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小说《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1948)的结尾，主要角色卡明斯将军(General Cummings)总结说，他不大可能参加下一场与苏联的战争。小说的故事背景设定为太平洋战争，卡明斯在这场战争中扬名。他认识到，未来属于年轻人，因为战争在不断地演变。以代理人战场和核武器为特征的冷战不可能有他的位置。他所想象的战争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演。事实上，核武器从未在冷战中使用，而这一点完全要归功于美国精心设计的一套成功的大战略。
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对大战略的目的作过最准确的概括。他主编的开创性著作《现代战略的缔造者》(Makers of Modern Strategy，1943)是最早对这一概念进行全面剖析的论述之一。尽管厄尔并没有明确地将他的研究与他所处时代的苦难联系起来，但由于他写作的时间是1943年，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不可避免的研究背景。厄尔认为，大战略的目标应该是将各国的政策与武力统一起来，从而使它们不必诉诸战争。如果战争果真爆发，那么一个高明的大战略应该确保战争爆发时己方已胜券在握。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大战略，但大国的大战略还包括地缘政治视野。大战略与地缘政治有深刻的联系，因为前者的基础是评估哪些利益至关重要，哪些利益不是，而这些评估通常又以一国的地缘政治考量为基础。中国和美国当前都在根据它们对对方意图的解读来精心设计各自的大战略。奥巴马的“亚洲支点”战略从哪方面看都是一种遏制战略，只不过名义上不那么说罢了，但美国政府自己却不这么看，它认为美国因专注于反恐战争而对亚洲投入不足，“亚洲支点”战略是对这一事实的迟来的矫正。中国则认为“支点”进一步证明美国在衰退。按照中国的视角，该战略是一个身处逆境之国的绝望之举，它趁着自己还有时间想要奋力一搏。它被视为一国在衰退之际仍然穷兵黩武的证据。一些中国战略思想家认为，美国构成的主要威胁是它的虚弱，这会带来他们所说的(在南海)“搅局”和不必要的“挑衅”(例如决定通过在澳大利亚轮换部署一支海军陆战队来增强美国在该地区的军力)。
一切大国都有对自己的一番解释。大战略可以使它们理解自己的过去，并使当下的存在具有连贯性和重要性。然而，大国对自己讲述的某些故事总是比另一些故事更可信。一些故事讲得如此动听，其中一部分甚至符合现实。人类是一个讲故事的物种：考古学家将历史上的手工艺品拼凑起来就能讲述史前时期的故事；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和司马迁的时代就开始讲故事；企业高管为他们销售的产品编故事，这些产品经他们的推销似乎立刻就有了市场；律师们自从法院开始存在以来就在精心编造自己的辩词；最近，军队被告知胜败取决于是否能“赢得叙事”。正是各个国家和社会对自己讲述的故事将人们引向了冲突或者和平之路。
在《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1865)中，公爵夫人说，每件事都会得出教训，只要你能把它找出来。1890年之后美国与英国没有爆发战争，这其中的教训颇有启发性。英国能够设计出一套经得住时间考验，也可以说目前仍然有效的大战略。中国国防大学的一位教授曾说，美国可能效仿英国，直接将世界领袖的位置腾给中国。但这不会发生，因为英国在1890年之后给自己讲述的故事是美国编不出来的。
我将在本章中展示大国冲突逻辑的另一个方面——编织可信的战略叙事的必要性。另外，各国有必要理解，在缺乏有说服力的大战略的情况下，它们可能像1914年那样昏昏沉沉地陷入灾难。说到底，战略思维不过是社交智慧的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罢了，它是指通过设计一系列选项达到知己知彼的能力。爱德华·勒特韦克所说的“战略自闭症”的一个典型案例就是德意志帝国未能通过他国的视角来观察自己。英国能够相对成功地处理好自己从“国际警察”这一位置上的衰落并避免与美国发生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社交智慧可谓功不可没。
从未发生的战争：美国与英国
1913年5月，一个英国代表团访问纽约，与美国商谈庆祝两国缔结和平100周年的计划。两国之间的最后一场战争在1815年结束[1]。在广场饭店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代表同意在1915年2月27日整个英语世界默哀5分钟。唯有一人提出异议：哈佛大学的一位教授向代表们抛出惊人之语，他说这两个国家是在谋划联合向德国开战。这位教授恰巧是德裔美国人。有人上前安慰他说，两国都没有考虑发动战争。的确，所有国家都将是世界大家庭的一员。随后，大家都报以掌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是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
然而，仅仅在18年前，英美两国还险些因为一场鲜为人知的领土争端而爆发冲突。这起争端发生在委内瑞拉和一个英国的殖民地，也就是今天的圭亚那之间。美国国务卿选择单方面且溯及既往地重新定义门罗主义。“遥远的距离和3000英里的海洋意味着一个欧洲国家和一个美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永久性政治联盟都是不正常的。”在一篇违反现实的文章中，历史学家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对这样一场战争结果如何进行了想象。在这场战争中，英国似乎掌控整个局势。他指出，美国东海岸几乎没有任何沿海火力点来保卫像纽约、巴尔的摩和波士顿这样的城市。美国海军只有一艘一级战舰，另有三艘正在建造。英国皇家海军拥有29艘一级战舰，22艘二级战舰和15艘装甲巡洋舰。当然，现实是英国几乎无法保卫加拿大。英国殖民大臣约瑟夫·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认为，英国对加拿大的占领使英国成为一个陆地面积实际上比美国还大的“天然的”美洲国家。在罗伯茨的设想中，美国人将拿下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迫使皇家海军从封锁海岸转为轰炸沿海城市。四颗高级炮弹就可以清除自由女神像，但索尔兹伯里侯爵(Lord Salisbury)并没有下令轰炸曼哈顿。
罗伯茨的研究表明，英国决策者已经意识到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在一场持久战中获胜。在1895年与美国开战的最好结果可能是英国割让魁北克省。英国人是现实主义者。正如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1902年所承认的，遏制美国实力的最佳时机是美国内战。只有40年前南部邦联获胜才能将美国的实力削减到“可控的范围”。用他的话说，“一个国家不会遇到两次这样的机会”。
与委内瑞拉的战争本该发生，却没有。在那之后英国人也从未真正考虑过与美国开战。但崛起中的国家往往比守成大国更好战，美国仍将英国视为其最大的敌人，直至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根据美国的“红色战争计划”(1930)——该计划对美国与英国之间一场假想的战争进行了预演——美国将消灭英国在加拿大的全部陆军部队，并将把皇家海军赶出北大西洋。对加拿大的入侵将从大规模轰炸关键工业目标开始，此战甚至可能动用化学武器。签署该计划的最高级别官员不是别人，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将军。通过目前可以获得的有关这场冲突的规划，今天的专家认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在北大西洋发生大型海战，尽管皇家海军可能获胜，但英国为了保持至关重要的商路不被切断就必须割让加拿大。直到1939年6月，也就是德国人侵略波兰的几个月前，美国一份内部备忘录才得出结论，认为“在新形势下”这些战争计划根本不具有可执行性，但它们仍被存档以备未来之需。
公爵夫人从这个故事中得出的“教训”可能是衰落中的大国应该现实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很久，英国人就已经心甘情愿地将领导者的位置交给美国了，而且在1900年以后英国领导人也不愿再与美国发生冲突。布尔战争(1899—1902)将英国的孤立暴露得一览无余。与今天的中国有些相似，英国没几个铁杆盟友(在这场冲突中，支持英国的唯有美国人，正如两年以前的美西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有英国人一样)。俄国的威胁和对法国的担忧(1904年以前)以及未能与德国达成协议，都迫使英国比正常情况下更快地投入美国的怀抱，尽管英国已经朝这个方向移动了很长时间。在加拿大，有人抱怨英国早在1871年就开始以牺牲加拿大人的利益为代价与美国妥协。这些抱怨在解决阿拉斯加边界争端问题时再次出现，加拿大人认为，妥协方案过分有利于他们的邻国。当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时，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议，一旦出现最坏情况，“太平洋地区500万白人的唯一出路就是寻求美国的保护”。在加勒比地区，1901年签署的《海—庞斯富特条约》标志着英国不再反对美国控制巴拿马运河。美国实际上在中美洲不再受任何约束，这使它有能力控制多米尼加共和国和尼加拉瓜的财政并对海地和墨西哥进行军事干预。
英国人就这样接受了现实——1900年之后不可能再与美国开战了。选择退让的一个主要的解释就是英国人开展了最早的趋势分析。英国人最先发现的一个趋势就是英国记者W·T·斯特德(W.T.Stead)所著的《世界的美国化》(The Americanisation of the World：The Tr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02)。他这本小册子的副标题为“20世纪的趋势”。趋势分析不具有预测性，趋势是正在展开的事件或者倾向，但我们对它的方向和速度一无所知。趋势分析也不一定准确，因为这个世界是相互联系的，各种影响以复杂和惊奇的方式相互作用。尽管存在这些限制，但趋势分析仍是制定战略的最佳方法。
人们常常将趋势提炼为某种反映时代语言的说法。几年以前，斯特德曾给莫利勋爵(Lord Morley)写信说，“英语世界的中心”正在西移，正如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曾经承认的，“人类的重心已经移至此地，我们必须尽可能地调整好自己”。像“英语世界”和“人类的重心”这样的词语就是战略叙事的一部分。当然，这两个社会都讲英语确实提供了帮助。
美国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John Lukacs)准确描绘了这种发生在20世纪某个特殊时刻的态度转变。他写道，“在1907年圣诞节期间，一名英国男子在纽约经历了严冬的极端考验之后前往费城，去拜访自己的妹妹。当时第一批摩天大楼已经拔地而起，美国留给他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辽阔的国家，国土之大超出英国人的想象。”但卢卡奇也准确描述了与他同时代的英国人的另一种感受：“他们不但接受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且不觉得这是一种威胁，甚至没有因这种预期而感到地位下降。”大约在那个时候，美国人和英国人的相互态度开始发生明确的转变：1907年是詹姆斯敦殖民地建立300周年，很多美国人都将这块殖民地的建立视为美国的“基石”。1907年也是亲英派古德温·阿彻(Goodwin Archer)提出英美共生说法的一年(他的儿子1943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期间死于英国)。同样在1907年，弗朗西斯·霍奇森·伯内特(Frances Hodgson Burnett)发表了一本小说，描绘了一些美国人在面对大量涌入的东欧移民时开始坚持自己的英国传统。
