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测任何战争的可能性通常都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战争要么爆发，要么不爆发，一旦预测失误，那些末日预言家必感难堪。在19世纪早期，知识分子阶层基本持乐观态度。尽管英国对于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有一定的战争恐慌，但这些恐慌主要体现在畅销小说中。在知识分子阶层，尤其是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看来，大国战争的终结就像宗教和迷信的终结一样不可避免。《经济学人》甚至总结说，1904年英法协约“体现出的趋势正缓慢但确定无疑地消除世界各文明社会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到20世纪30年代，这种乐观的氛围已经消失，空气中弥漫着悲观的味道。几乎从最开始就有人预见了纳粹构成的威胁。H·G·韦尔斯在他的小说《未来互联网纾》(The Shape of Things to Come，1933)中不仅预测将再次爆发一场世界大战，甚至还指明了战争爆发的日期(他预测的是1940年，与现实差了一年)，并且他确确实实成功地预测了最可能成为导火索的地区：但泽走廊。30多年后，美国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出版了《即将爆发的中苏战争》(The Coming War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1969)。他在书中预言，中苏即将发生碰撞，双方很可能已无法回头。问题不是是否会开战，而是何时开战。他并非完全判断错误。当时两国距离开战仅有一步之遥(据说苏联人甚至考虑对他们的昔日盟友发动先发制人的核打击)。多年以后，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和罗斯·芒罗(Ross Munro)在《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1997)一书中也对未来中美交战作了设想。
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所以这些作者在预测未来时就处于一种有利位置——他们暂时还不会被证明是错误的。举这些例子的目的不是嘲笑未来学家或未来主义者，而是告诉读者，他们的最大错误是完全忽视了战争自身多变的本性。
乍一看，H·G·韦尔斯似乎是个意外。在1902年，他预见到制空权的极端重要性，并想象了未来空中战场下方平民的命运。“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不得不时时仰望，心中充满失落和不安。”他还设想人类会发明原子弹，还有“陆地机器”(即坦克)甚至潜射导弹(或者“远程航空鱼雷”)。然而，尽管他的预测令人印象深刻，某些部分也大体准确，但在其他方面，这些预测相当狭隘。在《未来互联网纾》中，韦尔斯笔下的太平洋战争实际上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海战的放大版。他把坦克想象为移动火炮，相互投掷炮弹，直至一方获胜。甚至他所想象的原子弹也是从双翼飞机上扔下去的，而不是由远程轰炸机来发射。正如他后来承认的，他的小说《空中战争》中对未来的设想仅仅是为了娱乐大众而已，是“一部荒诞的闹剧”。
同样的缺陷也能在乔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和他的妻子梅雷迪思·勒巴德(Meredith Lebard)于1990年出版的《下一次美日战争》中找到。两位作者预测，美日两国将在20年内发生冲突，曾在1941年引发战争的地缘政治动力很快又会发挥作用。这种预测现在看来相当不合时宜。当然，它反映了日本经济增长引发的普遍恐惧，这在当时的大量作品中都有明显的体现。这就包括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的惊悚小说《升起的太阳》(Rising Sun，1992)。讽刺的是，该书出版时，日本已陷入衰退。该书之所以畅销是因为它抓住了当时人们的情绪，引发了有关美国衰退的又一场全国大讨论。这些作者再一次让读者相信，未来的海战仍将采用大型舰队在太平洋作战的形式，就像美军与大日本帝国海军的交战那样。
高枕无忧的心态让西方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毫无准备，而认为大国战争如今已经过时的观念正是这种心态的一个例证。即便这种观念可以被视为正确，但它仍将面临冲击。正如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Waltz)所言，不解决战争问题就无法实现永久和平。战争的问题在于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过去曾发生变化，而今仍在继续变化。正如我在其他作品中所提出的观点，在战争穷尽其进化可能性之前，我们不可能看到它的终结。
战争不断变化的特征
中国是否对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构成军事威胁？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但这个答案或许仅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战争。
——《展望未来》(Futurevision，2012)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知道“战争”是什么样子。战争一词让人误以为它是具体的，但一切具体事物只能用比喻来表述。就战争而言，克劳塞维茨简要描述了三个比喻：意志的冲突、决斗和摔跤比赛。决斗不一定导致流血(只要维护尊严即可，重要的是要为外界所知)，摔跤通常根本就不会流血。即便是意志的冲突也可以采用非暴力形式。然而，在克劳塞维茨及其信徒看来，流血才是战争的核心。
我们所界定的“正确”或“错误”并非指事物本身，而是指我们对事物的定义。这方面一个恰当的例子就是1808年之后给拿破仑(Napoléon Bonaparte)带来麻烦的西班牙起义。当时的两位杰出军事思想家——亨利·若米尼(Antoine－Henri Jomini)和克劳塞维茨——在西班牙起义是否属于战争一事上存在分歧。若米尼认为这些起义者——历史上最早的“游击队员”[英语中的“游击战”(guerrilla)一词即源于此次斗争]——参与的是一场战争，但克劳塞维茨不这样认为。然而，萨拉戈萨的确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最惨烈的巷战。起义者的战术只是造成这种分歧的部分原因。二人的分歧还涉及宗教是否在战争中发挥作用。在这起激烈的冲突中，启蒙运动与之前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迎面相撞。拿破仑曾宣称，“修士越多的国家越容易征服”，但历史学家今天在回顾西班牙的这场斗争时，倾向于将其视为1648年以来的第一场宗教战争。历史学家威廉·内皮尔(William Napier)将西班牙人不愿屈服的原因归于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神父让他们相信这些“外来的侵略者”受到上帝的诅咒，“圣灵流出、奇迹、预言、圣物分配以及任命圣徒指挥军队等，这一切让爱国群众狂热不已”。在当代，正是宗教为城市中的恐怖主义活动提供了如此多的人手，逊尼派、什叶派、印度教徒、佛教徒、基督徒或者犹太人，都是如此。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都是从有信仰的人群中招募而来的。
