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根源

自罗斯福时代起，尤其是冷战开始以后，自由国际主义——既强调多边主义、国际制度又突出运用美国权力的战略思想——成为美国在对外战略实践中的最终选择。毫无疑问，这一战略选择对于二战后国际体系的生成、演化和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两大体系理论看来，美国在战后推行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使得国际体系开始由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或“米尔斯海默的世界”）过渡到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或“杰维斯的世界”），由霍布斯文化阶段（或“欧洲阶段”）进入洛克文化阶段（或“美国阶段”）。［1］基于美国对外战略在二战后的变迁对于世界政治的重要性，深入探究自由国际主义在美国兴起的根源便具有了很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在社会联盟理论看来，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美国的兴起得益于一系列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的推动，是国际体系因素与国内社会利益之间产生“共振效应”的结果，其中体系因素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外部干预变量的角色，而社会利益变迁则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两者相互作用产生的最重要结果是，美国在此期间形成了以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为主导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并由此在政治上成功构建了稳定的“冷战共识”。因此可以说，社会联盟压力决定性地促成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和不断发展。本节分别从国际体系压力和国内社会联盟压力两方面切入，集中探讨二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得以在美国兴起的根源。

1.作为干预变量的体系压力：“两极”格局的出现及其影响

早在二战期间，美国的一些战略家如爱德华·厄尔（Edward Earle）、尼古拉斯·斯皮克曼（Nicolas Spykman）等预测到战后国际体系可能出现的两极结构，指出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来自苏联的强大战略压力。［2］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美国必须防止苏联及其同盟控制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和边缘地带。然而对美国来说，单靠自身的军事和经济实力远不足以完成此项艰巨任务，只有得到那些与自身有着同样战略利益的盟友的帮助与合作，美国才能实现遏制苏联扩张的目标。［3］

这种将美国权力的运用与国际合作联系起来的战略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杜鲁门政府的战略决策。在杜鲁门总统和国务卿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看来，美国以一己之力无法应对共产主义力量在欧洲和亚洲的扩张，在战略上需要西欧和东亚地区的盟友提供军事支援以及可供美军进行前沿部署的基地。此外，美国及其盟友军事力量的积极部署还可以向全世界特别是广大新近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显示“自由世界”联合的强大力量，最大限度地防止它们大规模倒向共产主义阵营。［4］

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杜鲁门政府认识到，一种自由主义的国际经济秩序可以使美国在获益的同时，实现更为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在美国精英层看来，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以及贸易政策中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是导致二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因此一种开放的国际贸易体系能够使所有民主国家从中获益，防止零和竞争的出现。［5］此外，只有让欧洲和亚洲的盟友尽可能多地享受到经济快速复苏和增长带来的好处，它们才能真正有能力抗衡苏联带来的军事及意识形态压力。正是由于将对欧洲国家的援助即“马歇尔计划”与地缘政治及国家安全联系起来，杜鲁门政府才得以在一定程度上赢得共和党尤其是中西部共和党孤立主义势力的有限支持。［6］总之，自由贸易体制的确立、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上的国际金融体制以及以马歇尔计划为代表的对外援助制度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基石。

除了体系层次的影响，冷战伊始的国际战略背景传导到美国内政层面，则体现为它较为明显地抑制了此前美国政治中十分严重的党争。［7］正如前文曾提到的，美国政治自19世纪末开始呈现共和党一党独大且与民主党存在深刻龃龉的局面，两党在几乎所有重大的外交问题上都面临着激烈对抗。然而在冷战开始后，杜鲁门及其继任者却利用当时极其严峻的国际形势，巧妙地把自由国际主义直接等同于“反共主义”（anticommunism），并将否认这一战略的立场和行为视为政治上的背叛。［8］正是担心被贴上对共产主义“软弱”的标签，美国国内政治的主流才与民主党参议员亨利·华莱士（Henry Wallace）的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思想及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的孤立主义思想渐行渐远。与此同时，核时代的到来也使得任何极右主张缺乏国内政治市场，因为过于好战的激进思维将使美国承受很大的战略风险。例如，麦卡锡主义（McCarthysim）在短暂狂暴后的失败就表明，极端的意识形态在美国国内并不受欢迎。上述一系列趋势的发展结果是，美国的国内政治在二战后逐步形成一种越来越明显的“中间主义”（centrism）特征。

