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类比和历史的逻辑

历史的首要实际用途就是为我们提供了貌似合理的历史类比。

——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说：“上天没有赐予我任何东西，每一样都要去争取；不仅现在和未来要去争取，过去也是如此——当然，或许每个人都继承了过去，但这也必须争取才能得到。这或许是最艰难的任务。”“争取”过去的唯一方法就是学习过去带给我们的经验教训。如果通过研究最合适的类比而吸取了正确的经验教训，那么我们至少有机会认真准备、以防不测。

类比有助于逻辑思考，它们是归纳推理的核心。这种推理假定被过去验证的规律性和相关性在将来也成立。归纳推理往往从具体的个例(例如1914年战争的具体原因)指向一般性的结论(一切战争的原因)，或者从一般性的结论(凡大国必相争的观点)指向具体的个例(中美之间的竞争)。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归纳推理，这也是人们普遍喜爱历史的部分原因。历史是一种通过学习可以获得的向导，在某些情况下，我们学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能够实现与过去不同的未来。不过，尽管类比是归纳推理的基础，但它们不一定有助于预测历史与过去相似的方式。问题在于具体情况：规则的例外或者统计异常。

归纳推理还有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归纳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基本没有什么问题。自然规律的可靠性可以使预测的准确率高达99.9%。然而，人类社会高度多元化的本质意味着归纳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并不适用。不同社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文化信仰、自身定位和世界观。

这就是为什么不可能对战争原因作出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文化的一般性陈述。如果能作出这样的陈述，那么作出准确的预测就简单得多。在约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的小说《救援》(The Rescue)中，一个角色宣称，世界上一切冲突都可以归咎于女人：

我记得，我们曾经有一个乘客……他曾给我们讲了一个有关他们自己的故事——希腊人为某个女人打了十年的仗。土耳其人好像是绑架了这个女人。无论怎样，他们在土耳其打仗，这一点我可以肯定。那些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一直在打仗。

尽管康拉德小说中的这位老者振振有词，但关于战争的原因人们已经争论了几千年，很可能还会继续争论下去。例如，修昔底德颇感自豪的一点就是，他认为他理解战争的“真正”原因，这使他的作品不同于荷马对特洛伊战争的叙述。在荷马的叙述中，一切都归咎于神灵，当然，还有一个女人——海伦。另一方面，希罗多德将希波战争解释为东方企图对特洛伊的陷落进行报复。

1914以及一切此类论述

一个曾被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因为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被即刻否定。这个今天再度流行的观点认为，激烈的国家间冲突不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带来回报。

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Ortega y Gasset)曾说，“求知使人远离平庸，经神秘之路前往世外之地，万般新知藏于彼处。”这就是知识分子重要的原因——他们引领着人类看待世界的方式。波兰工程师让·布洛克(Jan Gotlib Bloch)是他所生活的时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探讨战争问题。在他对战争原理的研究中，他断定战争是一种消耗资源的活动。战火不仅烧毁希望，也烧毁资源。他对列强在20世纪前夕可获得的资源进行了估计，认为欧洲爆发战争对胜利方和战败方都是灾难，因此战争不大可能爆发，甚至是“不可能的”。他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同。例如，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G·B·古奇(G.B.Gooch)在1911年写道，“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文明国家之间的战争就像决斗一样过时。”

很多著名的作家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战争不仅不再是无法避免的，而且违背开明自利论。诺曼·安杰尔(Norman Angell)就是其中之一。1912年1月，他在对伦敦银行家协会发表演讲时说：

商业上的相互依存是银行业的一大特征，因为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是任何其他职业或行当都不存在的——事实上，一家银行的利益和偿付能力与多家银行的利益和偿付能力密切相关。各家银行都必须有信心相互兑现责任，否则整座大厦都会垮掉。这个事实强有力地证明，道德终究不是建立在个人牺牲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开明的自利上，即对于将我们绑定在一起的全部纽带有一个更清晰、更完整的认识。这种更清晰的认识必将进一步完善，不仅涉及不同团体之间的关系，还涉及不同个体之间的关系，由此产生的观念将推动建立更有效的人类合作和更美好的人类社会。

一名在会议现场的前《金融时报》编辑随后报道说，安杰尔几乎征服了全场观众。

这种认为世界日益错综复杂导致战争越来越不可能爆发的观点在今天也很常见。像今天的很多分析人士一样，安杰尔认为，世界的错综复杂性挑战了此前主导战争的力量，他在《欧洲的幻觉》(Europe's Optical Illusion，1909)^[1]一书中强调了这一点。此书认为，战争将扰乱国际信贷的流动，仅仅知道这一点就足以避免任何战争。即便战争爆发，信贷危机也很快会使其结束。安杰尔坚持认为，国际金融如此错综复杂，世界如此相互依存，以至于“抢劫”无利可图，外交“欺诈”徒劳无功。

安杰尔有充分的理由得出这样的理论。到1914年时，先进的欧洲经济体已经成为一个覆盖整个大陆、延伸至大西洋彼岸的商业循环的组成部分。但安杰尔和他同时代的人高估了这种相互依存的程度及其对国际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尽管各国政府在邮政、电报和无线电领域签署了国际公约，并且统一了铁路时间表，但它们继续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奉行经济民族主义。不仅如此，金融上的相互依存和国际债券市场非但没有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反而在冲突最终爆发时为战时财政提供了便利。

安杰尔的观点与一套被广为接受的思想体系相符。就是在那段时期，人们第一次开始谈论全球联网，尽管他们那时还尚未使用该词。到1900年时，世界已经开始全球化。19世纪从欧洲迁往北美的数以百万计的移民成为一个大西洋体系的组成部分，而跨大西洋资金流动产生了一个世界性经济体。不同市场的价格和利率趋于一致。随着世界金融体系的形成，一国的经济下滑可能迅速蔓延至整个世界。

