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克林顿到小布什

本章的前两节通过理论分析，系统论证了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第三阶段——后冷战时期——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瓦解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这一阶段美国外交背后的国内政治运作机制，以及研究其实践的正确理论模式。本节将把分析的重点放在美国外交的实践中。仍然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四方面的核心内容——军费开支、国际经济政策、海外承诺与干涉以及对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的态度——入手，对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在冷战后的瓦解进行介绍。

1.收缩与扩张：两党在军费开支问题上的斗争

冷战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瓦解的最直接表征即民主、共和两党在军费开支问题上出现了收缩与扩张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偏好。从更深层次角度来讲，这种偏好反映出的是两党各自代表的社会联盟利益的变化：就民主党所代表的东北部/太平洋沿岸社会联盟来说，冷战的结束使美国进一步缩减军费开支，将其用于解决国内经济、社会问题之中，尤其是处于转型困境中的上述地区及其社会阶层不愿承担军费开支所带来的“转移支付”代价；就共和党所代表的南部/中西部社会联盟而言，冷战的结束却意味着美国拥有了进一步拓展国际战略空间的绝佳契机，加之上述地区多为美国主要军事基地和军工产业所在地，因此增加军费开支可以实现维护其日益扩张的海外利益与获取现实好处等“双重目标”。

基于以上利益冲突，民主、共和两党在实践中围绕后冷战时代美国的军费开支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政治博弈。［64］在克林顿政府时期，民主党成功地对共和党增加研制弹道导弹方面军费开支的计划进行了阻击，使得军费开支建立在“美国可以负担的基础上”；最终，美国的导弹防御开支较共和党人支持的方案下降了50%。［65］当然，在1994年国会中期选举共和党赢得两院多数地位后，克林顿为避免美国政治陷入僵局，开始逐步同民主党内一些要求进一步削减军费开支的极端“进步主义”者或“鸽派”，如马萨诸塞州众议员巴尼·弗兰克（Barney Frank）及加利福尼亚州众议员帕特·施罗德（Pat Schroeder）等保持距离。

基于以上事实不难看出，在国内社会利益与政治格局“对等极化”的新背景下，克林顿标榜其所谓“第三条道路”或“新民主党人”的努力，实质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某些军事议题领域，克林顿政府为实现其总体战略目标，不得不对保守派共和党人进行局部“安抚”。［66］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共和党人在国会中不断指责克林顿政府将联邦财政过度投入于社会福利，从而威胁到美军进行有效对外干预的能力，尤其是在中东和东亚等全球战略要地。在他们看来，克林顿政府正在“掏空”（hollow out）美国军事力量的基本结构，这对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都是有害无益的。［67］共和党的尖锐批评导致在克林顿第一任期内，两党围绕“大炮与黄油”的问题进行了十分激烈的博弈，进一步恶化了美国的政治生态。

到克林顿的第二任期，由于美国经济的恢复和快速发展，“大炮”与“黄油”的紧张关系才得以缓和。例如，1992年至1999年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超过3%，大大超过同期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在此期间，美国的GDP从1990年的6.7万亿美元跃升至2000年的9.3万亿美元，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也从1990年的24.2%提高到2000年的30%。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从1992年的7.5%下降到1999年的4.2%，达到充分就业状态。［68］此外，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倡导“机会”、“责任”、“社区”三大价值观，通过减少政府开支、平衡预算，缔造了庞大的中产阶级。在克林顿的第一任期即1993年至1996年间，美国政府就顺利实现了将财政赤字从2 900亿美元减少到1 170亿美元的目标，同时创造了多达1 000万个新的工作机会，精简了22.5万名联邦雇员。［69］从1994年到2000年，联邦税收收入增长超过35%；到2000年时，美国的财政盈余已达到2 360亿美元。［70］良好的财政条件帮助克林顿政府在回应共和党人攻击的同时，无需迫使民主党内部在“大炮”与“黄油”间进行艰难抉择，结果是美国的军费开支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得以温和增长。当然，社会项目上的同期财政投入增速依然快于军费。［71］

