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播界对“麦克卢汉密码”的解读

中国传播界对“麦克卢汉密码”的解读_理论与经验——中国传播研究的问题及路径

吴玫杨姣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文化研究的立场，以中国内地1997—2010年中对麦克卢汉的期刊研究论文为文本，通过量化与质化的分析，对中国学界如何解码麦克卢汉做一个梳理和探讨。不同于以往的麦克卢汉在中国被“误读“的讨论，本文作者认为麦克卢汉、他的著作以及对他的研究本身并不具有唯一的一个“客观”、“准确”、“完整”的版本，而是开放、多元、具有无限情境化诠释可能性的“密码”，对于这个“密码”，可以有无数的解读版本。本文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版本的构建过程。研究发现过去十几年对麦氏的研究呈现一种相互矛盾的局面，一是在传播学精英层面，麦克卢汉作为思想学派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另一方面，是在青年学者层面的诸多庸俗实用的本地化尝试。文章最后探讨了麦克卢汉在中国的解读困境与中国传播学界近20年来三大主流趋势的关系。

【关键词】麦克卢汉;传播学;媒介;新媒体;本土化;技术乌托邦主义

一、引言

2011年是传播学大师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麦克卢汉的同事、曾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校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及媒介生态学家罗伯特·洛根(Robert K．Logan)，在巴塞罗纳麦克卢汉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上用“麦克卢汉密码”来形容麦克卢汉的学术影响力^[2]。随着互联网、手机、社交媒体等一系列新媒体技术在当代社会的日益普及，麦克卢汉的学术魅力如同达芬奇密码一般有着越来越广阔的解读空间。本文旨在通过对麦克卢汉及其理论在中国引介过程的考察，来探讨中国学术界对“麦克卢汉密码”的解读。

麦克卢汉在中国经历的是一个从无名到著名的过程。他在西方社会声名鹊起于20世纪60年代，经过80年代的沉寂，于互联网时代再次被挖掘出来，已经去世的他被尊为新媒体世界的一介宗师、天才预言家。

而在中国，最早以较大篇幅介绍麦克卢汉，始于改革开放后1988年戴元光所著的《传播学原理与应用》^[3]。1993年，由何道宽翻译的麦克卢汉名著《理解媒介》以译名《人的延伸——媒介通论》正式出版。此后，国内关于麦克卢汉的研究论文开始密集发表，各大出版社也加紧对其译著进行推介。时至今日，麦克卢汉已经成为中国传播学界耳熟能详的最著名的大师之一，中国已经翻译出版了他的三本著作，五本西方学者研究他的专著，两本中国学者研究他的专著，以及大量关于他的学术论文和流行文章。

麦克卢汉在中国也经历了一个从负面评价到无条件赞誉的过程。初始，他被认为是“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张咏华，1992:241)、“奇谈怪论”(李彬，1991:155)，其后他被冠之越来越多的正面颂扬，从“媒介理论的泰斗”、“天才预言家”、“媒介狂欢时代的先知”、“20世纪的思想巨人”到“一座绕不开的丰碑”。他的名句“媒介即讯息”、“地球村”已经走出了学界的象牙塔，成为大众媒介上的流行语。

麦克卢汉在中国内地的推介与传播反映出的是麦克卢汉在中国被解读的过程，这其实也是一个麦克卢汉“被”中国本土化的历程，是一个从介绍、研究到批评、反思和借鉴吸收的过程。这一过程又是与新媒体技术在中国大规模迅速普及相联系的。互联网、电脑、手机、无线通讯、社交媒体等新兴媒介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时空维度，使中国社会从造纸和印刷术以后，再次站到了世界传播技术的高点。自19世纪中叶中国在电子通讯媒介技术上长期落后以来，这是第一次在新媒体的发展、使用与普及方面与西方强国同步。这也使得中国人对媒介技术的社会影响力有着深刻的感悟与殷切的期待。

另一个与麦克卢汉的解读过程相联系的是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引进与发展的过程。过去20年中，新闻传播界从改革开放前的共产主义宣传工具理论占统治地位转化到如今多元开放的理论体系，传播学专业也从无到有，遍地开花。在这个传播学进入中国的过程中，有三种主流趋势:一是自由主义运动，从过去的共产主义的宣传观向自由主义的新闻传播观转化，强调新闻自由、媒介监督等概念;二是科学方法论，从人文学科的新闻学向社会科学的传播学转化，强调传播研究的科学方法，重视论证的量化分析与逻辑推理过程;三是技术乌托邦主义，对新媒介技术持无条件的赞颂态度，新技术发明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推动器，尤其是有利于中国的崛起。这三种主流趋势不可避免地对中国学界的麦克卢汉解读产生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以中国内地对麦克卢汉的研究论文为文本，通过量化与质化的分析，对中国学界解码麦克卢汉的过程与内容做一个梳理和探讨。

