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天骄
一、俄罗斯“东向”能源出口战略的背景及理论回顾
“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对俄罗斯在欧洲的传统能源权力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并直接推动了俄罗斯能源出口重心的东移。[1]2014年2月，俄罗斯能源部发布了《2035年能源战略草案》，预测到2034年俄罗斯将把所产原油的32%和天然气的31%输往亚太，对亚太的能源出口将占到总出口量的23%。[2]2014年5月和11月，中俄先后签署为期30年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和《西线天然气供气协议》。中国也将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买家。俄罗斯总统普京则表示，西方对俄制裁正在推动俄罗斯加快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尤其是与中国的关系，中俄事实上的能源战略同盟对俄罗斯绝对是利好。[3]
“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的双重冲击看似是推动俄罗斯能源出口向东转移的起点。但事实上自从普京上台以来，俄罗斯就将能源战略作为实用主义外交原则的抓手，并从2008年以来逐步推行“东向”能源战略。石油这一特殊的战略武器已经与俄罗斯联邦的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十多年来纵横捭阖的俄罗斯能源外交。通过能源工业国有化，发布并实施《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俄罗斯联邦203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以及《2035年能源战略草案》，普京正在积极打造一个全新的“全球能源超级大国”。在俄罗斯领导人眼里，石油不仅是出口换汇的商品，同时还是推行其对外政策的重要手段。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俄罗斯能源问题专家菲奥纳·希尔女士评价说：“石油是俄罗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之一，它同核武器一道构成了俄罗斯谋取国家政治和经济影响的‘两个拳头’。”[4]而随着俄罗斯日益加强“东向”能源出口，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也成为俄罗斯以及中、日、韩等国所关心的热点话题。
国内学界对于俄罗斯能源外交及东北亚能源共同体建设方面的论著颇丰：系统著作方面，主要包括郑羽、蒋明君主编的《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政治、经济、外交三卷）以及冯绍雷、相蓝欣主编的《转型中的俄罗斯外交》（包括政治改革、大国周边关系、经济转型、社会文化共五册丛书）。这两套著作主要结合转型时期以来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以百科全书式的阐述，分析了新时期俄罗斯的特点。但由于篇幅的关系，其中涉及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部分主要是从史料和数据的角度进行介绍。[5]
在专著方面，袁新华肯定了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利用能源出口为自己改善国内经济情况和赢得国际地位的外交战略。同时，作者指出俄罗斯能源外交通过立足独联体、兼顾欧亚市场，最终达到美国的“三环”能源外交特点。然而，考虑到经济转型、产业改革、金融投资、全球市场冲击等因素，俄罗斯能源出口也一直面临诸多挑战。[6]刁秀华则是以东北亚能源共同体为案例，聚焦于俄罗斯对亚太地区的能源外交情况。当前东北亚地区的能源需求巨大，但普遍存在能源安全问题，包括能源来源途径的不稳定以及“溢价”问题等。俄罗斯需要继续开拓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能源产业，进而推行其能源超级大国的战略。因此，在俄罗斯和中日韩等国在东北亚地区可以达成一个供求平衡。[7]
在论文成果方面，高淑琴、贾庆国梳理了俄罗斯能源外交学说的来源以及理论体系的发展，指出俄罗斯未来能源发展的巨大潜力和优势。[8]但以戚文海为代表的许多国内学者也对俄罗斯目前的能源工业发展表示担忧。[9]俄罗斯对于能源工业的极大依赖导致“石油人质”的情况很难被改变，同时又时刻面临着“石油炸弹”对俄罗斯经济的毁灭性打击的威胁。孙溯源、斯蒂芬·赫德兰同样分析了俄罗斯未来能源外交的弊病所在。[10]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区域合作无疑是一条有效途径。夏义善、徐海燕都认为，中俄之间的能源合作是确保供求双方能源安全的必由之路。[11]方婷婷提出俄罗斯能源“东向”发展的瓶颈与东北亚的能源需求成为能源共同体建设的基础。[12]与此持相同观点的还包括陆志恒、金京淑以及徐斌、黄少卿等。[13]由此，东北亚能源合作逐渐成为俄罗斯能源外交的重要一环。