卢卡奇承认，“尽管在某个地方梭子开始重新编织，但另一个地方却在开线，因为在美国人这块布料中盎格鲁—撒克逊的纤维含量正变得越来越低”。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景象》(The American Scene，1907)中曾对这个事实发出警告，而这本书也成为他对这个日后不会再踏足的国家发出的告别宣言。根据1910年的全国人口调查，不能讲英语的人口占全美人口的近25%。担心这种“民族大杂烩”可能影响美国人特征的不止詹姆斯一人。这也是为什么如此多的东海岸美国人很容易与英国人产生认同感的原因之一。尽管在战略和政治层面英美关系从未像英国人希望看到的那样紧密，但很多美国人确实对两国关系投入颇多——包括英国文化、语言、文学以及从一开始就有的英国“时尚”。所有这些都汇聚成一位作家所说的“盎格鲁—撒克逊崇拜”。
卢卡奇并非多愁善感之人。他承认，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政治家尽管在文化上彻底地“英国化”，但对英国的动机仍保持怀疑。当伍德罗·威尔逊带领他的国家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拒绝称英国为盟国，而用“伙伴国”代替。如果说两国之间还有某种合作关系，那一定是因为英国不得不投入更多。外部事件的压力迫使“英国人和美国人……重新缔结关系，重新编织它们的共同命运，越走越近”。这种努力持续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甚至更久，这一时期乔治·卡特林(Sir George Edward Gordon Catlin)发表了《英美联合》(Anglo－American Union，1943)，克拉伦斯·斯特赖特(Clarence Streit)发表了《此刻联合》(Union Now，1939)，后者建议这两个大西洋沿岸的民主国家组建联邦[2]。
英国人和美国人并非只是语言相近。一个同样甚至更加重要的事实是他们都继承了一种自由主义传统，这种传统强调理性和可被经验证实的人生观。两国的知识分子都致力于去除政治的神秘色彩，寻求挑战“神灵”的存在或者为他们在20世纪的对手提供灵感的“历史绝对真理”。英美两国的现代视野具有将相对事物并置以寻求解决方法的特征，这种视野为它们所独有。两国都坚持使主观的事物客观化、使非理性的事物理性化、使特殊的事物常规化以及使非世俗的事物世俗化。两国都不大重视德国理想主义者的晦涩观念和马克思的哲学思考。
简而言之，英国对美国的退让是合乎某种规范的。它与力量对比毫无关系，而与内在的信仰密切相关。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表现得尤其明显，当时英国面对的是更加危险的德国。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在他的经典著作《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1981)中讨论了英国以和平方式向希特勒妥协的理由，爱德华·卡尔(E.H.Carr)的《20年危机》(The Twenty Years'Crisis，1939)一书曾对这个理由作过最有名的阐释。卡尔认为，绥靖政策对于使国际体系顺应国际权力格局的现实必不可少。纳粹德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意味着，要想避免另一场欧洲战争，领土交换和权力重新分配在所难免。当然，绥靖政策最终失败了，因为德国人将这一政策解读为对手的软弱，因而加大了赌注。但吉尔平评论说，仔细阅读卡尔的文字会发现，他本人并不主张英国放弃在这个体系中的“支配地位”。卡尔更倾向于欧美结盟，甚至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后者至少可以巩固基于价值观的国际体系“规则”。从这一分析中，吉尔平得出结论认为，大国向来把价值观置于和平之上，随时准备为维护国际体系规则而战。
本章开头提到，中国国防大学一位教授表示，美国有望效仿英国，直接放弃在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不幸的是，英国对美国的退让并没有帮助较弱的一方守住自己的支配地位。尽管这种退让或许并没有让英国加速失去这一地位，但也没有起到任何延缓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丘吉尔仍在谈论英语民族的联盟，当时，英国的政治资本已经消耗殆尽，这使他显得极为可怜。在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英国人眼中的大反派是美国财政部高级官员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而最大的受害者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两个人都在争夺打造战后经济体系的权利，希望以此确保各自的国家在战后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英国人下了很大工夫确保伦敦仍是世界的主要金融中心，英镑仍是世界的主要储备货币，大英帝国仍为英国出口提供贸易保护。杰弗里·欧文(Geoffrey Owen)写道，“美国人最终获胜，因为他们掌握着整个局势：当此之时，英国实际上已经破产。怀特得到了他想要的两个由美国支配的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他还成功地迫使其他44个与会国接受美元为世界储备货币。”
美国要完成两项任务。第一项是经济任务——阻止英国人(通过向大英帝国市场提供优惠)干扰美国以出口主导的战后复苏——而第二项是政治任务(通过组建负责管理战后欧洲的美苏“委员会”使英国陷入贫困)。幸运的是，冷战意味着英国人重新获得美国的重视。苏联人不会接受美国主导的秩序，也不会同意按照这套“规则”办事。杜鲁门后来重新将英国确定为美国的主要盟国，但他坚持要求英国偿还战争欠款(直到2006年才还清)，从而使英国继续成为美国的经济附属。
英国的故事可能有不同的结局吗？美好的结局通常都是幻想，而弗洛伊德警告说，幻想只是“对令人不满的现实的纠正”。这就是为什么小说家在设计故事结尾时总是纠结万分。在《远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1)充满浪漫色彩的最后一幕中，皮普和埃丝特拉两人走到了一起，但在最初的设定中，他们在街上相遇，闲谈几句之后便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由此得出的一点是文学可以为读者隐去那些含糊不清的东西。读者和作者都能假装他们最心爱的角色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在现实生活中，人们通常做不到这一点。有时人们能够抱有的最高期望仅仅是生存。
在美国人看来，用英国失去国际体系中的领袖地位作类比并不能让人感到宽慰，因为中美之间无法像美英之间那样产生文化上的共鸣。美国不大可能心甘情愿地让出自己的位置，但美国和英国成功避免战争这个事实至少反驳了伟大的地缘政治思想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说法——民主国家不会作战略思考，除非是在战争期间(那通常为时已晚)。相反，民主国家更善于战略思考，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有更高的社交智商。因为它们是开放的社会，它们往往更愿意作自我批评，因而社交智商更高。德意志帝国和苏联的行为——过分纠缠于权力关系，一而再、再而三地判断失误——或许并不是偶然产生的缺陷，而是它们政治文化的关键元素。
战略叙事
美国不大可能效仿英国，因为美国给自己讲述的故事与英国的故事结局不同。从战略的角度看，主要危险不在于美国给自己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而在于它给自己讲述了太多的故事。
在《好战略，坏战略》(Good Strategy Bad Strategy，2011)一书中，理查德·鲁梅尔特(Richard Rumelt)主张一国在制定战略时应该寻找并利用两种力量之源。第一种是连贯性：将政策和行动协调起来有助于开发现有力量，并通过设计上的连贯性生成新的力量。第二种力量之源是重构竞争态势以使自己具备新优势的能力。英国人在这方面成绩斐然。在将德国确定为自己的头号敌人之后，英国人立即采用唯一可行的政策：向美国“让步”，以确保在战争爆发时——这是最坏的打算——美国仍保持中立。英国通过引入“英语国家联盟”、“同族兄弟”以及后来的“特殊关系”等概念重构了自己的战略叙事。就这样，英美之间的战争渐渐失去了可能性，因为它已经无法想象了。
用丹尼尔·丹尼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不测之事会越来越少。我们的选择性越来越大是因为我们能够找到避免和预防不测的方法，生活因此变得越来越“可测”。丹尼尔引用了尼古拉斯·马克斯韦尔(Nicholas Maxwell)对自由的定义：“在各种情况下获取价值的能力。”对英国人来说，情况确实发生了变化。他们不但被美国人取代，德国的崛起也迫使英国重新思考它对欧洲的投入。争端可以拿去仲裁，就像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时英国的经历一样。生活也总能找到不同的观察角度，任何时候都可能改掉原有的思维习惯，例如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处于英国战略思维核心的均势思想。
然而，每一次行动几乎必然导致不可预测的结果，解决一个问题常常会导致新的问题出现。丹尼特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人们总会给自己讲述一个不那么积极的故事。
法里德·扎卡里亚在对比过去200年两个占支配地位的大国时指出，英国决定放弃均势战略，将头把交椅让给美国，这使它能够继续赢得战争，甚至在交出经济霸主地位后很久仍能保持一定的政治影响力。就像托马斯·布赖姆洛(Thomas Brimelow)在1946年时所说的那样，苏联知道英国还没有在比赛中出局；它即便不是最强大的对手，也很可能是最精明的那个。“最让苏联政府感到不安的一点是，他们认为我们有能力让其他国家为我们而战……他们并非尊重我们，而是尊重我们结交盟友的能力。”这种夸耀并非毫无根据。亨利·基辛格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没有一个政府像英国这样可以让我们与之如此开放地交往、如此自由地沟通，实际上，我们已经让英国人参与我们的内部讨论。”
但正如法里德·扎卡里亚所承认的，21世纪的美国与19世纪末的英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的经济基础远强于英国。一切迹象都表明，即便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地位被中国取代，甚至被印度取代(尽管后一种情况在未来很多年内都不大可能发生)，它仍将保持强盛。真正的挑战是政治性的：美国找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西方伙伴(甚至德国也不可靠)来分担作为占支配地位大国的责任；因此，美国没有真正的动机将第一的位置体面地让给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要满足的要求很可能远比当年的英国具有挑战性，现在也不清楚美国是否愿意调整自己并适应其他正在扩大影响力的大国，以及美国是否能够应对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所说的“全球实力构成”的新变动。“华盛顿能够真正地接受一个包含多种声音和观点的世界吗？它能够在一个它无法支配的世界中兴旺起来吗？”美国已经察觉出世界政治的主要趋势——中国的崛起，并且美国不准备抵制。但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鲁梅尔特的观点，美国没能做到以一种可以被其他所有人理解的语言重构竞争态势。
美国现行政策的一个问题在于，它自1980年以来用多种不同的眼光审视中国，结果它对自己讲述了多个不同的(常常是矛盾的)故事。美国曾经强调中国构成的意识形态挑战，认为中国拒绝民主，实行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模式，并且拒绝接受人权问题上的规范性共识。
