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杜鲁门到约翰逊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上文论述的一系列国际、国内条件，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美国逐渐兴起。在外交上，这一战略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地缘政治现实和经济利益。为此，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被投射到一场重塑国际战略棋局从而确保美国霸权利益的冷战较量中。在著名冷战史学家梅尔文·莱夫勒（Melvyn Leffler）看来，该战略“将地缘政治的权力格局与战争动员能力置于首要地位。”［34］更进一步讲，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核心目标就是斯皮克曼于1941年时论述的如下观点：保持欧亚大陆的均势，防止出现一个能够对美国造成安全威胁的国家或国家联盟。［35］

尽管起初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将其关注焦点集中于欧洲和东亚等战略要地，但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该战略却迅速扩展至世界其他地方，进而形成一种建立在国际经济、政治以及军事机制等相互关联的网状结构基础之上的“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36］在这一网状结构中，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是以“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国际经济制度，以及以北约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军事联盟体系。

毋庸置疑，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二战后的兴起是其外交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通过这一战略的有效运转，美国逐步构建起由它领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并在此基础上使得这一秩序充满活力。［37］那么，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实践中主要体现为哪些内容或要素？这些内容或要素又是如何帮助美国在成为世界霸权的同时，推动实现其国内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外交利益诉求的？本节将以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四大核心内容——军费开支、贸易及金融政策、海外承诺与干涉以及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态度作为分析的重点，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在二战后的兴起进行简要介绍。

1.稳步增长的军费开支与军事力量

二战后，由于一系列国内、国际因素的推动，尤其是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的形成，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的对外战略开始从理念到实践主导美国的冷战外交。由于自由国际主义的根本目标是按照美国的战略利益改造国际体系，通过推广民主政体、发展自由贸易以及构建多边合作等方式，使国际政治从根本上摆脱以战争、冲突和均势政治为特征的旧有模式，从而实现世界和平与进步，因此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就在于构建这样一种自由主义式的国际新秩序。［38］从上述目标不难看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对于美国战略资源的海外投入有着极高的要求，无论是维持国际和平还是推广自身的价值观念，都需要美国进行异常广泛和持久的国际干预。在这种背景下，维持一支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外军事力量）便成为这一战略得以有效运转的基石和保障。正因如此，稳步增长的军费开支与不断强化的军事力量便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

同样重要的是，稳步增长的军费开支与军事力量不仅同此时美国国内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利益相一致，而且与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以“强总统、弱国会”为特征的国内政治格局相配套，从而使得军事战略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整体推进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一方面，由于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在此期间纷纷致力于通过大规模增加军费开支实现各自的利益（主要包括与军事工业相关的产品出口等经济利益以及增加就业等社会利益），因而在该联盟占据政治多数地位的有利情况下，军费开支的快速增长具备了强大的国内政治基础。另一方面，随着对外战略的决策权日益向行政部门聚集，军事力量的推进和部署便较少受到府会过程的制约，这就有利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快速行动和全球化布局。

历史事实恰好证明了以上论断。回顾历史，从冷战伊始到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阶段也成了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军费开支增速最快时期。从1947年到197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从128.08亿美元增长到824.97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达8.84%，远高于冷战后期6.41%的平均增速。［39］更重要的是，在此期间，美国的军费开支所占联邦开支总预算的比重由37.1%上升到41.8%，而在整个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军费开支的比重也从5.5%上升到8.1%，这就说明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速远远快于同期宏观经济增速，美国在这一时期的对外战略重心为国家安全和海外扩张。相反，20世纪70年代以后直到冷战结束，尽管两极格局的体系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第二次冷战”，但美国的军费开支所占联邦总预算的比重却由1971年的37.5%下降到1991年的20.6%，而占美国GDP的份额也由7.3%降至4.6%。这就说明，冷战后期美国军费开支的增速落后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相比于此前20年明显下降。［40］

