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1.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方法服务于所要研究的问题，其选择同样需要依据研究问题而最终确定。本书致力于结合历史和现实，同时综合体系、国家和社会等多层次变量构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因而重点选取的相关研究方法主要有如下三种。一是跨层次分析法（cross-level analysis），即综合体系、国家和社会三层次变量构建社会联盟理论的框架，通过厘清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提出一种观察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全新视角。前文已对此作过多次介绍，在此不再赘述。［87］

二是本书涉及二战后美国内政、外交的不少历史和现实案例，因而在案例研究方面，将采用“过程追踪法”（process tracing），用以建立因果解释机制。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过程追踪是案例研究中的经典方法，它主要是指研究者通过考察案例的初始条件如何转化为案例结果，来探究决策的过程和机制。［88］具体来讲，其优势主要有四点：（1）允许在少数几个案例，甚至是单一案例中检验理论的因果推理情况；（2）可以极大地减少推理错误；（3）可以指出在案例比较中忽略的变量；（4）能够发现反常案例，从而提出新的假设。［89］因此，本书将在案例研究中使用这一方法，从而进一步检验社会联盟理论的相关假设，通过对比分析增强该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洽，以及在解释历史和现实方面的有效性。［90］

三是这一选题涉及关于美国国内政治过程的大量分析，将运用量化统计（quantitative statistics）的研究方法，对文中的相关论点提供明确的数据支持。具体而言，将采用在美国政治研究中常用的国会唱名投票（roll call voting）数据，通过电脑计算得出代表不同地域、社会阶层和产业部门利益的国会议员的政策立场的结论，进而明确不同时期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国内政治基础。需要指出的是，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相关的议题领域集中在四类：国际经济政策、国防开支、对外干预以及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此外，还将列举一些美国国内政治中与“地域—党派重组”相关的数据并进行分析，从而使围绕国内政治背景的探讨更具说服力。

2.结构安排

本章完成了写作的三个重要部分：明确提出所要研究和致力于解决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相关的既有理论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和批判性的文献综述；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简要介绍本书的理论框架、核心论点、创新价值及研究方法。接下来的几章将重点围绕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社会联盟理论，结合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政治发展史及其外交史，完成对这一理论的构建任务，并将其运用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总的来看，本书致力于达到的学术目标是，厘清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多个变量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从而使之形成一个更为清晰和完整的逻辑链条，最终构建一个更具说服力的解释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理论框架。本书的具体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章将系统阐述本书提出的社会联盟理论，同时简要回顾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历史轨迹，从而为后文运用该理论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分析奠定研究基础。首先，第一节将集中探讨社会联盟理论的内涵及其在解释美国对外战略变迁方面的优势和特点。为此，梳理了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三个变量——体系、国家和社会——分别扮演的角色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得出社会联盟理论的核心逻辑，即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根本上是由以国际体系压力为干预变量、以国内社会联盟利益变迁与格局演化为核心变量，以及以国内政治过程为中介变量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随后，将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从东北部工业中心单一主导到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中西部/南部“势均力敌”的演化作为根本动力和出发点，简要回顾19世纪末以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经历的四个阶段。其次，在提出上述理论内核的基础上，第二节对该理论进行进一步拓展，指出在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变量相互作用的不同情况下，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将体现出三类政治运作机制：（1）在稳定多数社会联盟形成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的政治运作机制体现为“党派合作”或“强总统、弱国会”模式；（2）在不稳定多数社会联盟出现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在实践中的政治运作机制将演变为“合作—制衡”或“强总统、强国会”模式；（3）在联盟均势亦即没有一个多数联盟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将转变为“政治极化”或“弱总统、强国会”模式。与以上三种情况相对应，分别以体系中心视角、体系—国家视角及国家中心视角三种研究路径观察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这样才能更为科学地把握每个阶段美国外交的核心特征。毫无疑问，这一理论拓展丰富和完善了对于美国外交研究方法和观察角度的理解与思考。最后，对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轨迹进行简要回顾，表明在此期间，美国外交的主线是自由国际主义从兴起到衰落再到瓦解的过程；同时，还对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进行严格界定，目的是为后文论证这一战略演化背后的政治学机理提供逻辑依据。