换言之，人们倾向于参考他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来理解不同的现象，但只要是定义就存在争议。说三角形内角之和是180度只有在欧几里得体系内才是正确的(在非欧几里得几何学中就不是)。说苹果是被子植物只有以某些植物学分类规则为基础才是正确的。西方主流观点认为战争一定是暴力的(动能的)，尽管人们常常强调这一点，但它不见得就是正确的。
笃信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查尔斯·皮尔斯(Charles Peirce)称，一个定义只有在被证明有用时才是正确的，而只有当它正确时它才有用(这里所说的正确是对我们自己而言——这是正确的唯一定义)。战争是一种文化现象，反映出某种特定的历史经验，这就是为什么克劳塞维茨和若米尼对上述西班牙起义解读不一。在同一个文化内尚且常常会出现意见分歧，当不同文化对话时这些分歧只会更大。这可以解释西方读者为什么常常对《孙子兵法》感到困惑。孙子对战争的理解不同于西方，它反映出道教对世界的领悟。西方人难以理解中国人为何强调未雨绸缪、不战而屈人之兵，但这完全符合中国人对“势”的理解——顺应事物的发展趋势，而不是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现实。即便西方和中国对战争的理解无法用同一种尺度来衡量，就像托勒密体系和哥白尼体系一样(只有在托勒密体系中，本轮和均轮[1]的概念才具有准确的含义)，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无法比较。事实上，正是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理解托勒密通过本轮和均轮这两种概念来解释的宇宙天象。正是通过比较我们才能理解它们就是哥白尼希望用另一套概念解释的现象。这就是为什么《孙子兵法》成书两千年后仍被人阅读，以及为什么孙子的思想在今天仍能引发共鸣(尤其是在美国军人中，尽管这颇有讽刺意味)。这些思想在未来很可能会引发更多共鸣，因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战争阶段——一个“凉战”和“密码战”的时代，战争手段是非动能的，包括胁迫和用最小代价将己方意志强加给对方。
即将与中国在海上开战？
历史是杂乱无章的：连续性和严重的不连续性并存。尽管战争是多变的，但它总能从历史中汲取灵感。旧的现实并不总是被新的现实取代。1944年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曾质疑世界是否真的在缩小。他批评1914年之前出版的那些进步主义书籍滥用一些套话，例如“消灭距离”和“边界的消失”。今天的世界正面临重蹈覆辙的危险。尽管人们大谈特谈全球化，但地理仍然极其重要。要说明这一点，可以参考一位重要但却被忽视的地缘政治思想家的作品，这位思想家就是尼古拉斯·斯派克曼(Nicholas Spykman)。
斯派克曼的作品并未获得应有的认可。他的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便不再被读者重视。今天之所以还有人阅读他的作品，通常是因为曾经有人读过(一些历史学家认为遏制政策的提出就是受到他的启发)。斯派克曼的写作时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时很担心美国一旦取得战争胜利会重拾曾在两次大战之间奉行的孤立主义的下策。他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中国最终将成为亚洲占支配地位的大国，而美国可能被迫承担防卫日本的责任。
斯派克曼主张一国之地理乃其制定政策之本，而非制定政策之因。他认为，地理会影响行为，而不是决定行为。地理给一国带来的机遇和限制对于政策和战略选择具有深远影响。这一点一直被当代地缘政治思想家科林·格雷(Colin Gray)反复提及。格雷断言，地理决定了各国本身以及它们所争夺的利益，并且各国永远会根据地理决定的条件来衡量自己的相对安全程度。地理也决定了政治话语，它甚至会影响身份认同。在地理的主导之下，几乎不存在其他的可能性。一国国土大小和资源禀赋对其政治凝聚力具有重大影响。就中国而言，这在其漫长历史中位居决定性要素之列。
斯派克曼的思想对于理解中美两国面临的最主要的战略现实依然有重大意义。美国是海洋大国，中国是陆地大国。两国的最大差异在于它们对空间的理解不同：
海洋大国在不同的落脚点之间来去自如，以此占领大片空间。它尽可能地调整自己以适应现存的政治关系。通常在自己的事实统治被默认许久之后，它才会确立自己的合法控制。陆地大国的扩张则是节奏缓慢、有条不紊地向前推进。地理特征迫使它一步一步地确定自己的控制，并维持部队的机动性。因此，陆地大国思考的是围绕一个核心控制点的连续扩张的平面，而海洋大国则思考通过多个点及其连线控制大片区域。
当前亚太地区的战略现实与斯派克曼的时代相差无几。中国人掌控了陆地区域。在中俄边界，中国人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强大，除非俄罗斯能够使其武装力量现代化，否则中国人的强大将一直持续下去。即便俄罗斯成功完成这一任务，它在远东的势力可能依旧薄弱。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2]已经是一座双语城市，懂汉语和懂俄语一样重要。中国对西伯利亚的渗透同样迅速。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现在几乎掌控了整个东亚大陆。
中国有可能决定向内陆扩大战略纵深，而不是在海上与美国对峙。地缘政治学这门学科并非西方独有，就像并非只有西方国家关注大战略一样。中国也在打造自己的地缘政治叙事。面对美国的支点计划，著名美国问题学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王缉思提出“西进”——加强和深化中国在中亚和中东的影响。他敦促中国不忘自己陆权大国的根基，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向西发展破除美国的战略优势。“西进”不仅将加快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启动这项国家战略的目的是推动中国西部省份的经济增长——还将对过于关注东亚的传统(这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的遗产)进行“再平衡”。这将涉及一个全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将中亚从闭塞内陆改造成四通八达之地，从而使该地区(以及中国)能够进入印度洋和海湾地区的市场和港口。
王缉思认为，在像马六甲海峡这样的瓶颈地区，海军力量对于保卫战略交通线几乎无能为力，因为这样的地区空间过窄、海水过浅，海军无用武之地并且很容易被水雷和反舰武器限制。他更倾向于利用中国自身的战略纵深，也就是内陆交通线——通往中亚和东南亚的陆上通道。一个世纪前，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认为，欧亚地区是海洋大国力所不及之地，但铁路却可以进入这一地区，而铁路是一国权力的延伸。他认为铁路为“具有深远影响而又有所局限的军事和经济力量的机动性”创造了条件。在他看来，这使欧亚地区成为“历史的地理枢纽”。