“9·11”事件后，中国成为反恐战争中的合作伙伴，但小布什政府在始于2001年的第一任期内却将这个国家视为美国最主要的威胁之一，这为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还谈到对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政权更迭”。在入侵伊拉克之后，华盛顿的口头禅是“巴格达的下一站是北京”。五角大楼一位颇有影响的发言人甚至半开玩笑地说，入侵伊拉克是“为对付中国热身”。当美国人在伊拉克陷入困境后，他们又换了一个火药味没那么重的说法，甚至还造了一个新词——“中美国”。中国拯救了自己一半的国民生产总值(GDP)，美国依靠借款实现自己的全球野心。两国被绑在了一起，尽管它们对此深表不屑，但这确实对双方都有利。当2008年的经济危机威胁美国经济时，中国银监会被问到是否将继续购买美国国债。一名官员回答说：“我们没有太多的选择，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来说，这就是华山一条路。”所有新兴市场都需要安全的流动资产来保护本国货币不受动荡的资本流动的冲击：时事越艰难，对可变现资产的需求就越大。尽管中国购买如此多的美国国债看起来不明智，但由于没有更好的替代方案，这就成了一种违反常态的稳定。
然而，“中美国”一词暗含的相互依赖与合作实为一种对两国都不利的幻觉(这种幻觉鼓励美国人过度开支，促使中国对此习以为常)。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国一直把目光投向西方以外的市场，通过对美国以外的国家和财产进行投资来对冲美元。“大脱钩”或许已经开始。当2013年9月国会迫使政府关门长达数周、导致美国接近债务违约时，即将遭受最大损失的是中国人。在中国超过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1.3万亿美元是美国国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官员开始公开谈论建设“去美国化的世界”的必要性。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同样在抬头，像电信业巨头华为这样的中国跨国公司如今被禁止收购美国资产，中国国有企业中海油对美国大型石油企业优尼科的收购也被否决。在宣扬美国民族主义方面，一个尤其耸人听闻的例子是2012年夏季发行的电影《致命中国》(Death by China)以及这部电影发出的警告：“所有大国中唯有中国为消灭美国人作着系统性的准备。”在电影海报上，一把刻着“中国制造”的匕首插在一张美国地图的中央。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令人失望的迹象表明这个世界的保护主义倾向正在增强。正如《经济学人》指出的，多边治理正变得越来越软弱。俄罗斯尽管身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却正在采取新的措施来绕过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美国正在寻求创建跨大西洋自由贸易区并达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者是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旨在促进与其盟友以及中国之外的伙伴之间的贸易。
2013年7月，《经济学人》对这种地区性贸易协定的扩散表达了严重忧虑，认为这一现象标志着全球经济正在分裂为若干部分。《经济学人》警告，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经济放缓可能会导致国际局势紧张，各国应对这种局势的传统方法就是挑起冲突：
一个世纪以前，这个世界最后一个贸易融合的时代以一场战争宣告结束，并开启了一个经济民族主义和国际冲突的时代……世界能否巩固当前这个不同寻常的增长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新兴大国是踏上一条通往更大程度的全球合作的道路，还是失足、跌倒，或者最坏的情况——发动斗争。
“支点”战略是当前美国亚洲政策的核心——目的是重振美国在亚洲的联盟体系并调整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部署，此举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现代化感到担忧。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很可能，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受到美国成功入侵伊拉克的刺激，在那之前还有一系列被中国视为“挑衅”的行动，例如台海危机(1996)、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1999)和2001年4月的南海撞机事件。
“支点”战略旨在矫正因小布什政府发动反恐战争而造成的势力失衡。小布什政府对中亚的关注超过了亚太地区，导致美国专家抱怨这个时代成了“失去的十年”，这是在效仿丘吉尔的一个有名的言论：他曾将20世纪30年代描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美国正在重新联络自己的盟友，恢复联盟体系的活力，同时增强现有军事力量。美国将在日本部署F－35战斗机(2017)，在关岛驻扎攻击型潜艇，到2020年，太平洋战区的舰艇数量将由50艘增至60艘[3]。这种再平衡是为了让美国的盟友相信，美国将继续维护秩序。因此，美国当前的政策是防范任何企图挑战航行自由的做法。自18世纪90年代美国海军首次与巴巴里海盗交战以来，航行自由一直是美国的核心利益。美国的目的十分明显：它想要留在西太平洋，继续做东亚地区的军事大国。然而，奥巴马政府并没有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无法满足一个真正的“支点”最基本的要求：减少对中东的军事投入、与重新强硬起来的俄罗斯达成某种共识(运用俾斯麦式的谋略——这种“大妥协”或许会从中国手中夺走一张关键的战略牌)。因此，这个“支点”能否实现既定目标还有待观察。
在冷战结束后的不同时期，美国曾先后将中国视为贸易伙伴(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辟快速通道)、反恐战争中的战略伙伴以及G2世界中的潜在全球伙伴。但对于两国在G2世界中合作的希望在2011年初开始破灭，当时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升级，中国在局部地区，尤其是东海和南海，变得越来越强硬。现在仍不清楚，这两个大国中哪一个甘愿在G2关系中扮演次要角色。两国都认识到它们互为战略竞争对手，但两国都对这种竞争会走向何方感到担忧。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中国和美国将试着在某些问题上保留各自意见，而在其他问题上相互合作。
在中美缺乏互信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两国会建立伙伴关系。信任是要努力争取的。大国之间很少真正地相互信任，但一些大国能够找到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的方法。关于中美合作的可能性，不同的观点相差极大。像亨利·基辛格这样的评论家认为，美国和中国能够开展一项“共同事业”，而美国前财政部官员弗雷德·伯格斯滕(C.Fred Bergsten)甚至建议以“中美共治”来管理管球经济。然而，你很难想象世界上最大的两个污染物排放国能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相互配合。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分析人士宣称，国际体系已经呈现两极化，这可能会促使这两个大国展开合作。然而，同样是这种动力也可能引发两国之间的持久冲突，尤其是它们都极为看重各自的例外主义的时候。
从美国的角度看，重中之重是当前体系的规范性制度继续得到维护。正如奥巴马在2011年所声明的，尽管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但它希望确保中国崛起的方式能够进一步维护国际规范与制度，并巩固安全与和平。问题在于，美国越来越不相信中国有兴趣支持这些规范，更别提推广它们了。这种关切体现在2011年五角大楼呈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这份报告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详细描述了中国构成的威胁。国防部预测中国不会致力于加强当前的国际规范，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被视为美国利益的威胁。在美国开始防范中国崛起的这25年间，美国对华战略几乎没有任何变化。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Quadrennial Defense Review)对这个世界作了这样的假定：“战后秩序仍在缓慢瓦解，大国竞争卷土重来，世界很可能回归均势政治。对于后者，英国在1900年之后处理与美国关系时就已经弃之不用了。”
寻找大战略
美国的决策缺乏连贯性，这进一步加剧了因缺乏连贯的战略叙事所引发的问题。加里·哈特(Gary Hart)将连贯性定义为包含目的与方向的单一框架，在这个框架中“随机的——但不能是极端的——事件能够被解释、赋予意义并按要求予以应对”。如果这个定义是可以接受的，那么美国的政策在决策层面显然是不连贯的。
让人感到离奇的是，美国的确曾为应对中国的崛起制定了一项具有连贯性的战略。不连贯的问题只是在如今中国崛起之后才出现的。随着冷战的结束，没有一届美国政府认为遏制中国是可取的，甚至是可以做到的。相反，美国决定将政策调整为防范中国的崛起。用《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06)的话说就是，“我们寻求鼓励中国为其人民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同时我们也防范其他可能性”。在呈交给国会的年度报告中，国防部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防范未知事件”。如果不可预测之事如今成为国际政治中的长期因素——这与冷战时期有别——那么符合不可预测定义的事件就必须加以防范。美国尝试通过将中国嵌入现有安全架构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提供快速通道背后的逻辑。美国的意图是鼓励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利益攸关方或许不是盟友，但它们确实拥有共同利益。
防范政策的问题在于即便它能削减风险，但也无法消除风险。公司往往会防范那些影响核心业务的风险，例如货币波动。它们防范风险的目的是增强或者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但公司之间的竞争不同于国家之间的竞争。当公司竞争失败时，它们往往会停业；国家却很少停业。无论防范政策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是谨慎的还是投机的(取决于这些政策是防范不利因素还是利用有利因素)，对社会而言，其安全程度常常只取决于自己的感觉。
尽管美国已经接受了中国的崛起，但美国内部对于如何与崛起后的中国打交道莫衷一是。鲁梅尔特认为，美国不过是在原地踏步。他提出的主要批评意见是，尽管美国善于表述自己的战略目标或子目标，但美国并不善于思考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不连贯性”。当一个政府错把目标当成战略本身的时候，这个战略就变得不连贯。鲁梅尔特坚信，所谓战略目标的设定意味着应该明确知晓成功需要哪些条件，否则一个国家仅仅是给自己设定了一系列绩效目标而已。
奥巴马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10)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列出了相当模糊的目标。这些目标包括“推动建立公平的国际秩序”、“培养强大和有能力的伙伴”、“加快适宜的[4]发展”和“增强我们作为榜样的力量”。2014年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更是含糊不清。尽管报告自称具有战略考量，但有关中国的部分仅仅得出了美国应该适应中国崛起并监督其崛起是否威胁国际规范的结论。对于中国军事现代化的进程，美国国防部仅作出了“密切关注”的决定。它希望“鼓励”北京通过减少不信任和增加两军对话来作出正确的战略选择。因此，至少从这份文件看来，国务院、国防部和白宫之间并没有多大的一致性。