从第二章开始到第四章，运用社会联盟理论，分阶段讨论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与进程。第二章集中关注的是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第一个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包括其原因和表现）。第一部分通过历史分析，表明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根源是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共振”，促使国内社会出现有利于该战略实施的多数社会联盟，特别是东北部和南部两大地域中心首次实现合作，推动形成“冷战共识”。在此基础上，美国国内政治打破两党及行政—立法机构相互制衡的局面，在对外战略方面进行有效的党派合作，这种合作反映到政治运作上，即形成“强总统、弱国会”的模式。正是基于这个原因，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才得以持续运行。从以上逻辑出发，分析该阶段美国外交的实践应采用“体系中心”的视角，因为作为核心变量的社会联盟格局一直处于稳定状态，体系变量的干预作用由此得以凸显。在体系中心视角下，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四方面内容——军费开支、国际经济政策、海外承诺与干涉，以及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出发，对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进行简要分析，重点依然是论证这一战略背后的国内政治机理。

第三章分析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第二个阶段——从越南战争后至冷战结束——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包括其原因和表现）。第一节通过历史分析，表明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以美国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分化为主要动力，维系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冷战共识”趋于弱化，进而导致两党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分歧逐步显现。归根到底，这一局面的出现源于国际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致使东北部传统中心明显衰落，代表这一地域及其产业结构（传统工业）和社会阶层（工人）利益的民主党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对外战略上日益倾向于保护主义、削减军费并以多边主义方式发挥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另一方面，与东北部“铁锈地带”（rustbelt）的衰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南部和中西部的“阳光地带”（sunbelt）在产业转型的基础上迅速崛起，代表这一地域及其产业结构（军工、信息等新兴高科技产业）和社会阶层（企业主）利益的共和党人同样从政治利益出发，在对外战略上日益倾向于自由贸易、增加军费开支并以单边主义的方式领导世界。当然，由于安全是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因而两党在遏制苏联这一问题上仍然保持着较为稳固的战略共识。在上述党派间“合作与冲突”并存的全新背景下，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就变得更为复杂，在党派合作的同时开始出现权力制衡的趋势。因此，一种合作—制衡机制以及府会关系的“强总统、强国会”模式成为该阶段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国内政治基础。基于此，在分析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成因及其相应实践时，便应由体系中心视角转变为体系—国家视角，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单靠体系中心论无法解决的诸多问题。在体系—国家视角下，同样从上文提到的四个方面对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衰落进行分析。总之，本章通过论述进一步表明，社会联盟的利益变迁及其格局演化是美国对外战略的核心变量，因为在体系结构没有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美国外交在该阶段却经历了重要转型。

第四章重点论述冷战结束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瓦解的根源及其表现。第一节通过历史分析，表明以苏联解体为催化剂，国际体系在美国对外战略演化中作为干预变量的作用急剧衰减，尤其是维系两党“冷战共识”的最重要外部因素——安全威胁——不复存在，因而美国社会联盟内部本来就存在的张力进一步发展为“极化”，形成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势均力敌”的对抗状态，致使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彻底的瓦解。这一国内根源反映到政治层面，便体现为两党在对外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完全取代合作，政治极化以及“弱总统、强国会”模式成为这一时期美国对外战略形成与演化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至此，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两大核心支柱——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国际合作的强调，以及运用美国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力量）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足够意愿——彻底分离。一方面，民主党人从自身政治利益出发，开始进一步倾向于缩减军费开支、采取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同时依靠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等“低成本”方式维持美国的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共和党人的政治利益则决定他们制定对外战略的出发点是扩大军费开支、推进自由贸易，同时致力于摆脱国际制度的约束，以单边主义方式领导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采用“国家中心”视角，才能找到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体现出“钟摆”式特征的根本原因。在实践中，将运用这一研究视角，对冷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瓦解进行分析。

