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克松到老布什

本章的前两节通过理论分析，系统论证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到冷战结束——自由国际主义走向衰落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这一阶段美国外交背后的政治运作机制及研究其实践的理论模式。本节将把分析重点放在美国外交的实践中，仍然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四个方面的核心内容——军费开支、国际经济政策、海外承诺与干涉以及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态度——入手，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在越南战争后的衰落进行具体介绍。

1.两党在军费开支问题上的博弈

越南战争结束后，军费开支问题逐渐成为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及它们各自代表的两大社会联盟产生分歧的一个主要议题。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咄咄逼人的军费开支计划和军事战略在美国国内引发较大的争议，使得国会日渐成为以社会联盟划线的政治博弈的舞台。一方面，来自东北部的民主党议员坚持认为，尽管保持一定程度的高水平军费开支以应对苏联威胁是战略上的必需，但里根的强军计划不仅没有必要，而且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美国此时面临的外部挑战更多地来自经济而非军事层面。［49］另一方面，来自“阳光地带”的共和党人（甚至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却否认美国已陷入经济衰落的困境，认为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国际领导权不足。在他们看来，正是越南战争之后美国的战略收缩使得苏联抓住了大举对外扩张的机会，从而威胁到了对于美国全球利益至关重要的几大战略要地：中美洲、非洲南部以及中东。

什么原因导致两党在军费开支问题上由此前的共识转为了分歧？为什么里根时期美国的军事政策在国内引发了如此激烈的争议？从社会联盟理论的视角出发，这种分歧或争议本质上来源于社会利益冲突，这种冲突传导至国内政治层面，便决定了代表这些特定社会利益的国会议员的政策立场。归根到底，军事开支所带来的“转移支付”效应在这一时期有利于南部和中西部而不利于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随着南部和中西部军工产业的进一步繁荣，不少美国学者开始将“阳光地带”改称为“枪支地带”（gunbelt）。［50］历史的有趣之处在于，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内两大社会联盟在对待军费开支问题上的态度与19世纪末全然颠倒：19世纪末，东北部社会联盟极力鼓吹美国建造一支强大的海军以增强海外扩张的能力，南部地区则对此持坚决反对的态度；到里根上任之时，东北部的立场则由典型的“汉密尔顿主义”演变成为十足的“杰弗逊主义”，南部则恰好反其道而行之。因此，这一事实再一次有力论证了本书的观点：社会联盟对外政策立场的决定因素是自身利益而非意识形态。

以上两种相互冲突的利益偏好与政策立场构成里根强军计划的国内政治和社会背景。从1980年到1985年，除前文提到的军费开支猛增外，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此期间对于高科技武器系统的研发（R＆D）投入占到新增开支的大部分。［51］毫无疑问，该类军事工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南部和中西部地区。例如，表3-4清楚地显示，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因里根时期美国军费增长带来的就业情况变化明显好于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52］这就意味着，随着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变迁，东北部传统工业中心和太平洋沿岸已经在新一轮高科技军工产业浪潮中处于劣势，其中五大湖区、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州等人口集中的大城市区域的制造业衰落迹象更为明显。［53］

表3-4　1981—1985年里根强军计划对美国国内各地区制造业就业的影响

资料来源：由Marion Anderson，Michael Frisch，and Michael Oden，The Empty Pork Barrel：The Employment Cost of the Military Buildup，1981—1985中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来。
注：数值大于1意味着就业增加，小于1则代表就业减少。

在冷战早期，东北部工业中心所获取的主要军事订货曾一度占据美国全国60%的市场份额，其中以五大湖区为首，其次为新英格兰地区和中部大西洋地区，太平洋沿岸则仅次于东北部。［54］然而，随着产业转型升级以及随之而来的传统工业的衰落，这一状况在此后30年中逐渐发生变化：到尼克松时期，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加起来所占全国军事订货的比例缩水至37%，而南部和中西部则骤增至54%。到了20世纪80年代时，上述趋势更呈现进一步加速的特点：1985年，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区在美国军事开支中所占的比例降为34%，南部和中西部地区则上升至58%。［55］传统的军工制造业大州如密歇根、俄亥俄及新泽西此时已掉出前十位，而得克萨斯、密苏里、佛罗里达和弗吉尼亚等南部新兴军工产业地带则跻身十强。［56］

