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陪都重庆遭遇空袭时，美国作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在一个防空洞中避难。他无意中听到了两位中国官员的对话。尽管中国与美国结盟，对抗同一个敌人，但这两位官员讨论的并不是中日战争，而是未来的中美战争。他们把美国视为一个远比日本可怕的威胁，因为美国企图将一个远比它自己古老的世界美国化。
事实上，美国的崛起及其在全世界文化影响力的日益增强与亚洲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同时发生的。亚洲民族主义在大众意识中描绘了亚洲社会与西方社会的区别。它还使亚洲社会重新发现了它们相互之间有何不同。正是在这方面，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亚洲国家开始重新发现它们的社会何以具有印度特色或中国特色。
尽管如拉铁摩尔所听到的，中国人心怀疑虑，并且此后中国明显兴起一股民族主义浪潮，但实际上中国人对美国是有亏欠的。在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劝说他与日本达成协议。他们认为，真正的敌人是纳粹德国，因此对日本在中国的行动放手不管要明智得多，因为这样美国就可以在卷入与日本的新冲突之前全力对抗第三帝国。这种建议并非完全不合理，但罗斯福拒绝放弃中国。在美国，当地教会明确表示支持中国。作为1940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在其《一个世界》(One World，1943)一书中对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进行了辩护。美国人是当时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试图打破大英帝国、纳粹的欧洲要塞以及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概念等各种保护主义壁垒。美国寻求创建一个基于自由贸易的国际经济秩序，它还期望中国在其中扮演关键角色。根据二战期间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国“具有民主可塑性”。中国停留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反之亦然(尽管事实上根据一项在二战期间进行的调查，多达60%的美国人无法在地图上指出中国的位置)。
故事可以有不同的结局，如果朱塞佩·赞加拉(Giuseppe Zangara)在1933年2月13日[1]成功刺杀罗斯福，而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保守主义者、对国际主义毫无热情的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成为未来8年的美国总统，那么毫无疑问这个世界将变得完全不同。美国会与日本达成协议，用中国的命运换取自身利益吗？毕竟与日本开战是迟早的事。当今时代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是由国家利益推动的，但它们也是由各国对未来的不同看法引燃的，后者在当今时代尤其正确。
如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所说，人们在研究历史和大国冲突背后的因素时，极少关注那些没能发生的战争。英国在1877年至1878年的巴尔干危机中险些与俄国开战，在1898年的法绍达危机中又险些与法国开战。在1870年之后英国没能与俄国或法国开战的最重要原因是就国际秩序的规则和协议——前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称之为“交通规则”——相对而言，德国对这三个国家的威胁要大得多。我将在本章中展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对这些规则的重视程度基本上决定了它是否会为了捍卫这些规则而开战；我还将展示崛起大国之所以愿意考虑发动战争，究竟是因为它怀疑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能否继续贯彻这些规则，还是它希望修改这些规则以追求自身利益。这也是大国冲突逻辑的一部分。
占支配地位的冲突
1914年的大国冲突有一个主旋律和若干变奏曲。这些变奏曲就包括势力均衡(其实质是法德争夺欧洲霸权)。但真正的冲突——用乔治·利斯卡(George Liska)的术语就是“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发生在英德之间。利斯卡将“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定义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企图改变国际体系时引发的冲突。
1914年的国际体系是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中取胜的部分结果。尽管自那时至1914年之间，英国的实力已开始衰落，在工业产值方面被美国和德国赶超，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英国仍然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英镑是世界储备货币，英国在金融服务、银行业和保险业领域遥遥领先其竞争对手。英国继续管理全球金融体系，这一地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取代。尽管全球大部分地方可能都已爆发革命，但英国的实力绝非仅仅仰仗其帝国疆土之广。在1914年之前这个世界的很多甚至大多数特征都源自英国，从蒸汽动力到追求进步和信奉进化理论，皆是如此。除西班牙、葡萄牙和俄国外，欧洲所有国家都采用了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所选定的铁路轨距。在某些国家，例如法国和意大利，火车靠左侧行驶(至今如此)，因为事实上铺设铁轨的是英国的工程师。英国人发起了我们今天所说的全球化，在这一过程中，英语被确立为国际贸易的语言。英国还在传播自由主义观念——包括扩大选举权——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所有大国最终都选择赋予其公民或臣民以选举权(俄国是唯一的例外，它将成为20世纪唯一经历革命的大国，那将是它为自己的误判所付出的代价)。
尽管英美思想继续支撑着当今的国际秩序，但这套体系本身并非从未受到指摘。例如，将自由主义思想扩展为自由国际主义政策(美国人称之为“自由干涉主义”)的做法一直以来并未得到热烈的响应。如皮埃尔·罗桑瓦隆(Pierre Rosanvallon)所说，一旦我们不再将自由主义视为一种意识形态，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思维方式，或者一种视野，那么一切就都能对接上了。经济自由主义(开放的市场)、民主化(开放的思想)和国家建设(开放的政府)看起来如此交织，以至于它们无法相互分离。奥地利小说家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在20世纪30年代对此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自由是“自由贸易的哲学附件”。
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成为自由国际主义政策的第一块试验田。在伦敦，反对派指责自由党政府为自由贸易原则而非狭义的地缘政治利益将英国拖入战争，自由党政府则反驳称，自由贸易将扩大中国人的视野，有助于该国融入国际社会。当战争爆发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一名特约记者写道，“他见证了一种新的国际政治原则，‘炽热钢铁的鼓吹者’如今是自由派而非保守派，这些鼓吹者预见了美国人后来所说的‘新世界秩序’。”这名记者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第一次冷战(1871—1914)
1871年至1989年这段历史时期包含多个占支配地位的冲突。当1917年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带领美国参战时，他认为此战是为了反对一种观念，即“普鲁士军国主义”，而不是反对德国本身。英国作家也持有这种看法，包括H·G·韦尔斯，他将这场战争视为一项“卫生工程”。自由民主主义者20年后会发现他们又将与一种原则展开斗争，即法西斯主义，若干年后又会在冷战中与苏联共产主义交锋。
实际上，欧洲自由主义大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最早爆发冷战的时间远远早于1914年。然而，与20世纪下半叶西方和苏联之间爆发的那场冷战不同，这场冷战实际上演变成了“热战”。在1914年之前，马克斯·韦伯视英德战争为一场酝酿中的冷战，用两位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话说，这是一场“干燥的”或者“潜伏的”战争。这场冲突的根源是德国与其他欧洲大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可以追溯至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在法国人看来，法国的战败表明德国发展的“价值取向”与法国存在根本差异。用路易·迪蒙(Louis Dumont)的话说，这“让法国获得了深刻的教训，即人权并非政治的全部”。德国对人性的追求与法国并不一样。
这并不是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完全是上文讨论的规范性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只是为实质性因素发挥作用提供了背景。就英国来说，战争是若干更加直接的因素导致的结果，这些因素包括英德海军军备竞赛、殖民地冲突以及德国将击败法国甚至俄国从而称霸欧洲的前景。但英国之所以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担心由德国来操控和平将意味着什么，一种前景可能是德国主导下的欧洲不再坚持欧洲外交体系的“自由”原则。
法国人怀有同样的忧虑。德国自由主义作家胡戈·巴尔(Hugo Ball)1917年在苏黎世流亡时通过对比两份19世纪的政治宣言，对德国与法国针锋相对的世界观作了解释：
我最近比较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和1848年的《德国人民基本权利》(它们分别是由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制宪会议和1848年革命时期的法兰克福议会颁布的权利法案)。二者有惊人的差异：
1.《人权宣言》包含(有关人和政府)的基本原则，《基本权利》绝无此类内容。
2.《人权宣言》在普遍意义上确立了人民主权高于国家主权，只赋予国家监管宪法的消极权利。《基本权利》则不然，它没有在原则上设定国家应受何限制，甚至没有设定国家对国民的依赖程度。
3.法国制宪会议规定了个人不可剥夺的一些权利(安全、财产、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及有权反抗所有这些权利受到的压制)。宪法既由所有人担保，也由每一个个人担保。宪法使用“人类”一词(暗示包含下层阶级)，所言之事皆针对“人类”。然而，《基本权利》只提及公民和臣民的权利，而没有提及“人”的权利。
4.……要概括《基本权利》的特点，必须……
5.不能忘记它制定于法国大革命的半个世纪之后，拥有这一时期的全部经验和德国古典主义的全部成果。尽管如此，在《基本权利》中找不到任何德国人性和德国哲学的踪迹。
之所以详细地引用这段论述，是因为它抓住了德国对英法两国代表的自由主义秩序构成的挑战的本质：尽管英国在创建当代国际秩序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但法国也在今天的国际体系中留下了自己的独特印记，那就是人权概念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学，但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和人权都不是德国世界观的核心。与其说德国是世界主义国家，不如说它是共产主义国家，这个国家强调社会基本单位的效忠胜于一切。根据德国的主流世界观，一国之民从社群中获取价值，通过成为群体中的一员获取生命意义。德国的主流观念认为，生命内在地具有社会属性且根植于文化。借用托马斯·曼(Thomas Mann)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一个不问政治者的反思》(Betrachtungen eines Unpolitischen，1918)中的句子，“(一个德国人)如果将其忠诚献给……被欧洲各国称为自由的东西……无异于要求他摧残自己的本性”。德国对于它希望用什么来取代现有国际秩序并没有具体的看法。德国是一个愤愤不平的大国，是一个捣乱分子。