第五章也就是本书的结语部分，从社会联盟理论的视角出发，对当前和未来美国对外战略的现状与发展趋势作出分析。就现状而言，在刚刚结束的奥巴马时代，美国的对外战略实现了针对“布什主义”的一次回摆，开始朝着参与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并进行全球战略收缩的方向发展。这就进一步验证了本书的理论发现：民主党所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决定了其制定对外战略的基本立场和取向。就趋势而言，首先，近年来随着中国崛起和美国面临的国际压力“碎片化”，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因此作为干预变量，国际体系的上述演化必然对当前和今后美国对外战略的变迁产生影响。当然，中美关系的性质与美苏关系完全不同，两极体系的形成也并不必然导致冷战。［91］不过对美国而言，中国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崛起这一事实无疑会增加华盛顿来自体系层面的战略压力，从而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国内形成一种新的关于对外战略的共识。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需要考察作为美国对外战略核心变量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趋势，以此作为分析当下和研判未来的最重要依据。正如前文提到的，社会联盟格局的演化虽然受到体系变量的影响，但更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是其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冷战结束以来，新一轮信息革命和全球化进程致使美国国内形成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日趋衰落的传统工业中心与中西部和南部新兴崛起的“阳光地带”相互冲突与制衡的“对等极化”局面，而且产业与人口结构的变迁将是一个相对长期的过程，因此上述状况在未来短期内将难以发生根本逆转，这就决定了国际体系因素的变化并不足以促使美国国内形成类似于冷战初期自由国际主义那样的高度战略共识。基于此，民主、共和两党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上的差异和极化现象仍然十分突出，冷战后美国外交所呈现的漂移与摇摆特性也将难免持续下去。

注　释

［1］“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West Point，New York，December 1，2009，The White House，https://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way-forward-afghanistan-and-pakistan.2015-10-25.

［2］Colin Dueck，The Obama Doctrin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da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5，p.55.

［3］Bob Woodward，Obama’s War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2011，p.336.

［4］Peter Trubowitz，Politics and Strategy：Partisan Ambition and American Statecraft，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0，pp.145—150.

［5］Colin Dueck，The Obama Doctrine：American Grand Strategy Today，pp.130—133.

［6］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New York：Alfred A.Knopf，1945，p.106.

［7］Hans J.Morgenthau，In Defens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Alfred A.Knopf，1951.

［8］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1，chapter 5.

［9］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onflict and Chang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8，p.241.

［10］Charles Kupchan and Peter Trubowit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2，2007，pp.7—44.

［11］Jack Snyder，Robert Shapiro，and Yaeli Bloch-Elkon，“Free Hand Abroad，Divide and Rule at Home”，World Politics，Vol.61，No.1，2009，pp.155—187.“单极时刻”的说法，引自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ffairs，Vol.70，No.1，1990/1991，pp.23—33。

［12］Robert 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3.

［13］Liddell Hart，Strategy，New York：Praeger，1954，p.31；Walter Lippmann，U.S.Foreign Policy：Shield of the Republic，New York：Little Brown，1943；George Kennan，American Diplomac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Barry 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p.13；Robert Art，“A Defensible Defense：America’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in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Miler，eds.，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7，p.79；Thomas Christensen，Useful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7.

［14］Benjamin Fordham，Building the Cold War Consensu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U.S.National Security Policy，1949—1951，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8，p.3.

［15］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pp.xiii—xiv.

［16］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New York：Random House，1987，p.529；Joseph Nye，Jr.，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New York：Basic Books，1990，pp.219—230.