总之，二战后出现的美苏两极格局在体系层面促使美国更多地开始从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角度思考自身的对外战略，从而有助于杜鲁门政府将罗斯福时期把多边合作、国际制度及美国权力结合起来的战略思维延续下去。同时，上述国际体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美国国内政治摆脱了党派竞争和相互冲突的旧有模式，开始朝着政治上的“中间主义”发展。然而，所有这些都不能被视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二战后兴起的决定性因素。下文将表明，无论是军事和经济上采取更为扩张性的战略姿态，还是国内政治日益朝着两党合作的方向演化，美国对外战略的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转向根本上都取决于此时国内出现了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生成的一系列更深层次的经济、社会因素，尤其是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出现，使得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实践中成为可能。

2.作为核心变量的社会力量：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的形成

1945年二战结束时，国际体系开始呈现出的两极化特征对于美国对外战略选择的最重要意义在于，它与寻求对外扩张的主导性国内社会力量——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形成了某种“共振”，通过参与塑造这一社会联盟的对外战略利益，使得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美国国内占据了政治博弈的上风。具体而言，在体系变量的干预作用下，国内社会力量作为核心变量在塑造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过程中主要得益于如下两方面因素。

（1）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的形成

20世纪40年代初，伴随着战时军事开支的不断扩大、国际贸易的持续发展以及工业化的突飞猛进，美国国内的社会联盟经历了一轮深刻重组。在此前的数十年中，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围绕贸易政策和军费开支等问题一直存在着十分尖锐的矛盾：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东北部倾向于发展一支更为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时对欧洲采取贸易保护主义，而以民主党为代表的南部则主张减少军费开支并推行自由贸易。然而，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二十年危机”时期），美国高速发展的工业化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为发达的经济体，因此作为美国工业和经济中心，东北部逐渐转型为对外经济扩张的主要受益者。

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910年，工业制成品在美国对外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足30%，明显低于初级产品；而到1930年时，制造业出口占美国出口总额的比例骤增至50%，成为美国对外贸易主力军（见图2-1）。例如，美国的汽车出口在1914—1929年间增长了惊人的15倍，机械和钢铁出口也分别增长了260%和120%。［9］到20世纪30年代时，东北部几乎所有的工业产品在国际尤其是欧洲市场上都占据了重要的份额，工业出口占所有工业制成品产出的比例也超过了10%。［10］上述这些发展趋势的最重要后果是，美国东北部逐渐取代英国成为世界工业中心，并由此产生了八大全球制造业巨头（Big Eight）：波士顿、克利夫兰、芝加哥、巴尔的摩、费城、底特律、纽约和匹兹堡。到1939年时，这八大工业中心集中了全国22%的人口、33%的工业劳动力以及超过37%的工业增加值。［11］

图2-1　1870—1970年美国对外出口结构的变化（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Bureau of the 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70，2 volumes，Washington，D.C.，Series U 213—224，p.889。

毫无疑问，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与全球经济的进一步深度融合是由东北部工业中心引领的，因此东北部对于海外市场的依存度及其扩展海外市场的兴趣也日益增大。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东北部工业集团逐步放弃了此前的保护主义立场，开始倾向于自由贸易。

其次，一战对欧洲经济的重创使得来自美国东北部的金融集团、银行家及先进的工业企业得以趁势大规模对外输出资本和进行海外投资，从而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不仅使得美国取代欧洲成了世界经济金融中心，而且帮助东北部日益稳固了作为美国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具体来讲，一方面，英法等国在一战后不得不向美国的银行大举借债进行国内重建，在战后的短短五年时间内，美国便迅速由一个外债超过37亿美元的债务国变身为账户经常性顺差达到35亿美元的债权国。［12］另一方面，欧洲的衰落为美国向拉美等此前主要由欧洲资本所主导的地区输出资本创造了绝佳的机会。仅在1919年至1929年间，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FDI）便由39亿美元猛增至76亿美元，几乎翻倍，其中在拉美的投资份额最大。［13］由于那些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企业往往是美国最重要的海外投资行为体，因而日益增长的自由贸易和对外投资便成为推动这一时期东北部经济崛起且彼此相互促进的两大支柱。［14］

第三，东北部有着高度发达的制造业，制造业从业人口占到全国制造业从业人口的三分之二。［15］此外，在与运输、商业和金融等相关的服务行业中，东北部解决的就业人口接近全国的60%（见表2-1）。正因如此，以广大劳工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和以劳联—产联（AFO-CIO）为代表的强大社会组织纷纷倾向于进行对外战略扩张和推进自由贸易政策，因为它们都能够从中获取相应的现实利益。总之，到二战结束时，美国东北部以制造业、金融和商业为核心的产业地带和以银行家、商人及广大劳工为代表的社会阶层结成了一个支持美国推行国际主义战略的强大社会联盟。