俄罗斯缘何将油气出口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东方？国内学界对于俄罗斯能源外交以及东北亚能源合作的问题大多通过经济学的理论进行分析。能源作为特殊的战略商品很大程度上受到大国博弈和各种政治因素的影响，单一的经济学理论难以诠释俄罗斯加强“东向”能源战略的全部意图。俄罗斯在2000年初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进一步加强“东向”的能源战略，扩大能源出口及双边、多边合作并非单纯的基于经济和技术因素的考虑，地缘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俄罗斯“东向”能源战略的推行。琼·斯佩罗将这种国际关系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概括为：第一，政治制度框架决定利益分配；第二，对外政策的决定包括政治意图和经济利益的相互影响；第三，国际经济关系本身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国际贸易市场在很多方面受到政治因素的干预。[14]石油是可耗竭资源，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能源市场所反映的即是石油领域国家权力达到稳定状态的产物，这一稳定状态是利益相关的各方通过竞争、谈判、合作等方式在能源生产、交换、消费、分配问题上实现的暂时妥协。[15]通过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更加清晰地阐释俄罗斯近几年积极推动其“东向”能源战略的深层次原因。
二、俄罗斯“东向”能源外交的历史和现状分析
俄罗斯庞大的油气资源储量及生产、出口能力不仅成为其经济复兴的支点，而且使俄罗斯在新世纪的国际能源格局中占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普京执政后，俄罗斯联邦制定了国家长期能源战略，从而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广泛运用能源外交，使油气资源为俄罗斯的复兴带来极为有利的外部条件。俄罗斯能源外交的发展首先得益于其客观能源优势的保障。众所周知，俄罗斯是天然的能源大国，是世界油气储量最丰富的少数国家之一。[16]俄罗斯能源外交也极大地受益于“9·11”事件的爆发。一方面，普京积极利用反恐议题最大限度地改善了俄美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当时国际油价陡然飙升使得俄罗斯能源出口为联邦政府带来了巨额收益。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俄罗斯政府财政预算的37%来自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缴纳的税收。[17]2006年，俄罗斯政府财政预算的50%来自石油和天然气收入，油气对俄罗斯GDP的贡献率大约达到25%—30%。[18]正是得益于能源出口的扩大，21世纪以来，俄罗斯的GDP以平均7%的速度增长，到2007年已经达到1989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前的水平。较快的经济增长帮助俄罗斯实现经济复苏，成为冷战后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并因此跻身“金砖国家”的行列。此外，延续多年并常常是数额庞大的赤字变成了连续8年的稳定的盈余，联邦储备的建立和主权外债几乎在同一时间彻底的消失。石油美元大量流入，以至于中央银行持有的国际储备在2008年8月达到了5 966亿美元的最高峰。[19]最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连续执政使俄罗斯的能源战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很好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一方面，由于石油带来的繁荣和国民经济情况的改善，民众对普京的支持率居高不下。另一方面，以普京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外交战略和“铁腕”领导人的魅力也为新时期俄罗斯的复兴带来了希望。《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以及《俄罗斯联邦203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均明确指出，能源外交将作为促进俄罗斯经济复兴和维护地缘利益的关键手段。
然而，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又将俄罗斯打回原形。油价暴跌、卢布贬值使俄罗斯的石油工业遭受了巨大打击，国内经济和金融业陷入衰退。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危机以及西欧石油市场的急剧萎缩使得俄罗斯不得不在其能源战略上做出相应调整。还没等俄罗斯从经济危机中复苏，乌克兰事件的爆发和西方严厉的制裁使得俄罗斯在欧盟市场上的能源权力大幅削弱。相比之下，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许多东方国家受到此次经济危机的影响相对小一些，而整个亚太地区的能源需求却是与日俱增。为此，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其“东向”的能源外交与地区合作，在危机中寻求新的机遇。