一些美国专家也大致认同这一观点。2013年，巴里·波森(Barry Posen)提出，美国已经无力承担没有终点的遏制政策。这一政策始于冷战时期，当时，美国决定在从朝鲜半岛到中美洲的各个地区对抗共产主义。人们认定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推动了这一战略，但实际上凯南本人对这一战略是心有疑虑的。波森希望美国将一个没有必要、没有效率、扩张性的霸权主义战略替换成一个专注于阻止中国打破当前全球力量对比的战略。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法就是在欧亚地区站稳脚跟，那里是麦金德眼中的世界地缘政治轴心，因为任何大国只要掌控了这一地区，就掌控了世界上三个最发达且最具经济生产力的地区中的两个。正如布热津斯基指出的那样，麦金德甚至预见中国最终将从这个全球大棋局上挤掉唯一的竞争者——俄罗斯。
战略纵深是一种物质实体。但即便稍稍翻阅一下麦金德的著作就会发现，他感到欧亚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不仅是由地理决定的，还是由那些可能利用这一地区的大国的生命力以及当时的技术进步决定的。在麦金德看来，铁路是最重要的进步之一，而在当代，铁路更是具有日益重要的战略意义。正因如此，中国才下了很大力气在中亚和东南亚修建新的铁路网并扩建原有的铁路网。
战略纵深还是一种理念——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们的理念在某种程度上会创造出物质实体(延长铁路网和能源管道)，这又对我们的选择起到反馈作用。因此，战略纵深构建了属于自己的社会现实。大国政治的永恒因素之一就是想象决定存在。如果竞争(借用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著名类比)是意志的冲突，那么首要战略目标就是迫使对方按照己方设定的条件来谈判。乔治·凯南正是领悟了这一点才敦促美国与战后的日本缔结同盟，这样美国在与苏联谈判时就会处于有利地位。冷战强调的不是在实战中发挥自己的优势，而是确保这种优势对对手构成潜在的威胁。
按照中国的看法，欧亚牌为其提供了打破美国战略优势的机会，因为中国可以经亚洲中部和西北部的陆上通道抵达海湾地区和印度洋，从而彻底破除或者严重削弱美国作为海上霸主的优势地位。美国的优势体现在它能够控制世界主要海上商道，以霸主之尊维护海洋或者“全球公域”的秩序。美国海军实际上控制了连接东亚和中东的重要航线，这部分原因在于它与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都达成了海军准入协议。
借用另一位古典地缘政治思想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的话：
最能看出海洋具有政治和社会属性的方法就是将其视为一种交通要道；再准确些，就是将其视为一片宽广的公域，人们可以从各个方向穿过这片公域，但其中一些路线走的人最多，这说明某些原因让人们选择这些路线而不是其他路线。
美国仍然控制着世界贸易的咽喉要道(一旦战争爆发，美国最有条件将这些要道封锁)。就当前而言，美国还最有实力维护“现行交通规则”。像当年的英国海军一样，航行自由一直都是美国海军获得的一项重要授权。美国的战略家们有时会引用艾尔·克劳(Sir Eyre Crowe)在1907年写下的著名备忘录。这份备忘录解释了为何第三方(甚至是英国的对手)无论多么不情愿，最后都会接受英国海军的霸权地位。克劳大胆地提出，这些国家或许不喜欢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但英国是任何潜在的海上霸主中最不令人反感的一个。因此，英国皇家海军作为国际警察维护着海上航道的秩序。就美国而言，这正是它的最大优势：需求政治而不是供给政治。
中国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而崛起大国常常试图挑战现有大国。中国人正在加强自己的海军建设。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人在建造潜艇方面全球领先，几乎平均每年建造三艘潜艇。尽管这种增长令人印象深刻，但我们应该以一个更宏大的视野来审视它，那就是中国正在从一个以平台为中心的海军——几乎全部依靠单独作战的战舰和仅具备基础无线电和数据通信协调能力的战机——向一个协调性强、具备离岸兵力投放能力的海军转变。中国甚至可能怀有更宏伟、更长期的雄心：不仅仅是让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处境艰难，最终还要迫使它退回珍珠港，而那里正是美国成为今天这个超级大国的起点。
空海一体战
美国与中国如果进行长期对抗将采取何种形式？美国海军拥有一个名为“空海一体战”的作战理念。尽管过去这一战略常常被人提及，但现在军方非常谨慎，尽量避免使用这个词语。它显然绝非一个作战理念那么简单，一些专家将其视为一项战术方案，而另一些专家则直言，提出空海一体战概念的目的就是阻止中国与美国对抗。
2011年11月，五角大楼在一篇充满专业术语的简报中宣布成立空海一体战办公室(实际上该办公室3个月前就成立了)，但这篇简报没有对这一概念本身作出多少解释。然而，我们目前对这一概念的理解足以得出一些结论。一旦中国在西太平洋向美国发出挑战，美国海军将努力承受住第一轮攻击，随后将对中国的战斗网络发起反击，压制中方远程打击系统，夺回主动权。美国海军因此有能力在一个拒止环境中重获战略霸权。
美国将需要日本海军的帮助——那是美国在太平洋上最大的“航空母舰”——目的是控制中国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进入西太平洋的必经之路。美国能否赢得这样一场对抗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它是否能保持自己的技术优势，尤其是隐身技术，以及中国的网络战能力是否能继续提高，直到足以对美国的指挥控制系统造成破坏。
在1999年出版的《超限战》一书中，两位作者[3]提出，中国直接与美国对抗(像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那样)是不明智的。更可取的做法是化解美国的优势：阻止美国将航空母舰部署到台湾海峡，并且通过破坏其卫星能力让美军失明。这种更加间接的方式似乎正是中国当前战略的一部分。中国人在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上投入巨大，使用潜艇和路基导弹，包括东风－21导弹(该导弹目前射程只有800海里，但可以升级至1500海里)。美国方面则投入资金提升应对能力，希望其海军舰艇能够击落来袭导弹，最好是阻止这些导弹锁定目标。美国还计划使用更高级的潜艇对付中国部署在近海的潜艇，从而保护美国的海面舰队。中国人也将面临自己的问题，因为执行反介入/区域拒止战略所需要的很多侦察和武器平台都是由空军或第二炮兵部队部署的，并非海军所控制。这三个军种可能拥有不同的组织体系，这可能是一种优势，也可能是一种障碍，结果究竟如何取决于军种之间的协调程度。
一位五角大楼官员宣称，空海一体战理念的重要性在于“它让各军种将注意力集中于问题本身”。美国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其航空母舰正变得越来越容易受到攻击，成为东风－21导弹的主要目标(也是一个非常有诱惑的目标，因为美国海军60%的兵力都被编入航母部队)。中程弹道导弹尽管不如反潜弹道导弹技术先进，但也可以将关岛的美国海军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导弹技术(相对于造船成本来说)是廉价的，而且中国熟练掌握这一技术。此外，美国也很难摧毁路基导弹发射场。然而，要打击海上移动目标也没那么容易，远程侦察系统依靠超视距雷达系统，后者又依赖大量侦察卫星，而中国的此类卫星数量有限。罗伯特·罗斯(Robert Ross)写道，“美国很可能希望通过网络战或其他非动能手段削弱中国的侦察能力，而不必打击其路基系统。为了降低本方军舰的目标特征，美国很可能会建造更小的平台，同时尝试通过部署潜水无人机或无人水下航行器来消除中国潜艇构成的威胁。”