克林顿执政时处在美国保守势力风头正劲之际，为避免成为公众眼中的“第二个卡特”而在防务问题上不得不进行一定程度的妥协。小布什2001年上任，共和党同时处于参众两院多数地位，美国的军费开支便如火箭升空般迅速上升，这也正是布什被不少学者称为“极化的总统”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在布什任内，两党在对外战略尤其是在包括军费开支在内的军事战略上的分歧与冲突大大加深和激化，党派极化随之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根据特鲁波维茨对于国会唱名投票的统计，从第一百零七届国会到第一百一十届国会，民主、共和两党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的支持度分别为36%和97%；而在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共和党的支持率超过60%，民主党则不足40%。［72］首先，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两党围绕如下两个方面展开激烈的争论：（1）在动武之前，是否应给予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更多的时间用以确认萨达姆政权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是否应该脱离北约而单独进行？这些问题再一次暴露了美国国内两大主要社会联盟在对外战略目标以及在国家安全方面的投入等根本利益分配问题上存在的深刻矛盾。［73］其次，在军费开支尤其是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布什及其所在党派的强硬政策同样触动了民主党人的重要利益，因而党派分歧不断深化。

总体而言，9·11事件后布什政府的国内政治算计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走向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对布什而言，其政治声誉很大程度建立在防止发生第二次针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这一前提条件之上。［74］此外，通过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强调，布什还意在获取个人政治利益，尤其是在竞选连任时得到相应的优势。例如，温和派民主党人在共和党关于他们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过于软弱的攻击面前几乎无还手之力，这就致使民主党内部很容易在这一问题上出现分歧。因此，军费开支等议题被布什政府视为党派斗争的有力武器。最终，无论是在2002年的国会中期选举，还是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共和党都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依靠“国家安全牌”取得了政治胜利。［75］

然而，从最终意义上讲，布什的上述政治策略并未转化为国内对于其扩张性军事政策的持续政治支持。到了布什政府执政后期，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久拖不决令美国民众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受挫感，他们开始意识到，即使是在国际体系的“单极时刻”，美国的军事优势要想发展为政治上的成功也绝非易事。除战争本身造成的困扰，国际社会特别是美国大多数盟友的反对态度也促使布什政府开始对其单边主义行径慢慢有所收敛。［76］更重要也更深刻的是，布什的八年任期鲜明地体现了美国国内政治日趋明显的“对等极化”态势。从2000年布什以颇具争议的方式赢得竞选开始，美国政治的“50—50”现象成为学界普遍担忧的一大问题。［77］这种“对等极化”的社会结构打破了长久以来为政治学界所公认的“唐斯定律”，使得政治选举越来越成为“押注”一方才有可能成功的侥幸游戏。［78］此后，尽管9·11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布什摆脱了竞选造成的合法性困境，但两场战争的久拖不决却又不断销蚀着国内对于布什政府军事战略的认同感。［79］结果是，两党围绕战争是否合理的争论进一步强化了由布什的争议性当选所带来的分歧与斗争。［80］

2004年，布什的成功连任成为其政治生涯的最高点。两年后，共和党在所有民意调查中的形象一落千丈，同时民主党人再一次成功地控制了国会两院。这一事实似乎预示着，共和党即便在国家安全这一传统优势领域的地位也开始面临挑战，其结果必然是两党间在对外战略方面“对等极化”的进一步加剧。［81］

2.冷战后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不稳定性

冷战后，随着“两个平行市场”的终结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赖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然而，经过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美国社会结构与社会联盟格局重组，美国的政治制度经历了一轮渐进式变迁，这种变迁在国际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冷战时期主导美国贸易金融政策的“外向型”（outward-oriented）行政部门逐渐失去了控制权，而“内向型”（inward-oriented）的立法部门权力逐步增大，由此对美国的自由主义和国际主义政策取向构成挑战。例如，能够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社会联盟——主要是南部和中西部——支持美国加大贸易和金融政策的自由化和国际化；然而，经济全球化的受害者——主要是东北部和太平洋沿岸等衰落的工业地区——则提倡保护主义的政策取向。在上述相互矛盾的国际经济背景与国内政治背景，以及国内相互冲突的不同社会利益背景下，总统与国会、国会内部以及两大政党之间围绕美国国际经济政策的应有方向产生了激烈的较量，进而使冷战后的美国国际经济政策表现出显著的不稳定性（instability）和不连续性（discontinuity）。