之前充当国际贸易语言的英语已经成为世界通用语言，可以说英国人是全球化的创作者。当有人问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什么将是20世纪政治最重要的因素时，他回答说是北美人讲英语这个事实。英语将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好发脾气、好与人争的大国联合起来，先是反对普鲁士的军国主义，然后是反对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最后是反对苏联的共产主义。

在安杰尔看来，20世纪初全球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以及英语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意味着战争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反常现象。持有这种观点的绝非安杰尔一人。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批判战争的人，包括荷马——“愿争斗从神界和人间消失”——但人们一直以来都想当然地将战争视为人类存在的一部分。直到人类开始对战争的原因产生怀疑时，这一点才发生改变——人类对生活中其他一些此前被视为不可避免的活动也都产生过类似的怀疑。如弗朗茨·博阿斯(Franz Boas)所写，人类发展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在无意识状态下开展的活动逐渐被当作论证的对象”，而战争就是这种情况。在安杰尔著书之际，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合作胜于竞争的观点，而最认为这个道理不言自明的国家恰恰是安杰尔的祖国。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总结说：“我们已经从战争那里索取了它能提供的一切。”作为达尔文的信徒，斯宾塞宣称，推动人类进步并且导致战争的那种热忱和情感已经失去了适应能力。自那时起，这种观点一直以某种形式出现在大量文献中，最近的要数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的著作《人性中的善良天使》(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2011)。

然而，尽管安杰尔与当时人们普遍接受的观点保持一致，但他确实招致了一些批评。最重要的是，支撑其著作的一套观点是典型的20世纪初自由国际主义的观点，任何与他的世界观无关的东西都被他直接删掉了。他看到的全是战争的风险，却看不到战争创造的机会。

安杰尔还忽视了德意志帝国那些竭力宣扬战争好处的人。一个明显的例子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1895年获聘弗莱堡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发表的那篇著名演讲。这篇演讲的中心思想是政治经济学乃是一门政治科学，唯一目的就是扩张各国的民族经济。这并不是什么新颖的观点，但他论述时咄咄逼人的措辞绝对是前所未见的。他的演讲中布满了直接从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拿来的行话，例如“生存”和“选择”，以及像“历史法则”和“国家竞争”这样的表述。类似的观点可以在韦伯同时代的人，例如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t)的著作中找到，后者对斯宾塞有关战争已经提供“它能提供的一切”的观点尤其不屑，他认为这种观点是一个国家在实现工业繁荣后便“沾沾自喜”的典型表现。当与英国的战争终于爆发时，松巴特抱怨说，“我们常常不得不感到我们的敌人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家百货商店”。

有一种说法认为，战争摧毁了人们对自由主义和进步的信仰，但正是这种信仰导致了战争——这么说或许不太公平，但毋庸置疑自由主义者犯下了一厢情愿的错误。历史学家今天仍然在问为什么德国在1914年选择了战争这条道路，他们给出了从争夺市场和民族主义情绪到国内政治压力等各种解释。然而，尽管这些都毫无疑问产生了影响，但这些实质性因素通常并不“导致”战争：它们只是构建了斗争展开的参照系。冲突的爆发归根结底源于一个社会对暴力以及预计从参战中获得的好处的情感反应。当足够多的人认为战争对生存竞争来说必不可少，是第一等的生理需要，或者当战争被视为一个国家用来完成自己“历史使命”的舞台时，用实质性因素去解释未免多此一举。

对于认为和平能带来一切、战争使人一无所有的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安杰尔的观点格外有影响力，原因就在于它们根植于在当时的英国虽未得到认可，却占据主流的思想体系。例如，他坚信大英帝国是人类行为的终极楷模：

在这方面，世界当以英国的实践和经验为指导……将大英帝国的指导原则推广至整个欧洲社会正是解决这个国际问题的方法。通过武力获得进步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未来将靠观念获得进步，否则一无所有。由于这种不同团体可自由开展人际合作的原则在特殊意义上是英国人的创造，那么领导责任就理应交给英国。

经济观念像其他一切观念一样是有关世界如何运转或应该如何运转的主观意见，而且经济学家比大多数人更一厢情愿。1914年世界走向战争之时充满了自由主义的箴言，在幕后管理世界经济的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看不见的手”。问题就出在这儿。欧洲青年在1914年走向战场时的那种热血沸腾令人吃惊，部分原因就在于他们对经济学这门刚刚接管政治生活的“沉闷的科学”抱有一种强烈的幻灭感；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相信，国家之间的竞争结果并非由市场决定，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胜利属于全心全意维护自己利益、不满足于安逸生活的一方。

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过程也是一整套思想体系坍塌的过程。自由主义思想在德国日渐式微，而视政治经济为竞争与零和游戏的观念逐渐兴起，与之相伴的是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强烈鄙视。

尽管《大幻觉》出版后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安杰尔仍坚持己见——权力政治无法再保证繁荣，而和平有可能为创造财富提供更好的机会——直到他在1967年去世。由于英国即将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所以安杰尔有绝对的理由相信事实证明了自己的观点，即便是在临终前。不过，如果活到今日，他或许就不会对自己的观念那么自信。毕竟，他的论证基于这样一种主张，即军事征服不再保证一国实现现代经济所创造的财富形式，因为金融和信贷市场都需要和平。

安杰尔的论证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深信“在道德问题上的分歧根植于各国内部，与政坛斗争相互交织”。尽管安杰尔意识到在德国有一股主战的思潮，英国也有浓厚的保护主义传统，但他认为两国的自由主义传统终将主导两国之间的任何对抗。但他高估了在那一刻最终到来时自由主义相对于民族主义的实力。在英国，当战争爆发时，大批此前反对战争的自由主义者立刻收起自己的疑虑，发表了爱国主义声明。另一方面，在德国，众多知名的自由主义者从来就不反对战争，包括马克斯·韦伯、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和弗里德里希·诺曼(Friedrich Naumann)。这三位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欧洲大战很可能“无法避免”。