与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的稳步、快速增长相应，美国在此期间的军事战略也呈现出较具进攻性的特点。在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进行了两次重要的军事制度改革，逐步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安全政府”，其中为战争进行各种积极准备是这些改革的一项主要特征。［41］正如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John Dulles）在此期间所指出，“如果历史是指南的话，在这种情势下战争就会爆发，我们不应该对危险的现实抱有幻想，这是极为重要的……尽管我们仍处于和平之中，（但）让我们动员潜能，特别是我们经常为战争保留的道德和精神潜能。”［42］从当时的舆论来看，这种较为强硬的认知是美国精英的主流共识。［43］最终，杜鲁门政府选择了遏制战略，通过构建美欧“安全共同体”对抗苏联，并建立北约组织为欧洲提供安全保护。

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政府时期，伴随美苏军备竞赛的进一步升级，美国的军事战略也更具主动性。例如，在艾森豪威尔于1953年10月批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162/2号文件中，“新面貌”（New Look）战略成为美国军事政策的指南，其中的核心内容是一种被杜勒斯称为“大规模报复”（Massive Retaliation）的战略，旨在进一步提高并增加战略核武器和战术核武器的质量及数量，利用美国压倒性的核优势对苏联形成威慑，同时为西欧盟国提供核保护伞。［44］

在约翰·肯尼迪（John Kennedy）及其继任者约翰逊任内，美国则进入整个冷战时期进攻性军事战略和军事行动的最高点。在肯尼迪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用典型的自由国际主义口吻声称美国将会“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支持任何朋友、反对任何敌人”，从而确保自由的存在及其胜利。［45］基于这一认知，美国在与苏联的对抗中提出了所谓“灵活反应”（Flexible Response）的军事战略，致力于建立多元化的军事力量，从而能够同时打赢“两个半战争”——与苏联、中国的两场大规模战争以及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一场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灵活反应”战略的高潮是美国在肯尼迪政府后期以及约翰逊政府时期逐步升级的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最终，越南战争成为整个冷战期间美国所进行的作战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战略代价也最为高昂的军事行动，也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和美国的全球干预盛极而衰的转折点。［46］

总之，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宏大目标决定了该战略有效实施的重要保障之一就是大规模海外资源尤其是军事资源的投入。因此，稳步增长的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成为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二战结束伊始到20世纪70年代初，由于美国出现了一系列有利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实施的内部和外部条件，因而美国的军费开支和军事力量在这一阶段的增长速度都处于二战结束以来的最高点，由此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和不断发展的最重要标志。

2.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与国际化的金融政策

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经济上的核心要素是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国际经济政策，包括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国际化的金融政策。二战后，美国在罗斯福新政所确立的“1934年体制”的基础上，进一步促使其国际经济政策朝着贸易自由主义和金融国际主义的方向发展，从而使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经济上的兴起同样引人注目。［47］

本质上，美国在这一时期推行以自由国际主义为核心的贸易及金融政策得益于两方面条件：一是美国强大且先进的工业经济，二是东北部—南部自由国际主义多数社会联盟的形成。首先，支持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国际化的主导性社会联盟的存在使得贸易和金融问题在这一时期无法成为“党派竞争”的议题，因为国会中两党的领袖都支持上述政策主张。［48］其次，这种共识使得总统获取了贸易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很大的自主权。［49］此外，国会中强大的委员会体系使得大量议程设置方面的权力被掌握在东北部和南部国会议员的手中，尤其是极具影响力的众议院财经委员会和筹款委员会。［50］基于此，国会在此期间将宪法赋予的贸易政策制定权“自愿”让渡给了总统。［51］在实践中，美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金融国际主义政策主要有如下表现。