与19世纪英国皇家海军非常相似的是，美国海军也一直想当然地认为没有哪个对手可以在海上对其构成明显威胁。但如今发生了变化，中国海军尽管远不如美国海军强大，但中国具有战略纵深的关键优势。为了对抗这一优势，美国海军正在部署新的濒海战斗舰，为的是同一个目的——务必取得在领海上的本地优势。
然而，如果更加仔细地审视一下空海一体战理念的细节，就会发现其中的危险——美国将不得不袭击中国的雷达站和路基导弹发射场，而这可能导致战争升级。远程隐身轰炸机和第五代战斗机以及巡航导弹将不得不瞄准中国的指挥中心、地对空导弹群和反舰弹道导弹发射场。网络攻击很可能会扩展到其他路基系统。的确，网络空间与有形物质(而不是虚拟)环境之间的互联性日益加强——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联网”或者“网络物理基础设施”——这意味着这两个领域的军事行动之间的界限正在迅速消失。不仅如此，由于中国所有的陆基弹道导弹都由第二炮兵部队控制，因此只要打击东风－21导弹发射器就必然打击第二炮兵部队的基础设施，而这些基础设施还负责执行中国的核威慑。因此，这种打击与先发制人的打击也就无法区分，被解读为后者也几乎是必然的事。
很多空海一体战办公室以外的军事专家担心，美军后勤方面的虚弱意味着必须选择首先发动攻击的策略，如果美国等到遭受攻击后再反击，那么这场冲突迟早会升级到脱离政治控制的程度。空海一体战将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最终在国内遭到强烈的反对。在美国看来，这种战略的理想程度达不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理想型”。这种前景在计算机模拟中看似不错，但如果考虑政治现实的话就不是这样了。美国的盟友或许只有在战火燃烧到本土时才愿意入伙。一旦朝鲜进攻韩国，或者如果解放军攻打日本的指挥和控制中心，那么其他盟友是否愿意参与进来就值得怀疑。
即便是美国最早的地区盟友澳大利亚或许都不愿意卷入其中。各国都渴望留有回旋余地(正如修昔底德所说，盟国将大国卷入战争，而盟国有时会改变它们的效忠对象)。澳大利亚一些顶尖的防务专家高度怀疑参与这种不大可能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战略是否明智。如果美国从澳大利亚的基地发动空袭，甚至澳大利亚海军参与在马六甲、龙目岛或者巽他海峡等咽喉要道的封锁，那么这个国家就会深陷一场可能以动用核武器收场的冲突(例如对关岛发动战术核打击)。正是因为察觉到关岛容易遭受攻击，所以美国正在将塞班岛改造为一个备用的军事基地。美国空军不仅计划定期向澳大利亚的达尔文和廷德尔派遣军机，还计划向新加坡的樟宜东空军基地、泰国的呵叻(Korat)和印度的特里凡得琅(Trivandrum)派遣军机。如果这些盟友感到这一战略对它们构成威胁，那么这些设施十年之后还能为美军所用吗？
空海一体战是一种作战理念。一切没有明确战略的作战理念都是灾难性的，就像德军的闪电战一样，在1940年对付法国时相当有效，但在第二年对付苏联时完全失效，只带来了一系列“失去的胜利”(战术上的成功没有带来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果)。一个替代空海一体战的选择将是离岸控制，这是由T·X·黑姆斯(T.X.Hammes)提出的经典的封锁战略，它是指将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结合起来，通过租用商业平台使美国海军及其盟国能够拦截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超级油轮和超巴拿马型船，或者迫使这些船只绕道而行。在第一岛链以内将设定海上禁区，美国海军可以拦截、没收和出售可疑船只。
如你所料，黑姆斯对离岸控制进行了很有说服力的论证。该战略不需要对中国大陆发动任何打击，也不需要在第一岛链以外采取海上行动。中国经济仍然能够运转，但它很快就会失去全球竞争力，因为它的主要贸易伙伴开始将目光投向别处。美国对其盟国提出的要求要比空海一体战中提出的要求少得多，因为尽管一些盟国的海军或许会参与封锁行动，但离岸控制战略并不需要在盟国(澳大利亚除外)部署军队，中国也就无法威慑这些国家。中国对美军基地(例如在日本和韩国的基地)发动的任何攻击都可能把这些国家拉入这场冲突并使它们站在美国一边。中国当然可以通过对日本实行反封锁、袭击驶往日本的护航船队来扩大战争，但由此导致的战事升级是中国无法应对的。离岸控制战略还要求通过网络空间发动非常规打击(网络空间对于该战略的有效应用必不可少)。
离岸控制战略可能还具备一个优点，一个黑姆斯并未提及的优点。一旦全球经济遭受重创，美国将成为全球贸易的主要市场。如果美国准备购买商品并且能够生产中国所提供的商品的替代品，那么美国在(规模显然大不如前的)全球贸易中的比重将增加，假如这场对抗以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收场，那么美国很可能保持住这部分增加的比重。然而，尽管我们可以论证这项建议优于空海一体战，但如果未来海上力量的对比进一步向美国倾斜，那么这两项战略孰优孰劣就会发生变化。这需要采用美国军事专家们偏爱的理性行为体分析模型：对成本、收益和升级的后果进行功利主义的计算。这个例子——回到了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讨论——显示了一个战略能够在完全符合理性的同时又是完全不合理的。
黑姆斯假定封锁可能持续数月而不会对国际经济或者美国的法律和道德权威造成严重破坏。他的结论是，与直接攻击中国大陆或者其关键基础设施相比，封锁(这是称霸海洋300年来西方国家传统上优先考虑的战略)会让北京产生的怒火小一些。不幸的是，冲突持续时间越长，政治家们让步的空间就越小。尽管封锁战略设计巧妙，但它显然也有很多缺点。未来几年，美国海军很可能会讨论与之相似的战略和作战理念。在所有军种中，美国海军在抵制即将到来的军费削减时毫无退路。它将面对中国的主要优势：战略纵深。然而，在另外两个领域不存在战略纵深的问题：太空和网络空间，正是在这两个领域中美战争最有可能爆发。
从凉战到密码战：大国网络战的前景
理查德·克拉克(Richard Clarke)的《网络战争》(Cyber War，2010)描绘了中国对美国本土发动网络袭击的情节，中国启动了预先安装在美国电网中的“逻辑炸弹”。金融系统崩溃；美国上空的飞机无法降落；火车脱轨；城市陷入黑暗；化工厂排放毒气；核电站面临堆芯熔毁的严重危险。在具有同样末日色彩的未来展望中，《黑市》的作者写道，“中国若发动袭击可能会引发费城和休斯敦的大型炼油厂爆炸，纽约州和特拉华州的化工厂将释放大量致命的氯化物气体，弗吉尼亚州的空中运输系统也将彻底崩溃。因为世界如此依赖网络空间，所以人们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恐惧。”这种前景确实相当可怕，因为网络袭击不但会影响到经济，而且会很快跨越“基础结构的边界”。它甚至会破坏政府的结构并导致社会崩溃。
这些前景让人似曾相识，由此可见恐惧对我们的长期影响。具体说来，这些恐惧可以追溯至冷战结束。1991年，安全专家温·斯瓦图(Winn Schwartau)发表了《终端受损》(Terminal Compromise，1991)，这部小说预言会发生“电子珍珠港事件”，那将是真正的人类灭亡：
其目标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信息……这是现代社会得以运转的关键……是美国乃至世界的命脉……这个全球也是各国的战略优势正遭到袭击……如果没有信息，没有获取信息的机制，一个真正的电子图书馆，那么美国就将倒退30年。