安杰尔在1913年赴德国开展和平运动时发现了这一点。在此行之前，2000本《大幻觉》德译本被发给指定的德国教授和学生。安杰尔的德国赞助人认为，即便只有少量学生参加他的会议——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参加——德国的大学也至少会接触他的观点。但安杰尔及其赞助人发现，舆论氛围明显对他不利。在哥廷根大学，25名学生在安杰尔开始用英语发表演讲时离场，他们随后来到警察局，抗议以外语举行政治会议。在柏林，会议以骚乱收场，安杰尔抱怨一些教授唆使学生起哄。安杰尔此行以失败收场。在这样一个国家，年轻人迫不及待地去寻找“阳光下的地盘”，即便这个梦想最终成为史上最大的幻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尽管描述战争本身很容易，但理解和解释战争爆发的原因绝非那么简单。历史学家不愿将战争的全部责任推给德国，而是更愿意强调为1914年做铺垫的长期动态，例如经济和帝国主义竞争的加剧；在所有国家甚至是自由主义国家都肆意蔓延的民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信仰，这种信仰已经深入大众文化的骨髓；联盟体系和先发制人战略让大多数列强同时成为侵略者和受害者，但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是：在七月危机的最后阶段，是奥匈帝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决定发动战争。马克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写道，“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德国人实际上从最开始就准备发动战争，但他们肯定作好了承担后果的准备，因为他们坚信，与未来相比，在1914年他们战胜俄国和法国的机会更大。战争在德国人自己的世界观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让他们对这一点更加深信不疑。”

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有助于发现它与未来的中美冲突的相似性，但仅靠实质性因素并不能将不同社会推向战争。社会像人一样，受到对世界如何运转或者应该如何运转的看法的推动。他们既受信仰驱使，也受激情支配。

安杰尔书名中的“大幻觉”也可以指代另一种幻觉，即我们固执地认为人类有能力使自己的行为保持理性，即便一切证据都指向相反的结果。我们并非总能认识到什么最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我们并非如我们自己认为的那般理性。我们还非常不善于吸取经验教训或者应对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困境。当然，自由主义世界观不会轻易认同这样一种观点，而且由于世界观与人生观紧密相连，人们对现实的看法也会受到世界观的影响。

1921年安杰尔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二年的获奖者挪威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劳斯·朗厄^[2](Christian Lous Lange)在获奖感言中赞扬了安杰尔的这本书。让他尤其感到鼓舞人心的是“安杰尔在他的一本书中提到的，对‘人类的理性潜质’深信不疑且满怀热忱”。然而，安杰尔所说的理性基本上对人类的激情避而不谈。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回顾欧洲复古的军国主义表现时打破常规，批评他的自由主义同僚们过于强调人类的需求，结果却忽视了人类的欲望。他强调，如果冲动和欲望是重要的，那么采取行动的欲望和出类拔萃的需要也是重要的：成功克服阻力的意义以及成功通常会赢得他人的尊敬。罗素将这一分析延伸至国家(的确，对那些无法在个人层面出类拔萃的人来说，从属于一个能够赢得尊重的国家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提升自尊)。

罗素深受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影响。在战争爆发前，詹姆斯认为人性中的好战情绪过于根深蒂固，这种情绪很可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除非我们能找到比贸易回报更好的东西来替代民族荣誉。尽管贸易可以带来财富，但某些社会渴望得到的东西远不止财富一项。詹姆斯还说，大多数自由主义思想家倾向于掩盖这个人们不愿面对的事实，因为欧洲已开始认识到战争的麻烦：

当前，文明社会的观点是一种奇妙的思想混合物。军事本能和理想从未减弱，但它们受到了理智的批判，这种自古以来的自由被大大限制。无数作家都在呈现兵家野蛮的一面。纯粹的掠夺和控制似乎不再是道德上可以接受的动机，必须找到借口将这些动机全部归于敌人。英格兰和我们美国，以及我们的陆军和海军当局，在任何时候都全心全意地支持“和平”。一心想要战利品和荣耀的是德国和日本。

詹姆斯的批评不仅限于自由主义者和自由主义。在《道义战争》(The Moral Equivalent of War，1910)——上述引文便摘自此书——中，詹姆斯还抨击了西方的一些军国主义分子，他们试图用一些伪科学的术语为战争辩护。一个例子是一位美国将军撰写的《无知之勇》(The Valor of Ignorance，1909)。这位将军认为国家有兴必有衰，在未来与日本的任何一次冲突中，美国都不大可能取胜，原因是美国的高傲自大、商业精神以及(不可避免的)女权主义。另一个例子是一位德国作家所著的《战争的哲学》(The Philosophy of War)。这位作家认为，战争由上帝主宰(上帝可以借此评估人类在英雄品质、顽强意志、创造才能，以及——不可避免的——男子气概等方面是否有长进)。

这些被历史学家彼得·盖伊(Peter Gay)称作“侵略借口”的东西在英格兰自由主义阵营中同样存在。英国人和德国人都找到了为战争辩护的理由——战争提供了一种既包容又排外的集体身份认同感。这些理由通过认定谁是“外人”来团结社会，而对“外人”可以随意欺侮、奚落或者诛灭。这些理由既制造仇恨又讨好仇恨——在培育和压制仇恨的同时又为仇恨披上一层科学的伪装。社会达尔文主义是个典型的例证，其影响甚至在伟大的议会制度评论家沃尔特·白芝浩(Walter Bagehot)的著述中也有体现。他不仅受到了达尔文的启发，还反过来对达尔文创作《人类的由来》(The Descent of Man，1871)产生了影响。白芝浩主张，“战争这种竞争性的考验”推动了进步，因为它改进了种族的“适应性”。三十年后类似的观点再次出现，彼得·查默斯·米切尔(Peter Chalmers Mitchell)将国家称作“一个正在形成的物种”，并视德国为英国和法国(一对“共栖动物”)的“生物学”天敌。这种观念持续的时间比人们通常想象的要长。例如，一些美国人将日本人视为一个劣等民族，在珍珠港遭袭之前并未将日本视为一个严重威胁。在约翰·赫西(John Hersey)的小说《召唤》(The Call，1985)中，故事讲述者评论说，日本人因为袭击美国而得到了救赎。他们不再丑化自己，而是成为真正的人类。