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其研究中发现，欧洲主要大国在一战前夕秉持的规范性行为准则本质上是相互排斥的。埃利亚斯说，法国哲学家亨利·贝格松(Henri Bergson)曾对这个问题作过最清晰的阐述。贝格松坚持认为，法国人在战争期间试图维护支配这个体系的规则，因为它们反映出法国的世界主义价值观。在提到道德准则时，贝格松问道：“这些准则是针对什么提出的：是对人类整体，还是对某人出生的国家？”“不强调这种区别的道德哲学就难以窥见真谛……当我们主张尊重他人生命和财产的义务是社会生活的根本要求时，我们指的是什么社会？”贝格松认同历史学家朱尔·米舍莱(Jules Michelet)的观点。在后者看来，你出生在法国就意味着你是世界公民，人权就是你的立身之本。
然而，在任何战争过程中，社会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置于“人性”的需求之上。的确如此，埃利亚斯还说，各个国家和社会的日益民主化导致了相应的世界观民族化和民主主义情绪，社会的道德需求几乎成为在大众感受和情感中根深蒂固的、必须无条件执行的紧急事项。正如埃利亚斯所说，规范并不总是善意和包容的。尽管规范可以让人们团结一致，但同样的过程还可以常常鼓励人们一致反对其他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哪些国家已经把自由主义规范内在化，哪些国家还没有，答案很快就大白于天下。马克斯·黑斯廷斯写道：“德国的政策——这真的是政策——是抓捕大批人质并将他们成批屠杀，以此回应敌人的抵抗，而这种抵抗很大程度上甚至从根本上就是想象出来的。这种政策就规模而论在西欧无出其右者。”德国对英军战俘的处置就足以说明问题。死于囚禁的英军战俘的官方数字仅略高于1.1万人，但还有数以千计的、被报告为失踪的战俘因充当奴隶劳工而累死。从1917年10月到1918年9月，英军战场死亡率为4%。在英军战俘中，这一数字则为5.2%。德国处置战俘的政策被普遍视为以“战事所需”为名违反规范、置制度于不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
至于英国人为什么能够在战争期间坚持自由主义价值观，埃利亚斯的理解就没有那么透彻了。他试图借用英国的“实用主义”和著名的“妥协精神”来解释。尽管这两种观念都不是英国所特有的，但它们都反映了英国的历史经验。如詹姆斯所说，真实性确实带有个体的印记。由于受到“木墙”[2]——如今是“无畏”级战列舰——的保护而免遭侵略，英国人具备道德说教的条件。公众期待英国的外交政策能够与他们和英国精英阶层在国内共同宣扬的那些原则保持一致。然而，英国人也可能是反自由的。例如，战争期间德国境内有75万人死于饥饿，其中很多人都是英国为确保德国将商船队交给协约国而实施封锁的受害者。封锁直到1919年夏天才结束，而几个月之前德国就已经投降了。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得出结论认为，在继续实施封锁期间，妇女和儿童遭受的苦难大于停战之前。
然而，尽管英国并非矢志不渝地践行所谓的英国世界观，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对政治生活的渗透，以及中产阶级在制定英国外交政策过程中发挥的更加积极的政治作用，都使英国有条件宣扬一种普世的道德观，使其“赢得叙事”。对于1915年之后最重要的国家美国来说更是如此。
到战争结束时，德国人想象中的法国和英国的位置被美国取代。安德鲁·甘布尔(Andrew Gamble)认为，这套秩序本是由英国苦心经营的，而美国被拉进这套秩序之后，逐渐将保护这套秩序不受他国挑战视为自身最重要的国家利益。德国历史学家、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施彭格勒曾(Oswald Spengler)宣称，德意志帝国有一个英格兰的内核(或者说自由主义第五纵队)，这个内核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毒害。1945年2月，在希特勒帝国的废墟之上从事写作的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认为，德国拯救自己灵魂的唯一途径就是让这个(如今是受美国人启发的)自由主义内核在未来的秩序中发出声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后来通过加入北约和欧洲共同市场来融入当代世界体系。到1960年，德国人就这样把自由主义规范内在化，从而限制了德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选择，包括对其他自由主义大国发动战争的选择。
2013年6月，奥巴马总统在勃兰登堡门重申了美国的价值观。他援引德国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话，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天赋权利，是因人性而固有的权利”。奥巴马试图在演讲中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796年康德说出这句话的多年以前，美国人就已经把这些内容写进了《独立宣言》。奥巴马在柏林对听众说：“我们不仅仅是美国公民或德国公民，我们还是世界公民。”
汉学家或许很难在1871—1945年期间反自由的德国和今天的中国之间找到共同点，而是更容易认为美国和中国能够避免另一场“冷战式的”对抗。只有当这个世界的结构过于僵硬、泥古不化时，“占支配地位的”冲突才会起作用。如果世界的结构并非如此，那它就不会起作用。我们的叙述能够压倒一切判断力：我们可能被这种叙述背后的操控力蒙骗。叙事源于冲突的环境，与具体讨论哪个国家没有关系。
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决心维护的规则不仅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冲突，而且与中国自身的雄心和欲望也相互冲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即便不一定是修正主义的)是否愿意无限期地受制于这些规则就有待商榷了。
不过，美国是不是仍然致力于执行这些规则呢？在后苏联时代伊始，似乎国际秩序将越来越民主化。用美国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的话说，世界似乎已成为“一个轴辐系统”，任何事情都取决于美国。由于这种20世纪90年代的乐观主义已经消失，世界看起来已大不相同。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说，世界进入了“后美国”时代，如果美国选择放弃作为“必不可少的”国家的角色，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出现“管理缺口”。最近一篇有关奥巴马外交政策的评论文章认为，美国当前所走的道路最终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它失去了“领导世界的强烈欲望”，即将把它的战略优势让与中国。
另一种解读当前美国政策的方法——这种方法似乎会被美国的“亚洲支点”战略证实——涉及区分两种观念。一种观念是一位作家所说的“民主全球主义”——这是一项重塑外部环境以使其更易于接受民主价值观的规划。另一种观念是维护并在必要情况下强制执行国际体系的规则，这是一个更为适度的目标。美国仍然认为后者符合全球公共利益。“亚洲支点”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维持五角大楼所说的美国的“全球领导作用”。通过恢复地区联盟的活力，可以更有效地维护这些规则。
美国成功地维护了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这可以归功于它采取了需求模式，而非供给模式，这与19世纪的英国可谓异曲同工。当美国寻求维护这套体系，或者选择强制执行这些规则时，美国的政策会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另一方面，当美国采取单边行动，或者当它提供没有任何需求的服务时，结果就可想而知：美国很快就失去了国际合法性。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美国为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逐出科威特而组建的国际联军获得了联合国的授权，但入侵行动本身却未能赢得安理会明确授权开战的决议。在这个案例以及其他案例(包括关塔那摩监狱和非常规引渡)中，美国拒绝接受外界对其行为的正当批评，结果严重损坏了美国在全世界的形象。
正如约翰·鲁杰(John Ruggie)所说，美国政策的问题在于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领导作用常常伴随着美国“豁免主义”，或者说美国坚决反对用它自己提出的规则束缚自己。当有可能限制美国行动自由的国际机构成立时，美国学者的反应中就会频频体现出这种“豁免主义”的观念。例如，历史学家穆尔豪斯·米勒(Moorhouse Millar)为证明美国决定不加入国际联盟是正当之举时曾说：“当然，如果美国要致力于和平事业，那么唯一途径就是将其自身秉持的原则明确而充分地宣示于天下，而不是用这些原则去换取一种基于功利主义、作为权宜之计的国际安全。”20年后，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失望地说：“如果美国选择从属于联合国，那么它将把自己的历史责任推卸给一个机构，而这个机构可能并不理解其首要职责是履行与历史达成的契约。”然而，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声音属于少数派。“美国优先”理论的信徒也是如此。大多数美国人都是同一类国际主义者。这不是因为他们热爱世界，而是因为从世界银行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各种宣称为这个世界代言的机构都是由美国设计的，并且仍然受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启迪。
诚然，今日美国的期望值远低于“9·11”事件刚发生后的那段时期。在美国的政策讨论中，重点如今已放在“更高级的自由主义”上，这种观念在奉行自由主义原则与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所说的“适当考虑其他大国根植于历史的利益和志向”之间寻找平衡。美国外交决策层有充分的自信与其他国家分享权力。并非只有新孤立主义者才知道保持谨慎的重要性。用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话说，“在某个行为中，其他人使我们明白他们有很多具体的要求，如果我们要生存，就必须对这些要求予以考虑，权利二字不过是这许多要求的抽象名称罢了。”康多莉扎·莱斯(Condoleezza Rice)2006年曾表达过类似的态度，当时她呼吁建立一个更加安全，而不是更加美好的世界：“我们努力使世界从根本上更加安全。不完美，但会比原来好一些。”
这种理解内在地含有现实主义色彩，正如相信历史站在自己一边的观念内在地包含谨慎思维一样。美国在冷战中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它相信自己与历史保持统一步调。我们的祖先曾说，“上帝最了解他自己”，同理，二战后出生的一代人常说“历史最了解它自己”。笔者出生于1953年(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年)。大约20年后，笔者完成第一学位的学习时北越军队成功夺取西贡。当时，美国的命运似乎并不受历史眷顾。然而，那些给自己讲述这些故事的国家即便刚刚经历了战场上的失败，通常仍有足够的自信坚持到底。然而，自信也可能让一国高估自己的实力，“9·11”事件之后美国就是这样做的。一位保守派评论家曾说，当时的美国“以一种顽固到底、不容和解的态度展示自己的意志”。
今天的美国不再像过去那般坚定自信，部分原因是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崛起致使很多美国人怀疑美国是否仍然引领着历史的潮流。如果21世纪不是美国的世纪，那么中国对挑战美国的“支配地位”表现出的毫无兴趣能让美国公民和决策者感到些许宽慰吗？