如果没有对挑战进行足够准确的定义，那么你就很难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如果无法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那么你就不可能抵制一个低劣的战略或者改良一个良好的战略。一个良好的战略能够准确定义关键的战略挑战并确定应对这一挑战的最现实的方法。它提供了一条改善局面的明确道路。“低劣的战略”会设定异想天开的目标，只是简单地陈述或者重复理想的事态，而常常忽视这样一个恼人的事实：没有人知道如何才能实现这些目标。
然而，有一个战略原则似乎确实赢得了广泛的共识，这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在有关中国崛起的讨论中，这个词已经成了流行语。由于没有一个受到一致认可的连贯的战略叙事，美国只能给自己讲述一个非常古老的、从古希腊人那里汲取灵感的故事。在此之前(如果我们相信这些战略家的话)我们似乎应该多次落入过这一陷阱，这样一个事实清楚地表明，我们实际上并未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或者我们学到的东西都是错误的。
修昔底德陷阱
1914年世界大战突然降临时，我正在向贝利奥尔学院的本科生讲解修昔底德——在那一瞬间我茅塞顿开。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中的经历与很久以前修昔底德在其世界中的经历毫无区别。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西方军事评论家提及修昔底德并非最近才有的事。毕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军事史学家，也是第一位政治学家。正如维克托·戴维斯·汉森(Victor Davis Hanson)所指出的，修昔底德在当代安全问题分析人士中向来颇受欢迎，这从大量学术著作的标题中就可见一斑：《战争与民主：朝鲜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对比研究》《霸权之争：从修昔底德到核时代》等。“9·11”事件后，汉森发表了自己的著作《独一无二的战争》(A War Like No Other，2006)。这本书告诉读者，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斗争为今人提供了非常深刻的军事教训：战争可能会动用恐怖和卑劣手段，被强行灌输民主的国家有时并非心甘情愿，民众对出兵海外的不满可能会导致国内动荡和文化动乱。汉森说：“如今反恐战争的反对者和支持者都往回看，寻找各自的修昔底德。”他说，考虑到当今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也存在交战的可能性，我们也要开始寻找修昔底德了。
任何曾花费大量时间研究经典著作的人都承认，从历史中学到的教训很少能应用到实际中。然而，尽管事实上经典著作常常被误解或者为了适应特殊情况而被滥用，但现代作家反复引用希腊人是有原因的——他们需要希腊人的归纳推理和真知灼见。尽管希腊人的观点能够并且已经按照现代科学语言进行重构，但希腊人最早观察到生活的模式，这种模式至今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仍然非常重要。在《野性的思维》(The Savage Mind，1968)中，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评论说，科学解释的意义并不在于将复杂化为简单，而在于将不易理解的复杂替换为容易理解的复杂。但简单的好处在于它简洁明了，这就是人们在思考守成大国如何才能避免与崛起大国发生冲突时常常会套用修昔底德陷阱的原因。
修昔底德陷阱——用社会科学术语说就是“安全困境”——似乎肯定适用于美国和中国的案例中。中国的能力和实力将会继续增强，这对于地区安全以及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预示着什么，这类问题将让美国感到紧张。只要美国继续留在东亚，中国就将越来越担心美国将下多大功夫限制中国的军事雄心。“这是野兽的本性……双方必须处理好这个困境，防止其恶化为公开的冲突”。
在2011年春季号《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学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上刊登的一篇有关未来各国实力的文章中，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Joseph Nye)表达了这样的希望：美国有时间应对中国的崛起，并且能够避免落入陷阱的第二层——因为忧虑而反应过度。在《金融时报》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奈在哈佛的同事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同样将中国和美国描述成斯巴达和雅典。他认为，破坏系统平衡的是中国崛起的速度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的美国的相对衰落。在这两者之中，中国的崛起或许破坏性更强。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中国从一个国民生产总值(GDP)小于西班牙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被修昔底德的魅力吸引的不限于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自从乔治·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宣称唯有阅读修昔底德才能理解大国竞争以来，高级军官都被鼓励认真对待这位希腊历史学家。自1972年以来，修昔底德一直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必读书目。因此，毫不奇怪的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登普西(Martin Dempsey)将军2012年5月表示，他的主要职责是确保美国不会“落入修昔底德陷阱”，现在连军方都知道与政府保持口径了。
美军对落入修昔底德陷阱感到担心是因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被不断削弱。根据卡内基基金会的一份报告，美国的主导地位“很可能”在20年内完全消失，或者至少被严重削弱。然而，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表达了这样的信念：这两个大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阻止修昔底德陷阱的出现。
尽管这份报告的作者宣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可以使它们避免落入这个陷阱，但他们也设想了三种结果相差极大的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国的崛起势不可当，美国经济则遭遇自由落体，经济增长陷入停滞，国防预算持续下滑。最终，美国不得不在2030年之前交出西太平洋的控制权，迫使日本单独与北京达成妥协。这是最糟糕的情况——不大可能，但并非不可想象。美国不但没能抵制中国的崛起，反而让自己淘汰出局。守成大国不能或不愿维护自己的地位，崛起大国几乎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崛起。
第二种情况描绘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未来。中国的增长遭遇困境，与美国的技术差距没有缩小。今天存在的军事上的缺陷依然没有消除。美国重新获得了勇气和能量，帝国发动反击。美国做到了将国防开支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GDP)的4%。在这种情况下，守成大国仍然鹤立鸡群，而崛起大国像过早冲刺的运动员一样力量衰竭。报告认为，这种结果也不大可能出现——美国根本不具备甩掉中国的金融手段或者技术能力。
第三种情况是，美国的地位继续被削弱，但这个国家也没有就此衰退。它仍然有能力竞争，就像恢复活力的日本那样。这种情况下，陷阱尚未搭建，但可能因为中国南海的一起事故或者外交冲突的升级而出现，但这两个大国都尽量避免战争。事实证明，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可控的。守成大国仍然保持一个微弱但重要的优势：崛起大国还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内部凝聚力来冒过多的风险。报告认为，这种情况出现的概率最大，但这些作者也承认，这种情况过于“不稳定”，无法作出确切的预测。
附庸国
我们对历史的理解程度，要受到我们所能掌握的比喻的限制。比喻不是对应，而是类比：它将某种经历转化为一种观念，从而把陌生的事物变为熟悉的事物。这就是我们在思考中大量使用比喻的原因：它们能传达复杂的观念并按照某条既定的轴线传递我们的思想。例如，陷阱会以多种形式出现，落入陷阱常常是致命的，但仔细阅读修昔底德就会发现，我们讨论的这个陷阱实际上比很多人想象的更复杂。
修昔底德认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不愿向对方开战，但他们各自的盟国让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结果导致这两个大国都试图夺取决定性的先发优势。两国作此决定是因为它们听从了各自的附庸国。当时，科西拉(一个没有盟国的城邦)正与斯巴达的盟国之一科林斯交战，只有当雅典援救科西拉时这场大战才正式开始。雅典人的致命错误在于他们听信了科西拉人所说的话：科西拉与斯巴达的战争已经打响。另一方面，科林斯人警告斯巴达，如果它不入侵阿提卡，那么它就会遭到雅典人的袭击。科林斯人对于斯巴达人没能认识到自身处境的真实危险颇为鄙视。他们指责斯巴达人没有考虑“你们即将面对的雅典人是什么样的对手，他们与你们有多么大的差异、多么根本的区别”。
美国和中国能够避免被各自的盟国拽入冲突吗？在《纽约时报》2013年8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两国或许不愿被拖入彼此之间的对抗，因为它们对于当前力量对比发生任何变动所带来的不可预测的后果都感到担忧。那么我们能期待一个伟大的和平时代吗？就像1815年后欧洲所经历的那样？
肯尼迪承认，未来或许会发生战争，但他认为这些战争很可能是局部的或者孤立的(就像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中列强能够将战争各方与外界隔离一样)。但这要求中美两国展现出更大程度的自我克制：“两国需要确保国际体系的安全与稳定。”肯尼迪的观点与西方世界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中占主流地位的务实主义相一致。在西方国家几乎没有人继续对一套新的世界秩序抱有幻想。后果管理是国际安全永恒不变的原则。各国更愿对威胁这套体系的非国家行为体开战，而不是那些有可能希望改变这套体系的国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列强之中没有一个是希望开战的。战争在1914年爆发的原因是列强忽视了修昔底德有关加强对附庸国控制的警告。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914年俄国纵容塞尔维亚挑衅奥匈帝国；另一些历史学家则指责德国任凭维也纳对塞尔维亚展开报复——维也纳认为大公遇刺是塞尔维亚对它的“冒犯”。附庸国从来不像它们的保护国所认为的那样听话。附庸国往往将它们的保护国拖入不必要的冲突之中，因为保护国会高估其盟国的战略重要性。这种关系常常造成误判的恶性循环，1914年俄罗斯—塞尔维亚联盟与德国—奥匈帝国联盟之间就是如此。
