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国家全球价值链长度测算研究

叶　明

一、引　　言

世界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全球化进程大大加快，全球经济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外国直接投资迅猛发展，使得国际间的商业活动越来越无国界；另一方面，在国际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全球产业链的变革，使得中间产品交易变得异常频繁。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生产工序不断增加，生产链条逐渐拉长，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分别在多个国家进行生产，形成“全球价值链”。国际贸易的内涵和外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二战结束后初期的货物的跨境流动。其中一个巨大的变化包含拉伸了贸易链在全球的长度并增强了各个国家在垂直贸易链中的关联性，使得每个国家在产品制造特定的阶段扮演专门的角色。基于这种增长的事实，在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的贸易量增加了将近15倍，这种增长速度几乎是产出增长的2倍。对于许多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而言，如何有效融入全球价值链对它们的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另据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的2013年《全球价值链和发展》报告显示，金砖国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确立了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中国通过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吸引外资，促进了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印度则利用语言和人力资源成本优势发展软件服务外包，成为“世界办公室”。俄罗斯、巴西和南非充分发挥资源和能源优势，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能源、资源和原材料的供应者和世界上最有潜力的市场提供者。过去金砖国家以原料和加工出口为主，在技术、市场组织、营销渠道、品牌等等下游产业均处于劣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发展中国家生产、发达国家消费”的模式正在被打破。近几年来，随着新兴经济体经济发展放缓，有些金砖国家的经济发展也遇到了各自的问题。中国经济面临结构转型与产业升级，巴西、俄罗斯和南非则由于油价和大宗商品价格下跌而陷入经济衰退。如果能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对金砖国家经贸合作进一步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五国之间的贸易结构和产业间的联系，因而可以对中国的经济与外交战略提供更加清晰的技术支持。

相关的国际组织和机构首先对国际贸易中的增加值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比较早的机构有日本贸易振兴机构（The Institute of Developing Economies-Japan External Trade Organization，IDE-JETRO），该机构比较早地测算出了国家间投入产出矩阵，后来该机构进一步跟世界贸易组织（WTO）合作开始推动贸易中的增加值测算工作。随后，WTO启动了“世界制造”的倡议，该倡议旨在提高公共意识和深化全球价值链的影响。随后，该倡议得到了多个国际机构的响应，经合组织（OECD）与WTO合作全面评估了贸易中增加值贸易情况，同时开始编制国家间投入产出表数据库用于测算国家间增加值贸易的状况，该研究活动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TiVA，Trade in Value-added）的研究。除此之外，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也该项目的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全球价值链具体分布的测算方面，目前已有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提出了多种测算方法和指标来评估国家或者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作用。其中比较早期的研究垂直专业化分工的问题呢，有学者系统性地描述了生产链条的复杂性和构成，并分析了某些具体产品比如ipod，飞机或者汽车等。比如加里等人（Gary Gereffi，Timothy Sturgeon，John Humphrey，1990—2008）等具体分析ipod的价值构成，辛等人（Xing and Detert，2010）在公司层面进行的案例研究等。赫梅尔斯等人（Hummels，Ishii，and Yi，2001，以下简称HIY）在这个领域中最先引入了投入产出表作为测算的工具，同时他们提出了一个国家参与垂直专业化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利用中间产品来制造出口产品，另一种是出口其他国家用来制造出口产品的中间产品。HIY（2001）提出了一种从进口方面来测算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指标，VS指数，指的是出口品种进口品所占的份额；同时提出了从出口方面来测算垂直专业化程度的指标，VS1指数，指的是第三国用于制造最终产品的该国中间产品的份额。多丁等人（Daudin et al.，2011）指出在VS1指数中存在一个特殊的部分，也就是该部分被第三国用于制造最终产品但是最后转运回国内部分，他把这部分称作VS1指数。约翰逊等人（Johnson＆Noguera，2012）定义了一种测算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新指标，称作VAX率，指的是在国内产生的增加值出口并最终被他国吸收所占总出口额的份额。王等人（Koopman，Wang，and Wei，2014）最终在出口商品的分解工作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提出了一套整体的数学框架用于分解出口品，在这套分析框架中可以将出口产品分解成国内和国外两个大部分，从而按最终归属地进一步分解。同时在此分解框架中可以很方便地推导出上述各个指数。