二、麦克卢汉密码与中国解读的研究

国内也有学者关注中国解码麦克卢汉这个问题。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误读了的麦克卢汉”，并希望能够“完整”、“准确”、“客观”、“全面”地评价麦克卢汉(石林、冉华，2002)。在我们的研究文本中有三篇是对国内麦克卢汉研究作总结的综述文章，它们是:何道宽的《麦克卢汉在中国》(2000)，石林、冉华的《对麦克卢汉媒介思想研究现状的检讨》(2002)，和曹智频的《理解媒介:国内麦克卢汉研究述评》(2008)。

何文主要回顾了2000年前中国内地学者对麦克卢汉的研究，特别是对他的褒贬评价。文章认为中国学者在90年代对麦介绍多为负面的误读，应该跟上西方的新一轮“麦克卢汉热”，正面肯定麦的学术价值和理论贡献(何道宽，2000:97)。石林和冉华也承认中国存在对麦的误读，但他们同时认为不能在麦克卢汉研究问题上人云亦云。90年代传播学者们对麦克卢汉大多持否定态度，有失偏颇，但2000年后受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对麦的一片空泛的肯定赞誉也同样缺乏理性科学的批评(石林、冉华，2002:21)。他们认为国内对麦克卢汉的研究存在三个问题:

一是重复性、浅表性的研究比较多。即对麦氏的理论只做一些描述性的介绍，却很少去思考这样的归纳是否准确、科学。有些文章在内容体例上的重合是十分惊人的。

二是纠缠于具体问题的讨论，做散点式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中，人们很少去思考麦克卢汉这些理论命题之间的关系，从未去探追麦克卢汉思想的核心视点是什么，以至于影响了对麦克卢汉的基本理解，认为他的理论无系统可言，只有闪光的思想，毫无逻辑关联，是零乱的、支离破碎的。

三是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由于缺乏对麦克卢汉全面系统的理解，与抽象肯定相伴随的，往往是对具体理论命题的否定，质疑他大部分的理论命题(石林、冉华，2002)。

曹智频肯定了中国学界十年来对麦克卢汉的理论探索和现实印证，并认为麦克卢汉研究已经进入了本土化阶段。他同时提出在研究当中“中国化”方面有欠缺，体系化解读生硬且不充分(曹智频，2008:65)。

与上述研究不同的是，本文基于文化研究的立足点，关注的不再是麦克卢汉是否被“误读”的问题，而是这个被解读的过程。麦克卢汉、他的著作以及对他的研究本身并不具有唯一的一个“客观”、“准确”、“完整”的版本，而是开放、多元、具有无限情境化诠释可能性的“密码”，对于这个“密码”，可以有无数的解读版本。也就是说，我们不认为在麦克卢汉研究上有所谓“误读”的问题，中国学界90年代对麦的批驳与其后的“误读”指责其实都是中国解读版本的一部分，我们研究的中心问题就是这个中国版本的构建过程。

三、研究方法概述

本文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1994—2010年为范围，在“篇名”栏中以“麦克卢汉”为搜索关键词，得到1997—2010共14年间篇名包含“麦克卢汉”的研究文章88篇^[4]，其中有两篇发现是抄袭文章被剔除，最终有86篇论文构成本文的研究文本。

我们假设这个外来理论的本土化过程是一个介绍→研究→应用研究的过程。与前述研究相比的另一个不同之处，是我们采用了细化定义、量化测量的方法来试图衡量对外来理论的理解、吸收、消化的程度。首先是将麦克卢汉的研究文章按下述几个方面分类:

●涉及的麦克卢汉的观点;

●对麦克卢汉的介绍;

●对麦克卢汉的研究;

●麦克卢汉理论的应用研究(用麦的理论来研究某个问题)。

其次是在确定与衡量“介绍”与“研究”类文章的深度和本土化方面，设立若干指标。在“介绍”类设定了单纯介绍、介绍加评论、介绍加分析、有无批评与质疑四个指标。在“研究”类中设置了评论、分析、有无批评与质疑、有无本土化成分四个指标。我们分析的重点是，文章中是否提供了:作者自己的评论(只有作者的观点，而没有提供论据);作者自己的分析(有作者观点，并提供了一定程度的论据);批判与质疑;本土化成分(有否提供有关中国的例子)。

此外在“应用研究”类设定了命题、理论、方法、本土例子/数据、有无批评/质疑五个指标。我们希望用比较细化的测量指标来为质化的分析提供较为清晰的论据。

在此分类基础上，我们按照年代、核心刊物^[5]与一般学刊进行统计比较，然后在统计比较的基础上提供进一步的质化解读分析。

四、研究结果分析

1.四个阶段

从论文数量与年代分布的关系图上来看(图1)，国内对麦克卢汉的研究在14年中经历了几起几落，但总体上呈现论文成果不断丰富的趋势。

图1　逐年论文篇数比较

从曲线图上能够明显看出，国内对麦氏的研究在14年的缓慢上升过程中，曾达到过4次峰值，它们分别是2000年、2003年、2008年和2010年，而2008年是14年研究中的顶峰。我们特别注意到，2000年不单是一次发表峰值，而且从那年开始，国内对麦氏的评价开始转为正面的肯定。基于此点及参考其他三次峰值因素，我们将国内从1997年至2010年对麦氏的研究分成四个阶段，从而管窥中国内地对麦氏解码的过程及特点。

