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砖国家研究动态

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1]

《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一书由金砖五国学者与加拿大、挪威等西方学者合著，从金砖国家教育体系、高等教育供求现状以及政府政策层面对金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现状作出了比较分析。

全书分为“概述”、“供求关系”、“利益相关方扮演的角色”、“政府政策”和“研究与创新”五个部分。作者指出，研究金砖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及动力，能从侧面了解金砖国家经济发展的未来走势，因为金砖国家的未来经济，很大程度上需要具有专业技能的人才，未来的经济也是人才的经济。

对于金砖五国对高等教育的供与求，作者指出，高等教育的需求是社会流动性的一部分，与以现代知识作为基础的经济紧密相连，其中不仅有学生、以及学生所在家庭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还有人才市场对具有某一特定技能的人才的需求。但双方的需求却未必能够成功对接，并且，由于宗教、性别、地区差异，在一些国家和一些地区，还有部分人无法完成中学学业、甚至完全无法上学。

而提及利益相关方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对于金砖国家来说，最需要关注的三方面：一是为高等教育产业提供服务的大学、学院、尤其是近年来发展起来社区大学；二是政党提出的关于教育与高等教育优先部门等政策；三是社会组织基于政党政策开展的行动。

另外，作者提出，金砖国家的政府政策在不断增长的高等教育需求与多个利益相关方之间博弈，在解决财政、教育质量保证、社会相关性方面有实际作用。

最后，作者指出，在全球化和国际化的今天，金砖国家的高等教育产业在提高国家在国际社会竞争能力方面应当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科学、技术创新塑造并改变民族经济的结构。

（摘要整理：韩雯雯）

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2]

批评与怀疑，是“金砖国家”这个概念的发展史中从不缺乏的。不少西方学者一直在质疑着“金砖国家”存在的必要性、以及持续下去的可能性。奥利弗·斯图恩克的新书《金砖国家与全球秩序的未来》直面这些批评与怀疑：当一些学者提出，金砖各国由于在全球治理秩序上具有不同的立场而无法对改变西方主导的全球秩序采取一致的行动，奥利弗·斯图恩克却试图告诉我们，这些年来金砖五国在改革全球秩序的共同愿景下做出的推进合作制度化的努力，已使它们足以超越差异，在全球秩序改革上采取较一致的立场和行动，从而使金砖国家成为全球秩序变革中实质存在、且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当一些学者由于经济增速的减缓而质疑“金砖国家”这个概念存在的必要性，奥利弗·斯图恩克又试图告诉我们，正是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化发展，使得这个概念脱离了最初经济投资的本义，而发展成为了一个政治性的团体，因而当下的经济增速对于金砖国家的存在已无决定性意义。由此可见，作者对于批评与怀疑的反驳主要是建立在金砖国家合作制度化这个叙述的基础上的。全书共有八个章节，作者在前六个章节中依照时间顺序讲述了金砖合作的制度化过程，从而以其制度化构建了金砖国家存在与发展的合法性。

2001年是“金砖国家”这个概念诞生的年份，从2001年至2006年，全世界的国际关系学者经历了一个从普遍只谈论美国对于国际秩序的主导到开始注意到新兴经济体在世界格局中的影响的变化；在此背景下，BRICs也从一个不为人熟知的论述发展成一个颇有影响力的名词，尽管彼时金砖国家更大意义上还是一个经济投资方面的概念。

在第二章中，作者叙述了2006年至2008年间金砖作为一个政治团体的诞生，而促成了这个概念由经济投资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转型的，是当时在发达国家中爆发的金融危机。在与发展中国家稳定发展的经济的对比之下，金融危机导致了国际金融秩序的合法性危机。在此背景下，金砖国家寻求合作实现了学界的理论与设想向政治现实的转变。而作者的探讨还不止于此。当金融危机与国际金融秩序的合法性危机得到了解决，金砖国家合作为何还能够继续存在呢？对此，作者运用“溢出”理论解释了金砖合作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发展：在“溢出”效应的作用下，脱离了最初合作的具体语境，金砖国家反而因尝到的甜头而将合作继续向其他领域拓展，从而实现了金砖国家合作的可持续性。