此外，除了全球价值链增加值联系的强度外，由于不同产业参与供应链的复杂程度增加，需要对产业参与供应链的“长度”进行度量。迪茨巴彻（Dietzenbacher，2005）首先提出了对这种长度进行估计的方法，称之为平均传播长度（APL）模型。该模型可以测量供应链的复杂度，包括了前向和后向两种方法。通过比较跨境供应链的长度，我们可以识别一个国家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随后迪茨巴彻、罗梅罗（Dietzenbacher，Romero，2007）应用该方法对国际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分析，主要使用了1985年欧盟的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对欧洲的经济联系进行了分析。研究者（Inomata，2008a，2008b）使用的是亚洲1990年、1995年、2000年国家间投入产出表应用该方法对亚洲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进行了分析，说明了东亚国家在区域价值链中对应位置的变迁。安特拉姆等人（Antras et al.，2012）提出了一种产品“上游距离”的概念，用于测量产品从最初的生产投入直到最终消费者所经历的生产阶段的加权平均数。研究者（De Backer and Miroudot，2012）在随后的研究中使用了OECD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该数据库涵盖了56个国家，对全球情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距离对最终需求”指数。研究者（Diakantoni and Escaith，2012）对APL模型对贸易政策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支出由于产品生产过程的随便化以及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到生产过程中，中间商品的跨境贸易也越来越多，因此贸易量会对一个国家的贸易政策越来越敏感。在国际生产网络中贸易保护主义的损害比简单的一国生产或者几国生产的情况要大得多。米勒等人（Miller＆Temurshoev，2013）则同时提出了产品“上游距离”和“下游距离”两种概念同时标定产业在产业链中的位置。上述很多研究均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做出比较详尽的分析。但是在所提出的测算指标中，还是缺乏从产业增加值角度进行的详细测算。

本文的目的也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也就是从增加值传播的角度出发，对投入产出表中产业的传播距离和联系进行标定和测算，同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对产业与产业之间的链接关系试图进行可视化分析，进而进一步说明目前全球价值的分布状态，同时文中主要以金砖国家的数据作为样本来分析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各自所处的地位以及金砖国家内部产业链的联系情况。

二、方法概述

文中所用的方法基础源自于列昂节夫（Leontief，1936）提出了投入产出分析。投入产出表给出了各个行业之间的总产出与中间品投入之间的关系，根据这种联系我们就可以追踪一个单位产品产出的各个生产阶段。这样当每个产业的总产出以及关联的最终需求已知时，增加值的产生和贸易就可以根据该产业的总产出与增加值率相乘得到。

在一个IO表中，一个产业的总产出等于中间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总和：

这里，X是N×1维的总产出向量，Y是N×1维的最终需求向量，并有A是N×N维投入产出矩阵。

通过对上式进行变形，可以得到：

这里的B矩阵是一个N×N维的方阵，也称作列昂节夫逆矩阵，表示某产业增加一个单位的最终需求时，其他产业产出增加的最终需求矩阵。根据上式中变换的一般性假设，矩阵B可以写成矩阵A的幂级数形式：

这样公式（2）中所表现的最终需求对总产出的影响可以被解释为公式（3）中直接需求的叠加的形式。最初始的影响是最终需求Y自身被生产制造出来，为了生产这些额外的产出则需要额外的中间产品，也是第1轮的生产产出AY；接下来在第二轮的影响中，为了生第1轮的额外产出AY，则要投入额外的中间产品A 2Y的投入，以此类推直到无限轮次。这样最终需求Y对产出的总影响则是每一轮产出的加总（A 2＋A 3＋…）Y。