具体而言，南部和中西部“阳光地带”之所以成为冷战后期美国军事开支最大的受益者，主要基于以下两点原因。［57］首先，美国军事力量变革的结果是其发展越来越依靠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型武器系统的研发，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区位逻辑。［58］例如，五角大楼军事战略的变迁意味着，美军对传统武器生产和制造——坦克、大炮和船舰——的需求日益减少，而这些大多集中于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工业地带。面对这种转型，一方面，南部和中西部的政治精英和企业家充分抓住机会，通过制定战略规划、提供土地以及在国会游说等方式，争取让更多的军工产业落户；另一方面，军工企业承包商则被南部和中西部相较于东北部更为低廉的劳动力成本所吸引，尤其是南部地区的产业工人远没有东北部那么团结，工会组织的势力也没有那么强大。此外，“由于许多与新兴军工业产品相配套的军事基地在二战后兴起于美国南部，因此南部对于军工企业的吸引力最大。”［59］

其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关系的重新紧张使得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难以对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施加足够的压力，从而推动政府减少军事投入。虽然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是军事开支“转移支付”效应的受害者，但是国际体系压力的增大使得它们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而无法就这一问题与共和党人进行彻底斗争。因此可以看出，在冷战两极结构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国内围绕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共识尽管在削弱，但依然大体存在，这就为里根雄心勃勃的计划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此外，出于政治理性，来自南部的民主党议员与共和党的立场一致，从而使得支持扩大军费开支的政治力量在国会中处于优势地位。

实质上，围绕20世纪80年代美国军费开支问题的政治博弈，在广义上反映出的是国内社会联盟对于美国对外战略和国家利益的不同理解和界定。对于南部和中西部社会联盟来说，由于其代表的新兴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海外扩张需要，因此它们坚定地支持美国通过增加军费开支以稳固世界霸权地位，从而更好的维护其海外利益。更何况，这些地区又能从军费开支的“转移支付”效应中获取实际好处。基于此，来自南部和中西部的国会议员在推动里根政府实施一种更具进取性的军事政策方面有着“双重动机”。然而，上述问题在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国会议员那里却有着不同的答案。随着国际竞争力的下降以及与此相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出现，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的社会联盟更多地希望联邦政府将施政重点放在解决失业、提高工人福利待遇等国内议题上，而不愿意为强化美国的所谓全球领导地位而买单，尤其是军费开支的增加必然进一步挤压社会福利的增长空间。

从狭义上讲，政治人物围绕军费开支问题的博弈根本上是出于选举的目的。当来自东北部的国会议员极力论证里根的军事开支项目不仅过于浪费而且存在风险，政府应将更多资源用于社会福利时，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争取自身所在选区——那些经济增长乏力的传统工业中心和大城市——选民的好感。同样的道理，来自南部和中西部的国会议员则担心如果在国家安全议题上示弱，他们所在选区的选民，无论从就业还是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会在下次选举中对他们进行惩罚。［60］

可以说，正是以上两个方面的因素不断发生作用，才使得越南战争后尤其是里根时期围绕美国“要大炮还是黄油”（guns vs.butter）的争论如此引人注目。从政策实施的角度讲，反对里根军事开支计划的国会议员认为，这一政策明显偏向南部和中西部的利益诉求，所以里根政府的政治目的一是为了迎合自身选民偏好，二是将其作为一种所谓的“楔子策略”，使南部民主党进一步与东北部民主党分裂，由此巩固共和党在南部的主导地位。［61］通过前文的论证，这种看法确实有一定的道理。然而，决定南部民主党人政策立场最为根本的因素，很明显存在于现实利益中，因此里根政府的“楔子战略”至多是一种外部诱因。表3-5总结了1983年至1984年美国各地域对于里根军事支出项目的支持度，通过比较可以发现，一种基于社会利益而非政党的国会投票联盟（voting alignment）成为这一时期里根军事政策的最大支持者。这就再一次表明，冷战后期自由国际主义多数联盟并未完全走向瓦解、跨党派投票的情况依然是国会政治的常态，只是其力量相较于“冷战共识”时期而言有所弱化，并且不稳定性有所增强。

表3-5　1983—1984年国会众议院议员对里根军事项目的支持度

资料来源：由Marion Anderson，Michael Frisch，and Michael Oden，The Empty Pork Barrel：The Employment Cost of the Military Buildup，1981—1985中的相关数据整理而来。
注：数值1表示来自该地区的所有众议院议员全部支持扩大军费开支，以此类推计算。