在《面对与隐藏》(Confront and Conceal，2013)一书中，戴维·桑格(David Sanger)写道，“美国对世界而言仍然具有吸引力，这部分源于它所彰显的价值观：美国的政策仍然表明它信奉自由主义原则。”这是典型的美国说法，但并不清楚它是否仍然是真实的——如果它曾经是的话。中国是否像桑格所说的那样，将在当前国际体系中抑制自己获取更大权力和财富的雄心，这个问题有待商榷。的确，中国频频批评这套体系缺乏“公正”和“和谐”，甚至还对将“儒家”规范引入国际政治生活表现出热情。一旦中国开始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思想采取针对当前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政策，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某些特征将再次呈现。1902年德国皇帝要求德国思想取得“世界霸权”，当战争最终爆发时，大批德国学者将之阐述为一场意识形态斗争，这场斗争必将以“1914年的德国思想”战胜“1789年的西方思想”结束。尽管德意志帝国自己似乎并不知道它希望用什么来替代英国管理的这套国际体系，但很多德国人是知道的。今天的中国似乎也是这种情况，政府似乎支持这套体系，但很多知识分子则希望看到某种儒家“改革”。未来可能会发生一场类似的思想冲突，对历史优势的再一次争夺。就目前而言，世界仍然大体上对美国领导的这套国际体系感到满意。例如，在《经济学人》发布的调查中，人口数量排在前150位的国家中只有26个被视为反对或对抗美国。美国在全球发挥的作用获得广泛支持，而这种支持很可能会持续。但有必要指出，中国是这26个国家中最强大的一个。
美国在衰落吗？
请放心，我年轻的朋友，一个国家可以毁掉的东西有很多。
——亚当·斯密
1990年9月11日，也就是纽约世贸中心遭到袭击的11年前，美国时任总统老布什(George Herbert Bush)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讲时号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和平之路如此难觅，人类求之百世而不得，却经历千战之苦。今日，这一新世界即将破土而出。”
“基地”组织发动袭击之后，没人再向美国人许诺新世界秩序的来临。美国只是努力加固旧秩序，而作为世界仅存的超级大国，美国对自己的实力很有信心。然而，在2008—2009年金融崩溃之后，很多美国人感到这个国家在衰落，而外界认为他们看到了症状——一种丧亲之痛。对悲痛的正常回应首先要么是震惊，要么是拒绝接受。在这个伤心欲绝的阶段，伤心之人会有一种逝者健在的感觉，即便是在梦境中。下一个阶段是对失去亲人的愤怒，这种愤怒将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我们去寻找应该怪罪的人或者机构——就美国而言，这是指银行或新保守主义者，或者小布什，或者干脆是新崛起的大国，例如中国。在愤怒或沮丧阶段，悲痛被固定下来。只有随着时间的流逝，痛苦之人才会逐渐接受痛苦的现实。美国正在经历这些吗？美国人甘心接受(或者无法接受)他们自己的“衰落”吗？
如果美国确实在衰落，那么它在维护国际体系的规则时就处于不利地位。然而，很多人一直主张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衰落了，当时美国世纪似乎在东南亚的战场上逐渐走向终结。一位作家说，美利坚治下的和平落下帷幕的过程比不列颠治下的和平更快，而另一位作家则总结说，越南战争意味着美国“长大成人”，应该学会接受自己沦为一个“普通”国家的现实。
关于美国是否衰落的争辩与当年没什么差别。例如，爱德华·卢斯(Edward Luce)的书《美国，醒醒！》(Time to Start Thinking：America in the Age of Descent，2012)让读者可以一窥该书副标题所说的“没落时代”。这本书为此详细描述了中产阶级被“挖空”、初级和中级教育的退步、创新领导者地位的丢失、政府治理难度的增加以及金钱对政治的腐蚀等多种问题。
乔治·帕克(George Packer)在《松散》(The Unwinding，2013)一书中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该书将2008年的大衰退视为经济和道德双重衰退的标志：
堕落的盗贼统治正迅速衰败，两党都在为此出力——美国民众一边用食品券换取加工过的毒药为食，一边却在刷卡消费；低技能工人在就业结构上不再有任何价值，但他们过于愚蠢，并不知道那些过时的工作不会再有；纽约的银行正在榨干这个国家的最后几滴血，公司则不受任何国家利益的观念束缚，物权法体系一片混乱，全世界被债务淹没。
帕克善于对复杂问题抽丝剥茧，他的《松散》一书在分析美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方面进行了诚恳而有趣的尝试。但此书传达的信息并非让人全无希望。“每一两代人都会遇到一次松散……每一次衰落都会带来复兴，每一次内向崩溃都会释放能量，每一次松散之后都会迎来新的凝聚。”
对这种观点的宣传者来说，肯定有很多证据表明美国确实在衰落。美国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善于创新。实际上，美国在创新领域的领先地位要回溯至1940年之后美国工业进行大规模研发投资的时代，而中国正在迅速赶上。由美国学者撰写的科研论文的比重从1993—2003年的26%降至2004—2008年的21%。中国在已发表文章数量和同行评审科学期刊数量方面仅次于美国。
然而，经济重心的转移与历史上的权力转移并非一回事，而这正是1870年以后英国的衰落与今天美国的衰落之间最大的不同。经济变化并不一定导致霸权易主。亚洲世纪并非已经到来，它可能永远不会到来。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创造了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大约14%。美国只有全世界6%的人口，但创造了全球20%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并且美国人的生活水平是中国人的6倍。换言之，美国经济比中国经济更有生产力，而当中国最终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时，这一点很可能不会改变。中国似乎无法继续像过去那样实现10%的增长率。中国也有可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在这种情况下，中等收入国家既无法与低收入、低工资的国家竞争，也无法与高技能、善于创新的先进经济体竞争)。自1960年以来，只有13个国家成功避开了这个陷阱。由于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正迅速失去优势，但由于落后的技术和人力资本流失，中国尚未在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获得比较优势。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达到1.1万美元或1.5万美元时，中等收入陷阱通常就会出现。如果中国继续以之前的速度前进，那么它将在2015年或2018年抵达减速带。
还有必要考量一下美国的一些无形优势，其中很多源于作为建国基础的原则。尽管美国已经出现了社会不公和社会信任度下滑的严重迹象，但这个国家的社会架构与中国大不相同。这虽不能使美国显得例外，但确实使中国显得与众不同。两国在其他领域也相差悬殊。例如，中国没有进入透明国际“全球清廉指数”的前列，而腐败问题是新兴市场在规模、平等性和深度等方面排名远远落后于发达市场的一个原因。大多数私人投资资金仍然源自西方世界(80万亿美元的养老金、保险基金和共同基金中的70%都源自美国、欧洲和日本)；尽管经历了全球衰退，但西方股票市场作为一个整体的表现仍优于“金砖国家”。过去几年，发达国家公司的股票上涨了6%，而新兴市场公司的股票却下跌了10%。导致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发达国家在规范性制度方面仍占有决定性的优势，例如法制、产权和反腐败法律。
美国还极其幸运，因为它还将从3D打印革命和页岩革命等新的技术发展中获益。经济学家常常提到“现时偏见”，或者说相对于既定的行为模式或者更长期的系统性趋势，人们倾向于夸大新进展或技术进步的影响。然而，事实可能会证明页岩革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美国开发页岩资源的条件好于其他任何国家，它在管理上面临的障碍要少得多。建设页岩气井的成本低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另外两个页岩油资源丰富的国家——墨西哥和加拿大也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莱昂纳多·毛杰里(Leonardo Maugeri)发布的报告《页岩油繁荣：美国的奇迹》强调了页岩革命的重要性。报告指出，美国石油产量已经大幅增加，而此前30年则是一路下滑。1995年，美国地质勘探局估计巴肯油田蕴藏1.51亿桶可采石油。2008年，这一数字被上调至近40亿桶，而到了2013年，这一数字又翻了一番。未来这个数字很可能会被继续上调。换句话说，我们仍有理由论证美国在物质层面的实力依然不可小觑。的确如此，页岩革命可能使人们对美国实力的物质基础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
因此，将美国描述为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还言之尚早。还应指出，由于美国的基本劳动力正变得更廉价、更有生产力且更加灵活，美国的制造业正在经历某种程度的复兴。包括计算机、发动机零部件、塑料和橡胶在内的一些产品领域，已接近制造商将生产活动迁回美国的拐点。
然而，很多美国人仍然对未来感到极度忧虑。这一点无人比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更有先见之明。他说，属于美国的历史时刻不会以经济崩溃而终，不会以战争失败而亡，最有可能以能量耗竭而止。美国若果真衰落，必因其“志趣平庸”，其实力只会因“缺乏鸿鹄之志”而渐衰。雄心不再，激情难燃。社会无所追求。有很多人担心美国的霸业不会以功成名就而收场，而是随着不可逆转的缓慢衰退，与梦想渐行渐远。
预言，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和道德衰落的预言，极少变为现实。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写道，“成为未来主义者的最好方法就是等到明天，那时明天因成为今天而即刻被人忽视。”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写道，“尽管美国仍然有其例外之处，但它已不再是‘从建国到20世纪上半叶期间那个为世界其他地方带来欢乐、惊奇和迷茫的独一无二的异类’。”但美国很可能长期保持弹性。托克维尔将美国的民主视为一种政治信仰，这不单单指信仰民主本身的价值，还包括信仰更宏大的美国工程。他认为，权力不只是对物质情况的生硬测量。它还包括观念、志向和国家的视野。只有当美国不再信仰那些仍使其在他国眼中成为例外的因素时，美国才会失去领导世界的雄心。
存在性焦虑？
在西方世界，例外主义的观念可以追溯至公元前6世纪，当时希腊诗人福西尼德(Phocylides)写道：“一个希腊城邦胜过华而不实的尼尼微[3]。”柯勒律治也对中国历史发表过差不多的评论：欧洲一世纪胜过“中国一甲子”[4]。中国人历史上曾倾向于对其他民族不屑一顾，因为他们首先自诩为“中央王国”——例外主义并非某一种文化所特有。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说，我们都希望别人尊重我们的价值观，权力越大对别人要求的尊重就越多。
不过，说例外主义是一种虚构之物并不意味着它不正确，而是说它是人为设计或制造的。例外主义这种思想是编造出来的，像所有编造的说法一样，只有当它符合现实，或者符合人们普遍视为真实的情况时，它才有说服力。事物在某个特定时点上的表现方式基本决定了我们倾向于如何看待它们。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虚构之说会逐渐失去说服力。
当然，只要我们坚持赋予生命以意义，那么国家层面的虚构就是必要的。即便它们是幻觉，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也提醒我们，不是所有幻觉都是错误的，尤其是对生活持肯定态度的幻觉。弗洛伊德说，幻觉不同于错误，前提是它没有变成妄想，妄想过于荒谬，没有人会相信。