在IO表中，我们定义V为一个1×N维的直接增加值系数向量，那么向量V中的每一个元素表示总产出中直接增加值的份额，该份额等于1减去中间投入品的份额：

这里，u是一个1×N的单位向量，同时向量V中每个元素也就是直接增加值系数可以改写为：

这里va j是产业j的直接增加值。

这样我们可以定义总的增加值系数矩阵（VB）如下：

注意，上述向量中的每个元素等于1，构成了一个单位向量。下面我们再结合产业的增加值和最终品消费可对增加值的消费情况进行进一步分解：

上式矩阵中的各个元素标明了每个产业的最终消费所包含的各个产业增加值的额度，每个元素分布表示该增加值额度的来源产业以及最终的去向。在该矩阵中，沿着矩阵行的方向表示该产业增加值最终的去向，也就是说被其他产业吸收的情况。这样，将矩阵中第i行加总我们就可以得到投入产出表中第i个产业所创造的所有增加值，换句话说也就是该产业所创造的GDP数量，写成数学表达如下：

同时，同样是在上述矩阵中，沿着矩阵列的方向表示对于某产业最终消费品中每个产业增加值的来源情况。这样将矩阵中第j列加总我们可以得到第j个产业的最终消费额，数学表达如下：

这两种不同方式分解增加价值和最终产品生产在经济分析中具有各自的经济解释和因而不同的角色。具体而言，沿着矩阵行的分解给出了该产业部门所创造的增加值被其他部分吸收的情况，它横跨所有的下游产业，因而是从供给的角度看的增加值的前向联系。沿着矩阵列的分解给出了该产业部门最终消费中所包含的其他部门的增加值情况，它横跨了该产业对应的所有上游产业，因而是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增加值的后向联系。

2.1　产业增加值传播的上/下游距离

在本节中，我们将从增加值传播的角度来重新定义产业部分的上/下游距离，上一小节中我们已经对增加值在前向和后向的传播与分解进行了界定，根据上一小节的公式（8）和（9）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数学表达：

在具体的IO表中，可以用矩阵形式表达来重新改写上式：

这里，μ表示一个单位向量，文中我们定义运算符/为矩阵或者向量中对应的元素除运算。

同样，我们可以对公式（12）和公式（13）的幂级数的表达方式给予经济上的解释。在公式（12）中，公式的第一项是产业最终需求中增加值的份额，第二项表示在第1轮制造过程之后所产生的中间品进入制造过程所附带的增加值份额，其他项目则表示在第2轮以及随后轮次的制造过程之后所产生的中间产品进入制造过程附带增加值的份额。同样，在公式（13）中，公式的第一项表示初始投入的增加值份额，公式的第二项表示在投入之后所拉动的第1轮的中间产品生产中的增加值份额，其他项目则表示所拉动的第2轮以及随后轮次的中间产品生产中的增加值份额情况（Miller and Temurshoev，2013）。

由于公式（12）和公式（13）中各个元素的和为1，因此可以用来构建增加值传播长度的权重，因为我们可以得到从增加值传播的角度来定义的产业的上/下游距离：

定义1：产业下游距离：

指标D给出了产业从初始的增加值到最终消费中之间所要经历的平均生产阶段。换句话说，它可以测算出从增加值传播的角度上来看产业总的向后连接长度，该指标可以标定一个产业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位置。比如D越大，则表示该产业处于上游产业，也就意味着该产业的增加值需要经历很多个生产阶段才能到达最终的消费者；反之，D越小则表示该产业处于下游产业，该产业的增加值经历很少的生产阶段就可以直接被消费者消费掉。

定义2：产业上游距离：

指标U给出了增加值需要经历的平均生产阶段才能到达某个特定的产业消费的测度，该测度同时是以增加值的份额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值。换句话说，该指标标定了产业的向前连接长度。与指标D类似，指标U也可以用来考证一个产业在生产链中所处的位置。这里请注意，U越大则表示增加值在对于该产业的投入过程中（直接或者间接）要经历更多的生产阶段才能进入该产业最终品的生产和消费中，因此说明该产业往往处于生产链的下游。相反，如果这个指标越小，则表示该产业最终产品的生产需要更多的初级投入，同时也意味着该产业处在生产链相对上游的位置。