第三章继续讲述了2009年至2010年间金砖国家合作的故事，这分别是第一届和第二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召开的年份，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过程中的重要事件。事实上，本书非常注重对于各届金砖国家峰会的分析与叙述，在作者看来，金砖国家峰会的召开本身就是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化的重要标志，而从每一届金砖国家峰会的召开及其发表的宣言中，我们都可以看出金砖国家为其合作机制化所作出的努力，以及取得的进展。在分析了前两届金砖国家峰会的召开后，作者认为，金砖国家峰会召开的意义与其说是直接对抗现有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毋宁说是为各个金砖国家提供了发展成为新兴大国、从而在21世纪的全球经济政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机会。

2011年对于金砖国家的发展而言又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这一年，南非的加入开启了当下金砖五国的合作模式。在第四章中，作者重点讨论了南非、而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加入金砖的原因，并认为这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作者提出，南非的加入象征着金砖已不是高增长的经济体的集合，而是一个基于共同的理念和政治立场的团体；南非的加入令金砖国家具备了更大的为新兴世界代言的合法性，且并未削减金砖国家达成一致意见、加强合作的能力。

第五章主要分析了金砖国家的内部合作，这一点往往为以前的金砖相关分析和研究所忽视。不少学者之所以怀疑甚至否定金砖国家间合作的可能性，是由于根据自由主义者的理论，民主国家间更易形成合作，而金砖国家之中不同政体的存在对于合作而言是一种妨碍。作者则通过对于金砖国家合作在多领域中表现的逐个分析，如金融、健康、农业、学术、贸易等，提出金砖国家内部合作的多样性往往超越了学界的认知，以及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政体的多样性在金砖国家合作中曾起到过妨碍的作用。

2012年至2014年间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化发展是第六章讨论的重点。在对第四、五、六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进行了常规性分析之后，作者重点讨论了这个时期与金砖国家合作相关的两个重大事件，新发展银行的筹建与应急储备条约的签订，并视之为金砖国家制度化的金融合作的开始。面对一些批评金砖国家合作实质上与传统的南北合作无异的声音，作者认为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条约在国际发展和金融领域开启了一种南南合作的新范式，并使金砖国家更清晰明确地展示了它们关于如何实现金融稳定、经济发展以及全球金融新秩序的态度与想法。

在对金砖国家合作的制度化进展讲述完毕之后，作者另辟了两个章节进一步探讨了金砖国家将从何种程度和意义上影响及改变现有的全球秩序。第七章主要观察当前金砖国家对于“保护的责任”（R2P）的态度。作者认为，金砖国家并非完全反对R2P概念：它们认可了R2P中的关于第一和第二支柱的表述，而对于其中的第三支柱，即国际社会有责任在国家政权无法有效保护民众时采取措施以阻止屠杀、战争等，持保留与批评的态度，相比于军事措施，金砖国家更倾向于采用外交手段来解决相关问题。因此，金砖国家事实上采取的并不是非干预的态度，而是主张有条件的国际干预，并在近年来的众多案例中同意了对于R2P的运用。它们正在将R2P从一个西方独有的概念转化为一个国际化的概念。

在第八章中，作者进一步指出，金砖国家对于现有的全球秩序的态度是改良的、而非革命的。基于现实利益的需求，金砖国家是基本上认可现有全球秩序的基本准则的，不过它们仍将采取更有效的手段来削弱美国在全球秩序中的霸权。以IMF为例，金砖国家寻求在IMF中更多的投票权，事实上也成为了维持IMF活力的重要因素。它们并不希望立即颠覆现有秩序，而只是意图联合起来将现有秩序改良至更加顾及发展中国家利益的程度。