（1）自由贸易：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

罗斯福主政时期，随着“1934年体制”的确立，国务院代表总统直接负责国际贸易谈判的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带领美国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贸易自由化运动。以贸易作为突破口，国务院在1934年至1945年间先后同27个国家签订了32项自贸协定，对超过三分之二的进口商品实行关税减让，从而使美国的整体关税税率较1930年下降了44%。［52］可以说，这些双边协定的签署拉开了二战后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秩序的序幕。［53］

然而，二战结束后，彻底重建世界经济和国际秩序的需要使得罗斯福时代的双边主义做法难当大任。为了更为有效地恢复世界经济并按照自由主义理念安排战后国际经济格局，美国政府随即开始在新的多边主义基础上构建世界贸易新秩序。在美国的积极参与和领导下，超过20个国家于1946年在伦敦、日内瓦和哈瓦那进行了一系列磋商。最终，世界贸易史上第一个关于建立国际贸易组织的《哈瓦那宪章》得以诞生。在此之后，该宪章的23个成员国又于1947年在瑞士的日内瓦达成了第一个全球性的多边贸易协定，即《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从而走出了多边贸易自由化的重要一步。［54］通过这次谈判，参会各国达成的关税削减协定涉及超过5万个项目，覆盖了全世界一半的贸易，平均削减的关税税率达35%。［55］

在关贸总协定的基础上，美国国会分别在1948年、1949年、1951年、1954年、1955年及1958年批准了总统的国际贸易谈判权。1962年，肯尼迪提出了新的《贸易扩大法》，全面更新罗斯福时期的1934年《贸易互惠法》。［56］与此同时，美国还在此期间成功发起了GATT框架下的5轮谈判，由此初步建立起二战后的国际贸易新秩序。

综上所述，随着美国贸易决策在二战后决定性地朝向自由主义，特别是“强总统、弱国会”政治机制的确立，政策制定者得以在隔绝保护主义集团影响的前提下向前推进自由贸易的进程。［57］归根到底，这种转变的完成植根于美国国内所形成的东北部—南部主导性社会联盟之中，因此相关的政策实践正是这一主流社会利益诉求的集中体现。

（2）金融国际主义的兴起

20世纪30年代，主要大国间“以邻为壑”式的货币战争彻底摧毁了国际金本位制，成为加剧世界经济危机并刺激德意日等法西斯势力上台的重要因素。［58］为有效解决这一问题，避免类似悲剧再次发生，由美国组织的“后危机”时代的第一次国际货币金融会议于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因而此次会议也被称为“布雷顿森林会议”。［59］这次会议建立起了支撑整个二战后国际金融和货币秩序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具体来说，它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即世界银行）为两大载体，以“二挂钩一固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各国货币同美元挂钩，以及固定汇率——为基本运行原则，形成一个结构完整的国际货币金融体制。在这一体制下，各国一致确认以1934年1月美国规定的每盎司35美元的官价自由兑换黄金；同时，各国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一般只能在法定汇率的上下1%范围内波动，假若超出这一范围，则各国政府有义务在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稳定汇率。对此，时任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会议闭幕词中宣布：本次会议标志着经济民族主义的死亡。［60］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成功构建，使得国际货币体系重新回到准固定汇率制。为了有效维护这一体系，跨国资本的流动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正因如此，国际货币体系彻底告别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无政府”状态，步入一个新的依靠国际合作进行管理的时期。对于美国而言，这一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其成为战后国际经济领袖的标志，而且通过推动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获得基于国际制度的新型霸权。与威尔逊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倡议的失败相比，二战后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实现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突破，根源就在于其国内占据主导地位的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将自身的利益建立在此种取向的对外战略基础上。［61］这一社会联盟格局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如前文已经反复强调的逻辑，美国国会在此期间不断地将对外经济事务的权力让渡给总统，因而这种“强总统、弱国会”的国内政治格局是美国对外经济政策转向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制度保障，决定性地促成了冷战前期自由国际主义经济政策的兴起。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正确选择。当然，美国为维持这种霸权也不得不承担其中的代价。例如，为保证市场上货币供应的稳定，美国无法通过调整其货币币值来实现刺激国内经济发展等目标，这一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即显露无遗，下一章将对此进行具体分析。