《俄罗斯联邦203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提到了未来俄罗斯对远东地区的能源政策，主要包括：面对远东地区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俄罗斯计划加大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另外，俄罗斯将进入该地区的液化天然气市场，进一步提高管道石油和管道天然气的出口比例。[20]最新发布的俄罗斯《2035年能源战略草案》进一步明确要加大对该地区国家的能源出口，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北亚国家在俄罗斯能源政策中的地位日益显著。
日本作为能源极度匮乏的大国，极其重视与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能源开发合作。长期以来，日本通过政府援助、低息贷款、“金元外交”，建立由政府牵头、日本企业加入的各种大型远东开发机构，以及定期组织大企业访俄团等多种方式开拓日俄能源贸易。目前，日本参与的项目有萨哈林-1号和萨哈林-2号的石油开发项目。其中，仅萨哈林-2号项目每年就为日本产出至少300万吨原油。自2003年起，日方又继续对萨哈林-2号的第二阶段项目投资超过100亿美元，与俄罗斯建立世界最大的天然气液化厂，年产量高达900多万吨。此后，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俄罗斯深受其害，为了寻求资金注入，普京在2009年访问日本期间主打能源牌。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国家公司和俄罗斯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就共同开发东西伯利亚两座油田达成协议，分别出资49%和51%成立合资公司。此外，双方就远东地区天然气项目还签署了一项谅解备忘录。俄罗斯已就投资开发储量为1.26万亿立方米的查岩迪斯科气田与三井物业公司展开洽谈。[21]福岛核泄漏事故爆发后，日本方面对俄罗斯出口的油气资源有了更大的需求。2013年俄罗斯石油公司与日本国际石油开发株式会社签署协议，将成立合资企业共同开发位于鄂霍次克海的马加丹-2号和马加丹-3号区块。[22]
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同样是当今世界上的能源消耗大国之一，能源消费高度依赖进口。2003年，韩国天然气公司总裁访俄，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签署协议，并讨论了建设输气管道的问题。2008年双方同意将合作协议延长至2013年。2004年，韩国总统卢武铉访问俄罗斯，双方就能源领域的合作签署多项协议，包括俄罗斯联盟集团跨行业控股公司与韩国三星财团签署的《哈巴罗夫斯克煤油厂现代化改造项目实施协议》。此外，双方还将共同投资开发位于鞑靼斯坦和勘察加半岛西部大陆架的油气资源。国际金融危机后，2009年8月7日《韩俄能源合作行动计划》正式签署。8月28日，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统远东特使维克托·伊沙耶夫与韩国总统李明博在首尔举行会晤。双方就能源资源的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及信息技术方面的合作达成了诸多共识。[23]2013年11月普京出席了“第六届韩俄商务对话”并签署了关于“能源·资源合作”的6项谅解备忘录。[24]
冷战结束以来，中俄关系经历了从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建设性伙伴关系到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发展进程。2001年，中俄两国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正式确立了两国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近年来，随着两国高层频繁互访以及经济领域展开的密切合作，双方对能源合作都寄予厚望。2001年，中俄两国总理签署了《中俄关于共同开展铺设中俄石油管道可行性研究的总协议》，随后计划在2003年开工建设“安大线”。然而，由于日本的介入使得中俄石油管道合作出现了一波三折的情况，也就是后来的所谓“安大线”、“安纳线”与“泰纳线”的石油管道风波问题。即便如此，“泰纳线”年输油量3 000万吨的能力对于中国来说仍然具有非同小可的意义。2011年1月1日，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中国支线已经投入运行，并在2015年成功输油达1 500万吨，成为中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工程。[25]除了石油管道的铺设之外，2008年10月28日，中俄总理第十三次定期会晤签署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罗斯管道运输公司关于斯科沃罗季诺至中俄边境原油管道建设与运营的原则协议》，标志着中俄石油合作进入法制化阶段。