论述方式的比较而言，由于后者凸显了国际体系作为干预变量的作用，因而在逻辑线条上更为完整和流畅，这一优点与新古典现实主义类似。

然而，国家中心视角在构建美国对外战略理论方面的局限性也很明显。这种局限性集中体现为，无论是斯奈德的战略扩张理论还是特鲁波维茨的地域主义理论，都无一例外地受到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和框架的制约，认为权力制衡的政治制度安排天然地导致国内不同的政治力量会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进行角逐与斗争。这种思维定势的问题在于，将制度设计等同于政治活动，忽略了后者的能动性。概言之，制度是静态的，人的行为却是动态的。尽管美国有着权力分立与制衡的政治制度设计，但是国际国内因素的共振不排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帮助美国构建一种关于对外战略的普遍共识，从而超越政治制度安排所带来的制约，抑制对外战略制定中的冲突与斗争。当然，这种共识是一个相对意义而非绝对意义上的概念，但它却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例如，从冷战伊始到70年代，自由国际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战后美国实施时间最长的一种对外战略，便得益于国内所形成的稳定的“冷战共识”，这一点用相互制衡和冲突的国内政治斗争无从解释。因此，我们从国家中心论出发得到的启示是，对于国内因素的分析必须超越政治制度层面，努力挖掘政治过程背后更深层次的动因，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和深刻地理解这一问题。为此，本书将以“社会联盟”为切入点，把决定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社会变量纳入研究范畴，从而在以上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更为科学的分析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

4.小结

本节从理论假设、变量的选取及逻辑推理等方面对既有相关研究进行了综述。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发现体系中心论、新古典现实主义和国家中心论三种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路径在分析角度和解释力方面都有着各自的优势和不足。体系中心论将理论假设建立在国际体系对美国对外战略具有直接和决定性影响的基础上，进而将其视为研究的核心变量。因此，这种路径在理论上具有鲜明的逻辑性和高度的简洁性；然而，单一变量和线性思维在分析复杂历史的过程中往往存在因果机制构建上的重大缺陷，由此带来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新古典现实主义在体系理论的基础上，将国内战略文化作为干预变量纳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中，增加了理论的逻辑链条，从而有力凸显了美国作为一个单元的特殊性，最终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不过，由于该理论仍未完全摆脱体系理论的局限，尤其是把国际体系当作核心变量进行处理的方法，削弱了其作为外交政策理论在解释战略变迁方面的效果。最后，国家中心论采取了与上述两种研究路径相反的理论假设和变量选取方式，认为国内政治斗争在美国外交政策制定及其演化方面扮演着核心变量的角色，而国际体系因素则起到了干预变量的作用。因此，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根本上是由权力相互制衡的国内政治制度决定的。毫无疑问，在理论假设和变量选取上，国家中心论更好地将特殊性与普遍性进行结合，以利益为出发点，说明体系变量如何通过国内变量发生作用，从而有力论证了美国对外战略变迁背后的政治学逻辑。

本书的研究主要得益于国家中心论的启发，在引入社会变量的过程中，解决国家中心论在理论假设、变量选取和解释力方面的不足，亦即回答如下三个问题：（1）为何二战后美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表明，国内不同的政治行为体围绕对外战略的制定既可能导致冲突和斗争，又可能产生共识与合作？很显然，国家中心论者从政治制度这一角度出发，只能解释前一种情况。（2）国际体系、国内政治和国内社会三大变量分别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变迁的过程中发挥着何种作用？其相互关系是什么？（3）在上述变量处于不同的相互作用状态下，应采用何种研究路径或分析视角，才能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更为深刻地把握相应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