2.国际经济政策：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民族主义的抬头

二战后初期，基于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国内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共识的形成，美国开始奉行以自由贸易和金融国际化为主要内容的国际经济政策。在这一背景下，按照宪法规定拥有对外贸易决策权的国会并未与行政部门产生冲突，其内部不同党派的议员也在自由贸易方面有着普遍的共识。［62］按照上一章的分析，美国贸易和金融政策的国内政治模式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新政时期形成的“1934年体制”或曰“强总统、弱国会”模式，其中总统被赋予签署贸易协定、制定关税政策以及将这些协定和政策付诸实践等各项权力。此后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这一国内政治机制便一直得以有效运行，总统在国际经济政策方面的权力也从未遭到任何来自国会的强有力挑战。［63］例如，在此期间，尽管国会议员针对具体的贸易议题仍然会产生争论和分歧，但国会极少以立法的形式确认任何带有保护主义色彩的政策；事实上，类似的倡议在委员会阶段就会被否决。在多数情况下，向国会寻求贸易救济的利益集团或企业的诉求会被提交至一个专门负责处理类似情况的行政机构即“国际贸易委员会”（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总之，在这一时期，两党及其代表的主导性社会联盟在自由贸易方面拥有普遍的共同利益，以及与之相应的几无争议的一贯政策。

然而到20世纪70年代，上述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特征为两点：第一，随着美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下降，来自传统工业和劳工组织的保护主义呼声日渐高涨，并开始在国会发声；第二，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美国在金融政策方面的国际主义取向开始面临巨大压力。结果是，此前国会政治中的共识正在走向破裂，占据众议院多数地位的民主党开始寻求重新“找回”国会的权力，由此引发国会内部改革，其中打破个别极富权势的委员会——如众议院筹款委员会——对于政策立法的高度垄断局面，成为改革的一个重点方向。［64］在这一背景下，国会的立法步骤变得更为复杂，议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立场也体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党派性。［65］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和金融政策都开始出现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回潮倾向。

（1）1974年《贸易法》与国会贸易决策权的伸张

上文反复提到，国内社会利益的变化决定了政党在贸易问题上政策立场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以后，民主党所依靠的选民基础——劳工组织对自由贸易开始持越来越明显的抵制态度，随即从自由主义的支持者转变为保护主义的提倡者；同样地，由于共和党的主要社会基础——南部和中西部的新兴产业和资本倾向于打开更多的海外市场，因而该党对于自由贸易开始持越来越强烈的支持立场（见表3-6）。正是这一新的社会联盟格局重塑了美国围绕对外贸易政策进行博弈的国内政治格局，大大增加了行政及立法部门在制定政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进而致使美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贸易政策呈现来回摇摆的复杂状态：既不是彻底的自由贸易，又不是完全的保护主义。［66］

表3-6　1981—1991年美国国内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度（单位：百分比）

资料来源：Peter Trubowitz，Defin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p.214。
注：表中DAC指的是Domestic Auto Content，即围绕是否要求汽车厂商使用固定比例的美国劳动力，表中数值越大表示越支持严格的固定比例规定；CBI指的是Caribbean Basin Initiative，即里根时期的“加勒比盆地倡议”，主张对拉美国家对美国出口的部分商品实行免税优惠，表中数值越大表示越反对实行免税政策；TIQ指的是Textile Import Quotas，即纺织品进口配额，表中数值越大表示越支持对国外进口的纺织品新增严格的配额；OTB指的是Omnibus Trade Bill，即综合贸易法案，表中数值越大代表越支持对未采取措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的国家增加非关税壁垒；NAFTA指的是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表中数值越大表示越反对该项自贸协定。

在此期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支持方——占据国会多数地位的民主党与贸易自由主义的提倡者——占据行政部门优势地位的共和党围绕贸易政策的辩论进入高潮，双方反复协商、妥协的一项产物，1974年《贸易法》（1974 Trade Act）在国会两院获得通过，这标志着美国的贸易政策发生了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首次十分重要的变化。具体而言，这一新的贸易法案在如下三方面有着转折性的意义。

