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战争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衰落的根源

20世纪70年代以后，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并未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但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却开始走向衰落。这种衰落的核心特征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赖以充分运作的两大组成部分：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强调以及对于运用美国权力以有效维持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意愿，开始出现日益明显的“离心”倾向，而这一倾向背后的政治逻辑为，美国国内此前的“冷战共识”正在被逐渐浮现的战略分歧所取代。［1］一方面，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liberals）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强调国际合作和多边主义的一面，其主要观点和立场包括：美国的遏制战略已经使自身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因此美国应立即进行战略收缩、结束越南战争、减少军费开支、改善东西方关系，将战略重点放到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上。在他们看来，美国已经无法承担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高昂代价，因为无论是耗资靡费的军事开支，还是维持同日本和欧洲之间的“不公平”贸易，抑或是让盟友“搭便车”以享受美国带来的安全红利等，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害而无益。正因如此，尽管他们仍然认为美国应通过遏制战略应对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但却极力呼吁华盛顿应以一种更为低成本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2］

另一方面，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派（conservatives）则几乎持全然相反的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强调美国权力运用的一面。在他们看来，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所遇到的挫折不是因为美国不具备实施该战略的“能力”，而是缺乏继续推行的“意志”。因此，美国不仅不应削减军费开支，反而要进一步突出自身的实力地位，加强对苏联的遏制，最大限度防止共产主义势力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扩张。此外，保守势力认为自由派对于推进军备控制等东西方缓和的执迷是一种幻想，结果只能是让苏联获取战略利益。因此，美国必须抛开美苏关系缓和以及东西方接近等“假象”的诱惑，以一种更为强硬和单边主义的方式对共产主义阵营展开“地缘战略攻势”。［3］

从以上两种相互对立和冲突的立场出发，本节致力于回答的问题是：在冷战两极格局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为何美国在冷战初期兴起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逐步走向衰落？在以民主党为代表的自由派和以共和党为代表的保守派关于美国对外战略分歧的表层之下，美国国内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以及建立在这些利益基础上的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在此期间发生了何种变化？这种变化的根源又是什么？

1.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的内在利益冲突

20世纪70年代以后，维系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逐渐走向了分裂。造成这种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东北部和南部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共同利益趋于消失、利益冲突日渐浮现，这就使得两者在美国对外战略选择方面的共识迅速让位于分歧。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当时面临的一系列内外挑战为背景，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各自的对外战略偏好随之开始朝着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由此致使联盟内部的张力愈发明显，并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

（1）20世纪70年代美国面临的经济、社会危机和外部挑战

二战结束以后，美国领导西方重建世界经济的努力产生了资本主义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繁荣，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逐步发展成为经济学家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笔下的“富足社会”（affluent society）。［4］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时，美国却陷入了战后历史上罕见的“内外交困”境地，它以越南战争、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一系列外部战略挑战为标志，以至于当美国被迫从越南撤退的时候，它似乎在向外界宣告：持续了仅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美国治下的和平”已经终结。［5］毫无疑问，按照上一章中已经阐明的逻辑，美国在此期间面临的一系列困境，尤其是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为其国内“冷战共识”的弱化、政治上的党派冲突与紧张，进而整个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衰落提供了强烈的诱因。具体而言，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时的“内外交困”局面主要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美国罕见地长期深陷战争泥潭，不仅承受着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等直接代价，而且战争对其内政、外交都形成了重大而且持久的掣肘。1968—1969年，在经历了“春节攻势”后，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已变得愈发成本高昂并难以为继。首先，战争的久拖不决致使美国的财政“捉襟见肘”：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局（CBO）当时的统计，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年的1亿美元骤增到1968年的270亿美元，相应的国防预算也从512亿美元蹿升至807亿美元。正是战争的巨大消耗严重恶化了美国的财政状况和国内通货膨胀，使1965年至1968年的赤字总额达近400亿美元，并使美元购买力比二战结束时下降60%。［6］其次，战争的升级和僵持使美军伤亡数量急剧增加：仅在1968年的“春节攻势”中，有1 001名美军工兵阵亡。这一结果不仅使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进一步高涨，而且沉重打击了美国政府赢得战争的意志。［7］最后，越战成为美国同苏联对抗的一大战略负担：到1969年时，苏联不仅在洲际弹道导弹数量上迅速赶上美国，而且向中东、南亚甚至中美洲等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了大规模战略扩张。［8］