这正是美国和中国需要避免的陷阱。作为维持“全球领导者”地位的一部分努力，美国当前正寻求恢复地区联盟的活力。当前环境非常适合美国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的支点被很多国家视为亚洲政治的一个稳定性因素，但美国不应对这些盟国抱有想当然的态度，因为它们在近期面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实力和影响力时可能不得不作出一些艰难的选择。然而，与修昔底德讨论的城邦和1914年欧洲列强的附庸国不同，当前美国或中国的地区盟国中没有一个希望将它们的保护国卷入战争。
中国和美国在朝鲜问题上针锋相对，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两者的世界观有别所致。中国和希腊思想史专家劳埃德(G.E.R.Lloyd)认为，希腊传统和中国传统存在根本区别。希腊传统倾向于关注根本问题，可以接受极端的、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中国思想倾向于优先考虑实际意义以及如何使实用性举措产生最大效果。劳埃德主张，这一差别源自社会政治环境的差异。希腊城邦时代特有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组织的多元化在中国的战国时代付诸阙如。此外，希腊人在市场上或者公民大会上争辩，而中国的圣贤们在宫廷中争辩，这种环境对论证的辩术和对抗性要求较低。
美国采取的对抗态度也有社会文化和社会政治方面的背景。的确，美国的大部分政策与其政治体系、文化和制度都是分不开的，这包括以辩论为特征、以陪审团为核心的司法体系，拥有议会制政体的两党体制，以及市场竞争的理念。最后一个例子是宗教。中国的宗教体系，例如佛教和道教，通常可以和平共处；它们在多个世纪以来在相对和谐的状态下共存。美国则不然，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各种宗教信仰高度竞争的“市场”：300多个教派和团体为争夺信徒的注意力(通常还有金钱)而竞争，且每一家都宣称代表“真理”。换言之，对抗性是美国的默认编码和独特的文化风格。
该地区另一个潜在的导火索当然就是台湾了。美国与台湾之间并没有正式的防务协议，只是美国承诺一旦大陆对台发动袭击，美国将采取“适当行动”。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对台湾发动的任何袭击必将遭到强有力的常规军事反击。从长期看，北京首先要使美国的威慑失效，接下来要对美国的任何干预行动施加惩罚措施。
但很多台湾人的对抗态度并不如美国人那么强硬，一些台湾人甚至开始质疑与美国保持这种关系的得失。台湾问题可能会自行得到解决，台湾与大陆的交往越来越深，对大陆的投资如今占到台湾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83%。自2009年以来，台湾已经将很多高技术行业向大陆投资者开放。
然而，台湾的未来以及这块争议领土可能给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都还不够明了。一位学者撰文称，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是北京影响力扩大而华盛顿影响力缩小，考虑到台湾如今是美国海军沿第一岛链对中国大陆实行海上遏制的关键部分，这种此消彼长很可能会带来麻烦。随着军事地位的不断提高，北京可能日益失去耐心。
如果朝鲜半岛或者台湾地区再次爆发危机，那完全可能导致中美这两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发生战争。抵消这种可能性成为一项越来越紧迫的任务，因为环太平洋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战略断层线。我们的确应该对意料之外的战争感到担忧，但别忘了本书讨论的是冲突的逻辑，而不是常常作为冲突起因的偶然事件。大国战争的爆发是有原因的，它们具备亚里士多德的三位一体论：前提条件、突发因素和触发因素。中美战争的前提条件极有可能是占支配地位的大国与试图取而代之者之间的竞争，突发因素很可能是中国试图破坏美国与其盟友/附庸国之间的关系，触发因素则很可能是海上摩擦或者一方嚣张过了头。
这再次提出了社交智慧的问题。战略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大多数时候我们与复杂系统的互动非常成功，但这只是因为我们处置得当，并非因为我们真正理解它们。民众和政府密切注意事态发展，然后尽可能迅速地、富有想象力地应对大国的兴衰以及在很长时间里逐渐出现的新的威胁、风险和本质上截然不同的挑战。我们这种无尽和重复的互动证明我们并不清楚这套系统将发生什么。我们从来不知道未来将发生什么。我们只能用社交智慧来引导自己，而为大战略奠定基础的正是社交智慧。有些证据表明中国人对这一事实的领悟比西方人早得多。
智胜美国
中国思想认为，就大国实力而言，失衡本身就包含了恢复平衡的可能，不仅仅是可能，还是一种倾向。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就能影响已经在发挥作用的活跃力量，从而避免冲突，甚至达到理想的效果。
——《恢复力》(Resilience：Why Things Bounce Back，2012)
“心态”(或者说不同文化风格的推理)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在各类文献中鲜有提及，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它们是西方和中国论述中固有的且常常不被人注意的部分。例如，在西方，那些在重重困难之下敢于冒险并取得成功的人常常能够赢得赞许。一个例子就是约瑟夫·康拉德的小说《台风》(Typhoon，1902)中的麦克惠尔船长。面对一个热带风暴，麦克惠尔并没有绕开它，而是驾驶船只直冲风暴眼并成功脱险。他后来考虑了另一种情况：假设我偏离航道，晚回来两天，他们会问我：“船长，你这么长时间都去哪里了？”“我能怎么回答呢？”我会说：“为了躲避坏天气绕了些远。”他们会说：“那一定是非常糟糕的天气。”我又不得不说：“不太清楚，我躲得非常远。”在西方，人们往往更愿意颂扬那些敢于承担风险的人，而不是躲避风险的人。同理，很多西方人称赞亚历山大(Alexander)率军远征印度河流域并班师回国(尽管那次撤退是一场灾难)，他们还称赞汉尼拔(Hannibal)带领他的大象翻越阿尔卑斯山(尽管他在途中失去了大部分大象，而如果他沿海岸行进就不会是这种情况)。
在中国，人们传统上对这些冒险者持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用孙子(Sun Tzi)的话说，他们就是“无知”的例子。孙子曾试图说明为什么迂回之道更可取。经济学家约翰·凯(John Kay)更喜欢用“弯路”这个词。他写道，“大体而言，走弯路的人认识到复杂的目标往往没有精准的定义，这些目标的本质和实现目标的手段只能通过实验和发现来习得，走弯路会得到最好的结果。”按照凯的说法，走弯路只是一个适应和发现的过程。那些用直接方法解决问题的人有时无法处理短期目标、长期目标和行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可能比不用直接方法的人更脆弱。
中国思想的一个定义性特征是强调在处理事务时须认清背后的逻辑并顺应趋势。弗朗索瓦·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认为，这才是中国人的伟大“创意”。按照中国思想，战略的逻辑要求利用事态固有的倾向性。从孙子时代开始，中国的战略思想就一直强调顺应敌人运动轨迹的必要性，而不是与敌人硬碰硬地正面对抗。《孙子兵法》建议，不要在决战中与敌人对抗，而是要顺应事态发展趋势，这样在两军交战前胜负就已分晓。任何事情都源自内部发展，而内部发展的启动不需要任何外部的伤亡。
孙子有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建议与西方战略思想强调尽早与敌人交战不同。任何一场战斗都存在风险，不可能成为决定整个战局走向的关键时刻。各方核心力量的碰撞永远都是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决定因素。在中国人看来，像勇气这样的人为因素不过是形势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的变量。一名士兵之所以勇敢不是因为某种内在的品德，而是因为他所处的局面迫使他勇敢。正如孙子所写，良将“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中文里“势”这个词指的是一种内在的可能性或趋势，一种可以预见或者处理的事态发展。顺势而为的国家将会胜利。中国采用这一战略的方式有很多：向美国的盟国施压，迫使它们与华盛顿保持距离；通过网络战削弱美国的技术优势；或者通过慷慨的经济援助在全球范围以智谋战胜美国。
1914年的德国试图摆脱由自己一手造成的战略残局(它实际上将自己包围了)。与德国不同，中国没有必要孤注一掷地打破在它眼中由美国盟国对它实施的包围。中国人认识到，要制定最好的战略，就必须对当前形势下蕴含的各种可能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或者用朱利安的话来说，中国人倾向的不是避免对抗，而是完全消除对抗。
朱利安试图提供一个让我们“无中生有地展望未来思想”的视角。一些汉学家批评朱利安的观点，认为他在没有明确地定义和说明他的主要参考点(西方)的情况下就创造出“另一个”中国。其他批评者则坚信，对西方思想来说，弯路和迂回并不是陌生的概念。要想对不同的思想传统进行对比，就必须首先按照各种思想传统自身的方式去理解它们。然而，尽管有这些批评，中国的战略逻辑显然是与众不同的，或者说至少它对迂回的偏爱远胜于西方思想。这很可能将是中国在设法对付美国最重要的地区盟国时所采用的战略。中国很可能尝试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手段来促使美国的盟国疏远华盛顿，直至事态发展趋势转向对自己有利之时。这又会导致美国日益被孤立的局面，那种局面与当前中国在亚洲的局面截然相反。这可能导致美国陷入一个战略残局，在面临是发动战争还是在历史中靠边站的严峻选择时，它甚至会选择后者。没有任何理由相信美国会步德意志帝国的后尘，把一切都押注在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大胆一跳上。美国孤立主义的本性可能会再次凸显，中国最终可能真的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
日本和美国：独一无二的联盟？
中国和美国有没有可能达成大妥协呢？休·怀特(Hugh White)的《中国抉择》(The China Choice，2012)一书提出了这个观点。尽管中国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地位发起了挑战，但2012年8月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太平洋“足够大，可以容纳每一个国家”。然而，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随即指出，太平洋也足够小，可以发生威胁和平的冲突。怀特建议中美两国应该建立一个新秩序，使中国能够继续增强其实力和影响力，而美国仍能保证自己的利益安全。怀特认为，如果这两个大国无法达成这样的妥协，那么一次小规模对抗就可能导致大国战争。他还建议美国应该趁自己的“衰落”还没有明显暴露，中国仍愿意寻求妥协而不是对抗的时候，抓紧与中国达成一致。怀特认为，对美国来说尤其重要的一点是，它应该认识到一旦中美爆发冲突，它的盟国(甚至可能包括日本)或许会拒绝选边站。
怀特的主要担心在于，南海的领土争端，或者美国海军在黄海的演习，或者中日在东海的争吵都可能导致中美滑入一场战争。例如，2012年，日本参加的一场名为“铁拳”的军事演习导致中日紧张关系升级，并让人质疑日本是否逐渐放弃战后一直采取的和平主义立场。那次军演包括从一个假想的入侵者手中夺回一座日本岛屿。然而，由于日本认为中国是唯一有能力和意愿占领该国岛屿的国家，那场军演的目的显然指向了中国可能威胁日本主权这一前景。那次军演与以往历次军演不同的地方在于，日本士兵请求美国海军和空中打击力量的支援，这支精英部队的领导人首次参与了军演的筹划工作，扮演了近乎平等的角色，而不是为美国打下手。在那以前，此类军演的挑衅性质不可想象。
