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雅丽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华人文化的“特殊性”建立好的传播理论，不只希望能摆脱“边陲”对“中心”的依赖，也希望能强化华人传播学术社群与世界对话的能量。作者探讨了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研究所指和华人传播的自我认同，设想了以“意义科学”作为跨越不同意义板块的对话平台，强化实践取向的传播研究。
【关键词】华人传播研究;意义科学;实践取向
一、为什么要进行华人传播研究?
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在于透过华人文化的“特殊性”建立好的传播理论，不只希望能摆脱“边陲”对“中心”的依赖，也希望能强化华人传播学术社群与世界对话的能量。但这个目标似乎存在着以下几个需要再进一步厘清的前提与思考。
1．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是什么?实用(或功能)的?还是理论的?
建立华人传播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因应中国大陆开放后，从市场经济所掀起之“中国热”的浪潮，所以它的研究动能在于透过对“华人文化”、“华人市场”的掌握，进而提升华人传播学术社群的影响力，还是为了从知识观的本质与学术社群的发展考虑出发，摆脱学术“边陲”对“中心”的依赖?
上面两个目的看来有些关系，但范畴与概念其实完全不同。我们可以完全“借用”西方的传播理论，做出很丰富的实证研究，这是有可能的，但我们却不一定要发展自己的传播理论。我们也可能因为发现西方理论并无法完整解释“某些”华人传播行为，因而发现我们有建构新理论的需求和方向，但本质上，这样的策略是以“实用”为出发点的，因此理论工作的面向，也会比较偏向“实证性”的研究。
但如果是为了摆脱“边陲”对“中心”的依赖，那我们似乎一开始就要“有意识”地全面检视，从知识观、从意义本质上去厘清:“什么是华人的?什么是西方的?”再从这里去思考我们要发展什么理论，这样的工作涉及的面向就会比较深、比较广。
这两个目的，看来都可能会“发现”新理论，但理论的位阶和精神本质的内涵全然不同。如果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进行华人的传播行为研究，我们可能还是用西方的观点或哲学默认去找到“新模式”或提出新解释，这还是采用西方的观点。但如果是为了摆脱理论上“边陲”对“中心”的依赖，我们可能首先就需要对什么是理论、什么是华人的理论有更深入的探讨与共识。
2．华人传播研究所指为何?是指“研究对象”?还是“研究工具”?
以上问题也可以延伸提问，我们所指的华人传播研究，是指“研究对象”，也就是聚焦于华人社会特有之传播行为的研究，还是指理论与方法论等“研究工具”的适切性?甚至是要找出华人文化所独有的知识观，或是这两个面向要一起处理?
如果华人传播研究所指的是聚焦在“研究对象”上，那么我们所检视的标准可能会比较“宽松”，凡是能解释与发现华人独特传播行为的理论就是好理论，我们的重点也可能因此聚焦于，我们有哪些“现象的、经验层面的或数据的”研究发现，但我们可能不会太仔细地去思考，我们是不是采用了西方的世界观来看华人世界。
但如果我们的企图是希望去问，这些“研究工具”或研究所使用的理论究竟对不对?适不适合?要彻底检视的理论预设就会很多，也就会牵涉到我们用什么方法去发展新理论，甚至包括像是“传播”、“意义”、“理论”、“科学”这些概念以前在中国存在吗?在华人文化情境中对这些概念的解读和西方世界有什么不同?我们甚至会进入“纯血”的华人传播理论和“混血”的华人传播研究之间的辩证讨论中。
例如当我们说，东西方的沟通行为很不一样，西方人较重视“信息交换”，东方人则较为重视“建立关系”，这种说法表示，我们是用“信息交换”和“建立关系”两种概念来作为区分东西方传播行为的思考架构。但如果我们关心“研究工具”究竟适不适合，这个结论其实还可以再问，为什么这两种概念可以被放在同一个基础上进行比较?这表示“信息交换”和“建立关系”是属于“同一个类别”中的不同项目，它们有共同的性质，也有不同的面向，所以才能拿来比较。那么，这种分类方式是否也是一种西方理论的预设?在华人的知识观中，这两种概念是属于同一类的吗?我们是否可能发现更好或更适合的分类方式呢?