这部小说深入挖掘了当时一种更为普遍的忧虑：美国即将被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超越。小说的反派角色是一名日本公民，他希望对美国发动袭击，为他死在广岛的双亲复仇，同时减轻他作为核爆炸幸存者的屈辱感。他说：“我们或许在珍珠港事件后失败了，但我们通过晶体管收音机和录像机取得了胜利。战争还没有结束。”在作者于“9·11”事件后再版的小说《珍珠港.com》(Pearl Harbor Dot Com，2002)中，这场袭击代表着“对美国发动的……终极网络战争”。两部小说都提醒美国人，他们遭到的最具毁灭性的袭击并不来自中东，而是来自东亚，类似的袭击或许有一天还会从那里发动。唯一不同的是，最可能充当袭击者的不再是日本，而是中国。
1997年，一场代号为“合法接球员”的美国网络安全演习模拟了网络战争的情景，这是美国最早开展的此类演习之一。演习中的假想敌并不是中国，而是朝鲜。在演习中，朝鲜侵入了美国太平洋战区的作战系统。在两周时间内，美国安全局扮演的“红军”不仅成功袭击了美军前线指挥和控制系统，还即将袭击美国本土的电网。来自政府的消息人士用“不寒而栗”一词形容演习的结果。当时的国防部副部长说，三天之后五角大楼才有人意识到计算机系统遭到了袭击。尽管人们大多认为这次演习及时地敲响了警钟，但批评者抱怨因为演习属于保密性质，公众无法讨论朝鲜人——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具备这些能力，甚至是否有能力掌握它们。没过多久美国人就发现，的确有人具备这些能力：在仅仅一年之后的一次袭击中(也就是那起被美国政府称为“月光之谜”的袭击)，五角大楼、国家航空航天局以及其他部门的机密情报被窃取。直到2000年，政府官员才在一次偶然事件中发现了这个漏洞。也就是说，黑客活动持续两年之久竟无人察觉。
一份由克里斯托弗·布朗克(Christopher Bronk)撰写的报告也讨论了这一前景。在该报告所设想的未来，一个强大的中国试图将新加坡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在向南海上的一艘新加坡导弹护卫舰发动袭击之前，中国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网络袭击，目的是削弱和扰乱美国及其盟国的通信能力。中国的网络作战部队进入了美国军方、政府和企业的网络。当针对新加坡的常规打击开始时，美国陆军发现他们的通信能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关键的军方网络和服务器遭到了毁灭性的拒绝服务攻击，严重限制了美国陆军调动常规作战部队的努力。55天后，这场冲突以中美两国海军对峙收场，战争的风险在最后一刻才被消除。新加坡保住了独立，但仅此而已。整个过程印证了我昔日的同事迈克尔·莱费尔(Michael Leifer)所说的新加坡的“例外主义”——不是指它的经济成就(的确成绩斐然)，而是指它独一无二的“脆弱性”。
当然，在这次冲突中，没有一方“获胜”，战事也没有升级。双方都退后一步，继续以其他方式展开竞争。但在布朗克的假想中有一些值得担忧的现象，它们表明战争本身可能在不断演化。未来的战争可能在开始很久以后其中一方才认识到战争爆发。黑客在侵入一个系统后可以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将之摧毁。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代码行弄乱，这样就能使这些系统丧失准确性和可靠性，甚至完全无法响应。这种方法还算不上先发制人的打击(例如珍珠港事件)，但或许比之有效得多，因为它更难被察觉、预防或修复。美国或许会因为担心中国发动空袭而命令本国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紧急起飞。但如果失去了电子工具，每一架战斗机起飞前的准备工作就会变成一个手动操作的漫长过程，那景象仿佛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布朗克的设想中，中国的秘密武器是一串神出鬼没的计算机代码，不仅能够改写自己的主机代码，还能够利用主机代码以不受限制的全新方式袭击主机。换句话说，这场网络战争爆发很久以后美国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个人计算机、无线电网络、卫星接收器、控制系统和战场通信设备都会失灵，美国人只能依赖一些专用的高端卫星通信信道与日本和夏威夷的战场指挥官取得联系。当这场战争最终进入“动能”阶段、中国摧毁一些美国卫星时，这些通信手段也会被破坏，因为卫星被毁将破坏太平洋地区的美国通信卫星信号。无论事态如何升级，中国都处于有利地位。布朗克的设想中并未出现用电磁脉冲武器袭击通信网络的情景，取而代之的是用僵尸网络袭击全球光纤系统。
布朗克写道，“最有可能的是，即便国际社会制定了禁止发动网络袭击的政策，但网络冲突终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冲突。有关网络冲突的唯一确定性在于，它永远不会以我们所预料的方式展开。”然而，布朗克仍谨慎乐观地表示，一旦网络战争爆发，不大可能出现电网被关闭、飞机从天上掉下来的情况。换句话说，他也像某些学者一样，认为此类威胁被夸大了。
很多人都表示国家之间的网络战争不大可能在近期爆发，然而，网络空间的本质不能不让人对这种说法产生怀疑。正如菲利普·鲍尔(Philip Ball)所言，网络空间的麻烦之处在于它难以控制和理解。它不与任何可以从外部检查的物理结构保持一致。我们或许已经创造了它，但我们说不清楚我们创造的究竟是什么，因此，如果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那也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基本上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我们的猜测可以弥补我们的无知。第一篇主张网络战争可能会爆发的论文是近20年前由兰德公司发表的。这篇论文确信，袭击敌方计算机系统可以起到一种“战略效果”。从那时起，网络战争的倡导者开始编造出一系列与网络有关的新词，包括“网络安全”、“网络权力”和“网络战略”。或许最有误导性的是“网络珍珠港”的概念，这是具有严重误导性的类比，因为日本人在1941年12月7日发动的这场袭击没有产生任何决定性的战略成果。
很多技术爱好者不但没有足够的耐心去领悟一项战略，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钻研军事史。用克莱夫·詹姆斯(Clive James)的话说，战略要求“对平凡之事有深刻理解”：
(日本)企图在战争首日即定胜负，这不仅相当于轮盘赌赌徒孤注一掷，还相当于将一整部《源氏物语》压缩成一首俳句。此等任务实难完成。即便美军航空母舰全部停泊在港，它们也不可能在这片浅海中被彻底击沉以致无法修复。美军舰队总会以某种方式恢复元气。
当前有关网络战争的讨论在很多方面都与空中力量(第三维度)刚出现时的讨论相似，当时有专家认为，第三维度能够并且即将不受其他军种和维度的影响，独立产生具有战略意义的后果。换言之，仅凭空中力量就可以取得胜利。然而，无论盟军轰炸机对德国和日本的城市如何狂轰滥炸，甚至对汉堡和东京投掷燃烧弹，但盟军绝不是单靠空中力量就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未来某一时刻，网络战争同样会成为一种常规战争。