首先，这一法案产生了国会批准权的问题，重新界定了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在贸易政策上的权力关系，加强了国会对于总统的监督和制约。在“1934年体制”下，总统有着完全自由的谈判空间，其达成的谈判协定无需通过国会的批准。然而根据1974年《贸易法》，尽管总统仍有贸易协定的谈判权，但国会则拥有了批准权，进而迫使行政部门在国际贸易谈判中须兼顾各方利益，从而获得国会的满意。同时，这也意味着行政部门的谈判将日益受到国会意见的影响，谈判的进程和内容也需要随时让国会知晓。［67］很明显，在民主党及其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占据国会多数地位的情况下（见表3-3），共和党推进自由贸易的努力将受到牵制。

其次，这一法案确定了实施贸易调整救助、进口救济等内容。很大程度上为了迎合国内日益崛起的保护主义势力，总统在草案中已经主动地放宽了关于例外救济以及救济条款的标准，规定一旦国际贸易委员会发现国内相关产业因进口原因受到冲击，总统便会采取诸如补偿关税、限制进口以及其他援助方式等对国内产业实施救济。当然，草案也规定总统有权否决对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救济裁决。［68］不过，为防止总统滥用该项权力，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在修改后的法律文本中增加了国会否决权的条款，以在必要的时候推翻总统的否决。

最后，这一法案在政策内容方面与“1934年体制”的最大区别在于明确设置了报复条款，即有名的“301条款”。该条款的主要内容是，如果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Office of the Special Trade Representative，STR）认定某国的贸易政策违反了与美方签署的协定规定，或是存在歧视性问题，那么行政部门将对该国采取报复措施，从而迫使对方遵守协定规定、修正不规范行为。因此，301条款为美国的单边贸易行为提供了国内法律依据，这被认为是1974年《贸易法》最具保护主义色彩的内容。［69］

综上，1974年《贸易法》的内容具有明显的保护主义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美国贸易政策的自由主义取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在实践中并未转向保护主义，而是兼具了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双重特点，这也就意味着，自由国际主义的共识尽管趋于式微，但两党在贸易问题上并未走向极化。以上特征鲜明地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关贸总协定第七轮即东京回合（Tokyo Round）的谈判中。

东京回合主要涉及工业品和农产品两个领域的关税削减，尤其致力于制定一个削减非关税壁垒的国际规则。该轮谈判自1973年9月开始，一直持续到1979年4月，期间恰逢美国1974年《贸易法》出台实施。因此，美国一系列新的制度规定加剧了谈判的复杂程度。例如，时任美国特别贸易代表罗伯特·斯特劳斯（Robert Strauss）在谈判过程中，时刻与国会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并积极听取相关利益集团的意见，使得社会因素在此次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0］经过长达五年多的艰苦谈判，相关国家才在日内瓦签署了协定。根据最终协定，削减后的工业平均关税在美国只有4.4%，欧共体为4.7%，日本则是2.8%。［71］不难看出，东京回合是自由主义在实践中“扳回一城”的表现。至此，美国的关税水平降到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最低水平。

总之，1974年《贸易法》以及美国此后的对外贸易实践兼具了自由主义与保护主义的双重色彩，体现了美国经济霸权走向衰落以及国际经济相互依赖不断加深这两股力量之间的碰撞与摩擦。因此，这一法律是体系压力与国内压力双重作用的结果。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这一时期府会关系出现了国会权力不断伸张的新变化，保护主义势力的崛起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潮流，使得此后传统的自由主义贸易政策不时受到严峻挑战。

（2）金融民族主义的浮现及其影响

上一章曾指出，二战后美国主导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正式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以及美国的国际金融霸主地位。然而，美国为了维持这一体系的运转也不得不承担相应的代价。在战后初期美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历史阶段，这种代价表现得并不明显，而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陷入困境，美国开始不愿为长远的政治、战略利益而牺牲眼前的经济、社会利益，因此它对于自身国际责任的界定方式变得日益狭窄和自利，尤其是在越南战争加剧了国内财政赤字并恶化了国际收支状况的背景下。［72］基于此，美国在1971年和1973年分两次进行了货币政策的调整，其核心是美元贬值，结果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彻底走向崩溃。

美国对其货币政策的第一次调整发生在1971年8月15日。当晚，尼克松宣布关闭美元黄金窗口，停止以35美元/盎司的价格自由兑换黄金；同时，美元相对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货币贬值。为迫使欧洲和日本配合上述政策并应对来自两者的经济竞争，美方还宣布向上述国家和地区进口的商品加征10%的关税，规定只有当它们纠正“不公平”的汇率政策后才能取消这些附加性的关税。［73］至此，美国不仅自1933年以来第一次中止美元与黄金的可兑换性，还明目张胆地违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成员国有义务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稳定的条款，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强烈震动。此次政策变动又被称为“尼克松冲击”（Nixon Shock）。