综上所述，自1945年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兴起在经济政策上表现为日趋自由化的贸易政策以及不断国际化的货币金融政策，它们从本质上反映出，由于在这一时期占据美国国内多数地位的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在对外经济扩张中能够获取巨大的现实利益，因而它们通过国内政治中介不遗余力地推动美国的国际经济政策朝着上述方向发展。在外交实践中，通过构建基于关贸总协定的多边自由贸易体系，以及基于布雷顿森林决议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美国正式确立了在世界经济中的绝对霸主地位，并且推动建立了一种更为自由和稳定的国际经济体系。最终，在美国的领导下，资本主义世界得以成功开创一个史无前例的全球繁荣发展的时代。

3.不断扩大的海外承诺与干涉

二战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其海外承诺与干涉持续扩展的过程。就海外安全承诺来说，美国在此期间将其军事同盟体系从大西洋扩展到了太平洋；而就海外干涉而言，从朝鲜到越南，从中东到拉美，美国的一系列干涉甚至战争使得美苏冷战由欧亚大陆逐步扩展至全球，形成全球性的冷战格局。［62］最终，随着美国一步步加深对越南的干涉以及越南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全球干涉达到冷战时期的顶峰。［63］

（1）海外安全承诺的确立与扩展

1949年1月20日，在美国与欧洲六国经过长期商讨拟就《北大西洋公约》草案后，杜鲁门在其就职演说中向全世界宣布：“我们正和许多国家一道制定一项旨在加强北大西洋地区安全的共同会议。”［64］同年4月4日，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作为美国政府代表正式签署了北大西洋公约。后来，参议院以82票对13票的绝对优势通过了该项公约，标志着北约组织在法理上正式得以成立。［65］北约的成立是美国在冷战背景下构建海外联盟体系的第一步，其目的是遏制苏联，通过多边国际合作拓展自由国际主义秩序，从而维护美国日益增加的全球利益。为给欧洲提供足够的军事援助，杜鲁门政府在签署北大西洋公约的基础上还制定了“共同防御援助法”，使得西欧在获取“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同时，在军事上也成为美国的受助方。在国会被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主导的背景下，参议院很快于1949年10月6日批准通过了这个法案，其中规定美国将在一年内向北约国家提供总计10亿美元军事援助。［66］至此，一个将美国与欧洲紧密连结起来的政治—军事组织开始运转，成为冷战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最为重要的安全轴心。［67］

在与欧洲主要国家成功构筑一个庞大的军事联盟体系之后，随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50年中苏结盟及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开始致力于调整自己的亚洲战略，以对中国和苏联进行遏制。为此，美国先后同泰国、菲律宾、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签署了一系列双边性质的防御条约，形成针对中国大陆和苏联的亚洲军事同盟体系。其中，美日同盟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为把日本完全纳入自己的全球战略轨道，美国在二战后单方面决定对日媾和。1951年9月，《旧金山对日和约》正式签署，其中规定允许美军继续留驻日本，并赋予日本参加集体防务的权利，从而奠定了美日同盟的基础。［68］在该和约签署后，美日两国又紧接着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双边军事同盟由此宣告形成。1952年3月20日，美国参议院批准了《旧金山对日和约》以及《日美安全条约》。至此，冷战时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亚洲安全轴心得以成型。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除与日本结盟外，还通过一系列双边或多边的军事同盟条约，在东亚地区构筑了一套军事防御和战略遏制体系。其中，美泰两国率先于1950年签订军事援助协定，此后，美国同菲律宾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分别于1951年8月和9月签署《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美澳新安全条约》，构建了美国在东南亚的双边同盟体系。在东北亚，美国与韩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旋即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使得美国有权在韩国长期驻扎军队。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与蒋介石当局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规定美国帮助台湾当局“维持并发展”武装部队，还将在台湾附近岛屿部署美国陆、海、空军队，以在必要时“采取行动，共同应对危险”。［69］与此同时，美国还策划并亲自加入《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一地区多边安全组织，以“防止国际共产主义对该地区的颠覆和侵略”。［70］