网络战争不但可能发生，甚至还可能像冷战一样危险。微软公司首席战略官克雷格·蒙迪(Craig Mundie)认为，由于人们很难将网络袭击的责任归咎于某个单一的个体或国家，这意味着与传统战争相比，网络战争更可能偷偷摸摸和鬼鬼祟祟地发动。由于无法追究责任，那些在现实中被各国认为过于挑衅的行为更有可能在网络中出现。追责之难会刺激人们更加地不计后果，还会导致谷歌公司所说的“密码战”，即在“真实”世界中与贸易和外交冲突同时进行的虚拟竞争，而不是冷战或“凉战”。然而，密码战仍然具有冷战的某些特征。其中之一就是间谍活动的核心作用，包括用蠕虫、键盘记录软件和基于位置的跟踪取代20世纪50年代的卧底和秘密情报投放点。另一个类似冷战的特征是使用代理人冲突，即转由非国家行为体或第三方发动袭击。此类袭击极难归咎于某个单独的行为体，因此，网络袭击不会像导弹一样在身后留下一道烟痕。
有些人士对网络战争这一概念持批评态度，在他们看来，为达到政治目的而使用非暴力的数字袭击不应被理解为新型战争的一部分。他们认为，网络战争的概念代表着对暴力这一概念本身的冲击。以网络空间为媒介的暴力在物理形态、感情色彩以及最根本的象征意义上都逊于以传统方式施加的暴力。像克劳塞维茨一样，汤姆·里德(Thomas Rid)也认为暴力是定义战争的核心要素。由此可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也是定义战争的关键。历史上从来没有无人负责的战争行为。
表达此种怀疑态度的并非只有里德自己。埃里克·加茨克(Erik Gartzke)也认为，要给网络袭击下定义，就必须扩大战争的维度。多萝西·丹宁(Dorothy Denning)也坚信，网络袭击永远无法达到使用武装力量才能达到的效果，例如推翻一国政府、占领土地或者最大限度地造成人员伤亡。但即便两个热核大国交战，这些目标很可能依然无法实现。任何一个大国都不会把推翻另一个大国的政府列为现实目标(尽管战败国的政府很可能随后从内部瓦解)。伤亡人数也必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正如一位美国将军在1991年伊拉克战争前夕所说的，“我们无法再执行类似轰炸德累斯顿的任务了”。如果这对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来说都适用，那么它肯定适用于未来的任何大国战争。
为了适应网络战争构成的威胁，我们或许需要更新一下对军事史的理解。批评者过于看重暴力在克劳塞维茨战争思想中的地位。战争并不总是暴力的。在历史上的很多时候，成功的指挥官总是努力避免战争。即便是拿破仑——克劳塞维茨对他的赫赫战功赞叹不已——也曾在乌尔姆战役(1805)中凭计谋战胜了麦克将军，不费一兵一卒就迫使后者缴械投降。马尔伯勒公爵(John Churchill，1st Duke of Marlborough)——堪称英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也能凭计谋而不是武力战胜法国人，成功绕过“至高无上”防线(保护巴黎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审视了大量网络袭击后，北约赞助的一个专家小组得出结论称，“所谓动武并不需要立即造成物理后果”。一个例子就是病毒或者计算机代码能够关闭航空母舰上的弹射系统。这或许并不会摧毁某架战斗机或者航母本身，但它仍然可以使这个价值150亿美元的平台沦为鸡肋。
像菲利普·迈林格(Phillip Meilinger)所说，海上封锁就是以最低程度的暴力发动战争的一个明显例子：
战争的本质变幻不定。现代世界的战争仍然具有致命性和毁灭性，但它不一定是暴力的或血腥的。在过去的几个世纪，战争的基本形式或许是步兵之间的血腥战斗，但现在恐怕不是这个样子了。传统的海战以及今天的网络行动可能同样具有强烈的致命性和毁灭性——但它们既不暴力，也不血腥。
太空中可能也是如此，摧毁卫星不会直接导致人员伤亡，然而这样的袭击将使敌人失明，使其失去最重要的优势——制信息权。
外太空战争
1961年，美国为组建新的“北极星”战略部队而成功摧毁了本国第一颗成像侦察卫星。自那时起，太空就已经被军事化。目前各国还没有在太空部署武器。然而，正如奥维尔·莱特(Orville Wright)首次驾驶飞机后不久空军时代就来临一样，太空部队的时代也为时不远。毕竟，从莱特兄弟在基蒂霍克首次试飞到各国开始用轰炸机轰炸城市只用了14年时间。
太空力量很适合拿来与20世纪早期的空中力量作类比。它通过提供导航、通信和情报服务而起到辅助作用，恰如空中力量最初被用来确认炮弹的落点和作为骑兵之外的另一种侦察手段。真正的太空战争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当时美国空军上将伯纳德·施里弗(Bernard Schriever)呼吁抢占“太空优势”。这一时期此类言论受到了压制，目的是避免与苏联展开太空军备竞赛。然而，美国很可能在不远的未来与中国展开这种竞赛。把战火烧到太空将需要新的组织结构、新的作战条件、新的战争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新的战争思想。
科林·格雷(Colin Gray)曾在20世纪末总结说，太空力量缺乏战略理论。这种情况至今也没有发生重大改变。太空力量仍在等待属于它的克劳塞维茨。为了填补这块空白，作为当今世界研究克劳塞维茨的顶级学者，格雷在他具有重大影响的作品《现代战略》(Modern Strategy，1999)中尝试将克氏的观点应用于太空。
格雷认为，在常规战争中指挥官都想占领“高地”，而太空就是“高地”的现代版本。无论是出于侦察目的，还是出于海陆军通信目的，使用卫星的太空技术都提供了终极优势。在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卫星技术成为“力量倍增器”，这使阿瑟·克拉克(Arthur C.Clarke)将“沙漠风暴”描述为史上第一场卫星战争。卫星技术没能应用于核威慑，反而在常规军事行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它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泽维尔·帕斯科(Xavier Pasco)称之为“对后冷战时期的第一次改写”。那次军事行动也让中国军方学到很多东西，同时也证实了他们心中的忧虑，即美国已经开始稳步推进新型军事技术的运用。
帕斯科认为，最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充当战术力量倍增器的太空技术如今已经成为一种安全保障，催生了今人所说的网络中心战争。军方地球观测卫星具备更高的(几何和光谱)分辨率和更宏大的视野，通过相互联网形成真正的太空体系。太空力量使美国在作战时机、作战速度、部队协调性、兵力调遣和火力综合运用等各方面都占据绝对优势。1991年，太空力量帮助美国在对抗萨达姆的军队时占得先机，而到了第二次海湾战争(2003)期间，太空力量则为美国提供了“全谱控制权”。此时，人们已经越来越明显地看到，任何国家要想保卫自己，就必须阻止敌人动用太空力量。一位中国评论人士曾指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中国才在2007年测试了它的第一个反卫星系统。
太空军事化很可能无法避免。2009年，中国的一位空军将领称，中国应建设一支符合空天时代发展需要的空中军事力量，以维护国家利益。当然，中国的太空利益本质上具有纯粹的防御性质。美国只要拥有制太空权，就仍然可以考虑实施一个类似空海一体战的、有一定成功概率的战略。然而，只要是太空军备竞赛，中国就不大可能接受落后于美国的情况。这样说或许为时已晚。据太空评论网站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解放军很多出版物的论述基础都是他们坚信太空军事化不可避免。凯文·波尔彼得(Kevin Pollpeter)对这些研究进行评估后指出：“中国人认为不仅太空军事化不可避免，与美国的对抗同样不可避免。随着对制空权和制太空权的争夺日益成为战争的新焦点，太空将成为未来战争的主战场。”