美国“例外主义”思想如今已失去了大部分光彩，这从一些书名中就可以看出来，例如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的《天定命运的反讽》(The Irony of Manifest Destiny，2010)和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的《权力的界限：美国例外主义的终结》(The Limits of Power：The End of American Exceptionalism，2008)。按照巴切维奇的说法，例外主义的观念已经成为一部分美国人的精神避难所，这些人试图否认世界的真实状态。在这种思想的背后是一种愤怒，因为美国的相对衰落已越来越明显，具体迹象包括收入停止增长或者不断下降、债台高筑以及新的财富和权力中心不断出现。一边是这个国家的政治阶层所发出的豪言壮语——基本上一致认为应该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者的地位”；另一边是可以实现这种抱负的手段。二者之间正出现一个巨大的鸿沟，这导致美国人对自己在世界中处于特殊位置的信仰似乎日益难以维系。巴切维奇在重读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作品时，发现了这段写于1937年的话：
人类历史最可悲的一面在于，每一个文明都以最自命不凡的态度表达自己，都以最有说服力的方式将自己偏狭的价值和普世价值混为一谈，并且在走向灭亡的衰败进程开启的那一刻宣称自己将万古长存。
21世纪各国的相互依存使人更难相信某一个国家是例外的，包括中国。当一国面临的每一个重要问题——从恐怖主义到核扩散——都需要联合行动时，你就很难把这个国家视为例外。如罗杰·科恩(Roger Cohen)所言，例外主义的极端形式是一国没有盟友，也毫无影响力，对于执行某套行动方案会面临哪些风险也一无所知。唯一能够长期存在的例外主义形式必以根植于虚构叙事的价值观和理想为基础。在这方面，美国可能仍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国家，它甚至可能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国家”。对美国的盟友来说，这一点或许最为重要。
虚构叙事使行为体能够编织有关它们是谁以及它们会如何演变的故事。这就是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美国本身就是观念的产物，并且在很多方面美国仍然是最后一个意识形态大国。中国的影响力和实力当然在不断增强，但中国政策的最终目的和抱负远不如美国的清晰。只要美国坚信一种国家神话，它就仍将在集体想象中“占支配地位”。神话会随着时间而改变，如今相信这个国家拥有“天定命运”的人已经找不到了，认为它是“自由的灯塔”的人也少于过去。但诸多神话中最古老的一个在很多人听来依然真切——美国是“山巅之城”。提到国家神话并非指责它子虚乌有，这只是意味着它被赋予象征意义，这种性质与它的实际情况或者人们对它的描述无关。正是我们对世界的体验构成了现实。“现实”是我们想象中的现实，而我们所选择的想象结果常常是我们内心希望成为真实的东西。
美国的“现实”与小布什在2002年《国情咨文》演讲中所说的“人类尊严提出的不可辩驳的要求”是一致的。在论及尊严时，小布什是在引入另一种虚构的现实，因为历史没有提供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来证明尊严的重要性。我们总是先讲述一个故事，然后从我们选择讲述的故事中提炼出一种意义，并将这种意义赋予历史：碰巧的是，美国人讲述了一个非常令人信服的故事。这就是美国“信条”的核心——贡纳尔·米达尔(Gunnar Myrdal)在1944年最早推广了美国“信条”一说。米达尔写道，“尽管美国具有种族、宗教、伦理和地区多样性，但美国人持有同一种‘社会信仰和政治信条’。”不同的学者给信条下了不同的定义。米达尔自己称之为“人类个体的基本尊严”。
尊严也是西方人文主义的核心，因为唯有人类坚持让其他人拥有尊严和自由——自由是能够实现尊严的条件。我们潜意识里认为只能在我们自己的人性中找到价值的来源。认为一国历史“有意义”等于能够把万事万物看成受目的论限制的对象，或者即便这不是人类的目标，也至少是人类的命运，它要么已经在历史中实现，要么必须在未来实现。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写：
每当我面对人类尊严受辱而高声反对的时候，每当我不知不觉地喊出源自人类尊严的理由的时候，我都是在证明，我知道实现自我之人是何样之人，或者人性会提出何等要求。
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知道人类尊严应该提出哪些要求的时候，这些要求才能是“不可辩驳的”，并且我们只能假定我们知道——不是通过分析那些历史记载，而是回到帮助我们为历史设定秩序、赋予历史形态和意义的传说上。毕竟，只有通过讲故事，历史才会真实发生，历史通过我们选择讲述的故事来恢复生命。
记者吉尔伯特·阿代尔(Gilbert Adair)在参观埃利斯岛时曾有过这种感慨。埃利斯岛是纽约最著名的地标之一，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70年代最终关闭期间，这里曾是一波又一波欧洲移民进入美国的通道。如今它是一座博物馆。阿代尔在岛上的走廊里闲逛时，无意间为墙上的照片所震撼。在这些照片中，满脸困惑的中欧移民像牲口一样被集中成群；还有同样迷茫的儿童，他们的衣领上缝着随意分配的名签；匆忙打包的、中产阶级使用的手提箱与用绳子扎好的、已经磨损的纸箱堆积在一起。他略感不安地意识到，他曾经见过这一幕。然后他想起来他确实见过：他曾在斯蒂文·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的电影《辛德勒的名单》中看到过这一幕。“埃利斯岛是一个良性的奥斯维辛，一个倒转的大屠杀，一个积极的‘最终解决方案’。”问题是，一个因移民而改观的美国在例外程度上会不会不及我们所熟知的那个美国？它在向世界其他地方发表意见时自信心会不会不及从前？
诚然，移民会带来很多社会和经济挑战，但它也带来了取之不尽的力量之源。由于出生率更高，移民可以确保美国生育率保持在2.0以上。根据乔尔·科特金(Joel Kotkin)的数据，美国人口到2050年将增加1亿人，从而确保该国不但将继续繁荣发展，还将走在债务曲线的前面，这一点是大多数欧洲国家和很多亚洲国家都无法做到的。美国将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后工业经济体，而同时中国将步入最年迈国家之列。生育率预示着美国的文化生活将恢复活力，美国这个品牌将得到振兴。
查尔斯·默里在其书中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美国已经落在了其开国元勋的后面，这些开国元勋的伟大成就在于将一种个人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化为一种执政信条。没有哪个政府像随后两个世纪的美国政府那样限制自己的权力，但这项伟大成就不再适用于这个国家——社会契约在瓦解，为社会契约提供基础的社会信任也在崩溃。美国梦已经破灭：美国是特殊的，但不再是例外的。但默里的这种观点没有抓住要领。尽管有各种困难，但美国这块牌子仍在不断更新。迪安·艾奇逊抱怨说：“我们是一个19世纪的民族，我们的思想还是我们曾祖父、曾祖母的思想。我们不是20世纪的民族。我们的观念继承自过去。”20世纪20年代美国曾迎来一位著名的英国游客——作家G·K·切斯特顿(G.K.Chesterton)。他当时已经得出了与此极为相似的结论。美国的终极考验将在本世纪末来到，届时“以18世纪语言表述的18世纪的理想将无法继续压制那些异端邪说”。
拉美裔美国人已经占到美国青少年的约五分之一。到2040年，这一比例将接近三分之一。移民的大量涌入很可能给美国带来巨大变化。借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在其就职演说中使用的词语，美国的确面临“自我改造”的挑战。克林顿当时很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美国最伟大的哲学家约翰·杜威最核心的观点之一。杜威原则上并不反对国家层面的虚构叙事：他只有在这些表述否定生命，而不是肯定生命的时候才提出反对。如果一个虚构表述使人意气风发、有所作为，那么它就对社会有益。在他看来，这种虚构在本质上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内在价值就是鼓励人有所作为。真实不是成功的原因，而是坚持某种信仰的结果。换句话说，杜威评判一切信仰是否正确的标准是它们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杜威的观点在美国之外颇有影响，尤其是在日本。1919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举办讲座[5]时曾对校方的主持人说，日本人将不得不重新评价他们的传统，这样才能跟上现代世界的步伐。他们的自我革新是否成功将取决于他们如何应对现代化的挑战。所有现代社会都会面临这种挑战，如今轮到了美国。1945年以后，美国人通过制度建设来维护国际体系，但毫无疑问，下一代甚至再下一代美国人不会再尽心竭力地推广和捍卫这套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了。
对美国这块品牌的信仰甚至渗透到对美国现状的批评中——乔治·帕克的声音与英国人爱德华·卢斯的声音截然不同，后者所表达的失败主义在很多美国人看来可能有明显的“欧洲”色彩。“美国性情”——借用威廉·卡洛斯·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说法——不只有移民的因素：它是在托克维尔看来十分典型的美国式活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坚持替全世界追求梦想的态度将会松懈，即便它的敌人甚至一些盟友似乎这样认为。当然，总会有疲惫之态出现，但不存在任何证据证明美国自身有意放弃“占支配地位”大国的角色，更不要说允许其他任何国家挑战现有“交通规则”了。
然而，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美国对纠缠于国际事务越来越感到厌烦。2013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52%的美国人感到美国应该“少管闲事”，置身于世界事务之外，而只有38%的美国人表示反对(这是该项民调自50年前提出这个问题以来，赞成美国管好自身事务的人比例最高的一次)。但这项民调还显示，美国人仍然希望捍卫当前国际体系的规范与制度，尤其是商业方面，并且多数美国人认为亚洲是美国的“事务”。的确，美国参与亚洲事务的历史很长，并且一直致力于建设亚洲的未来。美国在本质上——并且向来如此——是一个亚洲大国(尽管中国不愿意承认这一点)。
问题在于，中国也处在自我革新的进程中——尽管“中国梦”才提出不久。中国共产党已经确定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相对切实的目标是，到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个目标则极为远大，到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一个十足的发达国家[6]。
不论这些目标是否会实现，未来中国的政治家将远比今天自信和坚持己见。下一代领导人走向政治成熟的时期正是这个国家经济腾飞的时期。未来民族主义可能再次呈现上升势头。在当代，人类的集体认同尽管是多层次的，但主要还是民族的。在后现代西方社会，情况可能并非如此：在大多数“成熟的民族共同体”，不同的忠诚相互交叉，它们组成了人们个人和集体生活的基本结构，但中国不一定是这种情况，可能未来也不会如此，因为中国很可能是最后一个正在步入民族国家成熟阶段的主要大国。
这就不可避免地引出这样一个问题：终点在哪里？诺贝尔奖得主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坚持认为，每一个社会都需要交流，每一个社会都有话要说。但这又引出一个新的问题，一个特定的社会究竟想说些什么。社会话语可以缩减为一个简单的短语——“我是”。然而，这个短语还有很多变体：“我们是上帝的选民”，或者“优等民族”，或者“世界头号大国”。在前现代，人类从民族、部落或种族的角度思考。在现代，主要的概念单位变成(并且仍然是)民族国家。民族主义不过是动词“是”的最新表达方式。
然而，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事物只有因具备某种属性而实现其价值时才能用“是”这个动词，例如“我是更强大的人”，或者“我是某种宗教教义的信徒”。我是更强大的人因为我所效忠的群体是强大的，我与众不同因为我崇拜一个与众不同的神。每一个人都能在他们从属的特定群体的实力中获得安全。我们仍然重视安全。