事实证明，社会达尔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元叙事一样有说服力，后者认为各国将不得不遵守这种相互依存的对称关系的逻辑，因为这是市场的要求。然而，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原因并不是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能证明战争合理的意识形态。最重要的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对战争的辩护，例如盖伊所说的“侵略借口”，而是这些辩护适用的论证框架。

詹姆斯的作品有其重要意义，因为他认识到鹰派与鸽派同样理性。他在职业生涯开始时(1878年的《理性情绪》)就曾主张理性不过是一种感觉或者情感。詹姆斯的作品仍被选入逻辑学的权威文集中，因为他的论证相当有说服力。有些信仰问题不是仅凭智慧就能解决的。詹姆斯承认，由于信仰可以伤害其他人(有时也伤害信仰者本人)，所以信仰就必须尽可能理性，但他也坚持认为，信仰还应该充满乐观的生活态度。他意识到必须直接回应有关战争的争论，做不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自由主义者想象力的失败，也就意味着像安杰尔这样的作家无法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类的观念利用了人们内心深处的激情，而最重要的正是激情，并非观念：

仔细研究一下这种恐惧——我正要这么做，似乎它必将指向人类想象力的两处禁地，其一关乎审美，其二关乎道德。首先，人们不愿想象在未来人们可能会告别充满诱惑的军旅生活，各民族的命运不再通过武力来决定——这种方式犹如风驰电掣，惊心动魄之外也可能惨不忍睹，而只能通过“演变”来决定——这种方式旷日持久、乏味无趣；其次，人们不愿看到人类施展本领的最高舞台被关闭，人类优秀的军事天赋注定永久埋没，绝无发挥的可能。这两种不情愿像其他任何审美和道德方面的不情愿一样难以克制。在我看来，这两种不情愿必须得到倾听和尊重。你不能仅仅以战争的昂贵和恐怖来克制它们。恐怖会令人感到惊心动魄；而当讨论如何将人性发挥至最大限度和最高程度时，讨论成本就显得不体面了。如此多的否定批判却丝毫没有说服力——和平主义没能从鹰派中策反任何人。

詹姆斯坚信，信仰永远和欲望以及需求的满足相关。战争没有给英国带来任何利益(也几乎没有满足任何需求)。对德国人来说，它可以满足赢得更多尊重的需求。它可以暂时缓解具有严重危害的怨恨情绪。正是从这个前提出发，詹姆斯得出结论认为一切真实性都带有个人印记。现实如果在你看来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

现实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看待世界和理解生活的方式有多种。任何一种现实都不比另一种更根本，更不要说“真实”了。很多个世界在那里共处，有时并不安宁。这与现代人的理解是一致的，即现实受到语言、观念和符号，尤其是象征的影响。詹姆斯认为，要认定某事是真实的、正确的或者现实的，就必然会遇到这个问题：对谁来说是真实的？真实的观念是一个社会能够从其自身历史经验中得到印证和证实的。此前的理论学家将真相视为坚持真理者的财产，而詹姆斯将其视为一种历史进程：“一种观念的真实性不是这种观念固有不变的属性。观念会后天具有真实性。它变得真实，被其他事件塑造成真实。其真实性实际上是一个事件，一个过程，即自证的过程。”

詹姆斯认为，有关真实的观念还解释了人类行为模式的迥异。有些人对失败的恐惧大于对争取成功的胆怯，因而倾向于谨慎行事。其他人对寻找生存的真实性或者意义更感兴趣，而不是如何避免判断失误，而还有些人甚至愿意(冒着个人风险)大胆地迈向未知之地。换句话说，有些人愿意承担风险，而其他人则不愿意。

在《信仰的意志》(The Will to Believe，1896)中，詹姆斯举了一个人爬山的例子。此人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危险之中，他只有跳跃深渊才能逃离险境。詹姆斯说，如果你有信心，那么你就具备成功跨越深渊的勇气。如果你怀疑并且不相信自己的跳跃能力，那么你就很可能坠入深渊。“拒绝相信自己，那你就真判断对了，因为你将彻底毁灭。但如果你相信自己，那么你也是正确的，因为你将拯救自己。”在所有情感之中，信念最为突出。

詹姆斯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然而，现代科学如今已经对大脑如何工作有了更清楚的认识。避险意识并不是在大脑中负责思考的区域产生的，而主要是在负责情感的区域产生的。感到危险并鲁莽行事也是一种“情感”。理性思考与避险毫无关系。真正理性的是人们在采取某项行动后常常试图论证风险的合理性，或者在事后让决策更合理。因为人脑不能“计算”我们与世界关系中的一切变量，所以我们也常常在情感上走捷径。詹姆斯的大胆一跳就是很好的例子。

在1914年，支持还是反对战争要比判断保护主义的利弊复杂得多。人们的确有理由认为大国战争是非理性的(没有谁会成为真正的胜利者，重视防守胜于进攻的现代战争必将耗时耗力)。但如果支持与反对的观点同样有说服力，或者同样缺乏确凿的证据，那么理性就不会在争论中获胜。法国人参战时认为锐气和胆量足以帮助他们取得胜利。很多德国人错误地认为英国人会保持中立，这样他们就可以专心对付俄国。英国人则幻想德国会出手干预，阻止奥地利人挑起另一场巴尔干战争(最大的幻觉)。

选择相信“谁”或“什么”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难题，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这个难题。而当问题超过我们的理解能力时，这种挑战性就更大了。例如，考虑到气候变化或者核能等问题的复杂性，很多人除了相信专家的观点别无选择。但专家们总是相互争执，有些像全球变暖一样的观点受到了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的科学推测的影响，并无真凭实据，你只能选择信与不信。在法国，军事专家在1914年时恰好相信进攻胜于防守，对国家锐气决定胜负的逻辑深信不疑。

