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缘起与特征
一直以来,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和美国的政治精英总是倾向于将“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与“多边主义”(multilateral-ism)及“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联系起来。[44]必须承认,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强调国际制度和多边国际合作对于美国外交的重要意义,尤其是二战后,美国的霸权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这两个要素的基础之上。然而,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实施时间最长也最为重要的一项对外战略,还有着另外一个同样关键但却被普遍忽视的特征,那就是运用美国权力(use of American power)以维护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和决心。[45]因此,正是上述两方面特征构成了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并使它与美国历史上的其他战略区分开来。[46]
自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大国,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早期,美国的对外战略总是呈现权力政治与多边主义交替的特点,而从未实现两者的结合。例如,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擅长运用权力政治,在他任内,美国开始进行大规模海外扩张,成为帝国主义强国之一。与他相反,威尔逊则热衷于多边合作与国际制度,在一战后推动建立了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并提出了集体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理念。在美国外交史上,是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首次将上述两个元素结合起来,由此成为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思想上的奠基者和外交实践的先驱。
罗斯福对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考与运用集中体现在他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想和设计里。[47]例如,在众所周知的“四大警察”(Four Policemen)理念中,罗斯福把集体安全体系与当时世界上的四个主要大国(同时也是反法西斯同盟)美国、苏联、中国及英国联系起来,致力于使大国之间的合作成为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最重要保障,并且认为美国应在其中发挥“首要”作用(first among equals)。[48]又如,罗斯福非常重视国际规范的作用,认为领土争端、政治冲突和民族纠纷等国际热点问题应通过协商谈判而非单边行动加以解决。可以说,以上这些理念构成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想基础,并通过二战后的一系列外交实践,包括组建联合国、创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后来成立北约组织等,成为美国的一项现实战略选择。
综上所述,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缘起于罗斯福时期美国对于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思考、设想及其外交实践中。与现实主义的权力政治和仅作为国际关系理念的自由国际主义不同,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致力于将多边合作及国际制度与美国在国际体系内的强大权力结合起来,从而按照自己的理想和价值观念改造国际体系,最终实现自身战略利益。[49]
2.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主要内容
通过上文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两方面特征的界定,在分析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演化时,便拥有了明确和可操作的工具。因为自由国际主义作为美国的一项对外战略,其核心内容必然反映该战略的上述两方面特征。这也就意味着,在外交实践中,美国的行为只有将这两点同时体现出来,才能有理由将其对外战略称为“自由国际主义”。具体而言,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内容主要由以下四点构成:(1)持续且较大规模的军费开支;(2)基于自由主义原则的贸易和国际金融政策;(3)对海外承诺与干涉的强调;(4)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以及相配套的行为。
首先,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要求美国具有运用自身权力来维护国际秩序及自身利益的意愿,持续且较大规模的军费开支成为这一战略得以实施的首要支柱和根本保障。例如,当现实中存在一个或多个对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的国家时,美国必须有能力消除或至少遏制这种挑战,否则自由主义秩序甚至美国的国家安全便会面临巨大威胁。此外,与维系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相关,美国要想在海外进行广泛干涉,同样要求其具备超强的军事实力。总之,自由国际主义这一宏大战略目标的实现,在各方面都会对美国国家资源、尤其是军事力量的投入提出较高的要求。
其次,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往往主张推行自由贸易和金融国际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和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体系。[50]此外,在美国的政治精英看来,经济事务上的持续国际合作还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尤其是在与苏联激烈对抗的冷战背景下。很大程度上出于对安全的关切,美国在冷战时期主动采取了一系列国际经济方面的倡议,建立了一个由它领导的多边国际贸易、经济和金融体系。例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框架下的自由贸易谈判中,由于美国所占世界贸易的份额最大且商品竞争力最强,因而华盛顿在向世界提供开放的市场和稳定的货币同时,也能从这一公共产品中获取最多的经济利益。[51]这样看来,冷战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经济与安全两个方面是密不可分、相互促进的。