综上所述，指标D反映出产业增加值在到达最终消费前所要经历的生产阶段的平均数目，指标U则反映出作为增加值投入到某产业最终品生产中所要经历生产阶段的平均数目。因此在极端情况下，例如某产业只生产最终产品，那么该产业指标D则等于1。如果该产业不仅生产最终消费品，同时也生产其他产业所需要的中间产品，那么该产业的指标D则会大于1，而具体的大小取决于该产业增加值在最终品生产与中间品生产投入的比例。同样的原理，如果某产业不需要任何其他产业进行投入，则该产业的U指标等于1。该产业所需要的中间投入环节越多，U指标越大。因此上述两个指标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考察增加值在商品生产的传播路径。

在上述的数学定义中，矩阵表达式0I＋1A＋2A 2＋…＝B 2－B是在IO表中产业与产业间的基础连接矩阵，它可以用来表示一个产业的增加值投入到另外一个产业生产中所要经历的传播长度，该矩阵类似于APL距离（Dietzenbacher et al.2005，2007）。所以，我们可以用公式（B 2－B）/B来表示不同产业之间的平均连接距离。同时，我们根据上/下游距离的公式定义可以看到，该距离均是产业间连接距离的加权平均和。其中下游距离是以向量V∧/VA为权重的加权平均，上游距离是以向量V为权重的加权平均。同时，指标（B 2－B）/B也可以表示为一个产业经历多少生产阶段从而影响另外一个产业。本节下面将会利用该指标来测算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连接结构的情况。

2.2　传播距离的分解

上述表达的距离概念可以拓展到国际间投入产出表（ICIO table）模型中（这里我们假设在ICIO表中有G个国家和N个产业部门），在ICIO表中，距离D和U有类似的定义，但同时也能衍生出一些新的概念。

在ICIO模型中，类似于单国表模型，总产出、增加值消费分解矩阵可以有如下的表达方式：

这里，在G国N产业的情况下，矩阵A和B均是GN×GN矩阵。A sr是N×N分块投入产出系数矩阵。Bsr是N×N的分块列昂节夫逆矩阵，表示国家r的最终需求增加1个单位而引起的国家s各个产业产出的增加量。表示国家s的直接增加值系数。Xsr是N×1总产出向量表示国家s的总产出被国家r吸收的部分。Ysr也是N×1的向量表示国家s的最终产品被国家r消费的部分，这样便可以得到也是一个N×1向量表示国家s的最终消费全球总的消费量。

在ICIO模型中，我们有：

同时，也可以得到以下公式：

这样，与公式（7）类似，在ICIO模型中，我们可以根据公式（18）将增加值的上/下游传播距离分解成国内和国际两个部分，我们从分解矩阵B来开始这个距离的分解过程：

由于L ii，A is和Bsi≥0，这样Bii－L ii≥0。Bii是国家i的总需求矩阵，表示国家i增加1个单位的最终需求而该国产业产出的增加量，L ii表示国内最终需求矩阵，指的是增加1个单位的最终需求而引起该国产业国内中间产品的增加量。这样Bii－L ii则表示增加1个单位的最终需求所引起的通过贸易而增加的中间产品的产出增加量。这样我们便可以将矩阵B 2分解如下形式：

根据公式（21），矩阵B 2则可以被分解成如下子项，在i＝j的情况下，公式中的第一项表示增加值仅在国内传播的部分，其他项目则表示增加值通过第三国然后再回到国内的传播部分，该部分可以认为是增加值的国外传播部分。在i≠j的情况下，公式中的第一项表示增加值以中间产品的形式作为投入先在国内传播然后再传播到国外，第二项表示增加值直接传播到国外然后再在他国传播，其他子项表示增加值通过第三国传播。根据这样的分解框架，前文中距离定义1和2则可以被分解成国内和国外两个部分。

首先，记B d＝L 2，以及B 2＝B d＋B f。

定义3：在ICIO表中的下游距离可以记为：

指标可以表示增加值下游距离的国内部分。这个指标表示增加值在达到最终消费者之前所经历的国内传播阶段。同样，指标D f＝则表示增加至下游距离的国外传播部分。

定义4：在ICIO表中的上游距离可以记为：U＝V B 2＝V（B d＋B f）＝V B d＋V B f（2 3）

与下游距离的分解概念类似，指标U d＝VB d表示增加值从产生到进入某产业最终产品制造所经历的生产阶段在国内传播的长度，也就是产业上游距离的国内部分，指标U f＝VB f则表示该距离的国外传播长度。