当两种观点都可能正确的时候，采取不可知论的立场似乎也有道理。但詹姆斯补充说，在现实生活中，任何时候都不得不作出选择。如果一国对于战争的功用持不可知论的立场，而另一国不是，那么对于前者就可能是危险的，它甚至可能遭到攻击。英国在1914年选择参战是因为它认为不参战更危险。很多英国历史学家赞同这个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可能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被视为“正义之战”，但很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一战是不可避免的灾祸。从根本上说，战争双方并非在道德上无法区分。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有人主张英国应该接受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如果英国选择中立，那么这种前景非常可能成为现实——作为避免日后悲剧的合理代价，这种观点过于简单化，很值得商榷，今人看来如此，当年志愿入伍或者随后被征召入伍的人看来也是如此。”

詹姆斯的论证本身就带有个人印记，因为它显示出一种实用主义的精神，而实用主义是美国人对哲学的主要贡献，并且在今天美国人观察世界的方式中，实用主义精神仍然根深蒂固。詹姆斯认识到，不同的社会对现实有不同的文化构建，而美国人的构建是结果主义(即一个行为的道德高低应单纯以该行为的结果来判断)。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战争是对是错(作为一名和平主义者，詹姆斯本人认为战争是错的)，每个社会都应该自问：参战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具体的变化？战争的意义不取决于其根源，而在于其结果。

詹姆斯的批评者还在其他地方对他的论证提出挑战。例如，詹姆斯没能问这样一个问题——当我们无能为力时我们该做什么？乐观的态度或许可以帮助一个人跳跃深渊，但如果他脚步踉跄，跳跃失败，那么乐观并不能帮他免死。詹姆斯还忽视了内在价值的问题。认为真实性取决于需求的满足确实无可厚非，但这不能告诉我们应该满足何种需求，或者满足这些需求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最后，詹姆斯没有讨论人类需求的根源，它们是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还是文化性的。毫无疑问，这才是问题的核心。认为我们注定为生存而战是一回事，认为一国好战源于其文化DNA则是另一回事。

然而，人们尽可对詹姆斯的观点提出批评，但在很多地方他都是正确无误的。战争本身并不是非理性的，正如布洛克所认为的，战争不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带来回报。尽管战争的结果是德国战败，但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结果也是很可能的。在开战最初的几个月，德国人几乎就要击败法国，而此时英国很容易选择完全不介入战争。如果英国置身之外，那么德国就会更早地击败俄国，从而以最小损失夺取胜利。德国没能如愿以偿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它打的算盘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不合理的。

詹姆斯是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所称的“可误论”的鼻祖。可误论是一种认识论领域的命题，主张理性的人永远不会对一种观点给予盖棺定论式的肯定。其他可误论者包括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以及丹尼尔·卡内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韦尔斯基(Amos Tversky)。其中，波普尔怀疑有关智识的一切必然性，哈耶克怀疑政府的必然性，西蒙认为一切理性都是“有限的”，而卡内曼和特韦尔斯基主张人类决策常常以非理性的启发法和偏见为基础。

俾斯麦也可以被称为可误论者，因为他充分意识到人们是多么轻易地相信他们希望相信的东西。与他之后的历任德国首相相反，俾斯麦认识到，在诸强之中，德国的实力远逊于英国或法国，一旦战败，德国将遭遇灭顶之灾。甚至是取胜的前景也让他忧心。正如一位外交官所写的，德国不得不为1870年的胜利付出普选权的代价，“如果再赢得一次战争，德国就要实行议会制度了”。在战争中获胜可能会释放平民主义的思潮和理想，而这些不是政府能控制的。

德国的劣势并不源于其经济，而是源于其宪法和政治制度。议会制度——尽管以普选权为基础——由于议会自身受到的限制而形同虚设。德国议会最重要的权力就是控制预算，但军事预算每五年才审批一次，因而削弱了议会的监督权。尽管议会能够对首相投不信任票，但它不能将首相免职。简而言之，德国勉强称得上是民主国家，但这种民主并不自由。这是“反动的现代主义”^[3]的典型例子。

结果证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数年间，德国的这一劣势是致命的，同样致命的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德皇负责评估德国的作战计划和战争政策。虽然几乎有50个人与德皇有直接联系，但这些人之间没有讨论和协调的机制。甚至有关作战计划的信息都不能在总参谋部、战争部、海军部、海军总参谋部以及外交部之间共享。约翰·基根(John Keegan)写道，“这可能与冷战期间的美国战略空军司令部相似，当时该部有权制订对苏联发动核战争的计划，而无需咨询美国海军、陆军或者国务院，总统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在其政府内部发布有关作战计划的细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的一个“教训”是，从文化的角度讲，对战争寄予希望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但自信一定能取得战争胜利或许就是了。詹姆斯想要论证的是，在黑暗中向前跳，指望运气或者全凭天意是完全“理性的”。非理性体现在知道或感觉这样的一跳会带来致命后果却仍不放弃。一部分德国人肯定意识到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公开的秘密备忘录显示，普鲁士陆军元帅冯莫尔特克(von Moltke)向德皇表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正如将军们公开表示的那样)，而是很可能迁延日久，并最终耗尽所有大国的元气。同样“不合理的”还有德国海军在刚刚以“无法取胜”为由放弃海军军备竞赛的时候，决定制订与英军作战的计划。

1914年，德国首相贝特曼·霍尔韦格(Bethmann Hollweg)对战争的最终结果如此悲观，以至于他对儿子说没必要为自家庄园栽种榆树，因为30年后俄国人会把它们砍倒的(事实证明他这个预测相当准确——俄国人的确在30年后来了，而且又在此停留了50年)。每个人都可能采取非理性的行动，而大多数时候理性的人过着不合理的生活。如今我们对这一点的了解远胜于1914年时人们的理解，我们也远比当时的人们更容易意识到弗朗西斯·斯巴福德(Francis Spufford)所说的“人类总是把事情搞砸”。