第三,作为一种国际主义的战略取向,对于海外承诺与干涉的强调也是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正如我在导论中指出的,自由国际主义是一种关于世界秩序的信念,即相信国际政治能够通过推广民主政体、推进多边合作等方式,从根本上摆脱以战争、冲突和均势为特征的旧有模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因此在这一过程中,美国认为,自己只有保持对外部世界的持续关注和干预,例如通过维持全球盟友体系、在必要时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和向海外扩展民主等,才能根本上避免国际政治回到二战前以均势政治为主要特点的权力斗争状态。基于此,海外承诺与干涉也是实现自由国际主义目标的重要保障之一。
最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还意味着广泛参与各类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通过构建一种基于制度的新型霸权,使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能够超越自身实力的局限。例如,通过在联合国、北约等多边政治、军事组织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经济、贸易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不仅可以降低维持世界霸权的战略成本,而且可以使美国的霸权更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当然,这一选择也意味着美国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从而减少了自由行动的空间。
以上就是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主要内容的简单梳理。以此为参照,本书第二至第四章在系统论述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衰的内在机理时,将结合历史案例进行更为详细和深入的分析,并由此进一步佐证本书提出的相关理论。
3.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历史演化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历史演化集中体现为自由国际主义从兴起到衰落再到瓦解的过程。简言之,自由国际主义的演化历程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首先,二战后初期,由于苏联的战略威胁和欧洲的极端羸弱等国际体系压力的作用,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各类积极因素,特别是东北部工业、金融力量和南部种植园主在对外扩张方面形成了共同利益,民主共和两党中的“温和派”成为国会主流的政治力量,以及美国经济在战后的持续、快速发展等,共同推动美国国内形成著名的“冷战共识”。这一共识主要包括以下两点:(1)美国应不断推进自己领导下的多边国际经济和安全合作,并充分运用国际制度维持自身的全球领导地位;(2)美国应突出自身权力优势,积极调动各类战略资源以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基于此,在从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到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历届美国政府的推动下,自由国际主义得以发展成为美国在二战后持续时间最长、稳定性最高的一项对外战略。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国际体系的结构特征并未出现根本性的变化,但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根基——美国东北部和南部合作形成的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开始出现分裂,致使该战略逐渐走向衰落。究其根源,主要是随着国际经济格局的变迁,美国传统的政治、经济中心东北部逐渐趋于衰落,代表东北部传统工业力量和劳工阶层利益的民主党人日益倾向于以对外战略收缩、贸易保护主义和多边国际合作等“低成本”的方式对苏联进行遏制。而随着新兴崛起的中西部和南部产业地带力量的渐趋强大,代表这部分社会利益的共和党人则倾向于以战略扩张、自由贸易和单边主义等强势外交政策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因此,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出现了明显分裂。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冷战时期苏联对美国构成的安全威胁始终是超越党派、地域和阶层等国内政治、社会力量的因素,尽管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内部出现了分裂,但两党在遏制苏联的战略目标方面仍然维持着基本共识,因而该战略得以大体上维持至冷战终结。
最终,到20世纪90年代初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致使维系美国国内“冷战共识”和自由国际主义社会联盟的体系力量(即“干预变量”)彻底消失,因而国际体系因素对美国外交的影响力急剧弱化。与此同时,随着东北部/太平洋沿岸与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利益诉求差异的进一步增加,两党及其各自所代表的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选择上进而呈现一种越来越显著的“极化”趋势,即民主党及其联盟愈发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中强调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一面,而共和党及其联盟则逐渐转向自由国际主义的另一面——对于美国权力的积极运用。[52]在这样的背景下,自由国际主义作为一项对外战略已经彻底瓦解,美国的对外战略在冷战结束后也因此一直处于“扩张”与“收缩”不断交替的“钟摆”状态中。由于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联盟的分化与重组彻底重塑了美国社会力量对比的格局,因而美国对外战略的这种“极化”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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