民族主义并非总是危险的，甚至并非总会带来麻烦。国家有时可以突破自己的局部利益和狭隘思想，置身于人类整体历史之中，一国的历史既包含与邻国的冲突，也包含与邻国的合作。
鸦片战争和中国的历史权益
是啊，尽管时光于我们如此重要，
但我们却不应打开记忆的匣子。
那里收藏的每一个瞬间，
都记载着我们失去的一切……
——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
一位英国作家讲述了他的一个朋友的故事。这位朋友的美国之行并未达到预期。他本将与一位华裔美国人结婚，女方的父母早年从中国大陆移居美国。但他来到女方家中时，他立刻感觉到不舒服。对方有礼貌地欢迎他，但并没有他预想的那样热情。空气中隐约飘浮着一丝凉意，这凉意在那个难熬的夜晚似乎不断加重。最终，女方的父亲问了一个问题：“你在与我女儿成婚之前是否愿意道歉？”他问：“为什么道歉？”答案让他吃惊：“为鸦片战争。”
记忆是有弹性的。人们之所以能记住历史，是因为在某一个特殊时点上历史需要向人们传递某些信息。这就是历史记忆如何发挥作用的：过去的事件被重塑，以至于它们被赋予一种事发之时并不具备的意义。这就包括19世纪中国遭受的“屈辱”——鸦片战争。
欧洲与中国的军事交战(包括最重要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于瓦解清王朝只起到了部分作用。实际上，清王朝垮台的主要原因在于内部。中国是一个由很多各不相同、常常相互竞争的部分组成的帝国。中国有丰富的民族多样性；确实如此，甚至清王朝都来自异域。企图脱离清朝统治的运动也时有发生，包括1850年至1870年间南方苗族人在湖南和贵州发动的起义，以及1862年至1873年间穆斯林在云南和新疆等地反抗中央政府的起义。反抗清王朝的叛乱的危险性要大得多，例如广东的天地会起义，其中很多运动远不止叛乱那么简单：一部分属于独立运动。
用拉金的话说，只关注短期历史的危险在于它可能被用来强化一种具有深度误导性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强调连续性而不是非连续性。中国并非一直是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在某些历史时期，中国是羸弱的(19世纪只不过是这些时期中的一个)，在较长时期内，统治中国的王朝甚至不属于汉族(例如1271—1368年的元朝和1644—1911年的清朝)。西方进入中国历史后，打破了此前中国政治变革的模式，这种模式基于一种存在已久的假定，即变革源于历史的往复循环。随着英国人的到来，这一信念或将被打破。现在，变革的发生——像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线性的，并且只可能因为暴露于外部世界而发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欧洲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利用中国衰落的机会提出开放通商口岸、获取内河航行权、往来中国内地不受限制，所有这些都是以继续展开军事行动相威胁而取得的。到1920年时，通商口岸总计达69个。通商口岸体系在将中国带入单一国际体系的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随后的历史中，这套体系成为一种将权利、利益和特权相互交织并产生深远影响的安排。在这一安排下，外国公民享有独立的税收和司法体系，在中国管辖范围内拥有豁免权。这套体系毫无国际色彩，而具有新殖民主义特征。外国人享有的特权包括拥有他们自己的行政服务，例如邮政和海关，他们还有权在北京以及从北京到沿海的铁路沿线要地驻扎军队。
但中国向来过于庞大，难以分割、吞并或者占领，就像同一时期的非洲。显然，欧洲人认识到这个国家与众不同。它的悠久历史和统一文明让分割中国或者将中国殖民化成为不可思议之事。然而，这套不平等条约体系日益难以维持，因为中国已慢慢地融入国际体系之中。一位中国代表参加了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和平会议；中国加入了万国邮政联盟；京师大学堂等大学的国际法课程为中国人传授了国际体系具有契约性和平等性的观点——即便某些国家比其他国家更平等。的确，在国际联盟法庭体系建立之后，中国是第一个以主权平等为由申请修改不平等条约的国家。中国不久之后陷入内战，之后又与日本进行了持久的战争，这套条约体系又得以存续了一段时期。
从外部入侵中国的不只是欧洲人。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的破坏力甚至超过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发生的事情更令人震惊。1938年，W·H·奥登(W.H.Auden)和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来到陕西省西安市，他们发现这座城市被巨大的墙壁包裹，高墙之外是一片片荒山野岭。他们写道，“西安闻起来有谋杀的味道。1926年，这座城市被地方军阀围困7个月之久。到1938年时，它又遭到日本的轰炸。西安的这段经历就像是中国与20世纪不愉快接触的缩影。”在奥登颇负盛名的十四行组诗《在战时》(In Time of War，1938)(写于他返回西方之后)中，有一行描写一名死去的日本士兵的诗句令人唏嘘：“他效命于远离文化中心之地。”人们常常忘记的一点是，中日战争[7]与纳粹眼中的苏德战争一样，都是种族战争。它不只是一场领土争端，也不是两个相邻大国一心要取代对方成为地区领导者的传统政治冲突。它更不会像一场打破地区力量平衡的斗争那样简单。实际情况是，两国社会陷入了一场生存冲突。日本人认为他们不是亚洲人而身在亚洲。为了解释他们的独特性，他们吸收了西方思想中的诸多糟粕。中国人被视为低等民族，这不是因为他们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技术上或政治上的落后，而是因为他们是落后的人种。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蔑称“清国奴”相当于英语中的“中国佬”。
所有国家都有选择性的记忆。卡尔·波普尔曾认为，没有真正的“历史”，只有一系列“经历”。他的这番高见早在18世纪就有小说家提出过。这些小说家描写了他们的主人公——例如特里斯特拉姆·项狄(Tristram Shandy)和汤姆·琼斯(Tom Jones)[8]——的“经历”。然而，即便历史总是存在争议，人们也应该避免使其退化成神话传说。如果所有历史都有一定程度的虚构色彩，那么人们就应该记住，虚构有助于发现和理解新事物。当人们不再有意识地将虚构视为想象之物的时候，虚构就退化成神话传说。弗兰克·克莫德(Frank Kermode)曾写道，“神话传说的前提是它能完整充分地解释事物的现状和过去。与通常是促变因素的虚构之辞相比，神话传说是稳定因素。就美国而言，有关例外主义的虚构之辞将帮助美国适应新世纪的要求。但对中国来说，有关民族屈辱的记忆或许就起不到那种建设性的作用。”
正如尼采所认识到的，一种观点的荒谬性并不能作为反对这种观点的理由，唯一标准是这种观点能否促进或者维护生存。中国作家阎连科2013年4月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了记忆缺失的话题。他写道，“一个真正伟大的民族应该是一个有勇气记住自己过去的民族，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应该是一个有勇气记录自己历史的国家。这两点都做不到，那就只有怨恨。”接下来的一章将解释，怨恨或许会成为美中关系的一个主要症结。尽管产生怨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无法向前看，或者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它堵住了通向未来的出口。
汉文化圈
在西方迫使中国进入国际体系之前的很长时期，中国一直维护着一个非常成功的地区体系。它在70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是东亚“占支配地位的大国”。如果中国寻求重新在本地区称雄并更改当地的“交通规则”，或者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传统来重塑国际秩序并以此挑战美国，那么中国将几乎肯定处在与美国相撞的轨道上。
借用汉学家孔华润(Warren Cohen)的话：“最开始，只有中国。”尽管严格意义上这句话并不正确，但这一描述抓住了中国长久以来的地区重要性。在某些方面，中国是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中国是东亚的“学校”，是万众瞩目之地，与伯里克利(Pericles)时代的雅典不同，中国的地区主导地位持续数个世纪。居于这套体系核心的是定期朝贡的行动，这类行动通常由一位中国官员陪同、经指定路线抵达都城。这一时期出现的最为人熟知的习俗之一是叩首(一连三次前额着地的跪拜)。叩首是一种礼仪，而儒家学者希望统治者以礼治国，礼仪又与秩序密切相关。儿童向父母叩首，父母向祖父母(和祖先)叩首，大臣向皇帝叩首，皇帝向上天叩首。儒家经典《大学》这样描述秩序的不可分割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叩首只是这套体系的末端。中国对朝鲜和越南的文化影响并非有意识地将中华文化推向边界之外的成果。相反，中国最关心的是边界以内的稳定。对中华文化的接纳似乎纯粹是自愿行为，学者将这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称为“文献之邦”，即通过文本治理国家。例如，在14世纪初，朝鲜开始吸收和实践儒家思想，并将之制度化和内在化，这一过程持续500多年，几乎从未受到中国的鼓动。
这是一套地区体系，而非一套全球体系。仅有的一次突破东亚范围的尝试发生在15世纪早期，当时中国在开展大规模造船项目之后，向红海和印度洋派遣了七批远航队，直至造船项目很可能是出于财政原因被废弃。远航活动被取消了，甚至航海记录后来都在一次抵制科学的行动中被焚毁。到1500年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已完全中断。未经专门批准而乘坐两个以上桅杆的船只出海乃是死罪。中国船只驶往欧洲要等到300年后——1851年赴伦敦参加万国工业博览会。
如果造船项目持续下去，那么中国人很有可能跨越太平洋抵达美洲——途经日本、太平洋北部抵达阿留申群岛和阿拉斯加，并从那里前往今天的加利福尼亚海岸。他们也可能选择低纬度的跨太平洋航线，事实上麦哲伦在1521年就采用了这条航线。他们与前哥伦布时代的美洲大陆的接触不大可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会出现强迫皈依基督教的事件，不会有殖民社会，不会奴役本地人。如果郑和抵达美洲，那将给中国制造一个非常大的历史挑战；在工业革命的几百年以前，中国将会接触一个前所未见的文明。跨太平洋贸易体系的建议将让中国见识到人类社会的多样化和社会实践的差异性，那将扩大中国的文化视野。
汉文化圈与欧洲人在1648年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间的差异很有启发意义，因为今天的国际秩序模仿的正是欧洲人最先为自己设计而后推广至全世界的“规范性制度”。汉文化圈是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而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是一个基于规则的体系，这种体系假定，如果规则常常受到轻视或者有国家行为不端，那么这些破坏规则者将受到惩罚。尽管在国外对规则的执行力相对较弱，但欧洲国家在处理彼此关系时已基本将这些规则内在化。在一定程度上，各国发自内心地不希望打破这些规则。这套体系包括派遣使节常驻他国，这是自文艺复兴以来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特征。在17世纪中期之后，各国都认可主权不容侵犯，包括不应干涉他国内政。除极少数例外(瓜分波兰是最臭名昭著的例子)，各国承认他国的生存权。这套体系逐渐根深蒂固，到18世纪中期，欧洲人已将其视为国际通行的规则。
中国这套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则截然不同。这套体系的可持续性取决于其首要代理人中国是否足够强大，使之有能力按照一定的道德原则(如“天命”)来扩大利益和行使权力。但以代理人为中心的体系完全取决于中心与外围的相对实力。当中心很强大时，朝贡使其更加强大；当中心虚弱时，外围地区就有实力施加影响，重塑甚至颠覆中心。