同样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后资金短缺的缘故，2009年初，两国又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俄罗斯石油公司通过石油抵押和供油偿还的方式从中国获得了总共250亿美元的长期贷款。从2011年至2030年，俄罗斯将按照每年1 500万吨的规模向中国管道供应总计约3亿吨的石油。[26]“乌克兰危机”爆发后，2014年5月和11月，中俄又先后签署为期30年的《东线供气购销合同》和《西线天然气供气协议》，中国也将超过德国成为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买家，中俄能源战略合作进一步深化。综上所述，俄罗斯近些年来在“东向”能源市场上收获颇丰，分别与中日韩三国达成了诸项具有实质性的合作协议。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俄罗斯“东向”能源出口持续加强。
三、俄罗斯加强“东向”能源外交的原因
20世纪末，普京提出的“新东方政策”拉开了俄罗斯欧亚平衡外交的序幕。而此后，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公布的《俄联邦21世纪发展亚太地区能源市场战略》的研究报告则进一步表明了俄罗斯能源战略积极“东向”的经济和战略意愿。该报告特别指出“亚太地区是21世纪上半叶俄罗斯最重要的地缘经济战略方向之一”，为此，“需要依靠开发西西伯利亚、东西伯利亚、萨哈自治共和国、鄂霍茨克海大陆架的后备油气资源，以便稳定地向亚太地区输出石油和天然气”。[27]俄罗斯能源部2008年制定的《俄罗斯联邦203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则是建立在2003年批准的《俄罗斯联邦2020年前能源发展战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强调亚太地区的能源战略将占据重要位置，与亚太国家的能源合作受到了空前的重视。预计到2020年俄罗斯向亚太地区的石油出口额占其石油出口总额的30%，而在天然气方面，将由目前的几乎为零增加到2030年向中国出口380亿立方米，以及向韩国出口120亿立方米。[28]2014年2月，俄罗斯能源部发布了《2035年能源战略草案》，预测到2034年俄罗斯将把所产原油的32%和天然气的31%输往亚太，对亚太的能源出口将占到总出口量的23%。[29]
除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直接经济打击，近几年一系列地缘政治事件使得俄罗斯在西方倍受挫折。俄罗斯同格鲁吉亚的冲突演变为一场全球聚焦的地区性战争。虽然最终以俄罗斯的胜利告终，但俄罗斯也不得不接受其地缘利益受到北约步步蚕食的现实。此后不久，俄罗斯与乌克兰上演“斗气”风波。而2014年“乌克兰危机”的爆发使得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彻底闹僵。而随着近几年“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局势的持续恶化，各方围绕中东问题的矛盾使得俄罗斯难以在短期内找到与西方修复关系的机会。显然，俄罗斯是在与西方关系陷入低谷而欧盟的能源市场又日趋萎缩的背景下加强了“东向”的能源战略。这与当年在普京提出的欧亚平衡外交的基础上，推行“东向”能源战略极为相似，即每当俄罗斯在西方受挫时，其能源外交的重心就会转移到东方这一边。
国内学界深入分析了俄罗斯的大西洋主义、斯拉夫主义和欧亚主义三大文明流派的形成和影响。[30]生硬地将俄罗斯定义为任何一类国家，将其文明划定属于欧洲或亚洲文明都有一定的局限性。俄罗斯国家如何定位以及其文化属性为何，既要考虑俄罗斯的地缘、文化、宗教及政治经济制度等内在因素，还需要考虑动态的时代因素。在沙俄时代，俄罗斯可以说是一个“准西方国家”，苏联时期的俄罗斯更多表现为一个“东方国家”，而新俄罗斯则更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东西方国家”。[31]其实，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热爱自己的祖国，只是斯拉夫派把它当作母亲，而西方派把它当作孩子。对母亲当然要维护，对孩子则是要教化。正因为如此，赫尔岑说：“我们有同样的爱，只是方式不一样。我们像阿诺斯或是双头鹰，朝着不同的方向，但跳动的心脏却是一个。”[32]如果说大西洋主义和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历史传统上的两种极端，那么独特的、混合型的欧亚文明主义是更为折中和平衡的表现形式。欧亚派认为俄罗斯是“东方与西方的媒介”，是两个世界的联结点而非分界线。俄罗斯应当充分发挥其贯穿欧亚大陆的地缘优势，同时吸取东西方文明的先进成果，从而创造出独一无二的俄罗斯。显然，欧亚主义的思想对普京的实用主义外交影响很大。
事实证明，叶利钦时期，亲西方的大西洋主义战略并没有为俄罗斯带来理想中的好处。当俄罗斯急切的想融入西方的时候，西方却对俄罗斯充满着犹疑和敌意，它们并不急于让俄罗斯融入西方大家庭，更不希望俄罗斯成为西方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而是向俄罗斯提出各种条件，在地缘上围堵它，在军事上削弱它，在经济上控制它，在文化上融化它。在俄罗斯的一厢情愿遭受到挫败的情况下，普京开始提出“新东方政策”和欧亚平衡的外交战略。俄罗斯的外交重心经历了从西方到独联体国家再到亚洲国家的腾挪转移，这种腾挪转移既避免了俄罗斯与西方的全面对抗，也巩固了俄罗斯的地缘战略基地和战略大后方，同时激活了俄罗斯外交的活力。[33]