（1）公平贸易与金融自由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1992年，来自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克林顿依靠“是经济，傻瓜”的著名口号顺利入主白宫。当时，由于面临“里根革命”后美国保守主义思潮的强大影响，尤其是国内社会联盟格局重塑所出现的不利于民主党的变化，克林顿开始以一种“新民主党人”的面貌自居，希望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与传统民主党的距离，增进两党在内政外交方面的共识，最终使国内政治得以有效运转，同时尽可能多地争取来自“阳光地带”选民的支持。［82］在这一竞选和施政策略下，克林顿政府在贸易政策上致力于走“中间道路”，在支持自由贸易的同时强调“公平规则下的公平贸易”。［83］具体而言，克林顿时期美国的贸易政策主要呈现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在“互惠主义”的原则框架下进行全球多边贸易谈判。1993年，美国推动完成GATT框架下的最后一轮也是规模最大的一轮谈判——乌拉圭回合谈判，实现了十分重要的国际贸易目标，尤其是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决定极大强化了国际贸易争端解决的强制性以及权威性。［84］毫无疑问，这是世界经济贸易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然而，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在递交给美国国会批准时，却遭到异常激烈的争论，反对者几乎都是来自克林顿所属的民主党的议员。［85］最终，在克林顿顶住党内压力以及共和党开始占据有利形势的条件下，国会于1994年11月通过了乌拉圭回合协定。

其次，开始在实践中积极推动地区主义的发展。过去，美国对于地区性自贸协定一贯持反对态度，但当乌拉圭回合在谈判过程中遭遇障碍时，美国于1993年同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NAFTA）。从战术的角度来看，美国意在向多边贸易谈判中的对手表明自身态度，即美国已经为乌拉圭回合谈判的失败做好了替代性方案。［86］当然，NAFTA同样遭到了国内的强烈反弹，尤其是东北部的劳工组织，进而影响了国会中大多数民主党议员对于该协定的态度。为推动协定的顺利签署，克林顿花了几个月时间四处游说，最终在与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进行合作之后得以成功。［87］

最后，主要通过双边方式解决贸易争端。在应对贸易逆差问题上，美国在此期间倾向于在多边性贸易体制之外，运用双边协定加以解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问题。20世纪90年代，美国贸易逆差的第一大来源国即为日本，美国认定是由于日本政府在贸易政策上过多采用保护主义才造成的。在此认知下，美国密集地发动了一系列双边谈判攻势，最终迫使日本进一步开放国内市场。［88］

总之，克林顿依靠自身游刃有余的政治技巧，击退了来自国会内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攻势，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乌拉圭回合谈判得以通过，从而为冷战后美国经济的复兴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最终重新确立了美国全球经济霸主的地位。然而，克林顿的上述胜利却使其承担了巨大的政治代价，致使民主党的主要选民基础——工会严重不满，进而影响到民主党国会议员的政策立场。［89］在后来民主党重新夺回国会主导权后，美国在小布什任内的贸易政策便再也没有取得类似的重大突破。

在国际金融领域，克林顿政府则由于较少受到国内社会压力，得以从国家利益出发推行一种积极的、国际主义的政策。当时，由于苏联解体、日本经济处于泡沫破裂阶段，以及欧洲经济增长相对乏力，美国开始致力于重振其金融霸主地位，通过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广“华盛顿共识”、推进国际金融市场自由化、实施强势美元政策等，对整个国际金融体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90］可以说，这些政策与克林顿在维护自由贸易体制方面的努力一道，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逆转了此前40年生产率下降的局面，推动形成了美国战后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经济繁荣和经济扩张。