第二，20世纪70年代，除越南战争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和严重的通货膨胀外，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也显著恶化，出现了私人海外投资增长和外贸盈余减少并存的局面，最终酿成一场持续一年的经济危机。［9］更重要的是，贸易赤字的增加迫使美国动用大量黄金维持美元汇率，进而导致美元危机频生、黄金储备下降，美元地位急剧衰落。最终，美国在1971年将黄金价格从每盎司35美元提高到38美元，这就标志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瓦解，美国“金元帝国”的地位风光不再。［10］此时的美国还出现了一个影响极其深远的经济问题——制造业衰落，结果是，美国随之被迫开始了漫长的“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进程。关于这一问题，后文将进行更为具体的分析。

第三，与战争和经济困境相关，美国在这一时期还经受着二战后最为重大的一轮社会危机的考验。自建国起，移民社会的属性为美国的崛起带来了持久活力，但也造就了一项内在脆弱性，即社会共识和认同建立在民主、自由和人权等“信念”的基础上，因而围绕个人和群体权利所引发的矛盾可能危及社会稳定，而且它们往往在战争和危机时加剧。［11］越南战争期间，以“反战”为核心的社会分裂和社会运动便触发了美国历史上一场空前的社会危机，它使美国的制度和价值观经历了巨大冲击，所带来的创伤至今也没有愈合。直到今天，“六十年代”在美国仍是一个特殊词汇，代表着一个特定的时代插页。［12］二战后，美国社会一度在内政外交两方面形成自由主义共识，即对内实行国家干预市场的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对共产主义的遏制。［13］以越战爆发为标志，当代自由主义在美国外交中的干涉主义达到顶点。此后，美军深陷战争的事实撕裂了国内共识，进而引发史无前例的社会认同危机。反战的自由派（新左派）、共和党内的强硬派及政府内部的温和派争论不休，而在更广范围内的各类社会群体，特别是广大高校学生、新闻记者以及包括先前反种族歧视运动人群和妇女、同性恋者、嬉皮士在内的反抗运动形成一股合力，即“反文化”（counter-culture）运动，造成美国社会严重的分裂和对立局面。［14］对此，尼克松一针见血地指出：“越战是两个战线的战争：一个是越南，一个是我们的价值观……战争造成的分裂强烈震撼了美国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15］

最后，除国内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动摇了霸权根基外，美国在这一时期还面临着严峻的国际环境，从而致使其领导地位显著衰落。具体而言，美国当时面临的外部挑战来自三个方向。首先，美国的军事优势锐减，苏联的战略威胁上升。如前文所述，勃列日涅夫治下的苏联在战略核力量方面迅速赶上甚至超过了美国，并开始在地缘战略上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美苏战略竞争的态势决定性地由“美攻苏守”转为“苏攻美守”。［16］其次，冷战时期“自由世界”的两大经济奇迹——联邦德国和日本的起飞——使得美国开始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其结果是，欧洲和日本不断增长的工业实力、资本流动和跨国投资令美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甚至出现了大规模国际收支逆差。［17］所有这些现实都表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与美国在世界市场上的争夺日趋激烈。最后，美国的联盟领导力衰落，西方阵营内部出现分化。例如，法国总统戴高乐在20世纪60年代大搞“独立运动”，不仅坚持发展独立核力量、拒绝英国加入欧共体，而且率先同新中国建交并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最终削弱了美国的领导力和西方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18］以上事实说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导地位在越战期间遭遇了困境。

（2）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的内在利益冲突

尽管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整体上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但在美国国内，上述局面却对多元化的社会利益产生了极其明显的差异化影响，其中东北部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所遭受的打击最为突出。例如，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伊利诺伊及密歇根等传统制造业大州，工人的就业情况比西部和南部糟糕许多，工厂倒闭更是成为普遍现象（见表3-1）。［19］从1970年到1980年，东北部的制造业就业岗位缩水达56.7万个，在某些地区，情况甚至比大萧条时代还要糟糕。［20］结果是，到1980年时，东北部制造业人口所占全国的比重由1940年的三分之二降至不足一半。［21］与东北部相反，南部和西部的许多州由于工业化进程起步不久，其起点更高，工业经济更多地以新兴的、代表未来发展方向的高科技企业为主，因而在20世纪70年代的滞涨时期反而变得更为繁荣。［22］基于这一现实，越来越多的财富五百强企业开始逐渐告别东北部老旧的“铁锈地带”，选择落户西部和南部新兴的“阳光地带”。也正因如此，美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新一轮人口由东向西、由北向南的迁移过程。［23］

表3-1　1970—1980年美国国内各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率（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Labor，http://www.dol.gov/general/topic/statistics/geography.2016-02-01。

