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外交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理论研究视角

上文通过对体系、国家和社会三个变量及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与总结，完成对社会联盟理论第一部分内容的介绍，亦即论证美国对外战略演化背后的根本逻辑，提出一个全新的以社会联盟为视角的理论框架。以此为切入点，对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对外战略史进行简要的四阶段划分。本节重点介绍社会联盟理论的第二部分内容，即从体系、国家和社会相互作用的理论分析框架出发，表明在不同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之下，美国对外战略在二战后得以运行的国内政治机制存在巨大差异，进而指出在相应情况下应采取何种理论模式或研究路径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分析。这一部分通过论述意在表明，无论是用体系中心论还是国家中心论的视角分析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都存在相应的逻辑前提，并且这一前提植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及其历史变迁之中。因此，只有将社会中心论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才能找到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根本线索，并在此基础上运用正确的研究路径对其进行分析。

1.稳定多数联盟、党派合作机制与体系中心视角

上文曾提到，由于二战结束以来（实际上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新政）美国国内的政治格局一直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间的“势力均衡”，因而任何一项成功且持续的对外战略必须有赖于稳定的跨党派合作。更进一步讲，这一政治格局反映出的美国社会现实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社会联盟重组、特别是民主党向传统的共和党势力范围东北部的扩张，以及后来共和党跨越区分美国南北部的“梅森—狄克逊线”（the Mason-Dixon Line），进而反过来对于民主党传统根据地南部的蚕食，使得两党都逐步拥有了稳定并经过重塑的社会联盟。更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南部的崛起，尤其是60年代以后民权运动取得的重要政治成果，上述两大社会联盟的影响力呈现日益接近的态势。［40］因此，一个稳定的国内多数联盟的形成，就必然要求东北部“核心地带”与南部“边缘地带”进行政治合作，亦即形成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41］从社会联盟理论出发，这一格局的出现必须建立在两大社会力量中心存在共同对外战略利益的基础上，而后者本质上是由东北部和南部各自的经济发展、产业形态、贸易结构和人口构成等诸多经济、社会因素决定的，并且在其外交利益形成的过程中，来自国际体系层面的变量还将发挥重要的干预作用，进而参与塑造这种利益。

当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得以构建时，由美国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确定，行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内部不同党派之间才能围绕对外战略达成整体上的共识或妥协，形成政治上的多数联盟，从而构建起一种“党派合作”的政治过程或模式，由此成为特定对外战略运作的国内基础。通过研究国会两党议员的投票行为，第二章将表明，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之所以能够在二战后兴起并不断发展，其背后的政治基础或运作机制即民主、共和两党国会议员的“跨党派投票”（cross-party voting）一度成为围绕对外战略所进行的政治过程的普遍行为模式。由于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在军费开支、贸易政策、海外承诺以及国际合作等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各个方面都达成基本共识，因而该战略得以在二战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被稳定并成功地加以推进。［42］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才呈现出“强总统、弱国会”的局面。归根到底，塑造这一局面的动力主要来自主导性社会联盟的构建弱化了社会力量对于国家/政府的制约力度，因为后者的战略制定反映的是前者的利益诉求和偏好。因此，“强总统、弱国会”格局体现出一种更深层的“强国家、弱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并且这一关系源自社会力量自发地赋予政府更大的外交决策权。

从以上分析出发，可以进一步得出关于美国对外战略研究路径的重要结论。由于国内存在一个建立在共同外交利益基础上的稳定多数社会联盟，并且随之在政治层面形成以党派合作为核心特征的“强总统、弱国会”对外战略制定模式，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可以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将美国视为国际体系中一个理性和统一的单元，其对外战略的首要参照因素应为国际体系特别是地缘政治的现实。例如，在冷战初期，正是因为美国国内构建了以遏制苏联扩张为核心内容的“冷战共识”，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才能以“体系中心”为视角进行分析和研究。无论是积极组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干预朝鲜半岛内战，还是敌视新中国、发动越南战争，都是美国在国内达成共识的前提下针对苏联及其共产主义阵营进行遏制战略的具体表现。基于此，以体系中心论对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进行研究的逻辑前提是，其国内存在一个支持某项特定对外战略的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社会联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党派合作为特征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

2.不稳定多数联盟、合作—制衡机制与体系—国家视角

不稳定多数联盟是指一个主导性社会联盟内部出现局部利益分歧，这种分歧虽然不足以导致联盟的解体，但却使美国对外战略的运行不再拥有一种持续、稳定的国内共识。这也就意味着，两党在某些重要的外交议题上可能会进行合作，但在另一些议题上则可能存在冲突。例如，在冷战后半期，随着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逐渐走向分裂，民主、共和两党尽管在国家安全即遏制苏联扩张这一问题上仍然存在基本共识，但却在遏制的具体实施方式上产生了矛盾和分歧，这种矛盾和分歧建立在它们各自所代表的社会利益诉求出现变化的基础上，因而是一种基于自身政治利益的理性选择。