（2）全球化的低潮：布什治下的美国国际经济政策

布什就任总统后，美国从2001年11月开始在WTO多哈部长级会议发起推进新一轮贸易谈判的强大攻势，这就是有名的“多哈回合”。多哈回合谈判主要确定了农业、知识产权、服务、非农产品市场准入、争端解决、环境和发展等几大谈判领域，计划于2005年达成协议。在当时主要经济体均不同程度地出现衰退或面临困境的国际经济背景下，它鲜明地展示出美国致力于反击保护主义、推动自由贸易的决心。

然而，多哈回合谈判却陷入了耗时费力的僵局。概而言之，这一僵局主要系于一个围绕农业和工业产品而成的“三重死结”之中：首先，欧盟和日本的利益诉求在于降低农产品关税及农业补贴；其次，美国需要的是削减农业方面的补贴；最后，新兴经济体则致力于减让工业品关税。问题在于，三者谁都不愿率先行动，纷纷要求以对方的让步作为自己让步的先决条件。然而，广大新兴经济体开始在世界经济中占据越来越大分量，发达经济体变得越来越不愿牺牲自身利益而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日益敏感于自身相对收益的损失。因此，多哈回合在启动7年后依然停滞不前。

布什政府在推动该轮谈判中的失败表现，使其在国际社会中备受责难。［91］究其原因，主要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因素所致。在美国国内，政治两极化使得民主党控制的国会在贸易政策上对共和党政府形成越来越大的掣肘，同时倾向于保护主义的强大国内社会力量对于国会权力的伸张持积极的态度，这就令美国贸易代表的谈判自由度大打折扣。在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正在回潮，不仅欧盟和日本因各自的内部问题在谈判立场上日趋僵硬，而且受到全球化冲击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不愿意承诺降低贸易壁垒，在谈判中的态度十分强硬，这就使总统缺乏有利的国际环境同国会进行博弈。上述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布什任内美国在推动贸易自由化进程方面的成效乏善可陈。

在国际金融政策上，布什就任后，由于美国开始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故而采取了单边性的美元贬值政策，以缓解贸易赤字。从2002年到2008年，美元一路下跌，直到2008年7月才重拾升势。例如，在2002年1月到2004年底这段时期，美元相对日元贬值达14%，相对欧元更是大幅贬值达36%。［92］这些政策努力使得美国的出口确实有所增加，但远未改变其贸易逆差日渐增加的现实，而且抑制进口的行为加剧了通货膨胀，引发了消费品价格的上涨。［93］更重要的是，这一行为损害了美元的信誉，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元的霸权地位。

3.冷战后美国对于海外承诺与干涉的矛盾态度

克林顿上台后，尽管美国提出了“参与—扩展”战略以及诸如推进民主、繁荣与安全等一系列颇具自由国际主义色彩的外交论调，但却在运用美国力量推进这些目标方面显得力不从心。［94］毫无疑问，这种力不从心深受冷战后美国民众对于海外承诺与干涉的消极态度的影响，但也与民主党政府致力于将战略重点放在国内经济、社会问题的鲜明倾向密切相关。［95］结果是，即使在美国进行武力干涉的若干案例里，克林顿政府也主要是出于维护美国作为全球霸权的信誉这一最重要目标而“被迫为之”，这就致使克林顿时期美国的海外干涉行动呈现“半心半意”的特点。

例如，在索马里，克林顿政府声称美国的干预意在使该国国内难民获得稳定的食物供应，但在当时极为混乱的局势下，美国很快意识到这种想法不切实际，因为食物根本无法顺利运送到难民手中。1993年3月，联合国安理会在美方提议下通过第814号决议，号召对索马里这一“失败国家”（failed state）进行国内恢复和重建。［96］然而，美国并无落实该项决议的坚定意志。索马里最大的武装派别领导人穆罕默德·艾迪德（Mohanmed Aideed）更为肆无忌惮地制造人道主义灾难，并于1993年10月3日在街头打死18名美军士兵后，美国的干涉力量在数月后便悄然撤出。［97］