同样重要的是，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石油危机”对美国国内社会利益所造成的冲击也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构成东北部逐渐落后于西部（除太平洋沿岸）和南部的又一关键因素。从1970年到1981年，国际原油价格从每桶不足5美元飙升至超过40美元。［24］东北部地区由于对石油进口的依存度高达近80%，因此成为美国国内遭受石油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地区。在1975年发生的经济衰退中，东北部因劳动力、资源成本高，以及产品国际竞争力显著下降，出现数以千计的产业工人被解雇、上百家中小企业被迫倒闭的惨象。［25］与东北部相反，石油资源丰富的美国南部和西部则成为国际油价上涨的巨大受益者，进而致使美国国内的商品比价日趋有利于新兴的产业地带而不利于传统的工业中心。例如，美国学者威廉·麦尔尼克（William Miernyk）就指出，“在1970年时，490万立方英尺的得克萨斯天然气可以买到1 000磅来自纽约的黄油，而到1978年时，买同样数量的黄油只需要110万立方英尺天然气。”［26］

基于以上事实不难发现，20世纪70年代并不仅仅是美国经济整体上相对衰落的时期；更重要的是，还是美国国内不同地域在产业结构和经济实力等方面发生重大重组和根本变迁的时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东北部地区所经历的“去工业化”过程逐步终结了其作为美国人口和经济中心的地位，新兴产业、劳动力和资本开始从这一“铁锈地带”涌向西部和南部的广大“阳光地带”。当然，除经济结构变迁这一根本原因外，这一时期出现的其他一系列因素同样推动了美国国内地域格局的上述演化：首先，交通运输技术的进步使得距离不再成为困扰经济生产的难题，因而西部和南部相对于东北部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更加明显；其次，空调等技术和产品的普及增加了南部亚热带和热带地区对于东北部人口的吸引力；第三，东北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传统工业随着资源消耗的不断增加难以为继，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因其丰富的资源和廉价的劳动力开始日益受到美国国内资本的青睐，这就加剧了东北部“传统中心”的经济困境和社会问题。

总之，20世纪70年代以后，尽管美国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出现了显著下降，但是这种下降的成本主要是由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来承担的（见表3-2），西部和南部的许多新兴产业地带仍然能够从国内和海外的商业扩张中获得巨大收益，这一趋势集中反映为美国国内劳动力从东北部向西部和南部的迁移。［27］此外，这一时期东北部的蓝领工人（blue-collar workers）已经告别战后美国工业繁荣时期所享受的“世界上最好的工资和福利待遇”，开始遭受来自第三世界国家更为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欧洲、日本具有同样竞争力的熟练工人的激烈竞争甚至残酷挤压。［28］

表3-2　美国国内各地区在国际经济竞争方面的脆弱性（1984年）

资料来源：U.S.Department of Commerce，https://www.commerce.gov/economicindicators.2016-02-01。
注：数值越大代表脆弱性越大，数值大于1则意味着在国际市场上的脆弱程度较高。

美国国内经济格局的上述变迁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外交影响，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支撑此前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有效运转的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的共同利益开始让位于分歧与矛盾。一方面，传统制造业的不断衰落使得大型工业城市集中的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如加利福尼亚州）的工商业集团和劳工阶层，成为国际经济竞争的受害者，因此它们很自然地由自由贸易的提倡者转变为保护主义的支持者。［29］此外，经济困境和糟糕的就业情况使得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希望美国减少海外干预、进行战略收缩，以将更多的资源投入国内问题的解决之中。与此同时，随着南部和中西部军工产业的日益壮大，军事开支的“转移支付”效应在这一时期对东北部更为不利，因此东北部社会联盟开始转变为“要黄油不要大炮”，主张美国应削减军费开支，通过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等方式更为低成本地同苏联进行冷战博弈。［30］

另一方面，新兴产业不断崛起的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则在外交上有着全然相反的利益诉求。首先，南部和中西部社会联盟否认美国正在走向衰落，主张应通过扩展自由贸易体系增强美国经济的活力，而非回到大萧条之前的保护主义中，而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危险的选择。［31］其次，自由贸易以及与之相伴的海外利益的扩展必然需要美国强化海外干预，而一支强大的军事力量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保障。基于此，南部和中西部社会联盟极力鼓吹增加军费开支、继续推进扩张性对外战略。最后，南部和中西部社会力量认为，当时美国之所以面临日趋不利的国际环境，其根源在于缺乏强大的国际领导力，因此要想重振美国霸权，就必须摆脱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束缚，加大对苏联的威慑和遏制力度。

总之，到了这一时期，主导美国冷战国际主义战略的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因利益分歧而产生了日益明显的内在张力，两者间除了在安全问题即继续对苏联进行遏制这一点上存在共同利益外，围绕贸易政策、军费开支和海外干预等对外战略的各个重要领域都产生了越来越激烈的利益冲突和斗争。以此为基础，美国国内的社会联盟格局以及相应的政党政治格局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二战后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重组（realignment）。