表2-1　1940年美国劳动力的地域和产业分布（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Harvey Perloff et al.，Regions，Resources，and Economic Growth，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60，tables 90，101，102 and 107。

随着东北部社会联盟基于自身对外战略利益变迁而日益倾向于以自由贸易为核心的扩张型对外战略，欧洲等美国主要商品出口市场的稳定与繁荣便与该地域的现实利益越来越密切相关（见表2-2）。因此，这一社会联盟除主张在经济上扩大开放外，也致力于通过增加军费开支、加深盟友协调以及开展多边国际合作等方式，确保海外市场免于苏联等外部力量的安全威胁，由此发展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基于这一现实，东北部—南部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的形成便具备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表2-2　1897—1943年美国东北部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演变

资料来源：由国会众议院唱名投票结果计算得出，转引自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p.113。
注：“FT”代表该地区众议院议员支持自由贸易；“P”代表该地区众议院议员支持贸易保护主义。

正如前文指出的，美国南部一直以来都是自由贸易的强有力支持者。到二战结束时，南部社会联盟之所以成为自由国际主义的倡导者，同样源于现实的经济利益需要，特别是该地区以向欧洲和亚洲市场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经济结构，对于国际市场保持稳定和开放的需求很高，同时对于市场大幅波动的脆弱性也很强。例如，二战期间德国纳粹政权的“以货易货体制”（barter system）和日本的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构建贸易势力范围的举措就对美国南部经济造成了不小的打击。［16］更明显的例子是，发生在1929年至1933年的全球经济“大萧条”给南部地区造成的打击远远大于美国其他地方：1930年以前，南部地区每年出口的商品总值约为14亿美元，而到1940年时，这一数字已被腰斩。其中，最为重要的棉花出口所遭受的打击最大，出口额由每年的8.3亿美元骤降至二战前的不足3亿美元。［17］正因如此，南部社会联盟在二战后一方面支持构建一个开放、稳定和繁荣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极力主张对苏联采取强硬遏制的政策，防止其成为下一个纳粹德国或日本。

此外，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南部在二战时期逐步转型发展成为美国新兴崛起的“兵工厂”。二战期间，随着美国不断扩大对英、法、苏等国的军事援助，并在珍珠港事件后亲自参战，美国名副其实地成为罗斯福所称的“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在这一背景下，巨额的军事订单和扩建军事基地的需要使得发展军事工业成为南部的一项重要战略，加之美国此时所拥有的极其强大的工业实力，南部的军工产业几乎在一夜之间便实现了迅速崛起。［18］基于此，南部社会联盟已不再是军事开支“转移支付”效应的受害者，而是其最大的获益方之一。在变化了的利益基础上，南部地区也相应地转而支持美国增加军费开支、进行海外扩张。因此冷战开始时，南部社会联盟便成了遏制战略的积极拥护者。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经济上的共同利益成为美国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在二战后纷纷加入自由国际主义阵营的一个决定性原因。在对外战略决策的实际运作中，正是东北部—南部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的形成，代表这些社会利益的民主、共和两党政治力量才得以在美国国会中占据压倒性多数联盟的有利地位，使得美国国内政治形成以“党派合作”为核心的政治运作机制，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实践中的运用提供了坚实的国内政治—社会基础。关于这一重要问题，本章第二部分将展开详细分析。

（2）社会结构与政治意识形态的“中间化”

1950年，美国政治学会（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APSA）下设的政党研究委员会发布了一份极具影响力的研究报告，声称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的政党政治已呈现日益明显的非政治（apolitical）特性，政治辩论和斗争已经彻底成为过去，两党制的监督功能逐渐弱化，美国因此正面临着民主异化的危机。［19］的确，到二战结束的时候，美国的政治选举图景已经远不如19世纪末那样党派极化、充满斗争，而是越来越朝着政治光谱的中心靠拢。正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拉基米尔·奥兰多·基（V.O.Key）所指出的，随着罗斯福新政的开展和二战的结束，社会阶级作为美国不同党派利益标签的现象一去不复返。［20］

二战对美国制造业生产形成的巨大刺激，以及与之相伴的美国经济所经历的战后十五年“黄金期”，是上述局面出现的最重要原因。从1945年到196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250%，由2 000亿美元迅速增加到5 000亿美元。此外，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国内平均高达15%—25%的高失业率，到五六十年代一直保持在5%甚至更低水平，同时物价上涨率也仅在3%或以下徘徊。经济繁荣的直接效应是，1960年美国人的平均购买力比1945年增加了20%以上，比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期高出两倍。到1969年时，美国的人均年收入（包括所有男性、妇女和儿童）已经超过1 800美元，比15年前增加500美元。其结果是，当时美国人已经达到人类历史上所有国家人民生活中的最高水平。与经济发展相伴随的是美国社会的健康、活力和自信：富裕的人们开始发展出日益发达的“消费文化”，现代美国西部的崛起、新经济理论即凯恩斯经济学的有效性，都使得人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以至于提出“新边疆”（New Frontier）、“伟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等充满鲜明自由主义色彩的远大设想。诸如“一种新观念的时代已经来临”、“我们将战无不胜！”这些激动人心的口号无一不反映出那个年代美国社会的蒸蒸日上。［21］