这套体系的“规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副产品，因为它们不属于这套体系的基础结构。不仅如此，汉文化圈依赖软实力远多于硬实力。中国皇帝要求进贡，但他恩赐给进贡者的上等货品(丝绸)常常比他获得的贡品高贵得多。这正是朝贡活动的全部意义，因为它强化了中央王国的文化优越性，但它对中国文化势力范围之外的游牧民族就不起作用了，中亚大草原上的马背上的民族贪得无厌、寄食他人、暴殄天物，在18世纪他们最终被驯服之前，中国人始终心神不宁。但马背上的游牧民族刚刚被驯服，另一伙人在19世纪初又经海路而至。像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英国人掠夺成性、残酷无情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人很快知道，软实力对于一个文化上既不受媒介影响，也不受讯息影响[9]的民族来说毫无作用。
汉文化圈经受住了蒙古人的冲击，却没能挺过英国人这一关。基于规则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取代了以代理人为中心的基督教世界——后者毁于宗教改革带来的宗教两极化和使战争破坏力远超从前的“火药革命”的双重夹击，与之类似，一套由发明火药的国家维持多个世纪的东亚地区秩序也很快土崩瓦解。1800年后欧洲人的工业化战争终结了中国在东亚“对权力的垄断”，同时也削弱了中国作为地区霸主的合法性。
安德鲁·菲利普斯(Andrew Phillips)认为，一切国际秩序都是规范性的。这些秩序通过提高对神圣和世俗两者的觉悟得以体现，并承认在这两个世界之间存在根本冲突。这种冲突通常体现在两者的基本结构上，而它们的基本结构则取决于各自对精神世界与社会世界之间恰当关系的本体论认识。汉文化圈依赖于“天命”。与之相反，拉丁基督教世界的前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则以奥古斯丁(Augustinus)的政治神学为根基，后者宣扬权力既是现世的，又是精神的。教会拥有自己的管辖范围——关照灵魂，同时也有一个由政府监管的公共范围，这个范围与维护公共秩序和保护财产有关。在后来的某个时刻，精通宗教法规之人开始设计一套包含个体固有权利的法律体系。15世纪的会议运动寻求限制教皇的权利，并向教会引入类似于代议制政府的制度。尽管失败了，但随后爆发的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最终导致教会与政府之间更系统的分离，并产生了认定宗教纯属精神事务的世俗主义。欧洲国家制度对奥古斯丁神学体系的取代具体表现为一套由法律公约和规则构成的纯粹的世俗体系。
西方的这些国际秩序观念表面看来具有强调平等、尊重法律的性质，因为它们重视主权平等的观念，因而与中国的等级制度假定相比显得迥异，后者包括作为东亚秩序基础的朝贡体系。中国人最终被迫放弃了作为东亚外交特征的家长式道德主义，而接受通过去个性化的、正式的、合理化的国际法文本来处理外交关系。1871年日本在起草与中国之间的第一个正式贸易条约时，保守派希望签署一份措辞笼统的协议，不必有明确的条文，因为这对于两个拥有共同文化遗产的友邦来说实无必要。日本外务省则坚持签署一份措辞清晰准确的欧洲式的条约，赋予日本它所希望扮演的角色，即东亚贸易权利的合法捍卫者。
任何秩序的瓦解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外部势力不过是乘虚而入。真正破坏汉文化圈的不是商业冒险主义，而是其他行为规范和制度的挑战——太平天国就是如此。汉文化圈的最终崩溃伴随着广大农村地区的动乱和一段时间内的社会无政府状态，混乱程度与17世纪中期的欧洲不相上下。
汉文化圈不可能再恢复到它最初的样子，但旧观念极少消失得无影无踪，中国人有充足的理由重温在帝国强盛、儒家文化上升时期为东亚带来数百年稳定的那套思想——即便他们不想再实践一次。一旦感到有人阻挠他们获得阳光下属于自己的地盘，那么他们或许就会考虑其他选择——一套更加网络化的东亚关联系统。中国领导层认识到，大多数亚洲国家将反对美国为迫使它们选边站而采取的任何行动。大多数国家在过去几年都向中国靠近，这或许是因为它们认识到，边界和专属经济区是由国家实力决定的，只要中国的经济实力继续增强，其势力范围就会继续扩大。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Andrew Krepenevich)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异常惊人的论调，他说中国正将西太平洋“芬兰化”。[10]
欧文·拉铁摩尔曾在1940年的作品中指出，中国的边界不断地变动。作为地理事实的线性边界从未得到确认：“在政治上被视为清晰边缘的国界随着历史的兴衰更替而持续扩展，最终变成一种相对宽阔而模糊的边缘，这条边缘意味着增长的最佳限度。”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汉文化圈是一个基于不断变动的中心权力的体系。当中心强大时，其影响就会向外扩张。
中国和国际秩序
当前国际体系的回弹力有多大？回答该问题的主要困难之一是不同领域的专家对“回弹力”一词的用法也极为不同。在工程领域，回弹力意味着像建筑物这样的结构受外力扰动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回到基线状态。在生态领域，它指一套生态系统避免彻底退化的能力。一个通用的定义是一套体系在情况发生剧烈变化时坚持核心目标、保持自身完整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一套体系能够迅速适应战略冲击，同时坚持核心目标不动摇。当今国际秩序的核心目标是阻止大国之间发生战争，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适应中国崛起的能力。
大国冲突终结论根植于这样一种观点，即当前国际体系在面对挑战时有足够的回弹力，或者它能够不通过战争进行改革。与德国和日本(唯有这两个国家被威廉·詹姆斯[11]指责为“掠夺成性”)不同，当代国际体系中没有任何国家真正希望从战争中牟利，但这并非高枕无忧的理由。中国的崛起与1870年之后德国的崛起一样具有冲击力。同样的，美国也会感到难以适应自身的衰落。我们真能期待这两个国家会轻易地适应日益复杂、变动和互联的21世纪吗？
在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深受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 Petroski)的经典之作《原谅设计》(To Forgive Design，2012)的影响。这本书的主要结论之一就是“每一次失败……都能为我们提供从其他任何途径可能都无法获得的知识”。“保持不败的最佳方式是更加彻底地理解失败。”这就是为什么历史的逻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这是从失败中吸取教训的唯一途径。尽管彼得罗斯基的这本书主要关注重大工程事故，但它也讨论了人类作为工程师设计的社会体制(例如国际秩序)，这些社会体制偶尔也会暴露出“论证、知识和效果上的缺陷”。
体制需要不断地改进，而彼得罗斯基认为，永不停歇的改进正是工程学的本质，因为不幸的是，人类制造的每一件东西都内含缺陷，我们能做的只是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制造新产品，但他问道：“如果我们无法像过去一样求助于历史的话会出现怎样的结果？”这对工程学而言已是不争的事实。工程师在预测某种事件——例如百年一遇的暴风雨——发生的可能性时，会根据历史经验得出一个百分比，但长达1万年、气候稳定宜人的全新世已经结束，全球气温在上升。大气中的能量大幅增加，这加快了所有依赖这种能量的进程。为什么这对工程学来说很重要？温暖的空气可以蓄积更多的水汽。我们已经使大气中的湿度提高了4%，干旱(因为热量使地表水蒸发)和洪涝(因为蒸发的水最终会变成雨)的危险都因此而增加。两者对我们现有建筑物的回弹力来说都是一场工程学噩梦。百年一遇的事件如今变成了50年一遇，而50年一遇的事件会变成25年一遇。
那么当前这套设计于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际体系也有这种问题吗？所有体系都不得不根据权力分配的变化实时进行再平衡，但我们从未在和平时代见证过今天这般剧烈的变化。2003年，高盛公司预测中国将在2042年超过美国。几年之后，它将这一预期修正至2020年。这必然会引发诸多问题：美国是否将无力执行这些规则？美国是否将失去自信、失去它的存在确定性？中国是否希望挑战这套体系？
中国全盘接受当前规则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像19世纪的英国一样，美国仍然有强烈的新教徒精神。中国不是一个喜欢劝别人改变信仰的国家，它可能永远不会产生美国那样的使命感。以中国的身份成为世界大国或许就足以实现其历史抱负。但中国国内的讨论却与之截然不同，中国军方的很多人现在公开表示美国正走向穷途末路，这就留下一个必须填补的政治真空。像阎学通这样的学者将中国的衰落描述为需要纠正的“历史错误”。中美之间的竞争已不再关乎领土、资源或市场，而是关乎规则的制定，并且阎学通认为中国亟须亲自制定全球规则，其他人则将中国的崛起视为构筑更加公平的世界秩序的契机。哲学家赵汀阳写道，“这样的一套秩序将为主权、世界利益和世界权利提供担保，而不只是关注物质权利和利益。这套秩序有其独特的规范性，并以儒家思想为灵感。”
然而，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接班的准备，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对管理这套体系失去兴趣，那才值得担忧。一边是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改造国际体系，另一边是认为中国还没有作好这方面的准备，这两派在2006年爆发了一场公开的论战，起因是复旦大学的青年学者王义桅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引发争议的文章，文章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防止美国过快衰落？”在沈丁立看来，北京还没有准备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其目标应该是“改造美国，使之更受限制且更愿与世界合作”。
作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美国面临的挑战在于，中国也有自己的抱负和对未来世界秩序的憧憬。在2013年夏季奥巴马总统与习近平主席的安纳伯格会谈之后，中共中央委员杨洁篪曾对这些抱负和憧憬作过表述。杨洁篪提出这两个最重要的全球大国应该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一种被中国人称为“合作共赢”的关系。这种新型大国关系将建立在不冲突、不对抗的基础上，应该摒弃过去的零和思维。
中国的决策者和分析人士坚持认为，“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因为中国的志向既不是帝国主义的，也不是霸权主义的，但其他亚洲国家不一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中国的政策。对中国的邻国来说，它们仍然不清楚中国的“王道”将与西方的霸道有何区别，就此而言，还有日本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的皇道[12]，当时日本人的口号是“亚洲人的亚洲”。
中国将走向何方？
根据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叶自成的观点，中国的最佳战略选择是与美国建立合作关系。然而，不幸的是，这两个国家的利益与意识形态并不相同。再次爆发一场冷战的前景同样不值得期待，只有当美国将中国视为一个需要对抗和遏制的敌人时，这种前景才会出现。叶自成不愿展望中美开战的前景，但他对两国可能避免某种形式的摊牌也不抱有幻想。最佳选择应该是一种高度成熟的关系，兼具合作与对抗两种元素。中国与俄罗斯保持着相对于美国更加亲密的关系，美国与日本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两种关系可以充当中美关系中的稳定因素。
在叶自成看来，经济持续发展和国内政治改革的推进是中国避免与美国和邻国发生对抗的关键。中国持续的经济发展使它的实力和影响力增强，而政治改革将使它在世界其他国家眼中成为一个更具合法性的大国。这两个因素都将帮助中国更快、更有效地适应变化的形势，因而使其在重新设计当前国际体系方面更有话语权。1994年，尼克松(Richard Nixon)曾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经常在人权问题上高谈阔论，如今这些说教已变得有失严谨。10年之内，中国的强大将使这些说教无关紧要。20年内，这些说教就会显得滑稽可笑。”但中国的强大会使这些说教毫无必要吗？中国是否会像叶自成所希望的一样发展出一套更具自身特色的民主？