为什么理性行为体模型并不总适用

暂且不考虑我们选择相信哪一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解释，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领导人简直太乐观了。乐观是人类适应性特征的一种，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乐观有助于人类生存或繁衍后代。甚至有人表示，乐观这种适应性特征在人类采集狩猎时代就已经出现，在战争的演化中也能找到。如果战争是进化史中最重要的选择性压力之一，那么战争的长期存在很可能对我们的心理进化产生重大影响。

但乐观还会使人更愿意冒险，负面想法和情绪所产生的压抑可以提高个体在完成给定任务时的表现，这也适用于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所写的，“在战争中，勇气……是除了对时间、空间和军力的准确计算以外，另一种应该被给予重视的力量，因为只要有一方的胆量超过另一方，那么前者就会因为后者的怯懦而占据优势。换句话说，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Wrangham)说，如果一种积极的幻觉具有适应性，并且那些产生乐观幻觉的人往往取得成功，那么很难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产生这种幻觉是有好处的。误判可能是对成功的和不成功的虚张声势进行权衡导致的结果，并不是因为自身无法准确判断形势。1914年的教训不是误判造成致命后果，而是如果战争通常能分出胜负，那么盲目的乐观和合理的乐观从定义上说都是真实的。

盲目乐观源于个体无法判断什么最符合他们的利益。人性的这个特征在今天与在1914年别无二致，尽管坚信理性行为体模型的人有不同的意见。理性行为体模型在美国政治科学的大部分领域都占据主导地位。其标准表述是这样的，理性行为体模型假定个体根据一切可以获得的信息作出旨在将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的选择。这个模型假定人类确实会努力保持理性——至少大部分时候如此，这种假定并没有错。问题在于我们并非聪明绝顶，人类在确认自己的真正利益时困难重重。

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危机爆发的部分原因在于美联储前主席阿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未能说服美国国会监管期货衍生品市场。格林斯潘后来承认，他“相当吃惊地”发现，金融机构和银行并没有理性地采取符合自身利益的行动(它们向还款可能性几乎为零的人发放贷款)。这非常生动地体现了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所说的经济学家具有“无法计算的主观性”，以及由此导致的人类事务中“可计算的理性”的缺失。

即便我们更具智慧，社会心理学家也已断言我们的智慧相当受限。在20世纪50年代，包括赫伯特·西蒙以及哈佛商学院几位学者在内的作家都开始指出，我们有限的计算能力和预测能力严重限制了我们作出效用最大化的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内曼是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论”的拥护者。同样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西蒙第一个提出，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其行为准则允许作出能够接受但并非最好的决定。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就是“满意度原则”。由于人们无法以足够准确的方式评估一切结果，他们会满足于可获得的选项中最佳的一个。我们在找到接近满意的解决方案时就会停止继续寻找。如果我们不选择这么做，那么得出最基本的结论或者展开最基本的行动所需要的时间就要长得多。因此，我们是理性的，但这种理性是“有限的”——我们只能尽力而为。经济学家基本接受西蒙的观点，但倾向于抵制卡内曼的观点。尽管经济学家愿意承认人类是有缺陷的这一观点，但他们很不愿意承认我们是有缺陷的机器——我们不大善于判断什么符合我们的真正利益。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政府应该按照理性原则管理经济，因此他们常常假装政府确实在这样做。经济学家还倾向于把问题过于简单化，他们会把任何经济体中常见的元素，如罢工、腐败和关税，描述为失常。理性选择的一个根本问题在于任何事物都被强行套用这个模型(即便是明显的异常现象或“异样的”案例)，以致削足适履、杀头便冠。经济学家以“科学”的名义为之，但经济学并不是什么科学。丹·阿里利(Dan Ariely)的《怪诞行为学》(Predictably Irrational，2008)就是一本认同这种做法的畅销书。但正如约翰·凯(John Kay)所说，如果人们真的是“可预测地”非理性，那么或许他们就并非真正的非理性。或许这个世界没有错，而是我们对理性的理解有误。当然，我们努力保持理性——我们受制于理智，但我们真的没有那么聪明。正因如此，我们的“理性”选择常常让我们损失惨重。很多经济学家对此有清楚的认识，这就是为什么卡内曼被授予诺贝尔奖。然而，人们也很容易因为同一个原因而忽视卡内曼的观点：你不可能把非理性纳入经济学计算机模型中。

理性的问题不仅局限于经济学。正如唐纳德·格林(Donald Green)和伊恩·夏皮罗(Ian Shapiro)所指出的，政治行为远不止动机和时机那么简单。思想体系并非全球通用，文化也很重要。如詹姆斯所主张的，理性带有个人印记。理性行为体模型对于描述个人来说无能为力——换言之，理性行为体模型很难理解人类行为背后常常有高度个性化甚至另类的原因；描述人类是一项过于复杂的工作。例如，当分析政治抗议时，政治学家常常忽视民众的热情，或者对运动领袖的态度，或者作为抗议者对个人能力不足的感受，甚至还有参加某项超越个体自我的活动的愿望。这也适用于战争，战争的爆发常常是因为决策者陷入认知失调或确认偏误(倾向于偏爱支持某个观点或假设的信息)的陷阱。在汉斯·约阿斯(Hans Joas)和沃尔夫冈·克内布尔(Wolfgang Knöbl)合著的《社会思想中的战争》(War in Social Thought，2012)一书中，两位作者对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和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这样的社会学家提出批评，认为此二人把模型根植于理性行为，而没有充分考虑社会实际。批评的理由还包括蒂利和曼没有充分注意到那些可能导致不可预知的，有时甚至是灾难性后果的社会进程，并且在历史已经证明的情况下仍不接受人们会为了战争而挑起战争这一事实。

用詹姆斯的话说，理性选择无法“测量现实的厚度”。经济学模型不适合描述人类的实际行为。人们最珍视的东西常常是他们不愿与他人交换的东西，像名声这样无法定价的东西。与1914年的世界不同，如今我们有可能在计算机模型中“测量现实”。但即便是抛开理性，单纯地考虑逻辑，人们仍然不可能设计出一款无差错的计算机程序。原则上，一款计算机程序应该尽可能地接近不受日常现实浸染的“纯洁的思想”。然而，实际上错误会不停地出现，它们不可避免。