三、数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

本文中的全球价值链指标是根据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中的数据计算的。该数据库真正做到了从全球视角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分析，详述了各个行业、各个国家间的交易情况。相比之下，之前的研究通常使用的是有限国家，甚至是单一国家的投入产出数据，从而只反映出了全球价值链的部分实情。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是首个公开的数据库，它包含这些趋势的新信息并对分裂后果进行分析。例如劳动力市场中技术需求模型的变动、地方空气污染物的排放。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提供了涵盖全球40个国家的世界投入产出表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模型。这些投入产出表是基于官方公布的投入产出表、国民账户以及国际贸易统计建立起的清晰概念框架。此外，WIOD还提供工业中关于劳动力、资本投入以及污染指标的数据，同时可扩大应用范围。

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是对国家投入产出表这一相同概念的延伸。国家投入产出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依据产品的来源采用了损坏的产品。每个产品由国内工业部门或国外工业部门生产。与国家投入产出表不同的是，该信息在WIOT中有明确说明。对于A国而言，无论是充当中间物还是最终被使用，产品流动都会分成国产或进口两类。另外，WIOT表明该产品由国外工业部门生产。图1中WIOT示意图可以说明这一点。

图1　三个地区的世界投入产出表（WIOT）示意图

图1所示的是三个地区的简单案例：A国、B国以及世界其他地区。WIOD将40个国家和世界其他国家区分开，但基本要点保持相同。每个国家在横排上分为两个独立框。一个表示来自国内，另一个表示来自国外。

该数据库涵盖了27个欧盟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13个主要国家在1995年到2011年期间的情况。在本文中，我们将27个欧盟国家合并为一个整体。然而，该数据库中不包含南非，因而本文没有对南非的价值链特点进行分析。

四、分析结果

4.1　上/下游距离：对比金砖国家和发达国家，一个国家处于价值链的什么位置

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位于上游或是下游取决于专业化水平。上游国家生产整个生产过程初期所需的原料或无形产品，而下游国家对产品进行组装或专做服务业。最终需求和各国的距离平均值由各个国家对各行业的产出比重进行加权处理。图2所示的是发达国家和金砖国家上/下游距离加权平均的情况。

图2　上/下游加权平均距离

首先我们发现，全世界产业从产业生产的初始阶段到最终需求的总距离在这些年间在增加，特别是2005年到2011年间。这可以通过全球价值链和业务外包现象的整体增加进行解释。对相同投入的生产进行外包时，其附加值便回到提供中间投入的行业中，最终需求距离就拉大。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而言，它们的最终需求距离在1995年到2011年间有所下降（如美国），欧盟的距离则保持平稳。图中美国和欧盟的下游距离最低，这表明在其总产出中最终产出的比重相对较大，与全球其他国家的中间投入供应关系关联较少。而日本的距离自2005年起开始增加，这表明日本的中间投入比重有所增加。在该图中，中国的上游距离提升最为明显。较高的指数表示现在的中国更集中于价值链初级阶段的投入生产。俄罗斯的距离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增加，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贸易中石油和天然气这样的自然资源出口量增加。对于像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其他金砖国家而言，几乎没有明显的变化。

图2也突出了1995年至2011年间各国价值链平均长度的增加。就像下游长度，整个世界范围内的全球价值链长度也得到了增加，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欧盟的长度在这些年中保持稳定，然而其他发达国家（如美国）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却有所缩短，这可通过这些国家中一些产业转移到其他国家来解释。美国和欧盟的上游距离也是最低的，这表明其行业投入的附加值比重相对较大，与其他国家的中间投入关系关联更少。日本的上游距离自2005年起开始增加。中国这些年的生产长度明显增加，这表明中国大规模深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也意味着在中国的各个部门生产阶段中，这些部门投入了更多的中间商品或是吸收了更多的国外附加值。然而其他金砖国家（如俄罗斯和巴西）的全球价值链长度在这些年中并没有变化。这表明与中国相比，其他金砖国家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分工十分有限。与此同时，我们注意到印度的上游距离自2006年起开始增加，这意味着印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局面开始改变。