民主很可能是对抗或者合作最终都无法避开的问题。正如新加坡前驻联合国大使所说：“21世纪最大的悖论是这套不民主的世界秩序却由实际上最民主的民族国家——西方国家——维持着。”这就是美国的挑战：它能接受变革的必要性吗？但同样的，中国能接受政治改革的挑战吗？一些评论人士警告，如果中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患有妄想症的大国。蒂莫西·比尔德森(Timothy Beardson)曾写道，“环境退化、网络战争和逃避历史事实使中国给外界留下了威胁世界和平的印象。分析人士也在问，中国是否在建设一个没有真正文化和道德标准的社会。这些问题如此频繁地出现表明美国和其他地区深感不安，它们不知道这套仍在管理国际事务的规范性秩序将被何种新秩序取代。”
尽管很多西方评论家对中国的改革承诺冷嘲热讽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可能并非绝对公平。毕竟，中国举行的选举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都多。中国的100万个村庄每三年选举一次村委会(选民达6亿人)。根据萨塞克斯大学的罗伯特·贝内维克(Robert Benewick)进行的调查，这些选举的竞争性越来越强——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还出现了更多的独立候选人。根据一项长达6年、涵盖40个村庄的调查，公共服务开支在这一期间增长了20%，而“行政开支”则几乎减少了同样的幅度。
中国的任何民主进步都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在儒家思想看来，权力应该有三个来源：“天”(神圣或超验的合法性)、“地”(从历史和文化中获得智慧的合法性)和“人”(民意的合法性)。从任何地方都看不出民意一定位居其他两者之上。一国政府应该只有人民一个合法性来源吗？即便是西方哲学家也曾警告不要实行多数主义——多数人的独裁常常催生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西方学者也发出过类似的疑问：民众的短期利益是否应该位居社会的长期利益之上？
毫无疑问，中国人仍将继续渴望过上更加美好、更受尊重的生活，而民主似乎是生活得到满足的唯一方式。西蒙·布莱克本(Simon Blackburn)写道，“一切生命形式都存在于一个达尔文式的丛林中。对哪种生命形式将存活下来的最准确预测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的满足感。”中国人对自身生活的不满意程度可能高于美国人，但这不一定意味着美国率先抵达了未来。中国的崛起或许是历史前进的方向。
的确，布莱克本接下来还反驳了另一种观点，即一个国家对民主的亲身体验就是人类进步的“实现”，或者说是进化三角形的顶点，或者其他所有人前进的“终点”。这种理解历史的方式极具黑格尔的色彩。它假定所有人对道德真理的接受能力是一样的，因为像民主这样的真理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些道德真理并非显而易见地正确，布莱克本警告说，即便它们是正确的，对道德真理的普遍接受也并不会使一个大国在生活竞争中与其他大国相比具有选择性优势。
毋庸置疑，一个更民主的中国将是巨大的进步。21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的”世纪，而非“美国的”世纪。然而，中国式道路和“儒家浪潮”如果只是徒有其表，缺乏根基，除了对过去的报复之外别无他物，那么结果也可能是胎死腹中。最终盛行的会是另一种西方的舶来品——民族主义。
如上文所述，叶自成对未来的看法自成一派且比较务实。这种看法明显将一种对中国屈辱历史抱有的深度不满隐藏起来。叶自成希望中国可以获得与其体量相称的地位。原则上这一点应该不难实现，因为当前国际秩序的机制易于融入却难以推翻。它们具备伊肯伯里所说的“机制内流动性”，即在现有机制中，成员国可以兴，也可以衰，但中国之志可能远大于此。自苏联垮台后，美国在施展权力时不受任何限制，但荒谬的是，导致当前这套世界秩序在几年前陷入危机的罪魁祸首正是美国自己，它险些破坏了由它一手创建起来的这套秩序的规则。尽管叶自成的观点相对温和，但他提出的大战略是维持现状，直至“不同力量的消长”最终对中国有利。只有在这个意义上，叶自成才能被称为“实用主义者”。但他可能是错误的，美国并没有走向穷途末路，中国也有可能不会按照预想的速度崛起。如果亚洲世纪不过是海市蜃楼，那么一旦中国的怨恨继续加深，结果会是怎样呢？
叶自成担心中国为重建国际体系所作的任何努力都会遭到美国的反对，尽管中国是在1840年之后被强行拖入这套体系的。那么美国是否准备好改革金融体系，给予北京更大发言权呢？或者允许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充当一支“稳定力量”？叶自成更愿意接受的一种情况是美国并非要遏制中国的崛起，而是防范。不过，如果中国不只是希望增加自己的筹码，还希望改变国际体系呢？如果规则制定者失去权力，那么规则也就难以为继。世界上第一个“国际警察”——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如此描述1815年后的英国——最终被其全球责任压垮，接班的美国或许会重蹈覆辙。一切历史教训都表明，如果中美两国要避免冲突，美国就需要与中国分担责任；两国亟须就哪些“规则”(如果有的话)需要调整展开对话。
在缺乏此类对话的情况下，国际体系可能会逐渐被掏空，或者中国可能会逃避自己的管理责任。安德鲁·菲利普斯指出，国际秩序的衰落会产生大量风险，并可能导致巨大损失。最坏的前景是出现一个多中心的国际体系，没有霸权，只有一些地区大国，均势政治的运作缺乏19世纪那套可提供支撑的价值体系，结盟政策一天一变，只考虑短期利益，不存在根深蒂固的价值观。这样的世界可能导致管理空缺。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全球治理结构或许无法提供给各国公民要求得到的多种国际公共产品。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支配这套体系同样会出问题(例如，没有任何一个大国负责设置议程或维护规则)。中国对这套体系提出的一种批评是它以西方权力为中心，对已经发生的真正的权力重新分配视而不见。不仅如此，很多中国人还认为这套体系根本就是不公平和不和谐的。但如果一个世界不以西方有关“人权”和“民主”推广的议题为主题，那么这样的世界对于何为最好的公共产品、应该维护何种规范可能就不会有任何有价值的理解。一套没有任何价值观的国际体系或许同样能阻止大国冲突，但事实证明它无法处理其他全球挑战，例如气候变化和好战的非政府行为体的袭击。
中美两国都面临双重挑战。一个挑战是在避免卷入冲突的同时继续参与竞争——大国向来如此。另一个挑战是共同努力让这套体系适应中国的崛起，以及西方权力的相对削弱。如果两国能够展开真正的战略对话，那么它们就有机会让世界变得比现在美好一些。
文化冲击？
1943年，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提出新的“规范共识”，而这正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曼海姆生命中的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同一件事上，那就是提醒他的同行，民主应该具有“道德深度”，而考虑到在当今这套国际秩序下很多国家被剥夺了权利，曼海姆提出的这个问题在今天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尽管很多国家已经从全球化中受益，但全球化也损害了其他很多国家的利益，并且后者的数量在上升。
在一个理想化的世界，美国不应该为捍卫这些规则而与中国钩心斗角；这两个大国应该为未来几十年、为所有国家制定这些规则。如果两国不能就分享权力达成一致，那么它们很快就会陷入冲突。它们真的需要商定哪些价值观最重要，哪些价值观需要防止修正主义大国的破坏。曼海姆对他所在时代的民主国家的主要批评在于，这些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对价值观不够重视(毫无疑问，它们在这一点上不及那些极权主义政权)。
但尚不清楚像中美这样存在根本差异的两个大国能否通过合作实现这一点。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欧洲人》(The Europeans，1878)中的一个角色说，一个人的生活不是由他做了什么和没做什么决定的，而是由这个人看待生活的基本方式决定的。中美世界观存在差异。两国都形成了复杂的观察方式，它们会以此过滤自己对世界的体验。正如亨利·詹姆斯的兄长威廉所理解的，一切现实都“带有个人印记”，因为它受到集体经验的影响。或者像未来主义者理查德·内维尔(Richard Neville)在《未来的足迹》(Footprints of the Future，2002)一书中所写的：“没人拥有真实。”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各自的世界观。
然而，尽管中美世界观差异如此明显，但我们在面对上述言论时必须保持谨慎，因为在某一种文化中观察到的思考的一致性或许只不过是观察者与之保持距离的结果。在1947年，诺思罗普(F.S.C.Northrop)指出东西方知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西方的知识用符合逻辑的科学论述来表达，而东方的知识则具有这样的形式，即“个体将注意力集中在可以即刻理解的、自己身处其间的美学连续体上”。他还声称，西方知识“通过假设产生观念”，而东方知识“通过直觉产生观念”。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论及中美世界观差异时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基辛格称，美国人的思维倾向于针对特定的问题给出具体的解决方法，而中国人的思维倾向于分阶段不断接近某一主题，这是一个没有明确终点的过程。美国人倾向于认为国际争端要么源于误解，要么源于恶意，因而最合适的解决办法就是劝导或者逼迫。中国人的方法则更加去人性化，更有耐心。对美国人来说，善意和真诚是外交政策中的润滑剂。对中国人来说，良好的人际关系在外交活动中并不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思维的版图》(The Geography of Thought，2003)一书中，理查德·尼斯比特(Richard Nisbett)认为，东方人在观察和解读世界时习惯指出其中的模式和联系，而不去详究事物自身的真实(中国人称之为“势”，即顺应事物发展的趋向，我将在下一章末尾讨论这一点)。他与京都大学的北山忍(Shinobu Kitayama)所作的研究认为，西方人关注个体需求，而东方人更关注背景与关系。对亚洲人来说，这个世界只能通过化零为整才可以被理解，它受集体而非个人控制。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一天时，一个6岁的美国孩子提到“自己”的次数是同龄中国孩子的3倍。在看到一张母亲与孩子争论的照片时，美国孩子往往会选边站，而中国孩子往往会认为双方都有正确的地方。
根据发展心理学家布鲁斯·胡德(Bruce Hood)的说法，当西方人被要求定义“自己”的时候，他们常常采用纯粹个人的视角，例如“我是高个子”这种表述，而亚洲人倾向于强调关系，例如“我比我妹妹高”。中国人更愿意在社会背景中观察自己。像尼斯比特一样，胡德也认为成长的过程会影响个体关注世界的方式。大脑的适应性使其能够对相关经验进行编码，甚至塑造语言的使用方式。例如，东西方的母亲对子女的说话方式就存在差别。西方母亲极有可能让子女关注一个玩具有哪些特征，而日本母亲更有可能让子女学会交换——先把一个玩具交给一个孩子，再要求孩子把玩具还回来。
或许最令人吃惊的是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86年在东京举办一系列讲座时提到的一点。他认为，西方文化中争强好胜的个人主义可以通过“我”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独立自主、已经完成构建过程的实体来解释。与之相对，日本人参照更大的团体、从外部构建“我”。“我”不是一个原生的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被塑造的实体。
如果中美两国共同打造一个更公平的国际体系，那么它们就必须考虑对方的生活哲学，而这是否可行人们并不清楚。尽管世界面临很多共同挑战，例如气候变化，但东西方应对这些问题时有极为不同的框架。下文将概括应对某个问题时制定框架的三种方式：