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遭遇的这一重大变化，西方国家开始围绕国际汇率安排展开新的谈判。1971年12月，美国与日本、德国、英国、法国等10个国家经过谈判达成著名的“第一次斯密森协定”，同意美元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货币贬值8%—9%；而作为回报，美国取消了10%的进口商品附加税。［74］

然而总的来看，上述协定在实践中并未根本改变美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到1972年时，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甚至达到了100亿美元。［75］因此，国际市场仍然对美国构成了较高强度的压力。为应对这一压力，美国政府于1973年2月再次宣布分两步调整其国际金融政策：第一步，美元将再度贬值10%，并且以特别提款权（SDR）度量其贬值的幅度，由此进一步削弱黄金作为国际储备资产的作用；第二步，渐次取消利息平衡税、商务部直接控制投资以及美联储的自愿对外信贷限制这三大阻碍资本流动的规定。［76］紧接着，美、欧、日等十四国财长在巴黎召开会议，确认美国宣布的调整措施，各国由此纷纷取消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体制，开创了浮动汇率的新时代。

就这一时期美国货币金融政策调整的长远影响而言，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浮动汇率逐步取代固定汇率，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美元—黄金本位的废除，则起到了给美国松绑的效果，使得美国政府在制定国际金融和货币政策方面有了很大的自主性。［77］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民族主义政策转向反而揭开了另一个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序幕，那就是一个颇为无序的资本自由流通的世界和一场即将到来的金融全球化运动，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也因此埋下了伏笔。

3.趋于收缩的海外承诺与干涉

1969年7月25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关岛同媒体进行非正式谈话时，提出了美国的新亚洲政策，即“关岛主义”。此后，这一思想又经过一系列充实而演变为美国整体外交政策的指南，并最终被冠名以“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78］按照尼克松在关岛的讲话内容，将于20世纪70年代实施的新亚洲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将继续“恪守条约义务”，但对于与这一地区国家的安全以及防务相关的问题，美国“鼓励并期望逐渐由亚洲各国自己来进行处理”，“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些问题的责任”；［79］美国将继续在亚洲发挥重要的作用，但必须“避免采取那些会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至于把我们拖入像越南战争那类的冲突中去的政策”；美国支持亚洲国家的集体安全，但不要向这些国家“发号施令”。［80］

此后，尼克松又于当年11月3日在越南问题的全国电视讲话中，正式将其新亚洲政策公布于世：“第一，美国将恪守条约义务”；“第二，如果某个核大国威胁到美国某个盟国的自由，或威胁到某个美国认为其生存关系到美国安全的国家的自由，美国将提供保护”；“第三，在涉及其他各类侵略形式的场合，美国将根据条约的义务，在被要求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方希望直接遭受威胁的国家承担自身防务所需的人力和物力。”［81］

1970年2月18日，尼克松政府向国会递交了一份关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外政策的年度报告，将上述新亚洲政策的理念推广到美国的全球战略之中。报告称，美国将继续参加各个盟友的防务与发展活动，但不会制定全部计划、执行全部决定。美国不会担当保卫自由世界的全部责任。摆在美国面前的唯一任务是“最有效地履行我们的责任，保护我们的利益，进而推动缔造世界和平”；因此，美国“需要实力和地位，需要伙伴关系和谈判的诚意。”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尼克松还在1971年至1973年关于外交政策的年度报告中，对以上政策设想作了补充。总之，尼克松政府清楚地认识到，美国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已经大幅减弱，同时还陷于国内分裂和信任危机之中。因此，美国正面临对外战略的转型期，必须承认自己已不是全球头号超级强国，世界格局已经转变为存在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及欧共体的“五大力量中心”。［82］

通过以上历史回顾，可以清晰地看到，以越南战争为催化剂，以20世纪70年代后国内、国际因素的新变化为动力，美国开始了冷战时期最为重要的一次战略收缩，其核心就是减少海外安全承诺与干涉，让盟友更多地分担防务责任，同时承认世界趋于多元化的事实。正因如此，美国才在尼克松任内力主以“缓和”（detente）为特征的东西方关系处理方式，以便将主要资源及精力用于解决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最终重振美国的实力地位。