行为模型可能导致懈怠，因为它们诱导我们相信“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件事，或者说适合我们的东西也一定适合别人。詹姆斯认为，人们作出的很多决定都源于信念，而不是论证。个体的看法是“被采纳的信念”，持有这些看法的人可能经常把它们曲解为“合逻辑的”。文化上的偏好，尤其是“相信的意愿”，或者拼一拼运气，例如詹姆斯的大胆一跳，都因一种自我感知而大大加强。如果理性带有个人印记，那么它很可能解释为什么有些社会感觉历史对其亏欠得更多些。对国家例外主义的信仰甚至可能鼓励冒险。安杰尔同时代的人还持有一种有关理性选择的前理论的说法，但他们最终发现，他们对现实的所有描述只不过是“满怀热情地肯定了我们对社会制度能够给我们提供支持的期望”。也就是说，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安杰尔提出的论点对他自己来说是正确的，而作为一名生活在20世纪早期的英国人，这种论点对他来说就加倍正确。

这并不是说关于战争为何在1914年爆发的实质性解释不准确，这些解释包括一种至今仍然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一战爆发是政治失误、杞人忧天、重大误判和非理性动机等若干行为因素共同导致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行为经济学和理性选择模型仍然在人们理解战争时占据如此核心的位置。但为所有这些解释奠定基础的其实是非理性本身：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我们的世界观。关注理性并不意味着不再重视行为，相反，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行为。

结　论

类比是矛盾且危险的工具。历史学家常常引用英国主教巴特勒(Joseph Butler)的名言：“万物皆有特异之处，不可与他物混同。”历史是独特的，或者说是没有规律的，但它同时也遵循某些规律。如果历史完全没有规律，那么研究历史就没有任何意义。杰克·贝蒂写道：“历史发展有时是意外的巧合导致的结果……特定领袖人物与特定环境的结合以及特定事件与其他事件的结合永远是偶然的，而不是必然的。”也就是说，我们在作类比时必须小心翼翼，因为例外的事件与大的模式同样重要。

其次，历史永远是在事后书写。历史的本质是后见之明。我们可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并根据我们对这些教训的理解来绘制未来的地图，但即便是最好的预测也不见得比中世纪的世界地图准确多少，其原因正在于此。

第三，我们需要询问作者来自哪里。他是否择优挑选？或者换一种比喻，留在剪辑室里的部分是不是比最终出现在影片中的部分更重要？为什么他一开始就选择1914年这个例子而不是其他例子？即便是客观公正的专家也往往会受到心理学家所说的“可得性启发法”的干扰：我们倾向于根据举例的难易程度判断事件发生的可能性(通常是近在眼前和信手拈来的)。往最好的方向说，这种思考是懒惰的；往坏了说，这是学术欺诈。变奏曲常常和主旋律同样重要；噪音常常比信号更重要；我们有时应该更关注一个趋势中的可变性，而不是趋势本身。你可能预计会发生战争，但结果可能是和平。

从1914年得出的主要结论是这样一个事实，列强中没有一个真正想要战争，但有一些大国为抓住机会作好了充分准备。它们未能控制住局势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相信由弗朗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之死引起的夏季危机最终会点燃整个欧洲。因此，真正的解释是一种奇怪的乐观精神诱使欧洲政治精英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他们以为无论发生什么，和平都会永驻，而这种奇怪的乐观精神在德国人身上最明显，他们愿意不惜一切地发动一场他们终将取胜的战争。

就德国而言，所有常见的解释都有其意义——海军军备竞赛、该国的战略自闭症、军队的独立性以及民主问责机制的缺失。不过，尽管这些解释很重要，但它们全是次要的。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将检验其中一些因素，试图探寻今天的中美关系与之是否有相似之处。首先要考察的就是中国可能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与德意志帝国和大英帝国不同，中国可能只寻求“对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进行渐进式的修正”，但这会使我们感到心安吗？

我们今天对自己所说的话与政治家们在1913年的自言自语并无差别。其中包括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观点，即全球化使战争不可想象的程度超过了1914年。各国市场进一步相互关联，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战争“无论是作为解决国家间冲突的机制，还是作为改变国际现状的途径，都只会适得其反”。但这种说法可信是因为你选择相信它。在某些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世界比今天更加相互依赖。如果一个大国认为一旦正确的时机出现，它就有机会取得成功，那么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就不会阻止战争爆发。尽管在这种情况下诉诸战争并不合理，但它并不一定是非理性的。

经济学家主张一致性是理性的本质，从数学角度看，利益最大化和作选择时的一致性应该被视为一回事。一种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人们希望使财富最大化，并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开战的决定与人类这些基本欲望是不一致的。但一致性本身不一定是理性的。约翰·凯(John Kay)写道，“每晚都在花园深处与仙女交谈体现了一致性，但这很难说是理性的。然而，如果说有一致性而无理性是可能的话，那么有理性而无一致性也同样可能。有时人们寻求得到一些并不一定相互兼容的东西——例如既想受人尊重，又想家财万贯。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人们就有可能要求别人给予尊重，即便这会对其财富状况构成威胁。德国要求获得尊重，这部分地导致了该国的外交孤立。”我们可能看到，中国也会遇到这种情况。的确如此，谢韬^[4](《与龙共存》的作者之一)认为，中国正处于即将和美国相撞的轨道上，因为中国正在追求两个互不兼容的目标。“如果你尊重我，那么你就不会挑战我；如果你挑战我，那么你显然不尊重我。”中国像德意志帝国一样无法理解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各让一步才能赢得尊重。