随着中国不断在太空项目上取得进展，《外层空间条约》(Outer Space Treaty，1967)很可能失去效力。到2020年，中国将拥有自己的国际空间站，它还在研发重型大推力太空火箭。作为中国第二代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组成部分，35颗中国卫星不久将进入地球轨道，而北斗导航系统将提供与全球定位系统(GPS)一样的地理定位服务(包括军事功能)。美国对中国在这些领域的进展十分担心，以至于它在2011年的《国家太空安全战略》(National Space Security Strategy，2011)报告中警告，它将保留自卫反击的权利。维基解密泄露的外交电报显示，美国对这一问题的担忧与日俱增，以至于康多莉扎·赖斯专门就两国紧张关系升级的前景(实际上就是太空军备竞赛)向中国发出警告。
并非所有太空空间都能为军事目的服务，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理解太空战争将是何种形态。大气层上空60～300英里的近地轨道是情报卫星的理想工作区域，这些卫星在成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因为它们相对接近地球，能够拍摄高分辨率的照片。大气层上空300～22000英里的中地球轨道是全球定位系统(GPS)卫星的工作区域。地球静止轨道是最重要的区域，因为这条轨道上的卫星最不容易受到袭击，通信系统和导弹预警系统也正是以这个轨道为基础。
美国在这三种轨道上都有卫星。美国军舰依赖近地轨道卫星对敌舰进行侦察，而无人机操纵者同样依靠这些卫星获取情报。美军还依赖时距导航系统(NAVSTAR)，这是一个目前包括32颗导航卫星的卫星系统，没有它就无法引导精确制导武器和操纵无人机。美国还拥有重要的外太空优势，包括6颗用于察觉核打击的预警卫星。所有这些轨道都会出现在未来的中美战争中，无论这种战争是局限于太空，还是采取利用太空优势的常规战争形式。
前联合国武器核查员杰弗里·福登(Geoffrey Forden)曾发表过一段引人入胜的剧本：
当又一个工作日结束时，北京的酒吧和俱乐部开始了营业，而在亚洲上空，美国的一颗预警卫星发现，一枚发射自中国西部荒漠的导弹在夜空中划出了一道令人警惕的烟痕。随后，警报声响彻整个五角大楼。近来中美关系一直紧张，因为两国为如何解决最近一次台湾危机而争执不下。中国在太空中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举动：过去两天中国向外太空发射了四艘宇宙飞船，其中三艘是在刚刚过去的6个小时内发射的。幸运的是，美国的一颗高分辨率间谍卫星即将在几分钟内抵达中国的第二个发射场，这样美国就能判断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对可疑发射场拍照的任务指令没有收到任何回复。这颗代号为“水晶－3”的卫星失控了。几分钟内，美国太空司令部报告说，四颗NAVSTAR/GPS卫星——用于引导美国无人机和精确制导炸弹——已停止传送信号。中国对美国发动的太空战争已经打响。
在福登的剧本中，中美太空战争并不会让美国大伤元气。他认为，即使中国的所有反卫星导弹都击中各自目标，甚至美国人在很早就获得袭击证据的情况下仍不作出应对，这种袭击也不大可能导致美国瘫痪，因为美国仍然拥有足够的太空优势发动常规反击。
中国人将在战争首日摧毁9颗美国卫星，但他们要想在发动袭击前保守秘密并不容易。他们至少需要36台移动发射装置(每个目标要配备两枚或者更多的导弹)，而这些装置需要提前数周部署在全国各地。美国人会观察到这种部署。即便是在建筑物内组装的导弹也需要一枚一枚地移至发射台上。中国携带外太空反卫星导弹的“长征”火箭需要在发动袭击的四天之前发射，并且停留在距地面200英里高度的轨道上，等待其他导弹就位——这是即将发动袭击的明显信号。其他导弹将不得不在发动主要攻击的6个小时前发射。
即便美国放弃先发制人的战略，中国要秘密进行战前准备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中国不可能摧毁美国的全部军用通信卫星、导弹预警卫星和在地球静止轨道上运行的侦察卫星。美国还有商业后备力量——由商业运营者所有或运营的卫星，以及近地轨道上的民用和军用通信卫星。美国或许是军事行动最依赖太空的国家。但它也是最不容易被击垮的国家，因为它的太空资源多得惊人。
福登在这个剧本中还考虑了其他可供中国选择的策略。例如，中国可以选择袭击导航卫星，使美国失去对于精确制导武器和无人机来说必不可少的全球定位系统(GPS)系统。如果导航卫星被毁，那么美国空军就将被迫在白天执行任务，而且要执行一些如今由无人机负责的危险任务，但中国人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这个目标。在这样的一场战争中，中国人在最初几天发射的导弹不足以严重削弱美国的能力。他们当然可以选择袭击通信卫星，因为这将使美军需要的带宽大幅缩小，但还是会有很大一部分带宽保存下来，何况还有曾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得到广泛应用的民用卫星。中国可以尝试摧毁美国的预警卫星，但那同样有风险，因为美国依靠这些卫星侦察核打击，所以中国的行动可能挑起一场核战争。中国人还可以选择打击近地轨道上的卫星，这些卫星常常三两一组，距离较近，它们能将美军战舰发出的无线电信号传播至别处。在中国人看来，这个战略选项最有吸引力。然而，美国可以通过改变剩余卫星的绕行速度予以应对，这样中国就几乎不可能瞄准它们了。福登总结说，与珍珠港袭击很相似的一点是，尽管中国在太空发动的先发制人打击使美国在战术层面遭受重挫，但这不会导致美国在战略层面无法挽回，美国人仍然有能力继续作战。
尽管如此，福登也承认，中美之间的太空战争仍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虽然在袭击开始后第一个小时内仅仅有9颗卫星被毁，但这将导致近地轨道卫星最密集的区域出现近两万块直径超过4英寸的碎片。一段时间后，这些碎片将先聚后散，导致一系列无法控制的撞击，最终使这片空间无法利用。无论是民航班机，还是日常信用卡交易，这个世界赖以运转的很多系统都将被关闭。
当然，所有这些都可能是纸上谈兵。太空武器过于昂贵，或许毫无必要。袭击地面卫星接收站或者使用高空核爆同样可以摧毁卫星。还可以干扰卫星的上行线路和下行线路。对激光发射台发动常规打击或许更有效。至于通过太空地雷发动袭击，美国完全可以依靠卫星系统的数量来应对，美国的很多卫星系统功能相同，损失一套系统未必就是损失惨重。
然而，基于美国霸权的太空现状或许不会持续太久。正是这种前景促使埃弗里特·多尔曼(Everett Dolman)建议美国应该退出《外层空间条约》，在太空中部署武器，并控制近地轨道。美国接下来应该通过使用天基激光或其他动能武器，阻止其他国家在太空中部署武器，以达到确保太空商业开发自由的目的——就像英国皇家海军曾通过剿灭海盗确保海上航行自由一样。在此基础上，多尔曼主张美国应该利用其军事力量确保一个安全的太空环境(包括消除太空碎片的威胁)。
多尔曼宣称，这并不一定会导致战争，事实上还可能降低未来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这背后的逻辑是，如果美国控制了近地轨道，那么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能力与美国进行太空战争。美国若想阻止其他国家部署武器，只需将这些武器击落即可。一旦某场危机恶化，美国还能够摧毁任何路基反卫星设施。如果美国采纳这套行动方案，那么毫无疑问中国将把它视为一种“军事讹诈”，那将导致两国之间的冲突加深，彼此更加不信任。然而，正如多尔曼主张的，这个结果很可能好于两国之间的太空军备竞赛，那种竞赛几乎必然会失控。