在这本书出版之后，由于金砖国家中的大部分遭遇到了发展的瓶颈及社会、政治上各种各样的问题，西方社会质疑金砖国家的声音有增无减，对于如何面对这些质疑与批评，以及如何处理金砖国家当前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这本书的研究分析对我们而言不无启示。其一，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进程尽管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仍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增强金砖国家合作、推进金砖国家合作的机制化，正是金砖国家回应质疑的最有力武器。根据作者的论述，金砖国家间贸易是当前金砖国家合作中相当薄弱的一个部分，推进金砖国家贸易合作将不仅有利于各国经济的发展，也为金砖国家合作在其他领域的展开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而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条约虽具有开启南南合作新范式的意义，但其在具体操作层面仍存在着不少问题，比如作者指出，金砖国家目前对于金砖银行和应急储备基金的投入与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投入相比还较小，应急储备基金的运作尚未能完全独立于IMF，此外鉴于世界银行已开始提供一些无限制条款的贷款，金砖银行以新范式运作的影响力目前还是有限的，而这些都为未来的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提供了改进的空间。其二，当今国际社会对于金砖国家及其与全球秩序之间的关系仍有诸多误解，如何更好地化解误解，以及金砖国家如何更有效地对既有全球秩序的改良和发展施加影响，是金砖国家今后需要面对的重要议题。尽管金砖国家已用切实的合作证明了它们超越互相间差异而联合起来的可能性，但如何在今后的合作机制化过程中协调金砖各国在战略布局、利益诉求上的差异，是金砖国家绕不开的问题；而作为既有秩序的改良者，金砖国家如何通过金砖银行等合作机制切实地推进全球秩序的改革、避免其合作沦为西方控制下的全球秩序的点缀或助推，也需要金砖国家的进一步探索。

（摘要整理：王　蕾）

宏观经济指标对新兴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以金砖国家为例的实证分析^[3]

资本形成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引进外国资本是资本形成的方法之一，而吸收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国家引进外国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作为东道国，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不断扩大，极大地促进了其经济发展。《宏观经济指标对新兴经济体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研究：以金砖国家为例的实证分析》一文主要探讨金砖国家的宏观经济表现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金砖国家的决定性因素。

全文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作者首先指出在最近几十年里，诸多新兴经济体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跨国公司投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规模逐渐扩大。特别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流入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金砖五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迅猛增长。因此，作者假设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金砖五国是由某些经济因素决定的，并指出其研究目的为确定哪些因素决定着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金砖国家。第二部分是文献综述，作者先回顾了几篇关于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影响因素研究，并指出关于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金砖国家的影响因素比较研究相对较少。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法陈述，为了更好的把握金砖四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特点，作者采取了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和投资组合股权分别作为反映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因变量；同时，九个重要的宏观经济因素，包括GDP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国民总收入增长率、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国内支出总额、居民消费价格指数、通货膨胀率、上市企业市值以及股票交易总值作为自变量。这些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并运用1994年至2011年期间的数据做时间序列的实证分析。在研究方法上，作者首先采用描述性统计包括平均数、中位数、标准差、相关性、偏度和峰度，深入分析数据；并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线性回归来探究变量之间的关系。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印度和俄罗斯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两种常见的因素是GDP增长和人均GDP增长。对俄罗斯而言，另一个决定因素是人均国民总收入。决定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的主要因素是国民总收入增长和国民总支出。然而，这项数量研究没有发现在决定巴西和南非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显著因素。

（摘要整理：杨　扬）

【注释】

[1]Simon Schwartzman，Romulo Pinheiro，and Pundy Pillay，Higher Education in the BRICS Countries：Investigating the Pact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ty，Springer，2015.

[2]Oliver Stuenkel，The BRICS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Lexington Books，2015.

[3]Gagan Deep Sharma and Megha Joshi，“Impact of Macro-Economic Indicators on FDI Inflows in Emerging Economies：Evidence from BRICS，”Journal of Global Economics，Management and Business Research，4（1）：44—54，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