3．什么是华人传播研究的想象?李安﹑毒蛇研究是我们心目中的华人传播典范吗?
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下，华人传播研究是想做出类似李安在电影上或是毒蛇研究、肝炎研究在世界医学中所产生的贡献和影响力吗?
电影是西方世界发明的产物，它从硬件规格到相关理论的发展，其实都是西方化的。但李安用西方的游戏规则赢得全球的注目，将东方的文化内涵介绍给全世界。台湾在毒蛇研究、肝炎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论当然也是西方的，这两个研究之所以做出受到世界学术圈重视的成果，是因为台湾毒蛇、肝病的研究素材较丰富，也较容易有发现的优势。
这两个例子是不是表示，我们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不是华人的，比我们研究的“方法”是不是华人的还重要，还是说，研究方法或研究对象中至少有一种具有华人的特质即可，那么物理学家杨振宁或建筑大师贝聿铭，又算不算华人传播研究的想象呢?
二、华人传播研究的两种“自我认同”
从上一个段落的讨论，我们可以感受到，华人学术圈提出华人传播研究的主要动机，不外乎希望找出一种属于“自己”的传播研究。因此，华人的传播研究也可以说是华人传播社群“自我认同”的问题。事实上，从“自我认同”的角度来看，华人传播研究其实有两个“自我认同”的问题要处理。第一个自我认同的问题是传播领域在“知识区块”上所面临的学科自我认同的问题，另一个是全球华人学术圈在“文化板块”上所面临的民族自我认同的问题。也就是说，华人传播研究其实面临两个基本的提问，第一个提问是“什么叫做传播”?第二个提问是怎么界定“华人”?
1．何谓华人?“文化区块”上所面临的自我认同的问题
华人传播研究，或所谓去西方化的讨论，如果从台湾“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于1980年召开“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研讨会”算起，可以说已经有将近30年的历史。就传播领域而言，如果从1978年余也鲁和徐佳士教授先后在香港及台北召开“中国文化与传统中‘传’的理论与实际”研讨会算起，华人传播研究同样也进入了30年的“而立”阶段。
整体而言，华人传播融合着多重的想象与动机，相互缠绕纠结。要了解什么是华人传播研究的精神，必须将整个学术运动的内涵放在社会科学“去西方化”的框架下进行检视，整理过去30年来各种去西方化运动的动机与成果。整体来说，华人传播研究的倡议，主要来自以下三个动机。
(1)在地认同与学术对话的想象。
倡议华人传播研究的第一个动机，是情感的或所谓自我实践的，也就是如何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研究，当中所蕴含的是对在地社群的自我认同。尤其在华人传播研究人口已经增长到一定数量之际，在国际学术圈提出具有启发性与前瞻性的见解，应该是多数华人传播研究工作者的期待与希望。
此外，倡议华人传播研究，涉及在地传播工作者间学术对话的想象，缺乏对在地研究的自我认同，会导致在地社群内部对话的不足。如果每一个在地的研究人员对“学术对话”的想象都是全球广大的学术社群，那么该地区学术社群的整体表现便容易被稀释，过度以西方学术社群为学术对话的想象，学术工作者容易忽略在地环境中的迫切需求与发展契机，导致“亚洲正在崛起，可是学术界几乎没有反应，因为根本不认同自己处于亚洲的身份/位置”(陈光兴，2001)。
(2)学术生产与学术管理的目的。
探讨华人传播研究工作时，常常被提出的问题是:“好的研究”和“华人传播研究”在精神上究竟有何不同?从学术生产的角度来看，研究者以为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好的研究是个人在该领域的学术表现，而华人传播研究所要凸显的，则是一个区域的学术生产表现。
因此，华人传播的另一个动机，则是带着强烈学术生产的策略性思考，从“集体生产”的角度来思考如何强化在地的学术发展。由于学术生产涉及一个区域“产出成果/投入资源”的比例，因此，如何透过各种整合的机制，建立一个具有全球辨识性的学术成就，是当今提出华人传播研究工作的主要意识。