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一再表明，经济增长总是可以成为政治纷争的“止痛剂”，经济衰退则极易引发政治动荡。因此，战后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大萧条”所造成的阶级冲突逐渐被淡化，政治领导人由此便得以在内政、外交等一系列议题领域找到一个国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22］正是基于社会阶层分化日趋模糊的现实，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伯纳姆（Walter Burnham）在对这段历史进行回顾和总结时才写道：“20世纪50年代或许可以被描述为美国政治发展史上一个极为困惑的时期，因为那个时候的美国国内缺乏一种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23］

社会阶层差异的缩小以及利益冲突的弱化，致使美国的社会结构连同政治意识形态在此期间开始呈现一种“中间化”的演化趋势。对此，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甚至认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已经走向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24］这种社会现实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集中表现为国会参众两院中的“温和派”力量开始逐渐占据政治上的主流（见图2-2），进而意味着议员“跨党派”式的投票逐步成为国内政治过程中的普遍行为模式。按照国内外政治学界的研究和总结，二战后的美国国会形成一种极为松散的“四党制”（four-party system）政治格局或体制：一方面，来自南部的民主党保守派（Conservative Democrats）与西部的共和党组成了著名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与此同时，东北部的民主党与同样来自这一地域的共和党自由派（Liberal Republicans）则结成了政治自由派同盟。由此，美国政治正式进入所谓“谈判时代”。［25］

图2-2　1898—1968年美国国会中“温和派”所占比重变化（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Sarah Binder，“The Dynamics of Legislative Gridlock，1947—1996”，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93，No.3，1999，pp.519—533。

总之，二战后的美国政治、社会结构所呈现出的“中间化”倾向，在推动两党达成自由国际主义对外战略共识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将这种占据美国国内政治主流地位的“温和派”力量称作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得以有效运作的“关键中心”。［26］

此外，美国国内民意（public opinion）在此期间也与政治精英所持的“中间”立场十分接近，这就进一步反映出美国社会对于主流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广泛支持。例如，在关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苏联扩张的问题上，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多数美国人主张采取强硬政策。从1948年柏林危机到1968年越南战争达到顶点的这二十年间，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几乎都在使用美国军事力量，同时推进多边国际合作以有效遏制苏联方面存在显著共识。［27］基于此，民意在此期间对于外交政策的态度并非以党派划线，而是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pragmatism）和中间主义（centrism）特征，这也就进一步解释了为何在冷战前半期，尽管国内政治存在两党间的权力更替，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却得以一以贯之地推行下去。

（3）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和论述，可以在此简要总结出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得以兴起的逻辑线索：伴随国际体系的重大变迁，特别是以美苏冷战为核心特征的两极格局的形成，美国在推行将自身权力的运用与发挥盟友合作相结合的对外战略方面，已经具备强有力的外部诱因；更重要的是，美国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使得在二战结束之初，东北部传统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以及南部以出口为导向的种植园经济，连同其在战时兴起的军工产业，在推行扩张导向型的对外战略方面形成重要的共同利益，并由此产生影响深远的两大政治、社会和外交后果：其一，面对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所造成的现实地缘安全威胁，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认为，美国只有在突出自身力量的同时强化在西方世界内部的多边合作，才能确保其安全以及各项全球利益的维持。因此，增加军费开支、提倡自由贸易、维持并扩大海外承诺以及强调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这些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核心要素，在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在美国国内政治中的“合流”。其二，以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的形成以及战后美国国内经济的飞速发展为基础，社会结构的“中间化”成为二战后美国社会发展的主要趋势，从而为民主、共和两党超越意识形态分歧的合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总之，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根源就在于国际体系干预变量与国内社会利益核心变量之间产生了有利于该战略生成的“共振”效应，由此通过国内政治过程这一中介，塑造了自由国际主义这一美国对外战略的最终形态。那么，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运行所依靠的国内政治机制在实践中具体如何发挥作用？在二战后美国形成上述社会联盟格局以及相应的国内政治机制的背景下，应采用何种理论模式对美国对外战略进行研究？这将是下一节重点关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