毫无疑问，美国在此期间进行全球战略收缩的核心是从越南战争的僵局中脱身。越南战争不仅是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全球战略的最大掣肘，也是其国内经济、社会危机的导火索。首先，这场战争给美国造成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损失。美国一度把120万士兵派到越南战场，最终死亡58 015人，伤150 303人，耗资2 000多亿美元。［83］其次，这场战争加深了美国的社会和政治危机，严重削弱了美国推行外交政策的实力与信心，两党及其各自代表的社会利益间的裂痕也因此加大，国家几乎处于分裂状态。最后，这场战争还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侵蚀了美国与其盟友的同盟关系基础。例如，在欧洲人看来，越南战争“暴露了美国的真实面目”，“玷污了美国的威望”。［84］

追根溯源，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犯下的错误可以概括为“一个高估、两个低估”：过高估计了共产主义的威胁，同时过低估计了亚洲民族主义的力量和在历史、文化迥异之地推行美式民主的困难。［85］换句话说，美国犯了用类似在欧洲进行遏制的“简单化政策”应对中南半岛“复杂形势”的错误。［86］因此，越南战争成为美国“有史以来不成功的战争，也是它第一次面对道德信念与实际冲突的海外承诺之失败经验。”［87］面对现实世界与自身信念间的巨大落差，尼克松政府开始以现实政治视角调整越战政策，承认自身实力的局限。经过数年的外交努力，美国以“越战越南化”、“威慑与谈判结合”等多种途径使战争得以逐步降温，并于1973年初从南越彻底脱身。［88］

如果说共和党的尼克松和福特政府主要是由于越南战争所造成的地缘政治灾难而本能地进行战略收缩，那么卡特时期美国对外战略的收缩特性则完全体现了民主党所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的对外战略利益和战略倾向。例如，人权外交的实施，除致力于改善美国的国际形象、重新找回同苏联竞争的意识形态制高点外，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同大量不符合人权标准的第三世界国家划清界限，美国便得以减少对其国内事务的干预，尤其是取消军事方面的援助，最终减轻华盛顿进行海外干预的负担。

另一方面，在处理与苏联的关系问题上，卡特政府头三年的外交政策延续了“缓和”的基本特征，包括与苏联进行谈判以防止军备竞赛升级、努力构建能够减少冲突风险的行为规则，以及积极寻找双边合作的领域等。［89］即使在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卡特政府的军费开支和军事政策也并未出现较具进攻性的变化，军费开支所占联邦总开支的比重在1980年反而低于1977年的水平。这就表明，卡特政府任内的施政重点在于解决国内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不是在对外战略方面积极进取。在社会联盟理论看来，这是一种符合政治理性的选择。

里根上台以后，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外战略的主要风格，尤其是卡特政府侧重多边合作与道德观念等对苏联进行遏制的做法，被彻底逆转。但问题在于，里根时期美国的对外战略并非“复兴”了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而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开始突出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排斥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正如一位学者所概括的，里根主义“使缓和、军备控制与多边主义正式终结，同时令积极反共、强化军事力量以及单边主义成为美国新的战略信条”。［90］因此不难看出，里根政府对苏联发起的“第二次冷战”所依靠的主要是自身力量，尤其是以“战略防御倡议”为代表的新军备竞赛和战略威慑。尽管里根在口头上反复强调美国要强化与盟友的战略合作，但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已经越来越明显。例如，美国于1983年10月单方面入侵格林纳达的举动，便遭到包括其亲密盟友英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的谴责。［91］

另一方面，里根时期美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干涉行为确实较20世纪70年代有所增加，因此美苏两国在世界范围的争夺有不断加剧之势。尽管如此，美国在此期间的海外干涉仍无法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兴盛时期相比。例如，受“越南战争综合征”的影响，美国开始越来越倾向于小规模、短时间的军事行动进行对外干涉，坚决避免发动类似局部战争规模的干涉行动，这也就是为什么冷战时期美国仅有的两次“热战”全部发生在自由国际主义兴起阶段的原因。又如，相比于冷战前期美国进行干涉的重点集中于欧亚大陆特别是欧洲等苏联核心势力范围的特点，美国在里根时期的海外干涉则致力于避开上述战略要地，以免激化美苏矛盾。例如，在1981年波兰国内发生“团结工会”政变后，美国既没有直接进行军事支援，也没有提供经济援助，而只是通过外交手段展示自身的“姿态”，包括“警告苏联不要入侵波兰”、“鼓励团结工会争取自由的努力”等。［92］因此，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于苏联的遏制政策虽然有所强化，但相比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时期美国的海外承诺与干涉，这一时期美国的战略行为整体上依然趋于收缩状态。