［17］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本书将要探讨的社会联盟与“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存在本质差异：后者虽然也是美国国内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更多地只是关注具体的议题领域，致力于影响美国特定的外交政策；而社会联盟代表了更广范围内社会力量（如地域、阶层和产业部门等）的集合，因此可以将其理解为具有共同对外战略偏好的诸多利益集团的结合体，这种偏好超越了具体的议题领域，它们对于美国外交的影响是战略性和根本性的。遗憾的是，学界对于社会联盟对美国外交影响的论述，主要集中在与其关系最为紧密的贸易政策方面，尚未发展出一个立足于美国对外战略的更具宏观意义的理论框架。参见Peter G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8］截至目前，与对社会联盟的探讨一样，关于来自社会层面的因素对美国外交影响的研究，同样集中在具体的议题领域，如地域主义、媒体和民意以及前文提到的利益集团等。此即本书未将“社会中心论”作为一种研究美国对外战略的独立路径纳入既有研究综述中的主要原因。参见Ronan Paddison，The Fragment State：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ower，New York：St.Martin’s Press，1993；John Mearsheimer and Stephen Walt，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New York：Penguin Press，2008。总之，“社会联盟”这一理论框架构建的目标，就在于建立起一套关于美国国内社会力量对其对外战略走向影响的因果解释机制、实践运作机制以及相应的实践分析路径。

［19］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中信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20］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7，No.1，1992，pp.177—198.

［21］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eading，Mass.：Addison-Wesley，1979，chapter 4.

［22］参见秦亚青：《权力·制度·文化——国际政治学的三种体系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6期，第6页。

［23］Robert Keohane，“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risis of Embedded Liberalism”，in John Goldthorpe，ed.，Order and Conflict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Oxford：Clarendon Press，1984，p.16.

［24］当然，并非所有的体系中心论者都认为体系理论可以解释和预测国家的对外战略行为。例如，在“结构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华尔兹看来，国际政治的体系或结构理论研究的是国家行为及其互动所产生的国际结果，能够告诉我们国家面临的外部环境或压力；而对外政策研究的则是特定国家的行为，解决的是国家应该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压力的问题。参见Kenneth 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Vol.6，No.1，1996，pp.54—55；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0—72，116—128。另一方面，其他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则认为，以体系为中心的研究路径可以做到分析并预测特定国家的对外行为。参见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Security Studies，No.1，1996，pp.1—53。本质上讲，体系中心论者关于通过体系能否了解单元战略行为的分歧源于他们在探讨上述逻辑关系的过程中，并未构建起一个有效和充分的“因果解释机制”，因此存在明显的“模糊”倾向；基于此，从学理上讲，只要能够在结构原因与对外战略之间建立起这种关系，体系理论仍然可以发展为有效的外交政策理论。刘丰、张睿壮：《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国际政治科学》2005年第4期，第119页。

［25］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Robert Keohane，After Hegemony：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4；Alexander Wendt，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6］相关的理论探讨参见Barry Posen，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pp.7—8，239。

［27］对于现实主义理论核心假设的总结，参见Michael Doyle，Ways of War and Peace，New York：W.W.Norton，1997，pp.41—201；Robert Gilpin，“The Richness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Real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8，No.2，1984，pp.287—304。

［28］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pp.74—77，93—97，127—128.

［29］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2001，pp.21—22，31—39.

［30］Benjamin Frankel，ed.，Realism：Restatements and Renewal，London：Frankcass，1996，p.xviii.

［31］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chapter 2.

［32］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chapters 7 and 8.

［33］Charles Glaser，“Realists as Optimists：Cooperation as Self-help”，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19，No.3，1994，pp.50—90.

［34］Robert Jervis，“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World Politics，Vol.30，No.2，1978，pp.167—214.

［35］Kenneth Waltz，“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18，No.4，1988，p.616.

［36］Stephen Van Evera，“Primed for Peace：Europe after the Cold War”，in Sean Lynn-Jones and Steven Miler，eds.，The Cold War and After：Prospects for Peace，Cambridge：The MIT Press，1993，pp.193—243.

［37］因果机制（causal mechanism）是一个理论最为核心的部分，构建一个理论机制主要指的就是对因果关系进行系统建构，以解释各变量间的作用过程。参见Mario Bunge，“Mechanism and Explanation”，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Vol.27，No.4，1997，pp.410—465；Tulia Falleti and Julia Lynch，“Context and Causal Mechanism in Political Analysi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Vol.42，No.9，2009，pp.1143—1166。

［38］Kenneth 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p.57.

［39］John Mearsheimer，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pp.372—402.

［40］Robert Art，A Grand Strategy for America，chapter 4.

［41］Ibid.，p.226.