又如，在海地，克林顿政府致力于恢复1990年被军政府赶下台的前总统阿里斯蒂德（Jean Aristide）的合法权力。然而，美国的有关行动再一次停留在口头上，即通过表达对海地选举以及当地试图逃往美国的难民的关注，阐明自身的人道主义目的。事实证明，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里，克林顿并无意愿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解决上述问题。结果是，在一连串的口头威胁无效且事态每况愈下的背景下，美国才最终决定实施军事干涉。1993年9月，在美方明确表示将对海地进行军事入侵之后，海地军政府才被迫下台。［98］

再如，美国在波黑战争问题上的反应，可能是克林顿政府在海外干涉方面言论与行动间脱节最为明显的一个案例。在战争刚开始时，美国极力呼吁结束这一人道主义灾难，尤其反对塞尔维亚军队对穆斯林平民的暴力。然而令人诧异的是，美方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阻止上述暴行。［99］在此期间，克林顿不仅拒绝任何形式的美军地面部队干预，而且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直到1995年6月，当波斯尼亚危机变得极其严重以至于美国在欧洲的战略信誉可能因此受到打击时，克林顿政府才通过“禁运与空袭”（lift and strike）相结合的手段对塞族军队进行惩罚。［100］结果是，相比于美军地面部队从一开始就介入，无论是战争本身持续的时间还是战后美国维和部队需要停留的时间都大为延长。

最后，波黑战争结束后四年，在科索沃，美国的确吸取了此前的教训，采取了更为迅速的行动。但在这一案例中，美国仍未派出地面部队进行干预，而是联合北约其他成员国以及科索沃解放军（Kosovo Liberation Army，KLA），致力于在最短的时间内击败塞尔维亚人。［101］事实再一次令美国的愿望落空，尤其是南斯拉夫政府坚持了两个月后仍拒绝妥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北约不得不以出动地面武装为威胁，迫使米罗舍维奇投降。［102］实际上，无论是白宫还是五角大楼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对运用地面部队进行干预抱持极为犹豫的态度，直到1999年5月，克林顿才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宣称“军事选项已经被摆到桌面上来”。［103］结果是，米罗舍维奇此时才被迫同意放弃塞尔维亚对于科索沃的控制。［104］

与克林顿政府在海外干涉方面的迟疑与审慎相比，布什政府上台后则在这方面完全逆转。以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为标志，布什时期美国的海外干涉达到后冷战时代的顶峰。［105］在9·11事件发生后，布什政府立即在阿富汗采取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美国在海外干涉问题上开始产生全然不同的、更具进攻性特征的态度及其相应手段。正如布什于2001年9月20日在国会发表的专门演说“任何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都将被美国视为敌人”。［106］在实践中，的确在人员伤亡等问题上表现出了远比克林顿时期更大的容忍度，尤其是特种部队往往承担着更大的风险。［107］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使得阿富汗塔利班在当年11月即被摧毁，由此给以本·拉登（Bin Laden）为首的基地组织造成不小的打击。

在伊拉克问题上，布什刚上任便对克林顿未能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推翻表达了批评，而9·11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则为美国入侵伊拉克提供了口实。在2002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布什便将伊拉克与伊朗及朝鲜并称为“邪恶轴心”（axis of evil），充分暗示了美国可能会对伊拉克采取先发制人式打击的意图。［108］后来，白宫又于当年9月发布一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声称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主要有两类：一是恐怖主义，二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的扩散，后者已经成为个别“流氓国家”支持恐怖主义的重要武器。［109］显然，这一指控的目的就是为发动伊拉克战争进行舆论准备。当2003年3月伊拉克战争最终爆发时，美国的地面作战部队全力出动，与此同时，军费开支也由2002年的3 340亿美元猛增至2004年的4 000亿美元。［110］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布什政府在海外干涉方面的动机、行为模式与目标都与克林顿时期全然不同，而归根到底，这是由国内社会联盟的利益诉求决定的。