2.社会联盟格局变化与党派冲突的浮现

上文的分析已经表明，随着20世纪70年代后东北部—南部多数社会联盟内部出现利益分歧，它们各自对于美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偏好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一种“背离”趋势，而这些又是在国际体系的两极格局和冷战背景并未变化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这一趋势证实了本书的观点，即社会利益的变迁以及建立在这种变迁基础上的社会联盟格局演化是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根本动力或核心变量。当然，国际体系因素作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要干预变量，在这一时期对于国内社会利益的影响依然存在，其重要表征就是，尽管东北部和南部社会联盟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诸多方面——如贸易政策、军费开支、海外干预等——存在各种各样的分歧和矛盾，但在继续推进遏制政策以有效应对苏联安全威胁这一关键点上，双方依然有着基本的共识。结果是，此前支撑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东北部—南部稳定多数联盟弱化为一种“不稳定”的多数联盟，国际体系干预变量（即苏联的战略威胁）则成为此时仅存的维系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主要因素。当然，由于国内社会利益变迁以及社会联盟重组的趋势不可逆转，体系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随之变得越来越有限，自由国际主义的衰落因而成为冷战后期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主要趋势。最终，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也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本节将重点分析利益变迁所导致的美国社会联盟格局变化对于国内政治产生了何种影响，从而为后文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奠定基础。

社会利益冲突以及由此出现的东北部—南部多数联盟的内在龃龉反映到国内政治层面，便集中体现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国内政治基础开始发生缓慢但十分重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则是双方在对外战略方面的共识逐渐减少、斗争隐约浮现的一种“新常态”。首先，20世纪70年代以后，民主党在美国南部的影响力日趋式微，越来越成为一个立足于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的政党。［32］这一趋势在政治上表现为，来自南方的民主党国会议员数量呈显著下降之势。例如，在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时，来自南部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占国会中民主党全部议席的60%，而到1980年时，这一数字已降至不足40%。［33］与之相应的是，共和党在此期间大力推进“南部战略”（Southern Strategy），开始占据“梅森—狄克逊线”以南的政治主导地位。其次，由于社会联盟利益差异的增大，共和党自由派在党内以及东北部的影响逐渐消失殆尽，由此使得该党在保守化的方向越走越远，其政治根据地也决定性地向南、向西开拓。［34］上述两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是，社会联盟利益冲突致使每个政党都渐渐“净化”了自身所依靠的国内政治基础，两党在社会联盟方面的交集日益减小，开始朝两极化方向发展。

以上变化重塑了美国对外政策制定的国内政治格局。随着民主党人日益集中于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等地，该党对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中的大部分政策内容——增加军费开支、推进自由贸易、强化海外干预——的热情逐渐下降，仅剩南部地区残留的少部分民主党人支持上述主张（见图3-1）。因此，上述社会联盟格局变化解释了为何民主党领导人，按照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说法，“越来越成为一种新孤立主义的倡导者”。［35］在社会联盟理论看来，民主党越是将其国内政治基础建立在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之上，其对外政策立场就越会接近战略收缩与保护主义，这种倾向完全不是出于意识形态或政治信仰，而是利益使然。

图3-1　1945—1985年民主党对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支持度（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p.192。

同样的原因可以解释共和党在此期间对外战略立场的演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共和党人对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背离体现为该党日益突出这一战略的前三方面内容——增加军费开支、扩展自由贸易和强化海外干涉，同时与第四点内容——对于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积极态度——渐行渐远。因此，布热津斯基将这种倾向称为“军事干涉主义”（militant interventionism）。［36］如同民主党一样，共和党在这一时期政策立场的上述变化反映出的则是其政治基础开始由东北部和中西部朝着南部与中西部演化的现实，后者恰恰是扩张性对外战略的最大受益者（见图3-2）。

图3-2　1945—1985年共和党对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支持度（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p.193。

总之，由于两极格局的结构性特征并未发生变化，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之所以逐渐走向衰落，并非国际体系因素使然，而是国内社会利益变化进而导致社会联盟格局演化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原先支持自由国际主义的东北部—南部社会联盟内部开始出现日趋明显的张力，进而使得民主、共和两党在此期间缓慢地经历了一次党派重组（party realignment）的过程。当然，一方面由于这一过程的完全结束要等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另一方面由于苏联造成的安全威胁依然是超越社会联盟利益分歧之上的一大核心因素，因此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冷战后期仅仅是走向了衰落，并没有彻底瓦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国内围绕对外战略制定而形成的政治博弈过程体现出什么新的特征？在分析这一阶段美国对外战略的实践时又应采取何种理论模式或研究路径？下一节将对此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