孤芳自赏的斯拉夫主义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潮流，大西洋主义的实践也被证明是以德报怨。面临欧盟和北约的双重东扩以及美国时而在地区问题上的挑衅，俄罗斯必须寻求其他方面力量的支持，而亚太地区的迅速发展成为了俄罗斯可以倚重的对象。通过打击恐怖主义、开展能源外交、参与朝核会谈以及其他的多边经贸合作等，俄罗斯在“东方”获得的重视和地位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其在西方受到的压力。这即是欧亚平衡的外交战略给俄罗斯带来的巨大支持。如果说2000年前后的“新东方政策”促成了俄罗斯第一轮“东向”能源战略的实施，那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以及中东变局带来的巨大压力，俄罗斯进一步加强其“东向”能源战略的做法显然是符合其东西方平衡外交的逻辑的。迫于欧盟的不信任、北约东扩、“颜色革命”以及美俄矛盾带来的又一轮艰难处境，俄罗斯需要来自“东方”的声援和政治支持，这种支持即是通过双方密切的能源合作具体表现出来。
俄罗斯之所以加强“东向”能源出口，其背后的权力因素体现为能源战略的实施受到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影响。当俄罗斯在处理与西方的关系，包括欧盟与北约的问题中遭遇挫折时，按照欧亚平衡外交的逻辑，俄罗斯便会将战略重心转移至东方。伴随着权力重心的转移，俄罗斯谋求在东方获取更多的支持，当然也包括赚取更多的利益，获取更大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以便平衡其大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同样不可能凭空发挥作用，当前国际关系的改变往往借助于经济和贸易的手段，而权力的影响力也要通过市场的规律得以最终实现。因此，对俄罗斯“东向”能源出口的市场分析不可或缺，即俄罗斯和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北亚国家在能源供需关系上的博弈，以及俄罗斯权力重心的转移能否在“东向”能源市场上奏效，并最终为其带回足够的利益。
能源安全是国际能源市场上买方和卖方所关注的核心利益。能源安全主要包含三个方面：供给安全、需求安全和运输安全。能源出口国关心的是供给安全，如何能长期保持以合理的“高价”对外供给能源。消费国首先关心需求安全，即怎样以稳定的“低价”购买能源。能源过境运输国关心运输安全，主要是长期维持经本国领土将能源出口国的能源输往消费国并获得最大利润。国际能源交易情况表明，能源供应国、需求国和过境国间虽然有着紧密的商业联系，但在某些利益方面，比如价格方面，各自的期望值通常是不吻合的。[34]尽管如此，当前的全球能源贸易仍然较多地倾向于互利合作。由于相互依存关系的加深，个体与群体的利益紧密相连。假设出口国大幅提高能源价格以获取更多的创汇收入，那么不仅会损害进口国的利益，其出口市场本身也会受到破坏，从而最终影响自身的利益。因此，无论是国家还是企业，都需要一个稳定的能源市场和供应渠道，避免价格的剧烈波动。各方逐渐摒弃“零和博弈”的观念，转而相互协作和妥协。
对俄罗斯来说，由于其经济和战略重心长期在欧洲，油气出口的重点也一直是在欧洲。然而，由于受到来自中东石油、北海石油乃至非洲石油的轮番冲击，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欧洲整体经济的下滑，俄罗斯在西方的石油市场日益萎缩。“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后，俄罗斯在欧盟能源市场上进一步受挫。对于卖方来说，尽快获取更具潜力的稳定市场是保障今后能源出口安全的必由之路。蓬勃兴起的亚太油气市场早已吸引了俄罗斯的目光，而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东西两个方向上冰火两重天的局面让俄罗斯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向”能源市场的开拓。
亚太国家对能源的巨大需求以及对能源安全的强烈关注，使得俄罗斯能够在“东向”能源市场上获取极大的经济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根据英国石油公司最新的数据统计，2014年全球石油消费市场中，美国以19.9%占据榜首，紧随其后的就是中国大陆12.4%，日本和韩国分别占4.7%和2.6%，中日韩三国总量与美国相当。[35]其中，日韩两家更是典型的能源纯进口国家。当前，整个东北亚地区的能源需求不能自给，且面临着中东局势动荡、海上运输安全以及“地区溢价”的威胁，东北亚国家为了保障未来的能源安全，必须尽快找到多元的进口途径，寻求与自己地缘上接近的能源供应来源。这对俄罗斯能源出口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从市场供求关系来看，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国家之间的能源互补性较强。俄罗斯在西伯利亚地区和远东地区储藏有巨大的、未开发的石油资源，而东北亚国家对油气的进口需求持续增长。因此，作为能源供应国的俄罗斯与作为能源消费国的东北亚国家理所当然地应该就共同利益在能源领域展开互利合作。与此同时，东北亚国家拥有巨大的资本潜力，有能力参与投资该地区需花费数十亿美元资金的大型能源项目。[36]发展与亚太国家在能源领域的合作不仅可以满足亚太国家的能源需求，也有利于俄解决社会矛盾、加快本国能源领域及其相关产业基础设施建设，利用油气管道铺设降低运输成本，巩固俄罗斯的经济和地缘政治地位。