而与学术生产策略相关的则是学术管理的制度。一个合理的“学术管理”机制才能引导丰富的学术生产。如何透过学术评鉴等机制，让一个国家、地区或机构的有限资源能作有效的分配，是学术管理工作上所必然面临的技术思考。
(3)理论深化和知识本质的检验。
华人传播研究工作的需求，除了来自学术生产的策略思考、文化认同上的情感需求等目的之外，有一大部分的问题意识，是源自对西方学术主流思想在非西方社会之适用性的根本检视(Patrick＆Marwan，2003;Allen，2007;Miike，2007)。
在对理论本质进行检视的这个面向上，华人传播研究(或“去西方化”研究)在理论工作上的思考主要来自，如果“理论是一个文化系统的产物”，那么我们可以用西方文化下所形成的理论，来认识与分析非西方社会的本质吗?这种反省与质疑，进一步地形成了发展“自己的理论”的思考。因此，华人传播研究不只涉及对理论本质的、知识层面的检视，同时也蕴含了学理在地实践的思考。
整体而言，“引进西方思想后，我们到底累积了什么?创造了什么?”一直是去西方化或华人传播研究相关讨论所关切的问题，显然，今天这个问题似乎仍然不断地被提出与反刍。这个问题其实包含三个层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主要涉及西方思想引进本土社会的探讨，主要焦点集中在“引进西方思想后，我们到底累积了什么”，思考的焦点在于我们“学得如何?学到什么?”有了第一个问题的基础，我们才会进一步地探讨西方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思考本土学术发展的方向，并产生第二个问题的探讨，即我们是不是要有自己的传播研究，并进而对华人传播研究的工作进行盘点，了解“经过了30年本土化研究(或华人传播研究)工作，我们又累积了什么”。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从更根本的角度出发，思考以西方理论进行东方实践时，为什么会产生“不适用”或者“不会用”、“不好用”的现象?这是因为文化情境的差异，还是理论表征方式的问题?西方思想与知识体系本身，是否也有不足与可再精进之处?有没有一种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概念?这些问题就更直接地涉及了什么是“传播理论”以及“传播是什么”等更为底层概念的检视。
2．什么叫做传播?“知识区块”上所面临的自我认同的问题
Donsbach在ICA2005年的年会上曾指出，传播学科当今看似处处充满活力，但也逐渐暴露了欠缺核心知识观的问题。过去三十年来，传播研究在所有学术领域里研究成长的幅度最高，但传播领域对自己的认同却仍然欠缺且模糊不清。传播研究虽然累积了大量且优质的实证证据，但传播领域知识的合法性，却不断遭到从认识论基础提出的质疑和检验。在传播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的趋势下，研究问题变得越来越细碎，“真正重要的研究问题寥寥可数”，这使得传播研究在许多领域中看起来似乎在研究上掷地有声，但反过来看，也越来越凸显传播研究欠缺规范性目标(normative goals) (Donsbach，2006)。
事实上，这样的质疑和反省，从90年代美国几所颇具名望的大学，相继裁撤传播相关系所开始[1]，就在西方传播学界引发了一波讨论的浪潮，传播为什么有这么多理论、什么是传播学科的核心知识观、传播的专业是什么等问题，都成为传播学科内部近二十年来从未间断的提问(Craig，1993，1999，2007;Anderson，1996;Donsbach，2006)。Cheney＆Ashcraft(2007)认为传播的专业性不论在理论还是实务层次，都是一个被质疑的角色。在面对现代工业化社会习惯以“社会”为优先的思考想象中，传播的专业性应展现在建立“以沟通为基础”的意义丰富性上，并更直接、具体地反映(reflecting)、建构(shaping)、标示(indexing)出许多特殊的社会关系和经验，而非经常徘徊于模棱两可的论述游戏中。