［42］发生在布什上任之初的恐怖主义事件并未改变国际体系的结构，因而其对外战略转向无法用现实主义模式进行分析。参见Peter Trubowitz，Politics and Strategy，p.100。

［43］Joseph Grieco，“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in Michael Doyle and John Ikenberry，eds.，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Boulder：Westview，1997，pp.164—166.

［44］另一个典型的例证是现实主义者在20世纪90年代围绕冷战后美国对外战略选择的争论。同样从体系中心视角出发，他们却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药方”，如均势（balance of power）、优势主导（primacy）、战略收缩（retrenchment）及离岸平衡等。这也进一步说明，只有在国际体系和对外战略之间纳入单元层面的变量，才能更为准确地分析和预测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上述争论参见Michael Brown，ed.，America’s Strategic Choices，Cambridge：The MIT Press，2001。

［45］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World Politics，Vol.51，No.1，1998，pp.144—177.

［46］新古典现实主义在理论构建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参见Fareed Zakaria，From Wealth to Power：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Randall Schweller，Deadly Imbalances：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for World Conque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8；Thomas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William Wohlforth，The Elusive Balance：Power and Perceptions during the Cold War，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47］Gideon Rose，“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148.

［48］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文献包括Steven Lobell，The Challenge of Hegemony：Grand Strategy，Trade，and Domestic Politics，Ann Arbor：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2003；Jeffrey Taliaferro，Balancing Risks：Great Power Intervention in the Periphe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4；Randall Schweller，Unanswered Threats：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49］刘丰、陈志瑞：《国际体系、国内政治与外交政策理论——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构建与经验拓展》，《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第116页。

［50］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6.

［51］Louis Hartz，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America，New York：Harcourt Brace，1955，pp.4—11.

［52］Michael Howard，War and the Liberal Conscienc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John Owen，Liberal Peace，Liberal War：American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p.20—50.

［53］Felix Gilbert，To the Farewell Address：Ideas of Early American Foreign Polic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1，pp.16—17.

［54］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pp.23，26.

［55］这一思想最早是由哈特（Liddell Hart）在20世纪30年代总结英国对外战略时提出的，其基本含义在于避免承担过多可能导致过度扩张的海外义务。此后，许多学者将其作为大战略制定的一项重要原则，并将其运用于分析其他国家。参见Brian Bond，Liddell Hart：A Study of His Military Thought，London：Cassell，1977；Paul Kennedy，The Rise and Fall of British Naval Mastery，London：Ashfield Press，1986；John Mearsheimer，Liddell Hart and the Weight of History，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9。

［56］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p.26.

［57］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pp.28—30.

［58］Colin Dueck，Reluctant Crusaders：Power，Culture，and Change in American Grand Strategy，chapter 3.

［59］Kenneth Waltz，“A Response to My Critics”，in Robert Keohane ed.，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329.

［60］Peter Cain and J.A.Hobson，“Financial Capitalism and Imperialism in Late Victoria and Edwardian England”，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Vol.13，No.2，1985，pp.1—27；Vladimir 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Chicago：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Co.Inc.，1991；Joseph Schumpeter，Imperialism and Social Classes，New York：Augustus M.Kelly Pubs.，1974.

［61］很大程度上，这一研究路径得益于彼得·古勒维奇（Peter Gourevitch）关于“颠倒的第二意象”的探讨。参见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

［62］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1；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63］Jack Snyder，Myths of Empire，chapter 2.

［64］Fareed Zakaria，“Realism and Domestic Politics”，p.178.

［65］Ibid.，pp.186—187.

［66］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pp.12—22.

［67］John Agnew，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Economy：A Regional Geograph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Walter Dean Burnham，Critical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W.W.Norton，1970；Richard Bensel，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889—198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

［68］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hapter 4.

［69］Peter Gourevitch，Politics in Hard Times，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6.

［70］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32，No.4，1978，pp.881—912.

［71］田野：《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学：社会联盟理论解析》，《国际政治科学》2008年第2期，第59页。

［72］Peter Gourevitch，“International Trade，Domestic Coalitions，and Liberty：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the Crisis of 1873—1896，”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Vol.8，No.2，1977，pp.281—313.