综上所述，目前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市场状况为俄罗斯介入这一地区的能源事务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俄罗斯“东向”能源战略的加强无疑将受到中日韩等国的积极回应。与此同时，俄罗斯将充分利用其能源市场的拓展，进而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各国的合作，最终提升自己在远东和亚太事务上的影响力。俄罗斯加强“东向”能源外交始终包含着政治和经济双重因素的考虑：政治上即是为了在东方获取支持和威望，从而平衡在西方遇到的压力和挫败；经济上则是保障了能源市场的安全与稳定，并推动东西伯利亚地区加快融入亚太经济圈。
四、俄罗斯“东向”能源外交的影响
俄罗斯“东向”能源战略的加强对其自身来说是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因素上的深思熟虑，而对于东北亚国家来说又是迫切需要的能源供给来源。在东北亚地区内，形成以俄罗斯为稳定供应国的区域能源合作无疑是各国利益汇聚的焦点。虽然目前区域内各国还没有达成一个比较正式的协定或形成有效的组织，但相关产业、官方和学界的研究都已经在逐步推进。国内学界对俄罗斯参与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大多持积极的态度，对能源共同体建设也纷纷提出了其双赢乃至多赢的未来前景。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丰富石油资源是亚太地区能源合作的物质保障，亚太国家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俄罗斯急于摆脱经济困境的现实需求是地区能源合作的主要动因。同时，俄罗斯和亚太国家各自寻求能源多元化使地区能源合作具备了坚实的战略基础，而改造和更新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以及构建有效的亚太多边合作机制将成为俄罗斯与亚太地区能源合作的新动向。[37]
对中、日、韩来说，建立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机制和以俄罗斯为供应国的能源网络，使得三国不仅能够获得廉价、稳定和安全的能源供给，而且还可以整合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力量，形成强大的协商力和购买力，以“团购”的方式大大提高对油价的影响力，弥补这一地区石油市场的脆弱性，从而消除“地区溢价”、航运等风险，共同确保石油供应安全，这是中、日、韩三国最大的利益交汇点。此外，东北亚各国在地区内的石油竞争相当激烈，结果往往导致各方浪费大量的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中日之间围绕俄罗斯输油管的“安大线”与“泰纳线”之争即是其中的典型案例。[38]由于俄罗斯在东北亚能源市场中的超级卖家地位，单靠一个石油进口国的力量难以形成有效的约束。考虑到多边机制的约束将加大博弈方在一次博弈中不合作行为带来的违约成本，能源共同体的建设将明确各方的利益诉求，确定收益分配机制，降低谈判成本，同时通过集体行动限制违约行为。
对俄罗斯来说，加强“东向”能源战略进而推动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同样是势在必行。除了上文已经分析过的政治和经济因素考虑之外，还涉及有关俄罗斯国内体制转型和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广阔的西伯利亚地区占据着俄罗斯一大半的领土却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俄罗斯一直受制于“石油人质”和“石油炸弹”的威胁。俄罗斯的经济仍然是单一的，宏观经济平衡和联邦政府财政健康对石油价格的过度依赖是十分危险的。[39]另一方面，俄罗斯轻重工业结构失衡，轻者更轻，且不具备经济转轨所必需的技术和资金支持。[40]如何突破发展“瓶颈”始终是困扰着俄罗斯的难题。东北亚区域能源合作为俄罗斯加快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了机会，借助中日韩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俄罗斯可以大举开发西伯利亚地区的丰厚资源。四国共同建立东北亚能源发展银行或货币基金，可以为“东向”能源出口的基础设施建设解决融资问题。此外，设立统一的石油战略储备制度可以为各国调剂余缺，进一步保障石油安全。对俄罗斯来说，稳定的东方能源市场将为其赢得巨大的外汇收入，从而弥补在西方市场上遭受的损失，也削弱“石油炸弹”的破坏力，从而为俄罗斯实施工业转型提供额外的动力支持，俄罗斯的“荷兰病”有望得到进一步的解决。
结 论