华人学者同样也兴起了一波对传播学科主体性问题的关切，从传播学科的定位(陈世敏，1998)与知识范畴(林福岳，1997;陈国明，1999;赵雅丽，2005)，到教育内涵(王石番、陈世敏，1996;钟蔚文、臧国仁、陈百龄，1996;林静伶，1996;郑瑞城，1998;赵雅丽，2008)与课程设计规划理念(王石番、陈世敏，1996;潘家庆、罗文辉、臧国仁，1996)，乃至理论建构(孙旭培，1998;汪琪、沈青松、罗文辉，2002;赵雅丽，2007)以及方法层面(翁秀琪，2001;陈世敏，2002;赵雅丽，2010)等主题，都进行了广泛的探讨。尤其在2000年，传播学科在台湾“国科会”的学科分类上，再度被归并于社会学科中。究竟什么是传播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核心专业?此一问题的迫切性更可见一斑。
从这个脉络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什么是华人传播研究”和“什么是传播研究”两者之间其实有着极为密切的因果逻辑，如果我们无法先厘清什么是“传播研究”，那么我们也就缺乏讨论什么是“华人传播研究”的基础。例如，心理学在“社会科学本土化”的研究工作中，近三十年累积了极为丰富的内涵，总共形成了包括“面子心理、缘的心理、忍的心理、报的心理、义的心理、人情心理”等28个领域，以及“家族主义与组织行为、华人领导模式、领导行为与部属绩效”等10个主题(黄光国，1998，2000;黄囇莉，1999;杨中芳，1999;杨国枢，1993，1999，2006;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2005)。如果人格与价值观等心理表现，是不同区域文化间极为重要的观察变项，那么，直接将“传播心理学”改成“华人传播心理学”，是不是就完成了“华人传播”的主要架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办法回答什么是传播，我们也就没办法回答，什么是华人传播。我们要思考华人传播研究该如何发展才能建立自己的特色，同时又和其他领域的本土化成果相互呼应。“传播的自我认同”不仅是华人传播研究的重要前提，也是建立传播领域之独立学术的核心命题。
传播领域所面临的学与术断裂的困境或专业性的挑战，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Bryant，2004;Jones，Watson，Gardner＆Gallois，2004;须文蔚、陈世敏，1996;赵雅丽，2005a)。
(1)传播依赖于媒介的属性，使其领域的界定在今日快速变化与组合的新媒体环境下愈加困难。
(2)实务的导向，不只强化传播领域对媒介依赖的趋势，更使得传播教育在各个次领域专精的要求下，产生领域分裂的趋势。
(3)传播领域学与术截然二分的想象，不仅限制了学术的发展，也造成对专业性的划地自限，更造成学与术断裂的困境。
上面这些问题所呈现的一个共同问题即是:何谓传播的主体性?其自我的认同究竟为何?然而尽管学术社群内的对话从未间断，但是对传播学的基本特性和内涵的共识却不易达成。如同学者Craig(1999)所言，传播科学其实尚处于“前典范阶段”(preparadigmatic state)，我们正在追寻“典范”(转引自须文蔚、陈世敏，1996)，而“华人的自我认同”和“传播的自我认同”两者间的关系，是一条切不断的脐带。
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不论是“华人传播研究”所需要探讨的“文化区块”上自我认同的问题，或是“一般传播研究”所涉及的“知识区块”中自我认同的问题，如何提供一个后设的比较平台，成为同时处理“知识区块”与“文化区块”上两种自我认同问题迫切需要的学术工具，而“意义科学”的概念，即是为了解决与检视这些问题所进行的思考。
三、以“意义科学”作为跨越不同意义板块的对话平台