1.单一文化内的狭窄视野。人们倾向于按照个人的体验对风险作出不同的评估，这被称为可得性启发法。人们倾向于将一个风险与另一个风险对比(借来作对比的通常是我们最近一次遇到的风险)。效果是十分显著的：某个事件会在人们的想象中变得十万火急(美国人相当自然地将“9·11”事件与1941年的珍珠港事件作类比)。人们还受到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所说的“通过体验行为的趋向来学习”的影响。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件事“很可能”而不是“可能”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的自身经历决定的。所有这些集合到一起就形成了丹尼尔·卡内曼所说的“叙事性谬误”——人们偏爱故事胜于事实，并渴望将一些不相干的事件压缩进同一个故事。马拉梅(Mallarmé)所说的“部落的方言”实际上是对这一问题的最早发现。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尤其担忧的是，中国人有关国际政治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囿于1840年之后的经历——遭受迫害。他引用了《瞭望》杂志2012年8月刊登的一篇文章。该文章称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确保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建构以美国为中心的跨太平洋秩序”，这将使其能够持续主宰太平洋。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解构东亚区域合作构架。换言之，这篇文章指责美国故意在中国及其邻国之间挑拨离间。布热津斯基还引用了另一份报纸《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的一段内容：美国“强化旧的军事同盟，破坏东亚和平的政治基础，激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矛盾，构筑针对中国的统一战线”。这篇文章认为，作为回应，中国应该与俄罗斯联手，防止美国全面控制欧亚大陆。与之类似，另一篇由《解放军报》刊登的文章[13]敦促中国丢掉“和平主义和浪漫主义”，为与美国之间不可避免的战争作准备。
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些文章因使用现在时态而具有一种可信性，其措辞似乎是在描述现实而非一种可能性。它们在描述现在和未来两种情况时只采用单一时态(现在时态)，这使读者(甚至某些专家)强化了这样一种幻觉，即未来可能发生之事已在今天发生。如果中国人普遍持有这种看法，后果将极其危险。
2.确定基点。人们倾向于为自己的行动找一个虚构叙事的基点。西方常常将军事干预的基点设定为保护人权的必要性。但坚持赋予自身这些权利和自由(自由是获取权利的条件)的乃是我们自己。在谈论权利时，我们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虚构的现实秩序，而虚构是带有个人印记的。历史上找不到任何经验的或科学的证据能证明人类拥有权利。我们总是先讲故事，然后赋予历史某种意义。人权的故事只不过碰巧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故事罢了，它以一种源于西方人文主义的认知为基础，即人类的天职就是在有生之年提炼和体验生命的精华——在今世，非来世。相比之下，中国人对自己讲述了另一番故事，而中国人的故事也与人类尊严有关。的确，中国人早在公元前3世纪就认为，人之所以为人，并不是因为人有能力思考(希腊人的解释)，而是因为人有能力过上道德的生活。
事实上，价值判断是自然选择带给我们的本能。一切社会都看重公平。人们努力纠正错误、维护自尊。我们都不喜欢背叛和不忠，换句话说，我们都不喜欢反社会的行为。我们欣赏的价值观都是亲社会的，原因在于这些价值观提倡相互合作。我们之所以有语言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们可以对其他人的行为进行评价。一些人因为可以依靠和信任而受到尊重，另一些人因为不值得我们信任而遭到鄙视。
3.牵强附会。根本没有客观上安全的世界这回事。我们是否感到安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给自己讲了什么样的故事。当你改变观察事物的方式时，你观察的事物也常常随之改变。当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提到他们怀疑伊拉克藏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盟军并非因为发现了这些武器存在的新证据而采取行动，盟军采取行动是因为它在审视已知证据时采用了新的视角——透过“9·11”事件这面棱镜。拉姆斯菲尔德后来坚称“没有证据”不等于“证据不存在”，实际上证据显然不存在。这是一个认知失调的突出案例。利昂·费斯廷格(Leon Festinger)1957年创造了认知失调这个词，用来描述一种面临特殊问题的心理状态，例如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前那段时期的表现。失调使我们在已经明显失败的时候误以为我们已经成功。
卡内曼认为，中美之间诚恳的对话将为更理性的决策创造条件。诚恳的对话绝不含有以上各项内容：视野狭窄、确定基点和过分(基于联想的)牵强附会。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对差异程度如中美之大的两个国家而言，你能抱有的最大期待莫过于它们能找到一种培养更好的合作习惯的方法。如果两国懂得它们自身社会对规范性的幻想比对方的此类幻想还难识别，那么它们或许就能够减少决策失误。理性发出的声音与传统发出的高音相比常常几不可闻。“就判断哪里是雷区而言，观看别人蹚雷比你亲自去试要容易得多”。
但这样的对话能否展开令人质疑。由于起点不同，中美两国不大可能抵达相近的终点。两国在战略平衡中相互对抗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两国要想持续繁荣，最低要求是和平共处，最高要求是相互合作，但两国都难免心生疑忌和焦虑。尽管它们看起来都承认战争打不起来(至少现在)，但尚不清楚两国能否和平共处。面对一个希望中国政权更迭、认为除自身外其他任何政治模式都不合理的美国，中国愿意接受它并继续与之谈判吗？面对一个对本国历史有着屈辱的记忆、对自身未来充满信心的中国，美国愿意与之展开建设性的交往吗？两国都渴望和平，但共处要求达到最难以捉摸的状态：它要求两国首先要与自己和平相处。
结 论
以1914年作类比得出的主要教训之一就是战争释放的暴力很可能已经在战前世界的DNA中进行了编码——例如爱尔兰自治运动在英国国内引发的暴力、争取女性投票权的斗争以及工人对最低工资的要求。它还根植于俄国几乎不受压制的革命情绪，早在几年之前的1905年，这种革命情绪就已经十分高涨了。它还体现为德国军方和议会内心深处的敌意，体现为被赶入城市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他们将救赎的希望寄托在民族主义或者社会主义上。这种暴力最深层的根源则是欧洲帝国主义。白种人曾经对他们此前征服的“次等民族”施以暴力，而欧洲帝国主义让他们有可能将同样的暴力施加到其他白种人身上。换句话说，1914年以前的世界很可能注定毁于其内部矛盾，而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也可能爆发于当今世界的矛盾：令人目不忍视的社会不平等仍在加剧，持续不断的暴力破坏着非洲大部以及整个中东的政治环境，民族主义在全世界重新抬头……这一切都会使舆论相信，战争并不像经济学家和自由主义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遥不可及。
现实地讲，几乎无人相信中美这两个竞争对手能够合力重建1945年雅尔塔协议中达成的那套体系。国际秩序没能实现从“国家思维”向“世界思维”的转变。中国对未来的展望仍严格局限在本地区范围之内，尽管很多中国作家憧憬着一个结成网络的世界——一个“关系网”。在这个次级权力体系中，中国可以与非洲和拉美的“次要”国家联合，减轻这些国家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由华盛顿支配的机构的依赖。
随着资源稀缺和经济紧缩开始对各国社会造成影响，当前的世界秩序或许难以持续。零和经济可能产生一个竞争性的、容易陷入冲突的零和思维。去全球化的前景和对西方自由主义规范越来越强烈的质疑可能导致世界进一步分裂。然而，权力被重新分配并由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共享也是有可能的，那或许标志着由“俱乐部管理”向“中心管理”的真正的模式转变。这些不一定会使人质疑大国冲突的逻辑，但它们可能为大国冲突这套机制自动发挥作用创造一个新的环境，而这一点可能决定是战还是和。但这一切要想在这套体系中发挥作用还需要时间，与此同时，从约瑟夫·施蒂格利茨(Joseph Stieglitz)到三好将夫(Masao Miyoshi)等多位全球化批评者都认为，这个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正被卷入这样一套地缘政治体系：各国除了自己的未来，其他声音一概不听。
对当下的不安和对未来的不确定乃是我们人生旅途的常客。未来一词本身就是对“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但没有一件事你确定知道或者确定去做”的概括。“去做”最重要。我们通过自己的选择创造未来。安东尼奥·格拉姆希(Antonio Gramsci)坚信，“预测”未来的唯一方法是与其他力量联合，劲往一处使，让未来符合我们的期望。没有什么能保证这些努力将帮助我们克服不确定性，但我们要想获得机会就别无他途。遗憾的是，没有人确定像中美这样两个相差极大的国家能否联合起来，代表世界其他国家作出这样的努力。
【注释】
[1]这起刺杀事件的准确日期为2月15日。——译注
[2]19世纪中叶以前，英国的木制军舰在战斗中常常一字排开，以舷侧火力攻击敌方，这种阵型被称为“木墙”。随着钢铁军舰的出现以及现代海战不再以近距离火炮攻击为主，该词逐渐退出历史。——译注
[3]尼尼微，新亚述帝国都城，在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繁盛一时。——译注
[4]这一说法的准确来源是英国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作品《洛克斯庄园》(Locksley Hall，1835)，原句为“欧洲50年胜过中国一甲子”。——译注
[5]讲座内容后来结集为《哲学的改造》(Reconstruction in Philosophy，1920)一书。——译注
[6]习近平于2012年11月底提出，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将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编注
[7]作者此处指第二次中日战争，即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译注
[8]这两个人物分别出自劳伦斯·斯特恩(Laurence Sterne)的《项狄传》(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Gentleman，1759—1767)和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的《弃儿汤姆·琼斯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a Foundling，1749)。——译注
[9]传播学大师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著名论断，强调传播工具本身对人和社会的巨大影响。——译注
[10]“芬兰化”指一个弱小的国家近乎无底线地听命于强大的邻国。冷战时期，芬兰因忌惮苏联的威慑，而在外交与内政方面对其有所调整配合。——编注
[11]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美国心理学之父，也是一位哲学家和教育家，2006年被美国《大西洋期刊》评为影响美国的100位人物之一(第62位)。——编注
[12]皇道，20世纪上半叶陆军的一个派别，对内主张在天皇亲政下改造国家，实现昭和维新；对外主张同苏联决战。——编注
[13]这篇文章的准确出处为《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年1月18日头版，标题为《中国怎样才能和平发展得更长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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