俄罗斯“东向”能源外交的开展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之上的。从经济层面来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俄罗斯作为受害国面临严重的资金短缺和西方市场萎缩的困境，“页岩气革命”和“乌克兰危机”进一步恶化了俄罗斯在欧盟能源市场上的收益。相比之下，“东向”能源出口无疑为其带来了十分可观的利润。从政治外交层面来说，“俄格冲突”、“乌克兰危机”以及包括“阿拉伯之春”、“伊斯兰国”和叙利亚危机在内的中东变局等标志性事件使得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俄罗斯以其惯用的东西方平衡策略，试图从东方国家那里找到政治支持以平衡西方的压力。在经济和政治因素叠加的情况下，俄罗斯积极施展其“东向”能源出口战略，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亚能源共同体的合作。
（江天骄：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注释】
[1]于宏源、曹嘉涵：《乌克兰危机中的能源博弈及对中国的影响》，《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4期，第39—52页；富景筠：《“页岩气革命”、“乌克兰危机”与俄欧能源关系》，《欧洲研究》2014年第6期，第82—98页。
[2]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стратегияРоссиинапериоддо2035года.http://ac.gov.ru/files/content/1578/11-02-14-energostrategy-2035-pdf.pdf，转引自毕洪业：《乌克兰危机下的俄欧政治与能源关系走势》，《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10期，第12页。
[3]Путин：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сАзиейнаиболееперспективно.http://www.vestikavkaza.ru/news/Putinsotrudnichestvo-s-Aziey-naibolee-perspektivno.html，转引自毕洪业：《乌克兰危机下的俄欧政治与能源关系走势》，《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10期，第12页；参见胡德胜：《大国能源政策的国际政治特性刍议》，《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10期，第22页。
[4]徐海燕：《俄罗斯“东向”能源出口战略与中俄油气合作——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01—106页。
[5]参见郑羽、蒋明君主编：《普京八年：俄罗斯复兴之路（2000—2008）》，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6]参见袁新华：《俄罗斯的能源战略与外交》，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7]参见刁秀华：《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的能源合作》，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刁秀华：《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以能源合作和中俄区域合作为视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8]高淑琴、贾庆国：《俄罗斯能源外交：理论学说的形成及发展趋势》，《东北亚论坛》2011年第2期，第61—67页。
[9]戚文海：《同一性与矛盾性：俄罗斯能源工业与经济转轨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69—75页。
[10]孙溯源：《俄罗斯对世界石油体系的挑战及其局限》，《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4—116页；斯蒂芬·赫德兰：《金融危机后的俄罗斯》，《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6期，第71—88页。
[11]徐海燕：《俄罗斯“东向”能源出口战略与中俄油气合作——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01—106页。
[12]方婷婷：《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以及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4期，第123—132页。
[13]陆志恒、金京淑：《东北亚能源安全与东北亚能源共同体探讨》，《东北亚论坛》2005年第6期，第9—12页；徐斌、黄少卿：《从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141—154页。
[14]樊勇明：《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15]张宇燕、李增刚：《国际经济政治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52页。
[16]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5/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5-full-report.pdf.