华人传播研究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研究发展的策略，透过华人学者对华人文化的熟悉，找到具有特殊性与创新性的题材，而这个研究过程势必涉及不断从东西文化中进行“对比、并现、移情”的探索。因此，如何为华人传播研究在方法与理论上的需求提供一个系统性“对比、并现、移情”的东西传播行为的操作平台，就极为重要。同样的，建立传播学科的核心知识观，也需要从比较不同领域的核心关注有何不同出发，甚至传播学科内部领域的知识内涵如何整合，也需要一个理论的后设比较平台。
将传播学科发展成一门“意义科学”的概念与想象，主要是为了反映上述传播学科发展上的需求。如果传播领域是一个以处理意义为专业的社会科学领域(Donsbach，2006;须文蔚、陈世敏，1996;赵雅丽，2005，2006)，那么不论是就建立传播领域独立的学术人格，或增加传播专业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的“可辨识性、可操作性”，乃至增加传播各个次领域间在知识内涵相互对话上的逻辑性、系统性与严谨性而言，建造一个后设的意义比较架构都有其必要。
从传播是意义分享之行为的角度来看(Sproull＆Kiesler，1991;Zack，1993; Doerfel＆Barnett，1999;Craig，1999;Edwards，2006)，我们可以说，传播是一个处理意义的学科。因此，意义科学的主要构想，便是希望以“意义”作为各种传播概念的最大公约数，进行不同概念的比较与整合。
1．意义科学的目标
一提到“意义”(meaning)两字，对传播领域而言，就会产生无比丰富的想象。从新闻的意义、电影的意义、沟通的意义、文本的意义，到爱情的意义、消费的意义、社会的意义、甚至意义的意义，几乎任何想象得到的事物或概念，后面都可以加上意义两个字。Fisher(1978)指出，“意义”这个概念可以说是所有传播活动最大的公约数，因此，如果传播是一门处理意义的学科，我们或许可以从意义这个概念出发，建造一个理论分析的架构，作为传播研究的分析工具与次领域间对话的基础。
就知识的本质而言，提出意义科学的构想，主要是希望聚焦于两个思考与分析轴线:
第一，什么叫做意义?在各种传播概念不断混种与变异的当下，意义科学的基础在哪里?可能性又是什么?我们能否以“意义”这个概念作为不同理论的概念，甚至外推至成为不同社会科学概念间相互比较与整合的理论平台，以增加次领域间相互对话的场域、进而建立传播学科知识的专业性?
第二，什么叫做科学?如果说科学是一种让我们更清楚地掌握意义本质的思考体系，那么“科学”一词暗示着哪些可能的做法与方向?当前的相关理论又提供了哪些基础?而从科学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提出的意义科学和自然科学两者在“科学”的本质上有什么不同?它和社会科学间又有什么不同?意义科学的具体图像是什么?以下即针对上述提问分别进行讨论。
整体而言，意义科学的主要目标乃在于以“意义”作为传播概念的最大公约数，去整合传播中相关断裂的理论，以增加传播各个次领域间在知识内涵相互对话上的逻辑性、系统性与严谨性，并进而提供一个“理论地图”，协助知识版图中各种传播理论上的相互定位和理论取用的速度。意义科学的主要目的并非“否定或取代”当前传播既有理论的内涵，而是透过发展一个后设分析的平台，借以整合相关理论的共通与互异之处，并强化不同理论彼此间衔接与整合的速度。
2．意义科学的内涵
就具体分析的方法而言，意义科学主要在发展“意义系统”这个概念方面(赵雅丽，2010)，作为传播领域内部知识对话的平台。而要作为一个提供传播学科知识进行后设比对的系统，必须具备“整体性”、“完备性”与“实践性”三个特质(赵雅丽，2010)。
其中“整体性”的特质是指，如何才能更有整体感地凸显出传播知识的具体内涵，或传播的专业主体性;“完备性”则是指一个分析系统的设计，不应偏重某一学术传统或典范，而造成诸多具有影响力的理论传统被排除在外，或未被列入的学术传统产生被边缘化的现象(Craig，1999，2007;Russill，2004);至于“实践性”则是指对于传播这种实务属性极高的领域，在思考理论的分析比较架构时，应该考虑如何才能有助于将传播学术理论转换成具体的操作方法或实践策略。这些考虑不仅是过去传播学科在探索领域核心知识观时被一再提出的反思，也有助于传播学科在当今社会蓬勃的意义活动中，有效扮演社会启蒙的角色。