综上，美国通过一系列双边和多边的军事同盟条约，使北大西洋和西太平洋的集体安全体系构成所谓“保卫世界自由的屏障”，成为其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国际安全上的“两翼”。此后，美国又通过1955年由英国、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组成的“巴格达条约组织”，把欧亚大陆的军事联盟体系连成一条线，实现了在全球地缘战略要地的冷战“军事化”。

（2）海外干涉的不断深入

除了海外安全承诺的持续扩展，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冷战前半期的兴起也伴随着美国海外干涉的不断深入。在此期间，美国不仅直接介入整个冷战时期仅有的两场由其亲自参与的“热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而且还在中东和拉美等地区同苏联展开广泛争夺，使得冷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全球对抗。在这一过程中，美国对越南的干涉和战争是自由国际主义海外干涉的顶点，也成为其由盛而衰的转折点。［71］

首先，朝鲜战争是二战结束后美国参加的第一场大规模局部战争。杜鲁门政府之所以决定出兵干预朝鲜内战，主要是基于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地缘政治现实两方面的考虑。其一，朝鲜对韩国的进攻在美国看来公然挑衅了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及其战后秩序安排，从而威胁到了民主政治甚至美国国家安全利益。［72］其二，就地缘政治来说，美国将朝鲜内战视为苏联发动全球战争的第一阶段，认为如果不对其加以遏制，全球地缘政治的天平就将决定性地朝着共产主义阵营一方倾斜。基于此，美国于1950年6月25日全面开始介入朝鲜战争。战争的最终结果是，冷战被进一步加剧，也彻底改变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版图，形成了两大阵营在西太平洋长期对峙的战略格局。

其次，美国在此期间的海外干涉行为还包括许多非战争形式的介入。在西太平洋，美国先后两次介入台湾海峡危机，干预中国内政，使中美两国在冷战时期的对抗达到高潮。［73］在中东，以大规模军事和经济援助为核心内容的“艾森豪威尔主义”得到了参议院72∶19的高支持率而顺利通过，使得冷战在中东地区进一步加剧。［74］在拉美，为强化自身的主导地位，美国在古巴革命政权建立后一直对其进行颠覆活动，不断侵犯古巴的领空和领海，并于1961年4月发动了著名的“猪湾入侵”事件，为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埋下伏笔。由此看出，无论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还是基于意识形态争夺，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海外干涉几乎遍及全球。在这一过程中，随着美苏冷战对抗的不断激化，冷战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时代”。

最后，美国在冷战时期推行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最高点是其对越南长达近20年的干涉和战争。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大规模报复”军事战略思维的主导下，一种关于地缘政治的“多米诺骨牌”理论成为指导美国东南亚战略的核心思想。在艾奇逊看来，“共产主义对于印度支那的影响将可能产生多米诺骨牌似的效应，假如我们今天不敢下定决心去解决的话，几年以后将会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75］随着法国在越南的节节败退，美国从1954年起开始通过军事和经济援助干预越南抗法独立战争，先后为法方提供高达26亿美元的军事援助。［76］在此之后，美国的卷入不断加深，先是于1962年2月正式成立“美国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直接统一南越军队和美国的“特种部队”，后又于1965年向越南部署地面作战力量，旷日持久的地面战争自此开始。［77］随着战争的久拖不决，特别是1968年春节攻势后美军的大量伤亡，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游行也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并由此催生出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社会运动。［78］至此，美国社会的分裂导致自由国际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干涉主义的合法性彻底破产，这一战略也随之从兴盛转向了不可挽回的衰落。