综上所述，越南战争之后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衰落的一个主要表现即其海外承诺与干涉开始处于收缩状态，特别是海外干涉的手段趋于谨慎。当然，这一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逐渐式微的另一个重要表征为，民主、共和两党的对外战略理念出现了朝着两极化的方向演化的苗头，民主党越来越强调多边合作与国际制度，共和党则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与军事扩张。这一点为冷战后两党在对外战略选择上走向“极化”埋下了伏笔。对于这一点，下节将进一步展开分析。

4.对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

越南战争以后，美国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衰落的最明显表现，就是其对于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态度逐步由积极转为消极。正如前文所述，尽管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没有发生变化，两党也一致同意继续对苏联进行遏制，但由于社会联盟利益诉求的变化，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美国对外战略的认知上出现了微妙但重要的分化：在民主党看来，美国应以突出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方式遏制苏联扩张；而在共和党看来，遏制的最好方式是突出美国的军事优势，摆脱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束缚。由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除卡特的4年任期外均由共和党人担任美国总统，加之这一时期美国的经济发展几乎一直处于颓势，以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发展趋势客观上确实出现了对美国不利的局面，因而美国在此期间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总体上开始从积极转为消极。本节依旧从政治、安全和经济三大领域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总结。

首先，在政治领域，美国对于联合国的态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由充满乐观的理想主义情绪逐渐转变为不满。二战后，随着联合国成员规模的不断扩大，到1965年联合国的会员已经达到118个，其中第三世界国家接近90个。［93］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在实践中不仅并未追随美国，而且在许多议题上反对美国的立场。使美国尤为尴尬的是，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慢慢地占据了联大会议的多数，美国对联合国的控制能力与日俱减，甚至在很多情况下处于孤立的地位。例如，在1982年，联大共计通过157项决议，美国只有24次是居于获胜的一方；更有趣的是，有多达19项决议案只存在美国一个反对国，还有另外8个是仅有美国和以色列两国反对。毫无疑问，上述现实使得大多数美国人开始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对美国充满冷淡甚至敌意的国际组织。［94］基于此，美国对联合国的态度转为冷淡和不满。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将联合国视为“捕蝇草”，认为接近它时必须小心，最好的选择是敬而远之。例如，国务院就认为，美国应该在联合国尽量少地提出创议，因为无法指望从那里得到任何实际好处。［95］当然，这些说法都有夸大之嫌，但至少说明，这一时期美国对联合国这一全世界最大的政府间多边国际组织的态度开始逐步转向消极，这也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衰落的最佳注脚。

其次，在安全领域，正如上文论述，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以两种方式体现出了对于多边合作与国际制度的消极态度。在70年代，由于越南战争所造成的强烈冲击，美国在全球战略收缩的总体背景下不断弱化与盟友的多边安全合作，削减海外承诺与义务，力图让盟友承担更多的防务责任。在80年代，美国则越来越倾向于单边主义的方式推行“第二次冷战”，强调美国的军事实力、与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并抛开盟友和国际制度的制约单方面采取军事行动，如入侵格林纳达。

第三，在经济领域，由于美国经济在此期间陷入困境，美国无论在贸易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领域，都开始抛开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约束，使得贸易保护主义与金融民族主义明显抬头。例如，在贸易政策上，美国国会通过的1974年《贸易法》逆转了此前近半个世纪的自由贸易传统，开始对欧洲、日本等经济竞争者进行诸如提高关税等“惩罚”。又如，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美国更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而单方面终结了二战后的国际货币制度，使得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一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国际金融方面的支柱彻底崩溃。

总之，从20世纪70年代起一直到冷战结束，美国国内虽然在遏制苏联方面依然存在基本共识，但却在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一大重要领域——对于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态度——出现了明显的消极转向，由此成为这一战略走向衰落的最明显表征。在这一时期，无论在政治、安全还是经济领域，美国对于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都开始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排斥态度，尤其是在共和党人在大多数时候占据行政部门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最终，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两党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变得更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