“意义系统”乃延伸“跨符号”研究(赵雅丽，2006)的分析架构而来。所谓跨符号研究是指，两个不同的“意义系统”可以经由彼此之间相互“对比、跨越”的分析机制，发现隐藏在背后“互为图底”的意义结构，进而深化其对自身的认识，或者发现只观察单一意义系统时所无法发掘的盲点。
在这个基础上，意义科学将意义系统划分成“意义系统的结构面向”与“意义系统的行动特质”两个面向，这两种内涵相互建构的过程即是意义活动的展现过程。无论是华人传播研究或一般传播研究，任何相近、相关、互补的概念，都可以在这个架构下，透过“图底、对比、跨越”的机制，更为清晰地掌握各种传播概念的知识本质与相互衔接的脉络，进而建立传播专业的学术主体性。
四、强化实践取向的传播研究
1．从“传递意义”转向“设计意义”的传播专业想象
我们可以说，除了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环境之外，人类社会所有的活动都是意义的活动，所以如果“分享意义、创造意义”是传播学科的专业核心，从打造丰富的意义世界此一目标来看，传播领域可以说就是人类生活世界所有意义分享活动的“总设计师”。从人们对意义分享的想象与向往出发，思考我们需要哪一种生活形态、互动方式或社会制度?需要什么能源的使用方式?要借由哪些经济活动，获取哪一种形式的财富?而这位意义分享活动总设计师的设计能力，就在于掌握各种意义机缘独特的本质与细节，以及这些内涵彼此间共现与创新的契机。因此，如同厨师要熟悉各种食材之所以美味的要素，建筑师要了解各种空间、建材与人互动的可能，传播学者是否熟悉相关理论的精髓与细节，能不能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地图或“理论坐标”，清晰地标定出各种理论彼此间的相互定位，以提高传播学者在取用、运用、组合与整合这些理论时的速度与质量，就成为传播能不能完成一个“好设计”的关键。
以当前社会中“绿色能源、节能减碳”等重大议题为例，传播领域通常被局限在“媒体、广告、公关”的角色上，或对重要政策进行宣传、阐述或评论。但事实上，在“绿色能源、节能减碳”这些问题的背后，亦涉及了整体社会“意义分享”结构的变革。从消费形态的改变、人际互动模式的调整到生活形态的变迁，这些问题不仅涉及了我们对意义分享精神的掌握，也检验了我们是否理解意义分享的形式或内涵究竟是如何渗透到各种生活的细节中的，以及当中涉及了哪些生理性、心理性、文化性之传播机制的交互作用，更牵涉到我们该从哪些意义的层面或情境快速地汇整各个传播领域的理论，进而提出“意义分享策略”，并将这个策略转换成具体的“生活互动方式”。
也就是说，传播如欲强化其专业的“可辨识性”，基本的准备工作之一，在于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晰的“理论地图”，以深化我们对意义的理解与掌握。由于生活世界中的真实经验，是由各种不同的意义层次、意义表达形式所融合而成的连续光谱，但传播理论则是一个一个有限的切面与视角，如果缺乏一个“理论坐标”，无法提供一个清晰、快速的定位与引导，我们将不知如何衔接“感知、思维、符号、叙事、论域”等各个意义层次间断裂的缺口，也无法将意义分享的理论转化为改变生活形态的实践策略。尤其在今日传播议题暴增、次领域暴增、小理论暴增的传播环境下，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更可以说是极度困难。
因此要建构一个传播知识的理论地图，“意义科学”便扮演着一个基础工程的角色，期待以“意义系统”作为一个理论间比对与衔接的平台，并将传播专业的学术实践，从“传递意义”的想象转向“设计意义”。
2．理论使用者观点出发的传播研究
网站、手机是我们与外界互动的工具，同样的，“理论知识”也是另一种我们认识世界与联系世界的“工具”。对于网站、手机这些“工具”究竟要如何设计才会“好用”，大多数的理论都认为需要从“手机使用者”、“网站使用者”的观点来加以评估。但为什么同样作为我们认识世界的另一种工具——理论，它究竟能不能用、好不好用等问题，却很少有人从“理论使用者”的角度来思考?