图3所示的是国外上/下游的加权平均距离，并就该问题展示了不同的图片。就国外下游距离而言，所有这些国家的距离在这些年间都有所增加，特别是自2005年以来。俄罗斯的距离最长，这主要是因为上文中提到的俄罗斯向其他国家提供原材料和资源商品。与2004—2009年相比，中国的国外下游距离自2009年起似乎有所下降。该上游距离图与下游相似，但俄罗斯在国外部分的上游距离最短。对于大多数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而言，尽管其整个产品链长表现出稳定或缩短，国外部分在这些年中也表现出一定的增长，包括上/下游距离。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明显现象：中国的国内产品链距离非常长，这使得中国的整个上/下游距离明显长于其他国家。

图3　国外部分上/下游的加权平均距离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无论大多数国家的上/下游距离在这些年中是否增加了，全球价值链中的生产阶段都会增加。因此，附加值距离会更长。要进一步了解指数D和U，我们可以使用指数D/U（国外部分）来表示一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相对位置。图4为D/U结果。

图4清晰地展示了各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我们可以将这些国家分为3组。第1组有俄罗斯和巴西，因为这两个国家主要通过提供原料和资源商品的方式来参与国际分工，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通常相对较高。第2组包括若干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些国家通常提供全球分工生产过程初期的无形产品、高附加值产品等。第3组是中国和印度，两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对加工产品进行组装或是提供低附加值产品。就中国而言，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这些年中有所上升，但自2009年起似乎有所下降。

图4　指数D/U的曲线图

4.2　上/下游距离：中国部门分析结果

图5和图6所示的是1995—2011年期间中国各个部门上/下游距离的水平图，其中包括整体距离和国外部分。在这两个图中各个行业根据2011年的表现排名进行排列。

在整个下游距离中，我们可以看到最上游的前3个部门均为资源部门，包括第2部门（采矿与采石），第17部门（供电、供气和供水）以及第8部门（焦炭、精炼石油和核燃料）。但在国外，这些资源部门则成了运输部门（第24和25部门）以及第10部门（橡胶和塑料）。中国的第9部门（化学品和化学产品）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重要部门，也是上游部门，其下游距离在这一期间有所扩大，国外也出现了相同的局面。此外，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其他的重要部门有第5部门（皮革制品，皮革与鞋类）以及第16部门（制造、Nec；回收利用），均为全球价值链中处于相对下游的部门。而就第5部门而言，整体下游距离在这一时期从1.8扩大至将近2.3。第16部门的整体距离似乎更加稳定，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下游的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一个阶段在2005年之前，第16部门的下游距离相较于之前有所缩小，从2.1降到了1.8；另一个阶段在2005年之后，其距离从1.8扩大至2.15。而就国外的第16部门而言，该距离似乎在这些年中有所扩大。中国的另外两个重要部门是第4部门（纺织业与纺织品）和第14部门（电气与光学设备），这些部门在中国的整体下游距离中处于中等水平。就第4部门而言，我们可以看到该部门的距离变化相对较大，从2.1扩大至将近3。第14部门的平均下游距离将近2.4，但是自2005年起，其距离扩大超过了2.6。

图5　中国产业部门下游表现水平图

在整个上游距离中，上游距离最长的部门有第14部门（电气与光学设备）、第15部门（运输设备）、第10部门（橡胶与塑料）、第4部门（纺织业与纺织品）以及第5部门（皮革制品、皮革与鞋类）。这些部门的上游距离在这一时期内大幅扩大，从将近2.7到超过3。这意味着在这些部门中有更多的中间商品被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或者这些部门吸收了更多的国外附加值。这些部分对商品生产的阶段进行了延伸。上游距离最短的部门主要有服务业部门。第16部门（制造、Nec；回收利用）的上游距离在中国的上游距离中属于中等水平，在这些年中从2.5扩大至2.7并保持稳定，增速十分缓慢。在国外的距离中，从该图中可以看到情况有略微不同，第8部门（焦炭，精炼石油和核燃料）的国外上游距离较为显著。