尽管有证据表明中美之间的海上竞争愈演愈烈，但两国现在都没有兴致展开直接的军事对抗。有关亚洲各国应该如何打交道的明确规则也尚未确立，但看起来中国正准备与日本进行一场持久的对抗。的确，只要中国仍然坚信自己对战略逻辑的理解，那么它或许就有能力让日本脱离美国的怀抱。然而，从根本上说，日本的文化和历史表明，中日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戴维·皮林(David Pilling)认为，日本的太阳在重新升起。尽管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但就此认为日本一蹶不振恐怕是愚蠢的。日本仍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在自民党夺回政权之后，日本的政治体制又恢复了活力；日本正在制定一套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和防务政策；它启动的财政和结构改革项目放在几年之前还会被认为是异想天开。但地理因素是不言而喻的：由于日本缺乏战略纵深，在日本人的想象中，中国的阴影始终挥之不去。地理因素让日本政界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的难题：与这个巨大的邻国共处还是对抗。这常常导致日本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请允许我举一个非常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美国伞兵部队认为他们俘虏了一名日本士兵，后来才发现他是一名朝鲜人。他的名字叫杨景勇(Yang Kyoungjong)。他曾被日本人强征入伍，后来被派往中国东北。在诺门罕战役中他被苏联红军俘虏(这场战役的失败让日本司令部相信不应在1941年对苏联开战)。后来他先是被押往一处劳改营，然后又被征入苏军。1943年初，他在哈尔科夫战役中被德国人俘虏。一年后，身穿德国军服的他被派往诺曼底，在那里他的命运终于迎来了转折。他后来选择移民美国，一直活到1992年才去世。
就盟军胜利而言，关键不在于纳粹德国选择与大日本帝国结成轴心联盟，而在于诺曼底登陆期间日本人并没有与苏联人作战这样一个事实。这至今仍是一个缺乏战略远见的经典案例。更令人称奇的是，东京是在德军进攻莫斯科受挫之后才决定对美国宣战的。如果等到第二年再作决定就会明智得多，因为那时可以判断德军的进攻是否彻底失败。结果，到1942年1月德日签署以东经70度线划分各自作战范围的军事协议时，所谓全球轴心战略的观念已经烟消云散了。
地理因素影响国家命运，日本缺乏全球思维或许就是一个例子。历史和地理具有共生关系。我们理解精神和心智的最佳方式就是确定它们在自然世界中的具体位置。固定不变的地理因素并非总能影响变化无常的人为选择因素，但这种情况仍时有发生，而对日本来说，地理因素似乎让这个国家染上了视野狭隘的顽疾。
日本常常依赖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国来支撑自己的地区野心。最早是英国，那是在20世纪初日本与俄国对抗的时候。后来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以此抗衡美国。战后，美国帮助日本崛起成为冷战的胜利者之一，日本也依赖美国抗衡中国。美国的安全保证是日本唯一的真正防御，但日本未来认为美国不再是可靠盟友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毕竟，尽管美国常常划定“红线”，但其他国家跨越红线时华盛顿并不总是采取行动。
尽管戴维·皮林对日本的未来作出了乐观的估计，但这个国家正面临恶劣的经济和政治形势。1992年西摩·利普赛特(Seymour Lipset)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未来几年，这个世界是对美国例外主义更感兴趣，还是对日本的独一无二更感兴趣？”在利普赛特提问的时代，日本经济已经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漩涡，并在随后的20年里萎靡不振。尽管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复苏迹象，但威胁日本经济前景的根本性的结构问题依然没有消除。日本的核心困境既不是它的债务负担，也不是它持续贬值的货币，而是它失衡的人口状况。这个国家正面临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出生率不可逆转地下滑，人口不断老化，外来移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到2050年，日本的劳动年龄人口预计将减少40%，而迅速老化的人口正进一步加重债务负担——日本的债务总额已经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GDP)的200%。
日本的外国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也是最低的(1.7%)，并且它还在浪费本国的人力资源。高盛公司的一份报告表明，如果日本经济中女性的就业人数提升至与男性相当的水平，那么日本就会新增800万劳动力，国民生产总值(GDP)会提升15%。然而，当前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仍处于发达国家的最低水平，尽管它也在上升。如果不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深度改革，不对文化心态进行调整，那么很多日本女性仍然会在生育第一个孩子之后离开工作岗位。
尽管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国家从未摆脱狭隘主义。尽管它是一个大国，但它关注自身远胜于关注外界。在美国读书的中国学生有10万人之多，而日本学生在过去几年一直在减少。日本人的托福考试成绩在亚洲倒数第二(比朝鲜还低)。自绪方贞子(Sadako Ogata)担任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之后，没有任何知名日本政治家担任过国际职务。在世界贸易组织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几乎找不到日本人的踪影，在日本的公司、大学、智库或者非政府组织中也几乎没有外国人担任长期职位。
考虑到日本的经济和政治形势日趋恶化，中国或许会测试美日关系的深度。尽管日本国内强大的民族主义团体可能主张与中国对抗，或者在中国采取不可预测的行动时鼓励日本予以军事应对，但日本选择对中国让步的可能性远大于继续挑衅中国的可能性，它希望与中国达成某种形式的政治妥协。
印度和规范之梦
就维护国际体系规范而言，印度可能是对美国最有吸引力的盟友。尽管只有相对很少的一部分印度人说英语，但它仍是高等教育、媒体和商业使用的语言。的确，印度号称世界第二大(有人认为是最大)英语国家，“印度英语”——英语与印地语的混合体——如今可谓与英语平起平坐。
美印关系的潜台词在克林顿时代就已写好，当时美国号召达成一个“民主协约”。一些评论家认为这个协约有可能替代联合国。这个观念后来在参议员麦凯恩(John McCain)提出的“民主联盟”(2008)设想中重现，这是一个包含100多个国家的共同体，其灵感来源于英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高潮阶段时签署的《大西洋宪章》(Atlantic Charter，1941)。然而，这两个想法都无果而终，因为它们都将被中国视为挑衅。
尽管有关美国与印度组建更紧密联盟的建议未能实现，但印度对美国亚洲战略的重要性仍然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国防部2012版《国防战略指针》(Defense Strategic Guidance)认为，“与印度的长期战略伙伴关系”是地区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两国也的确形成了某种密切的伙伴关系。它们定期开展双边军事演习，并在一系列防务问题上进行合作。最近几年，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已经成为印度洋—太平洋安全框架的核心。
影响美印关系的另一个因素是两国都对巴基斯坦的未来感到担忧。在华盛顿看来，巴基斯坦已经不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盟友。在2005年美国和印度就两国民用核合作达成一致后，中国帮助巴基斯坦发射了第一颗卫星，在拉瓦尔品第附近兴建了一处弹道导弹工厂。中国人还帮助巴基斯坦研发了“沙欣－1”导弹。中国人对瓜达尔港也进行了大量投资，他们甚至可能已经取得了管理权。瓜达尔港可能成为中国航母战斗群的一处重要基地——如果中国决定(可能是2020年左右)在印度洋部署这样一支力量的话。
然而，美印关系的历史有些复杂。奥巴马曾公开表示，两国“有担任领导者的责任”，他还发声支持印度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但这两个大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也遇到过一些问题。印度曾竭力规避对伊朗的制裁机制，并且像巴西一样奋力抵制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印度对美国的很多倡议以及自由主义议程并不热心，并且像所有“金砖国家”一样，印度对西方的统治有一种发自本能的厌恶。印度和美国在有关阿富汗未来的问题上也有分歧，这使人们想象中支撑两国关系的共同价值观遭到进一步的质疑，人们还会发问，一旦与中国关系恶化，印度将获得多少支持？
如果中国继续向中亚扩展自己的影响力，加强与巴基斯坦的关系，同时将自己的海军力量直接投放到印度洋和海湾地区，那么中印之间必将爆发冲突。一旦中印之间出现危机，那么美国支持印度的可能性极大，实际上这与冷战时期经常爆发的代理人战争颇为相似。
然而，历史上印度向来缺乏战略头脑，当代印度政治家是否能够制定出符合当前国际和地区局势的战略叙事仍值得怀疑。不仅如此，地区性对抗固然重要，但印度的内部脆弱性也很严重。在外部世界的游客看来，印度似乎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国家。然而，三分之一的印度人没有电力供应，印度的成人识字率(65%)与马拉维相同。每年170万5岁以下的儿童死于可以预防的疾病。在幸存下来的儿童中，半数发育不良，因为印度儿童的营养不良问题比厄立特里亚还严重。
根据联合国发展规划署的数据，37%的印度人现在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印度最贫穷的8个邦的贫困人口比非洲最贫穷的26个国家的贫困人口加起来还要多。在印度，讲英语的政治阶层与普通选民之间在寿命、预期和行为上的差距比任何其他成熟民主国家都要大。
印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国家。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在《不确定的荣耀》(An Uncertain Glory，2013)中写道，“印度社会被各种矛盾撕裂着。”森援引安布罗斯·比耶尔斯(Ambrose Bierce)在《魔鬼词典》(The Devil's Dictionary，1911)中的解释，即耐心是“一种低级的绝望，却伪装成一种美德”。印度正面临自己的存在性危机，或许不愿意——甚至不能——在事态严重时顶住这个邻国的压力。如果再次爆发1962年那样的“战争”，那么中国或许会相当轻松地取胜；那或许足以遏制新德里在印度洋扮演大国角色的野心，还将使印度在推进与美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时战战兢兢。
中国、大战略和战略自闭症？
简单地说，中美两国不大可能被各自的盟友拖入冲突。一种可能性大得多的情况是它们会因为国际体系的规范和制度而发生冲突，就像过去200年间大部分的大国冲突那样。如果爆发此类冲突，那么美国或许不会拥有它希望的或者需要的盟友。话说回来，正如接下来一章将要讨论的，这样的一场战争或许根本不需要盟友或者联盟。
2011年，一位中国学者暗示，中国没有一个大战略。其实很多西方人也持有这种观点。美国最具启发性的战略思想家之一爱德华·勒特韦克(Edward Luttwak)甚至认为中国无法战略性地思考。根据他对“战略逻辑”的西方式理解，他得出结论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漫无目的地最大化自己的实力，那么它将不可避免地激起外部的反应。