凯的主张是不一致性也可以是相当理性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他引用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的诗句：“我自相矛盾吗？/好吧，我的确自相矛盾，/我博大之极，我包容万物。”不可能将一个国家锁定在一种永恒不变的状态中。正如詹姆斯所理解的，世界过于错综复杂，一致性不可能永久存在。整体看，各国的确更希望得到和平、创造财富，而不想要战争。但我们也是有情感的生物，尽管经济学模型重要，但它们的最终目的是更好地理解世界的复杂性以及人类之间的互动。

人们普遍对爆发另一场大国战争不以为意，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看重理性选择模型，并认定人们一贯理性行事。安纳托·利芬(Anatol Lieven)和约翰·赫尔斯曼(John Hulsman)认为，美中关系的根本问题在于美国是应该对中国实行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还是只用大棒。他们声称答案很简单。美国不应该寻求使中国民主化，而是应该像小布什政府的一位官员^[5]在2005年时提出的那样，使其成为现有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可以“适应国际社会”，而且理智也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被遏制。中国并非一个全球性大国，目前还不是。它有自己的全球利益，但这不能被当作全球责任。的确，中国不愿分担这些责任，这一点日益成为美中关系的刺激因素。利芬和赫尔斯曼坚持认为，理智肯定会使中国相信，它不可能取代美国在东亚的支配地位。理智还应该决定应该依靠日本和越南来反对中国的这个企图。然而，至于美国是否有理由相信中国能“管理”好朝鲜，就像欧洲人在1913年是否相信德国人能管理好奥匈帝国，或者俄国能否管理好塞尔维亚一样，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利芬和赫尔斯曼坚信，“美国人和中国人必须意识到，两国爆发冲突可能带给任何一方的好处都无法弥补这种冲突给双方造成的损失”。这样一场冲突很可能破坏美国领导全球的能力，或许几十年内都无法恢复，并且还将浇灭中国崛起为伟大强国的希望。但他们对各国通过推理得知各自最大利益的能力过于乐观。他们自己也指出，美国对“9·11”事件的反应过度就是明显的失败。中国在推算自己的最大利益时也高明不到哪里去，没有任何“理由”怀疑这一点。

诺厄·费尔德曼在《凉战：全球竞争的未来》(Cool War：The Future of Global Competition，2013)一书中也提出世界大战不再可能爆发的观点。他认为，美中两国都有太多害怕失去的东西。战争会直接摧毁两国的经济，对中国来说还会危及国内稳定。开战“完全是非理性的”。但仅仅因为某事是非理性的，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发生。历史上不乏睿智的政府怀恶心行善事的例子，而当它们受到焦虑和恶魔的驱使时，则会怀恶心行恶事。人们很少怀善心行善事。能够引发冲突的导火索多得很(台湾就是一个)，而无论两国的领导人多么思想开明，两国要想展开合作都将会面临很多的实际障碍。

费尔德曼至少在一点上很可能是正确的：他暗示美国例外主义可能是个麻烦。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治体制不民主，因而中国共产党的政权不具有合法性，美国政府还希望这个政权全盘崩溃。在中国领导层看来，与这样的一个政府进行政策磋商定会让人懊恼。正如费尔德曼所评论的，就相互信任和尊重而言，这可不是一个好的起点。但美国不大可能在近期改变自己的立场，而如果双方都不能从对方获得信任和尊重，那么两国就会处于相撞的轨道上。

李光耀曾在2013年表示，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竞争在所难免，但冲突是可以避免的。这种见解令人欣慰，且不容轻易否定，但战争并不总是精心设计的结果，引发战争的是意外、灾祸、计算失误以及像民族主义这样的激情。因此战争是不可预测的。的确，理智常常与战争毫无关系。

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曾经写道，“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有什么独特之处，那就是我们一方面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而另一方面却永远学不会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严刑拷打被加强型审讯取代，奴隶制被色情人口贩卖取代。战争也没有终结：它从我们的想象中逐渐消失，但它仍在潜伏，等待着被‘祖先的声音’^[6]唤醒。”当我们援引进步这种观念时，我们是在将两个不同的传说混淆在一起：苏格拉底有关理智的传说和基督教有关救赎的传说。格雷写道：“如果结论中的各种观点不一致，那正是它吸引人的地方。”我们相信人类随着知识的增长会不断进步，但文明进步带来知识增长的观念实为一种信仰。他在论述的末尾提出了一个让人沮丧但基本上无法辩驳的结论：尽管人类的知识可以不断增长，但人类的理性却原地踏步。这也意味着，即便我们能正确“解读”某个历史类比，我们也未必一定能够受益匪浅。

当日本和中国在2012—2013年再次陷入外交争端时，美国副总统乔·拜登(Joe Biden)宣称，中国处在“拐点”上，可能迎来重大转变。之前十年辉煌的经济增长使中国越来越过度自信，与此同时它对自己的外交局面开始感到不满。中国一位学者在评价拜登的言论时说，如果中国想要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那么中国就不得不调整现有的体制，中国社会将不得不更加开放。他说，除此之外的另一种结果不会令人满意：中国可能希望重新制定国际体系的制度。这是一个严肃的结论，尤其是考虑到过去300年间大多数大国战争都是由一个崛起大国渴望改变国际政治的规范和制度而引起的。

【注释】

[1]后续版本皆弃用原书名，而改用如今广为人知的《大幻觉》(The Great Illusion)。——译注

[2]实际上安杰尔是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而朗厄为192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译注

[3]历史学家杰弗里·赫夫(Jeffrey Herf)在其1984年出版的《反动的现代主义——魏玛和第三帝国的技术、文化与政治》(Reactionary Modernism：Technolog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一书中首次提出“反动的现代主义”概念，用来描述一种既热切追求现代技术与进步，又极力排斥启蒙精神和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德国保守主义革命运动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得到充分体现。——译注

[4]谢韬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其与美国学者本杰明·佩奇(Benjamin Page)合著的作品全名为《与龙共存——美国民众如何看待中国崛起》。——编注

[5]指美国时任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编注

[6]语出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创作于1797年的著名诗篇《忽必烈汗》，诗云“从那喧嚣中忽必烈远远地听到/祖先的声音在预言战争”。——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