[17]The World Bank，From Transition to Development：A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for the Russian Federation，Moscow 2005，p.8.http://www-wds.worldbank.org/external/default/WDSContent-Server/WDSP/IB/2005/06/30/000160016＿20050630092211/Rendered/PDF/323080RU.pdf.
[18]Philip Hanson，“How Sustainable is Russia’s Energy Power？”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No.38，April，2008，pp.8—11，转引自孙溯源：《俄罗斯对世界石油体系的挑战及其局限》，《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104—116页。
[19]Clifford G.Gaddy and Barry W.Ickes，“Russia’s Declining Oil Production：Managing Price Risk and Rent Addiction”，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0，No.1，2009，pp.2—3，转引自王铁军：《体系认知、政府权力与中俄能源合作》，《当代亚太》2015年第2期，http://pol.cssn.cn/zzx/gjzzx＿zzx/201510/t20151027＿2546092.shtml。
[20]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71—79页。
[21]《危机促成俄日能源深度合作》，《中国能源报》2009年5月18日，http://finance.sina.com.cn/j/20090518/07546238081.shtml。
[22]《日俄企业签署能源合作协议 日政府将全力支持》，http://tsrus.cn/caijing/2013/05/30/24515.html。
[23]刁秀华著：《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以能源合作和中俄区域合作为视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6—98页。
[24]《俄总统普京出席韩俄商务对话 加强俄韩能源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11/13/c＿125697058.htm。
[25]《普京访华，中俄探讨破解能源合作难题》，http://www.cnr.cn/gundong/201206/t20120605＿509801620.shtml。
[26]刁秀华：《俄罗斯与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的进展：以能源合作和中俄区域合作为视角》，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32—136页。
[27]徐海燕：《俄罗斯“东向”能源出口战略与中俄油气合作——基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复旦学报》2004年第5期，第101—106页。
[28]方婷婷：《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以及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4期，第123—132页。
[29]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стратегияРоссиинапериоддо2035года.http://ac.gov.ru/files/content/1578/11-02-14-energostrategy-2035-pdf.pdf，转引自毕洪业：《乌克兰危机下的俄欧政治与能源关系走势》，《国际石油经济》2014年第10期，第12页。
[30]参见曹维安：《俄国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4—284页；杜正艾：《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0—128页。
[31]杜正艾：《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32]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中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33]杜正艾：《俄罗斯外交传统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13页。
[34]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71—79页。
[35]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5，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5/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5-full-report.pdf.
[36]C.日兹宁：《俄罗斯在东北亚地区的对外能源合作》，《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3期，第71—79页。
[37]方婷婷：《俄罗斯与亚太地区的能源合作以及中国的应对》，《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0年第4期，第123—132页。
[38]参见徐斌、黄少卿：《从双边博弈到多边合作——中日俄石油管线争端的案例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3期，第141—154页。
[39]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
[40]戚文海：《同一性与矛盾性：俄罗斯能源工业与经济转轨的关系》，《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1期，第69—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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