勒特韦克在《战略——战争与和平的逻辑》(Strategy：The Logic of War and Peace，2002)一书中详细讨论了战略的逻辑。该书认为，实力的增长会激起外部反应，最终延缓其增长。希望变得无比强大的国家往往只能强盛一时。他在距今更近的一项研究中提出了远比前作惊人的观点，认为中国向来没有进行战略性思考的必要，因为它与世界割裂得太久。它患有“战略自闭症”和“战略缺乏综合征”。它孤芳自赏，把一切问题归于美国，殊不知若自己处在美国的位置上也可能会那么做。它还坚持中国中心论，只能带着自己的眼镜看世界(勒特韦克还认为俄罗斯人的性格中也存在这种问题)。结果，中国对难以管理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进行了高度简化、概要的描述，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基础。
然而，中国的行为中被勒特韦克批评的那些方面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德意志帝国据说就患有“战略自闭症”。德国人常把被外界包围挂在嘴边，但在这个问题上它基本是自作自受。如果将德国人眼中的包围描述为其他国家对遏制的被动反应或许更恰当些。实际上，德国把自己包在了大国的一致行动之外。
德国还缺乏社交智慧——德国也患有“战略缺乏综合征”。社交智慧是大战略的第一个必要条件：这种能力可以帮助一国选择正确的敌人和正确的盟友，正如爱德华·米德·厄尔(Edward Mead Earle)所说，这可以确保一旦战争爆发，这个国家至少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社交智慧是战略思考的核心部分。要想具有社交智慧，一国必须具有原始同理心：把自己置于另一国处境之中的能力。同理心要求一个人理解其他人的所感和所思，它需要理查德·森内特(Richard Sennett)所说的“同理心倾听”。在《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1759)中，亚当·斯密写道，“一个人需要通过想象把自己置于他人的处境之中，设身处地地体会受害者在‘最细小的情况’中可能遭受的每一丝烦恼，这甚至超出了一个人自身的经历。如果一个人并不希望获得对方的感受，那么这件事就很难办了。”
社交智慧还要求具有高水平的社会认知能力，包括了解另一个社会如何运作，以及这个社会的习俗和禁忌。它要求我们破解其密码，洞悉其规律。它使我们有机会创建成功的伙伴关系，从而在危机恶化之前将其化解。
这些特征在德意志帝国的外交行为中付诸阙如。例如，德国在没有任何明显理由的情况下挑衅英国。它对1895年中日战争的结果进行干涉，这源于一种毫无根据的担心——如果它不干涉，英国就会在该地区获得新的利益。在19世纪90年代，刚果、苏丹、摩洛哥甚至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每一个战场都有德国人插手。1894年，英国外交大臣在写给驻柏林大使的信中说：“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恐怕会产生深远影响，难以理解的是他们指望用这样的政策获得什么优势呢？”德国人在南非詹姆逊突袭事件(英国人试图撼动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政府)上进一步惹怒了英国人——他们祝贺德兰士瓦总统在外部进攻之下维护了国家独立。正是这个举动促使英国大众传媒界第一次公开批评德国。
德国在这些问题上的政策只算是序幕，日后它将犯下最严重的错误——决定打造一支一流的海军，这个决定同时惹怒了英国政府和民众，其目的何在至今仍未有公论。发展德国海军很可能是为了提高德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地位，但与英国的海军军备竞赛成本过于高昂。尽管德国当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它的经济条件根本无法与当时的美国相提并论。英国的人均收入水平仍位居世界第二(244美元，而德国为184美元)。尽管德国经济规模更大，但到1914年时这种领先优势十分微弱(差额只有10亿美元)。与此对比的是，即便在一个世纪以前，美国不但人均收入(377美元)全球最高，而且其经济规模也比排在后面的4个国家(包括德国和英国)的总和还要大。1912年，德国人不得不中止了海军军备竞赛。然而，根据海军上将穆勒(Admiral Von Muller)的日记，就在叫停军备竞赛的同时，德国海军的首脑们却要求开战。穆勒出席了1912年12月的军事委员会会议，这是德国人第一次详细讨论与英国进行海上作战。
这是“战略自闭症”的明显案例。心理学家西蒙·巴伦－科恩(Simon Baron－Cohen)将自闭症患者描述为“脑盲”患者。他认为，要想对自闭症患者有一个更清晰的概念，就应该将他们对外人的感知能力和整体心智技能理解为弱于常人，而非完全缺失。因此，自闭症是一种情感缺陷，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国家就没有情感生活。的确，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情感像欲望和需求一样，对社会行为起决定性作用。情感是平衡与失衡、满足与不和的精神表现。它们不一定反映出外部世界真实的和谐或不和，但一定会反映出自身的不和，反映出内心深处的生命状态。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写道，“人们有理由好奇，情感之所以成为我们这个复杂物种的主要特征，是不是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自己内心的生命状态。情感不只是装饰品或者感情的附属物。它们能够并且经常地揭示一个人或者整个社会的生命状态。”达马西奥强调：“如果说我们生命中有什么东西能够同时揭示我们的渺小和伟大，那这种东西就是情感。”这种论断在讨论冲突时依然重要。近年来，很多学者都将情感视为未来战争爆发的最大导火索，它们取代了曾在20世纪引发多次战争的政治信仰。
这方面文献论述较多的一种情感就是怨恨(resentment)或者法语中的“怨恨”(ressentiment)。尽管这个词常常与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联系在一起，但在政治学文献中使用这个词的学者们往往对尼采的作品一笔带过。对这个词探讨最透彻的要数理查德·艾拉·休格曼(Richard Ira Sugarman)的《及时行恨——怨恨现象学》(Rancor Against Time：The Phenomenology of Ressentiment，1979)。这一概念被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用于描述期望落空，这是伸张正义的核心动力之一。美国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特别强调权力集中和权力缺失，尽管他在处理这个词的时候更喜欢用英语的“怨恨”。然而，法语“怨恨”的含义覆盖了从“尖刻”、“不快”到“愤恨”的各种语义，有时是这三个词的组合。
进入20世纪后，德国开始追求尊重、认可和权力均等——全都是具有情感和精神意义的词语。这三种愿望表明，德国希望以牺牲他人利益为代价来改善自己的处境、提高自己的地位。但随后的事实证明，这三种愿望适得其反，因为它们从根本上来说都具有危险性。当一个社会缺乏自信时，它不大可能对其他社会的成就表示尊重，反而会转向孤僻。过于关注自己往往会使自我过于膨胀，同时过于敏感。当一个国家变得自我封闭时，它就会认为自身才是真正重要的，外界的认可几乎毫无意义。正如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所写的，当国家陷入不安全感和自我认可的循环之中时，它们常常会抱着取得更大成就的愿望将此前的成就挥霍掉。德意志帝国当然就是这种情况，它总是在担心无法参与公平的竞争，因为它登上历史舞台的时间较晚，所以它必须坚持己见。它可以要求获得尊重，但它没有能力赢得尊重。德国决策者担心，德国如果做不到坚持己见，就会面临帝国首相所说的“挥刀自宫”的后果。
但怨恨也并非没有心理上的回报。对那些认为自己分到了一手烂牌的人来说，怨恨能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获得道德上的优越感，它还能使人忽略自身行为的后果。的确如此，正如斯科特·阿特兰(Scott Atran)所写的，当一个国家像1914年以前的德国那样无法实现梦想时，对于后果(例如一旦战败可能遭受的破坏或者毁灭)的思考不大可能阻止它抑制自己的冲动。正如神经科学家如今宣称的，人类处理要求获得尊重之类的“神圣价值”的大脑区域正是专门负责按规则行事的区域，而不是打功利主义算盘的区域。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认为中国也染有此疾。他将中国描述为一个“局部大国”，这个国家仍然感到不够安全、困惑、失落、愤怒、不满足、自私、暴躁并且内心深处倍感孤独。尽管他没有提及“怨恨”这个词，但他似乎就是在描述这样一种概念。他还说中国是一个“孤独的大国，既无友邦，也无盟国”。尽管中国频繁表达它反对什么，但它在表达它渴望什么或者代表什么的时候却谦卑得多。沈大伟还指出了当代中国历史和德意志帝国历史的其他相似之处。例如，在2009年10月中国庆祝国庆节期间，他观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阅兵，包括上万名迈着正步的士兵和搭载洲际弹道导弹的重型卡车，这明确显示出中国的强大，但也凸显了它的焦虑。一边是自豪感和爱国主义，另一边是深深的不安全感，两者的混合揭示了中国矛盾的本性。
勒特韦克对中国崛起的分析是最有说服力的一种。他坚信，中国无法理解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对难以管理的错综复杂的现实进行了高度简化、概要的描述。它认为其他国家都暗藏动机，但它如果处在同样的位置上也可能会有这些所谓的“动机”。它自感受到伤害，于是更加固执己见。但这真的是文化(或者说是心态)或者战略DNA的产物吗？或者它也很可能是历史的产物？毕竟中国现在才开始面对自身权力的本质，这些挑战考验的正是一个社会的社交智慧。
这些挑战中的第一项就是评估自己的实力。尽管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和“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对各国生活水平的排名)分别排在世界第120位和第121位。它的人均生活水平处于厄瓜多尔和牙买加之间。按照可供比较的数字，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美国的20%，而由于人口老龄化，中国近期追赶上美国的前景十分渺茫。日本在1990年也达到了这个阶段，但正是从那一年开始陷入一场长达20年的衰退(然而，按照可供比较的数字，当时日本的生活水平已经相当于美国的90%)。在《蹒跚的巨人》(Stumbling Giant，2013)一书中，蒂莫西·比尔德森(Timothy Beardson)将人口问题视为中国希望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富强的最大单一障碍。中国甚至在2011年首次遭受劳动力短缺之苦。到2030年，年长劳动者与年轻劳动者的数量比将达到4比3。比尔德森还认为，中国或许最终会栽在人口结构上。中美两国人口比例可能将从当前的4比1降至本世纪末的1.9比1。
应该记住的是当年人们对德国即将崛起也曾达成普遍共识。直到1945年，德国一直在科学领域领先于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德国人而不是美国人制造了第一架喷气发动机、第一枚巡航导弹(V1)、第一枚弹道导弹(V2)以及第一架洲际轰炸机。它还非常接近制造出一枚原子弹(德国一些最优秀的犹太人科学家参与了“曼哈顿计划”)。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未爆发，那么德国将是历史上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但德国人对于他们的未来过于悲观，因而选择争取主动权，结果却是一场灾难。