［73］Miroslav Nincic，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

［74］Ronald Rogowski，Commerce and Coalitions：How Trade Affects Domestic Political Alignmen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hapter 1.

［75］Charles Kupchan and Peter Trubowitz，“Grand Strategy for A Divided America，”Foreign Affairs，Vol.86，No.4，2007，pp.71—83；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hapter 1.

［76］约翰·密尔：《代议制政府》，汪瑄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68页。

［77］Richard Bensel，Sectionalism and American Political Development，1889—1980，Madis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4，p.7.

［78］Ronald Brownstein，The Second Civil War：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New York：Penguin Books，2007，chapter 1.

［79］参见Ronald Brownstein，The Second Civil War，chapter 1；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chapter 3。

［80］参见Ronald Brownstein，The Second Civil War：How Extreme Partisanship has Paralyzed Washington and Polarized America，New York：Penguin Books，2007。

［81］John Ikenberry，Liberal Leviathan：The Origins，Crisis，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World Order，chapter 1；Charles Kupchan and Peter Trubowitz，“Dead Center：The Demise of Liberal Internation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2，No.2，2007，pp.7—44.

［82］Gary King，et al，Designing Social Inquiry：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7.

［83］这一假设指的是，作为经济决策的主体都是充满理智的，既不会感情用事，也不会盲从，而是精于计算和判断，其行为是冷静和理性的。归根到底，“理性人”假设是对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经济人”假设的延续和发展。

［84］David Mayhew，Congress：The Electoral Connection，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

［85］这也就意味着，在面临地缘政治和国内政治的“交错压力”时，国内政治考虑在美国对外战略决策者心目中的地位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参见William Quandt，“The Electoral Cycle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Policy”，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Vol.101，No.5，1986，pp.825—837；Peter Trubowitz，Politics and Strategy，chapter 2.

［86］基于此，本书并未把“个人”层次的分析纳入美国对外战略变迁的研究范畴，因为从社会联盟理论及其“理性人”的根本假设出发，政治领导人在外交方面的战略偏好根本上是由支持他（她）的社会力量决定的，个人因素在美国对外战略形成及其变迁方面只能起到推动作用，而无法发挥决定性影响。正如后文将要提及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和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带领美国从孤立主义转型为国际主义的努力之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根本上是由国内社会联盟利益偏好及其力量格局决定的。关于将“个人”作为独立的国际政治分析层次的研究，参见Kenneth Waltz，Man，the State，and War：A Theoretical Analysi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1。

［87］跨层次研究法的代表性文献，参见Peter Gourevitch，“The Second Image Reversed：The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Domestic Politics”；Helen Milner，“Resisting the Protectionist Temptation：Industry and the Making of Trade Policy in France and United States during the 1970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1，No.4，1987，pp.639—665；Robert Putnam，“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2，No.3，1988，pp.427—460.

［88］Stephen Van Evera，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7，p.66.

［89］Alexander George and Andrew Bennett，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the Social Sciences，Cambridge：MIT Press，2005，chapter 10；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Complex Causal Relations and Case Study Methods：The Example of Path Dependence”，Political Analysis，Vol.14，No.3，2006，pp.261—263；Andrew Bennett and Colin Elman，“Qualitative Research：Recent Developments in Case Study Methods”，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Vol.9，2006，pp.459—460.

［90］关于过程追踪法的全面介绍和分析，参见Andrew Bennett，“Process-tracing and Causal Inference”，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Diverse Tools，Shared Standards，Lanham：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0，pp.207—220；David Freedman，“On Types of Scientific Inquiry：The Role of Qualitative Reasoning”，in Henry Brady and David Collier，Rethinking Social Inquiry，pp.221—236；David Collier，“Understanding Process Tracing”，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Vol.44，No.4，2011，pp.823—830；James Mahoney，“The Logic of Process Tracing Testing in Social Sciences”，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search，Vol.41，No.4，2012，pp.570—597。

［91］对于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参见杨原、曹玮：《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29—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