综上所述，二战后的美国在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框架下，进行了一系列对外干涉行动。这种行动与其海外安全承诺一样，经历了逐渐扩展和不断深化的过程。海外干涉的结果是，美国对于国际事务的介入及其全球影响日益扩大，美苏冷战也由欧洲和东亚扩展到全世界。最终，以越南战争作为催化剂和转折点，美国在冷战时期的海外干涉连同整个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从兴盛开始走向衰落。

4.对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

自威尔逊时代以来，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思想的一大内核即重视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认为世界各国可以通过法律、规则和制度，以及建立在它们之上的国际合作与相互依赖，实现国家和平。［79］二战后，随着作为美国一项根本对外战略的自由国际主义的兴起，美国对于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也表现出十分高涨的热情。正如前文论述，在政治领域，美国积极主张设立联合国这一政府间多边国际组织，力图实现战后国际政治的稳定；在安全领域，美国则积极组建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军事同盟体系，依靠全球盟友网络遏制苏联扩张、维护基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国际秩序；在经济领域，美国通过推动关贸总协定和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实现了资本主义世界内的自由贸易并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及金融体系。基于此不难看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一大核心特征就在于积极依靠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维护美国的全球地位，并通过这种方式同苏联进行冷战。在前文对上述制度安排进行梳理归纳的基础上，笔者在下文将围绕美国在此期间如何将这些制度运用于实践进行简要分析，以表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

首先，在政治领域，美国在联合国建立之初便对其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乐观情绪。例如，时任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的沃伦·奥斯汀（Warren Austin）就曾表示，联合国拥有支配全球各民族普遍幸福的管辖权；而根据当时《费城调查》的一项结果，多数人也认为联合国将成为历史上最强有力的防止战争的机构。［80］在外交实践中，美国总是倾向于把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议题提交给联合国大会审议，从而避免苏联在安理会中行使否决权。究其原因，主要是在联合国的51个创始会员国中，苏联集团的成员国只有6个，因此美国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联大会议获得多数，联合国成了美国名副其实的“表决机器”。［81］更为重要的是，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合法地实现自身的利益、设定自己所偏好的议事日程，同时扩展基于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正因如此，多边主义在这一时期带给美国的好处远大于其弊端。然而好景不长，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第三世界的兴起以及随之而来的自身在联合国中主导地位的下降，美国便开始逐步绕开联合国行事。从这个意义上讲，也就不难理解美国为何在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的阶段如此倚重联合国的作用。

其次，在安全领域，尽管二战后美国在欧洲和东亚等地建立的一系列双边及多边军事同盟体系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对外干涉和武力使用过程中，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主要依靠与盟友的协调或以联合国及联盟的名义进行，这一点同样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重视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表现。例如，在决定出兵朝鲜前，杜鲁门首先从联合国的角度出发，谴责朝鲜的行为对联合国的基础和原则构成了巨大威胁。［82］紧接着，杜鲁门政府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阐明了自身立场，并以安理会的名义要求朝鲜军队立即停止敌对行为、撤退到三八线以北。［83］在朝鲜拒绝联合国相关声明并继续加紧进攻后，美国旋即组建一支由16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作战，以增强其干涉行为的“合法性”。

第三，在经济领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对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积极性主要表现为，美国在取得全球经济霸主地位的同时，不断为世界经济提供大量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这就使美国成为一种“仁慈的霸权”。例如，为有效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确立的“黄金—美元”挂钩的本位制度，美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达到保证国际市场上的货币供应维持在一种稳定状态的目的，而且是唯一一个不能通过调整货币币值来实现国内经济目标的国家。［84］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必须自行约束通过财政政策和利率政策等方式来增加国内就业、刺激国内经济发展。因此，美国的此种“牺牲”必须建立在其强大的自由国际主义信念和综合国力基础上，而这也正好是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起阶段美国所处的实际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