这种现象多少暗示着大多数人都觉得，理论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有效知识，理论之所以不好用或理论不能用，可能是学生没学好、老师没教好或是用错理论，但不会是理论本身不好;事实上，理论不好用或不好学，很可能是理论本身有缺陷，或是理论和理论之间无法顺畅地衔接。也就是说，如果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的地图，当一个人使用地图却找不到路的时候，可能是地图的表达方式有问题。因此，如何让理论易懂好用，是评估学术研究工作的重要指标。
从理论使用者观点出发的传播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实践取向的传播研究，就是希望从“理论好不好用”的观点再次检视与思考传播理论的本质和表达的方式。理论使用者观点出发的传播研究主要关注的问题包含:理论如果是一个实践工具，实践取向的传播研究便应该去分析，实践工具和实践者两者间如何互动?理论又扮演哪一种角色?作为实践工具之一的“理论工具”和其他的“实践工具”彼此间会产生哪些相互竞争的关系?以及如何对理论使用者的使用经验提供一个评估的具体原则?而“学习者”、“教学者”、“研究者”、“工作者”四类的理论使用者，其各自对理论的想象与使用理论上的“行动”困境又有何不同?
从意义科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意义系统，都应该同时包含“结构”与“行动”两个相互建构的面向。对于传播领域的知识体系来说，这种二元性也就反映在理论的“表征形式”和理论的“使用经验”两个面向上，它们分别代表了“知识结构”和“知识行动”两个相互建构的内涵，而如何透过“行动/结构”交互检验的研究策略，更为精确地勾勒出传播学科的知识地图，并以此作为华人传播研究发展的参考，是意义科学努力的方向。
五、结论:两种ICT
在当前信息与传播领域的讨论里，ICT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名词。一般来说，ICT是Impact of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缩写(有时候也会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的缩写)，但是在这里，我们其实可以想一想，ICT为什么不是Impact of Communication Theory呢?
当然，大多数的人应该会说，ICT本来就是探讨传播科技快速发展或过度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与冲击，但有趣的地方也就在这里，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这句话的另一个意思似乎是，传播理论的发展，应该对社会“没什么”影响与冲击，所以我们自然也不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创新的信息服务方式或传播行为的变革，几乎都是由“传播科技”所引发的，为什么“传播科技”的影响力，总是超过“传播理论”的影响力，这背后的原因是不是表示，传播理论的“可实践性、可操作性”仍有所不足?如果说一个社会“生活质量的高低、生活形态的好坏”，好像一场意义丰富的球赛，在这场球赛里，传播研究的自我想象似乎多以扮演一个“球评人”的角色自居，而不是“球员”，显然，如果要让球赛更好看、有更多丰富的意义，当今我们需要的可能是更多投身其中的“球员”，而不全是置身事外的“球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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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90年代，美国裁撤或合并的传播系所主要包括:奥立岗州立大学新闻系裁撤、俄亥俄州立大学新闻系与传播系合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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