考虑到这种军备竞赛的潜在后果，这两个大国避免直接在太空中对抗就显得很重要。1962年美国在太平洋约翰斯顿岛上空250英里处引爆了一枚140万吨当量的核弹，由此产生的电磁脉冲大大超出预期，而且更糟的是，核爆产生的人造辐射带导致近地轨道上三分之一的卫星瘫痪。所以，即便是有限度的太空战争也会导致毁灭性结果，而且后续影响还将持续很久。福登建议美国应该寻求制定太空行为准则并充当准则的守护者。这样既可以确定新的“交通规则”，同时又能劝服从澳大利亚到日本等所有向太空进发的国家同意禁止使用所谓的“动能拦截弹”，这种武器造成的破坏是最严重的。
赢得中美战争是怎样一种前景？
前文所述似乎是在暗示中国和美国拥有的军事手段非常有限，现有选项没有任何吸引力，尤其是在两国爆发一场有限度的核战争的情况下(考虑到空海一体战理念或者太空中的反卫星攻击，这种核战争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之所以有人相信这两个大国显然“不大可能”发生战争，核因素正是关键的原因。中美两国都认为它们的核武器能够保证双方永远不会开战。
然而，尽管中美两国可以采用的军事手段毫无吸引力，但应该指出1914年各国可以采用的手段同样不怎么诱人。从政治角度看，最有可能出现的前景是中美两国爆发海战，但这很快就会升级。外太空战争则会给各方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这样就剩下最后一种前景——网络战争，但由于中美都有核武器加身，网络战争显然会把两国引入未知之境。两国可能都预计对方会疏忽大意，这种做法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外交官们的做法如出一辙。那些外交官们认为先发制人的打击将决定性地改变军力平衡，使之倾向于发动打击的一方，结果他们不但赌输了，而且输得很惨。
本书避免作出预测，而是描述了一些供读者自己探讨的故事。用一位知名未来学家的话说，向未来学习需要“再认识”。通过探讨战争的蛮荒海岸，我们能够以新的眼光更好地审视当下，从而能够以新的方式与这个世界打交道。这就是斯蒂芬·罗森(Stephen Rosen)试图在《打赢下一场战争》(Winning the Next War，1994)中讨论的内容。该书宣称，战争形态不断演化所造成的挑战之一就是我们需要确定有效性的新衡量标准(或者测量方法)。如果对于胜利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那么“战争似乎不大可能在战后带来回报”。弗兰克·霍夫曼(Frank Hoffman)问道，“如果网络力量——控制和操纵与现实世界日益融合的网络空间的能力——不只是力量倍增器，而是一种新型的力量和影响力，那么结果会如何呢？”
胜利的本质开始发生变化，非传统冲突形式的涌现不仅重新定义了战争的本质，而且迫使我们“以前所未有的系统性彻底审视武力、暴力和致命三者的关系”。“武力不一定意味着暴力，尤其是在暴力意味着致命的前提下”。若果真如此，那自然意味着我们或许需要重新评估“胜利”的定义。
在最近发生的冲突中，胜利的本质令人困惑，正是这种困惑迫使我们对这个词本身重新进行定义。一位学者提出有必要区分胜利和战略中动用武力的结果，另一位学者对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和政治层面可能(通常很难)取得的总体成果进行了区分。威廉·马特尔(William Martel)对美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参加过的战争最为关切，在这些战争中，尽管美国在战场上获得胜利，但它在战后阶段迷失了方向。《麦克白》(Macbeth)中的女巫说：“当输掉和赢得这场战争的时候。”值得注意的是，输赢在这里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莎士比亚使用了“和”这个关键的词，而不是输“或”赢。麦克白的故事就是如此，胜利者变成了失败者。他在战场胜利之时就是他人格崩溃之始。正如他在这部戏的末尾所认识到的，他的一生“是一个愚人所讲的故事”。失去和平的、可以用这句话来形容的胜利者又何止麦克白一人？
除了空海一体战理念的支持者，美军大部分人都承认这个事实。战争的形式和内容如此丰富多变，足以推翻任何单一的定义，战争的政治结果同样如此。胜利的标志不再是投降仪式或者胜利阅兵，更不能是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那样的战犯审判。用美国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话说，即便是地区性的反恐战争胜利也不再被大众知晓。大型战役不会再被镜头捕获。硫磺岛或者冲绳岛战役中海军陆战队抢滩登陆的经典照片也不会再有。真正的故事都发生在幕后，例如安全部队为预防任何“9·11”级别的暴行而拦截恐怖分子的通信，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未来的国家间战争中。
政治暴力具有传递信息的本质，这正是理解武力何以直接产生政治结果的关键。用埃米尔·辛普森(Emile Simpson)的话说，战争为军队决策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武力不过是另一种表达思想的方式”。辛普森最重要的见解之一是，在当代冲突中，政治行为体日益绕过战术层面的军事对抗(或者说战争)，而选择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部署力量，包括恐怖主义、叛乱活动以及瓦济里斯坦上空的无人机袭击行动——这些都能产生直接的政治影响。用另一位学者的话说，其目的在于利用“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资源”按照自己的条件赢得战争胜利。
能够使美国暂时陷入瘫痪的网络袭击必将传递出某种意图。它同时还会造成一种挑战——是否选择让局势升级。在休·怀特的书中，对关岛发动战术核打击也是出于这种目的——美国总统一开始会疏忽大意，拒绝使战事升级。然而，任何攻击都会招来反击，与是否动用核武器无关。五角大楼认为怀特设想的前景挑衅色彩太重，因此当罗伯特·盖茨访问堪培拉时，五角大楼将怀特从嘉宾名单中抹掉了。想象一下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如果发生在太空，那会破坏美国侦察全世界核导弹(以及其他目标)的能力。任何战争的本质都是摧毁对方的意志，而不是能力，因为前者可以免去或者减少武装冲突。然而，马丁·范克里韦尔德认为，一切技术创新，无论多么令人印象深刻，都不会改变冲突的本质。战争永远“事关人心”。
中国人向来明白运气和偶然是战争的关键。《孙子兵法》从不认为有绝对胜利这回事，任何事都不可能是绝对的。战争的真相不只胜败那么简单。克劳塞维茨是在和战争的不可能性作斗争，孙子实际上却在庆贺这一点。当然，最终通常会有一方胜利。
【注释】
[1]在托勒密体系中，地球被视为宇宙的中心，七颗行星各自在不同距离的轨道上绕地球旋转。各行星都绕着一个较小的圆周运动，而每个圆的圆心则在以地球为中心的圆周上运动。托勒密把绕地球的那个圆叫“均轮”，每个小圆叫“本轮”。——编注
[2]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该城市名称的俄语本意为“东方统治者”或“征服东方”。——编注
[3]即乔良(国防大学教授)和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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