中国面临的第二项挑战是如何将它的实力转化成影响力。中国相对缺乏文化实力。尽管它在国外开设了大约400所孔子学院，但几乎没有外国人梦想成为中国人，或者永久性地在中国工作。与德意志帝国的“英格兰内核”不同，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没有“中国内核”。法国《世界报》主编在“9·11”事件后写道，“此刻我们都是美国人。”尽管小布什政府将蠢事做尽，但这一点并没有真正改变。美国代表着所有仍然需要它保护，或者说仍然在其保护罩内生存的国家。作家J·M·库切(J.M.Coetzee)写道，“由于美国是一个称霸世界的国家，因此它在某种重要的意义上也是我的国家，是这个星球上其他任何人的国家。”
第三项挑战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中国极难与他国分享权力，因为它此前从来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它缺乏与盟国密切合作的历史经验，直到最近才开始有一些建立多边机制的经历。它从未召集或者领导一个国际联盟。不仅如此，它(在国际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中)的权力社交网络尽管一直在扩大，但与美国相比仍然微不足道。尽管中国在逐步构建这些网络，但与美国和更广义的西方“想象的共同体”相比，这些网络还很“单薄”。
中联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明昊的分析相当令人信服。中国距离让其他国家相信自己的“诚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将不得不学会如何改变自己的行为，调整自己的立场，抑制他所说的“帝国式冲动”。但如果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想要更好地理解中国对未来的焦虑的话，那么它们也需要展现出足够的社交智慧——尤其是同理心倾听。
不幸的是，中国所面对的大国拒绝放弃对国际体系的领导地位。美国对于中国处境的重要方面鲜有换位思考。前文述及美国在澳大利亚达尔文轮换部署一支“小规模”海军陆战队，但如果换位思考一下会是怎样呢？如果中国在委内瑞拉轮换部署一支“小规模”部队，并且在美国周边保留军事基地、在拉丁美洲组建联盟，那么美国会作何感受？如果中国宣布主导一个将美国排除在外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同时要求美国成为世界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那么美国又会作何感受？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绝对主角，美国对此习以为常，以至于它很难想象一个崛起中的大国面对外界的威胁，或者至少是包围会有何种感受。面对自己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本就无法换位思考，可雪上加霜的是，美国对大型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竟也丝毫不放在心上。
大战略是社交智慧的一种新质[5]，美国——至少在当前——在这方面有明显的优势：美国在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以及国际政治乱局中穿梭自如，这一点远胜中国。有时它可能愚钝(“丑陋的美国人”)或者天真(“沉静的美国人”)，有时甚至粗野无礼，但它能迅速调整。这部分是因为它不得不满足如此多盟友的需求并且管理如此多的联盟——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话说，联盟就是手铐，它们不让你的手臂自由挥舞。联盟的社交质量就像个人关系的情感质量一样，取决于我们在与盟友或友邦互动方面投入多少时间。网络建设要求各方在行动上协调一致，确保互惠(抵制搭便车的行为)。要做到这些就必须动用操纵、诱惑甚至含蓄的威胁等各种手段，这样才能确保各方坚守承诺，自己不被自己操纵(那将是真正的修昔底德陷阱)。简而言之，这里需要的是战略头脑，而那些历史上参与过真正的同盟战争的国家(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以及下半叶的苏联不能计入此列)通常在设计战略时更有头脑。
中国军队和《孙子兵法》
中国人对战略的论述令人称奇之处在于它仍频繁地引用孙子。亨利·基辛格在《论中国》(On China)一书中写道：
除中国外，你很难想象一个现代国家的领导人会借用千年之前的战略方针发起一项全国行动，并且他还深信其同僚能够领悟他引用典故的深意。然而中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国家享有如此悠久、连绵不断的文明，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与其古老的历史以及经典的战略方针和治国之道如此地密不可分。
《孙子兵法》以及《武经七书》[6]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身份认同至关重要。解放军的各种手册中常常将4000年前的战争作为战略思考的教学案例。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战略文化不仅与众不同，而且优于西方，而尊重这些凝聚古代中国战略智慧的作品正是持有这种信念的基础。然而，任何曾经尝试阅读《孙子兵法》的人都会知道，这本书读起来并不容易。它不但多用警句，而且深奥晦涩。它的理解难度堪比前苏格拉底时代的格言。造成这种情况的一个原因是这本书受到了孙子之前的周朝军事思想的影响，而孙子相信他的读者对此并不陌生。不仅如此，为了减轻文本的晦涩程度，译书之人常常加入了对作者意图的解读，而这可能会产生误导。译者过于渴望使孙子的观念和论述变得更易于当代西方读者理解，这导致读者常常无法在准确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下理解孙子的观点。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可能面临被忽视的风险。第一个原则是战争往往会以超出预期的速度启动非理性的力量。第二个原则是战争绝对有必要从属于政治。如果这两点继续被忽视，那么中国绝对有高估自身力量的风险。
关于第一个原则，孙子的思想与克劳塞维茨有些不谋而合。克劳塞维茨提出了“三位一体”：非理性力量，例如暴力的情感(包括仇恨)；不确定的力量，例如摩擦和“战争之雾”；以及理性，即战争从属于理智(被用作政策工具)。其中两个元素，即情感和理性，属于人类心智的内部力量；偶然性和可能性则属于外部力量。情感和理智都有关人类意图。偶然性和可能性则代表具体的事实——我们必须把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这个真实的世界之上，但后者常常让这些意图无法实现。换句话说，战争是一套以人类维度主导的复杂体系。正是这个维度有一种摆脱政治控制的倾向。
孙子的观点与之大体相同。的确，中国的经典兵书对战争如何迅速启动非理性力量的理解要深刻得多，与西方战略思想家相比，它们对理性能够控制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的怀疑程度也要大得多。不幸的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一定程度上面临摆脱政治控制的风险。2012年中国民众反日游行的规模程度让中国的领导层都感到惊讶。危机如此严重，以至于《经济学人》甚至开始猜测两国之间是否会爆发战争。
中国战争思想的第二个主要话题是国家有必要控制军队。问题在于，军方的很多人似乎认为美国正走向穷途末路。文官政府则谨慎得多，不愿对历史发展进行猜测。有些官员认为，美国会反弹甚至复苏；其他人预计中国的增长会下滑，两国的差距会扩大，而不是缩小。总之，他们希望控制美国，而不是与美国对峙。
中国的国防开支已经并且仍在大幅增加。2013年3月，中国政府再次宣布将国防开支增加数十亿美元(同比名义增长10%)。这延续了自1989年以来国防开支维持两位数名义增长率的趋势。唯一的例外发生在2010年，那很可能是由于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资金被用于一项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尽管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军事大发展的起步水平较低，但在过去的十年间，其国防开支大幅增长，以至于解放军获得的资金已经仅次于美国军队(但与美国军费的差距高达数千亿美元)。
中国认为自己只打防御性战争，但西方人可能并不这样看。美国海军军事学院认为，对于在西太平洋挑战美国海军将付出多大代价，或者其他大国可能作何反应，中国军方的著述显然缺乏思考。民族主义言论常常对中国的利益所受到的威胁作出极端化，甚至是非理性的评估，并且幻想着中国有能力通过开发自己的军事资源来应对美国的“威胁”。
结 论
本章之前曾提及鲁梅尔特的观点，他认为任何大战略都既需要一个连贯的设计，又需要颇有眼光地重构竞争态势。就第一点而言，中国人对战略逻辑的理解有很好的连贯性，只不过他们尚未制定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战略叙事。关于第二点，中国的军方和政治家有可能在执行不同的政策。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就策划战争而言，美国军方也不是完全受政治操控。美国军队一直是一个“自变量”。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个随其规模变化而变化的应变量——即便未来美军的规模会缩小。的确如此，回顾近期历史，美军似乎多次下定决心打一场政治家们并不想要的战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 Namara)在1961年来到国防部之后发现，这个最高军事指挥部固执己见、桀骜不驯。在一年之后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几位参谋长几乎独断专行，险些酿成大祸。今天的问题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军事行动黯然落幕之后，很多军方领导人下定决心要为与中国开战作准备，希望扭转，或者至少延缓即将实施的国防开支削减计划。
尽管两国政界领导层都谈论和平与合作，但两国的国防部门想得更多的似乎是战争。值得关注的焦点是“空海一体”战略，美国的民选官员——无论是白宫还是国会——并没有对这一战略进行彻底的评估。
当前有关中美冲突的思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人的想法高度相似。在大国冲突问题上的普遍懈怠令很多中国人认为“中国军队的时刻已经到来”。中国的媒体常常发表一些号召告别“浪漫的和平主义”的论调，认为对中美战争的前景和可能性进行现实主义讨论已无必要。因此，明智的做法是追问这场战争将采取何种形式，一旦战争爆发，最终获胜的是美国还是中国。
【注释】
[1]实际上，和平协议在1814年就已经签署，而美国人在最后一战中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则开启了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的政治生涯。——作者注
[2]事实上，《此刻联合》一书建议全世界所有民族国家组建一个共同政府，并非只包括英美两国。——译注
[3]此处作者引用资料有误。准确说法是，2012年6月，美国时任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到2020年，美军将在太平洋部署60%的军舰，而之前这一比例为50%。——译注
[4]此处系作者笔误。2010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的原文是sustainable development，即“可持续发展”，而非suitable development(适宜的发展)。——译注
[5]新质(emergent property)，生态学用语，概指事物突然涌现出来的性质。——编注
[6]《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由《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大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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