图6　中国产业部门上游表现水平图

要进一步了解中国部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我们主要选取了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4个重要部门，有第4、5、14、16部门，并计算出国外部分指数D/U与其他发达国家对比。图7为不同部门的该指数线形图。

图7　各部门的指数D/U线形图

图7更全面地反映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各部门位置多元化的情况。对于大多数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中国部门而言，一方面这些部门（第4、5、16）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开始向下游移动，这一趋势自2005年起更加明显。特别是第16部门，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在这些年中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另一方面，一些占中国贸易比重最大的部门（以第14部门为代表）通常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包括更多的中间商品或国外附加值投入。与此同时，中国的价值链长度得到了延长。

4.3　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全球价值链联系网络

图8　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价值链网络

图8反映的是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部门间的联系情况，由于图形表现上的限制，这里不能一一标明具体产业名称。该图还说明了金砖国家与发达国家间价值链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价值链网络正在日趋复杂。1995年时，各国间的价值链较少，价值链的主要部分集中在中国的第4（纺织业和纺织品）部门、第5部门（皮革制品、皮革与鞋类），俄罗斯的第12部门（基本金属和金属制品）以及印度的第11部门（其他非金属矿）。2000年时，中国的第14部门（电气与光学设备）进入了全球价值链。中国第5部门的作用在该价值链中的重要性有所下降。其他金砖国家的各个部门开始出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如俄罗斯的第2部门（采矿与采石），巴西的第6部门（木材、木材与软木产品）与第12部门以及印度的第16部门（制造、Nec；回收利用）。2008年时，价值链中的大多数部分连成了整体。在图中，中国的第14部门开始与其“世界工厂”的称呼名副其实。该部门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多个部门有着联系，包括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同年，金砖国家的一些服务业部门开始进入全球价值链，比如中国的第25部门（航空运输）和印度的第30部门（M＆Eq租赁与其他商业活动）。这一现象自2005年前后出现在金砖国家的价值链中。2009年时，由于金融危机和贸易下滑，全球价值链中的联系有所减少。这表明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往往会选择转向了国内供应商和销售商。

金砖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有所不同。中国一开始是通过第4部门和第5部门的纺织业和皮革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自2000年起则通过第14部门的电子设备生产参与全球价值链。近些年来，中国的服务业部门（如第25部门）开始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这是出现在中国的新现象。

俄罗斯和巴西主要向发达国家供应原始资源。大多数俄罗斯的资源供应给了欧盟；大多数巴西的资源则供应给了美国。对于俄罗斯而言，其是通过第2部门和第12部门的生产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巴西则是通过第2部门和第6部门的生产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的。

印度通过提供原始资源和服务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在2000年之前，印度通过第11部门的生产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并通过第16部门的生产进行了转型。和中国一样，印度的服务业部门（第30部门）近年来也参与到了全球价值链中。因此，我们发现金砖国家有越来越多的服务业部门开始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

五、结　束　语

过去20年中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深刻地重塑了世界经济。很多文献通过分析贸易构成和连接构成提出了各自的研究分析工具，进而从全球价值链角度对贸易的理解得到了极大加深。然而这些影响的规模和方向，特别是对于金砖国家而言，还没有完全弄清楚。这是因为关于全球价值链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其对于国家经济状况的影响知之甚少。因此，本文设计出了一些指标以帮助金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评估其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

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可以影响各国在全球价值链中获取的价值。对于俄罗斯、印度和巴西而言，这些国家只是通过向发达国家提供原始资源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本文发现一个新现象：一些金砖国家的服务业部门自2000年起开始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这对日后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总之，对比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发展，其他金砖国家并未完全参与到世界范围的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进程以及其中的政策导向可以作为经验提供给其他金砖国家。

尽管金砖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在近年得到了深刻发展，但金砖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却远远地落在政治联系之后。分析结果表明：除了中国，其他金砖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初级阶段，金砖国家间的全球价值链联系极为缺乏。其他一些研究表明：成功的新兴经济体已经更加集中于中间投入、发展其技术和要素禀赋。这可以从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中看出。因此，金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寻求更多、更优的政策证据来研究如何优化其在国际生产网络中的位置。在本文中，我们希望帮助金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评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探究何种政策最有益于金砖国家间经济关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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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明：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