因此，在不稳定多数联盟的格局下，美国的行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不同党派之间的关系属于竞争与合作并存的状态，因而一种“合作—制衡”机制将成为美国对外战略运作的国内政治基础。同样通过研究国会两党议员的投票行为，本书第三章将表明，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之所以在越南战争后趋于衰落，其背后的政治原因就在于两党尽管依然致力于实现自由国际主义的战略目标，但却在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问题上产生了明显分歧。例如，在军费开支问题上，共和党“要大炮不要黄油”，民主党则反之。又如，在贸易政策上，共和党代表的南部和西部主张自由贸易，民主党代表的东北部则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再如，围绕海外承诺与干涉，民主党极力主张美国进行战略收缩，而共和党则致力于推进战略扩张。最后，在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上，民主党倾向于通过强化联合国的作用并增进多边合作以降低遏制战略的成本，而共和党则支持单边主义，对国际制度与合作开始表现出日益明显的排斥态度。通过以上论述不难看出，在不稳定多数联盟格局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将呈现一种“强总统、强国会”的格局，亦即尽管行政—立法机构和国会两党议员在某些问题上仍存在基本共识，但不同社会利益的内在龃龉已经逐渐浮现，因而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制衡效应显现出来。归根到底，这种政治格局反映出的是一种“强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这一关系源自利益的变化导致社会力量在赋予国家/政府对外战略决策权时，开始逐步有所保留。

基于此，在不稳定多数联盟出现的背景下，单纯的“体系中心”视角便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给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因此，只有将党派竞争等国内政治因素纳入研究范畴，才能更为全面地理解美国外交所呈现的复杂特征。归根到底，这种复杂性植根于“合作—制衡”机制背后国内社会联盟间一致性与矛盾性并存的利益现实。

3.联盟均势、政治极化机制与国家中心视角

当美国国内不存在一个主导性的社会联盟，并且相互竞争的社会力量在政治影响上大体接近时，美国的社会联盟将呈现一种“均势”格局，亦即没有任何一支力量足以决定对外战略的决策议程，各方处于零和博弈状态。例如，冷战后，随着自由国际主义多数联盟的瓦解，美国国内形成以民主党为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与以共和党为代表的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势均力敌的局面，进而导致对外战略的制定过程开始出现“极化”的严重后果。一方面，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尽管在贸易政策上存在一定的内部分歧，但在推动美国减少军费开支、进行海外收缩以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以及减少海外干涉、强化多边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广泛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南部和中西部社会联盟则倾向于在军事开支以及海外干涉上采取扩张性政策，并力推贸易自由化、排斥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43］

联盟均势的社会格局反映到政治层面，行政—立法机构以及国会内部不同党派之间的相互斗争便表现为常态，从而致使“政治极化”机制发展为美国对外战略运行的国内政治基础。仍然通过研究国会两党议员的投票行为，第四章将表明，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之所以在冷战后趋于瓦解，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就是两党的对外战略理念出现显著的差异与分歧，而这种差异与分歧并非出于意识形态，而是两党各自所代表的社会联盟的利益走向了“两极化”，因而政治僵局是政治人物“理性选择”的结果。在联盟均势格局存在的背景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的政治博弈将呈现“弱总统、强国会”的格局，亦即行政—立法机构和国会两党议员在几乎所有重大对外战略问题上的分歧已经取代共识，因而国会内部以及国会对于行政部门的制衡将成为政治行为中的普遍模式。归根到底，这种政治格局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弱国家、强社会”的国家与社会关系，而这一关系源自利益的变化导致社会力量在赋予国家/政府对外战略决策权时，开始抱有强烈的怀疑态度。

基于此，在联盟均势出现的背景下，无论是“体系中心”视角、还是“体系—国家”视角，均无法就美国对外战略发生的变化给出具有足够说服力的解释。正因如此，只有以国家中心论的理论模式进行研究，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美国外交所呈现出的内在矛盾性。归根到底，这种矛盾植根于“政治极化”机制背后国内社会联盟间走向冲突甚至“两极化”的利益现实。

通过本节的论述可以清晰地发现，美国对外战略的行为模式与研究视角是由国内政治机制直接决定的，而特定的国内政治机制又植根于相应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之中。因此，任何机械和单一的理论分析视角，无论是国际体系或国内政治，在理论构建和经验解释上必然存在重大的逻辑缺陷。基于此，只有从“社会中心”视角出发，才能彻底厘清美国对外战略的实际运作机制，从而为分析历史和现实提供一种更为强大的方法论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