4.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

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走向瓦解，连同两党在对外战略选择上出现“两极化”的最重要表现，就是其在对待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态度上出现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正如前文多次论及的，由于国际体系的两极结构随苏联解体不复存在，加之社会联盟利益诉求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存在的内在张力愈发深化，代表不同社会力量的民主党与共和党在美国对外战略认知上的分歧和冲突遂成为压倒性的国内政治过程模式：在民主党看来，冷战的结束使美国拥有了进行战略收缩、优先解决国内问题的契机，应以突出多边合作和国际制度的方式低成本地维持霸权地位；而在共和党看来，冷战的结束则意味着美国可以进一步稳固甚至扩大自身的地位和优势，因此维护霸权的最好方式就是突出美国的军事力量，摆脱国际制度和多边主义的束缚，进一步拓展美国的全球利益。基于此，在对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态度问题上，民主党相应地更为积极，而共和党则反之。本节将依旧从政治、安全和经济三大领域入手，对这一问题进行简要总结。

首先，在政治领域，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态度在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时期出现了极为显著的分化甚至矛盾。克林顿时期，美国与联合国在诸如人道主义干涉等问题上产生了比较大的共识。整个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的对外干预行动达到历史顶点，而美国在此期间也更愿意以联合国的名义采取行动。从直接原因来看，这一局面的形成源于美国与联合国之间的相互支持，而从更深层次讲，则是由于民主党在冷战后的战略选择偏好使之得以从与联合国的合作中获取现实利益，从而根本上服务于其以国内政策议程为首要的大战略设计。例如，按照欧内斯特·埃文斯（Ernest Evans）的观点，苏联的解体使得领导世界的责任完全归属于美国，因此美国无法回避这种国际责任。然而，单凭美国自身的实力无法有效维持世界和平与繁荣，只有通过联合国这样的多边组织，美国的领导力才能有效发挥出来，同时也可以更好地维护美国自身的国家利益。［111］又如，在理查德·加德纳（Richard Gardner）看来，21世纪的世界究竟是充满友好还是满布敌意，取决于美国能否通过国际组织及多边外交推进自身国家利益。面对诸多全球性挑战，美国必须和欧洲、日本以及发展中世界共同分担责任，才能让世界变得更和平、更繁荣。［112］

然而到21世纪初，随着共和党人布什入主白宫以及随之而来的9·11恐怖主义事件，美国对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的态度骤然降至二战结束以来的冰点。正如前文曾反复提到的，布什政府不仅公然拒绝加入《京都议定书》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且在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战争的过程中也完全无视联合国的存在，其单边主义行径引发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甚至自身盟友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国家的反对。因此，美国在上述两个时期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表现出的截然相反的态度至少表明，冷战后美国在政治上对待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态度一直处于“不确定期”。

其次，在安全领域，克林顿政府和布什政府同样表现出了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通过北约东扩等安全战略上的设计，使得盟友得以在军事行动上加强与美方的协调，共同分担美国的责任与义务，这是一种典型的多边主义做法。然而，9·11事件后，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安全理念突出了美国单方面解决国际安全问题的转向，尤其是布什政府在大多数盟友的强烈反对下执意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做法，使得美国与德国和法国等欧洲盟友的关系一度蒙上一层阴影。

第三，在经济领域，由于克林顿以“新民主党人”自居，加之20世纪90年代共和党在国会中居于多数地位的政治现实，连同克林顿政府力图吸引“阳光地带”选票的政治意图，美国在WTO等多边贸易框架下取得重要的发展成果，尤其是乌拉圭回合谈判的成功使全球贸易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然而到了布什时期，由于倾向保护主义的民主党人逐渐开始成为国会中的主要势力，以及国际上开始形成贸易保护主义回潮的大环境，美国对于多边性经济合作的热情明显下降，尤其是多哈回合的逡巡不前，成为布什时期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挫折”。

总之，冷战结束后，美国国内在对待国际制度与多边合作的态度上，出现了明显的以党派划线的差异化特点：一方面，民主党人在除经贸以外的其他所有领域均对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抱有较高的热情；另一方面，共和党人仅对多边性国际贸易谈判抱有一定的积极性，而在政治和安全等领域开始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单边主义特征。正如本书理论所阐释的，上述差异和矛盾植根于美国国内社会联盟格局及其利益诉求在冷战后出现的新变化，因而是一种相对长期的发展趋势积累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