第一阶段:1997年至1999年，初步引入阶段^[6];

第二阶段:2000年至2003年，肯定介绍阶段;

第三阶段:2004年至2008年，深入研究阶段;

第四阶段:2009年至2010年，本土化尝试阶段。

2.四个阶段比较

当我们将这四个阶段的每个类别占当年总数的百分比相互比较时(图2)，可以发现如下几点。

第一，麦克卢汉的几乎全部重要概念都做了介绍，在早期阶段，最受关注的麦氏概念是“媒介即讯息”、“人的延伸”、“冷热传媒”，其他两个受关注的概念是“地球村”与“部落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对麦氏理论的了解，后期的研究更多的是关注他的一些非知名概念，如听觉与视觉空间(韩志方，2008)、透明媒介(梅琼林，2008)、后视镜(蒋宁平，2008)、口语文化(曹智频，2010)等。

图2　四个阶段比较

第二，对麦克卢汉的批评与质疑话语越来越少。国内对麦氏的介绍其实是从质疑和批判开始的。在早期的1997年，对麦的批评与质疑是主流。

“由于麦克卢汉缺少对科技导致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变化的历史哲学般的自觉思考，他的媒介研究缺少忧患意识，因此，他的《人的延伸——媒介通论》一书被认为是时髦的产物。”(王怡红，1997:53)

陈卫星教授虽然首次理清了麦氏的理论脉络，“其思想是从技术变化与文明发展的关系出发的”，他是“从媒介的技术出发来阐释传播媒介的心理学和生态学特征”，但他仍然强调的是麦氏理论体系的缺陷，认为它“忽略了传播关系的支配作用，而信息传播的效果实际上离不开社会主体和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陈卫星，1997:36)。

2000年是麦氏介绍的重要年份，这一年以麦克卢汉著作及麦克卢汉研究翻译成名的深圳大学美国文学专业的学者何道宽在核心刊物上连发三篇文章，全面肯定麦克卢汉的学术贡献，呼吁开展对麦的深入研究。“麦克卢汉奇怪的媒介说终于得到认可，他反常的研究方法终于受到承认。”(何道宽，2000:98)

与此同时，传播学者张咏华发表了《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一文，修正了她之前麦克卢汉“走向技术决定论的极端”的否定大于肯定的立场。“肯定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组成部分的信息传播技术对人类传播活动的变化及人类社会其他相关变化的重要作用，正是麦氏理论的闪光点。”(张咏华，2000:39)

此后，麦的形象就变得越来越高山仰止了。

第三，在对麦的研究方面，有论点有论据的分析性的文章逐渐增多，显示了对麦克卢汉研究的深入。对麦氏的理论体系进行把握的过程中，其理论的深度通过横向与其他著名学者的对比和引入多种视角与方法而得到了提升。在横向对比中，有何道宽的《加拿大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2002)、李庆林的《传播研究的多维视角——马克思、哈贝马斯、麦克卢汉的传播观比较》(2005)、荣耀军的《现代性与媒介文化批评中的主体型像——从本雅明、麦克卢汉到鲍德里亚》(2008)、郭淑娟的《马克思、麦克卢汉技术观之比较》(2008)、方琛的《媒体制造了90后——从麦克卢汉与鲍德里亚的“内爆”理论看90后现象》(2010)、刘识萌的《论尼尔·波兹曼对麦克卢汉思想的传承——公众话语方式决定话语内容》(2010)、曹智频的《媒介偏向与文化变迁:从伊尼斯到麦克卢汉》(2010)等。戴元光和夏寅则关注第三代媒介环境学派的代表人物保罗·莱文森对麦克卢汉和波兹曼两位媒介理论先驱的批判性发展，重点梳理了“媒介进化论”的理论框架及其与进化论、哲学和媒介环境学的逻辑关系(戴元光、夏寅，2010)。

在多种视角的研究中，杨伯叙和李凌凌提出“从艺术的视角而不是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思路来理解麦克卢汉”(杨伯叙、李凌凌，2001:30)。这一观点与文化批评的王晓渔不谋而合，他将麦称为“行吟诗人”(王晓渔，2007)。别应龙(2007)和蒋宁平(2008)专注于技术哲学视角。范龙则在国内首次引入现象学的视角来解读麦克卢汉。他认为在麦克卢汉的研究中，其思维方法的探讨是一个薄弱环节。他提出可以将现象学作为对其思维方法加以解释的途径，从哲学层面来分析麦克卢汉思维方法(范龙，2008)。

梅琼林也采取这一视角，探讨“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他附议“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思想具有现象学的视野，他悬置了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而纯粹考察了媒介的作用，并以‘整体的人’为立足点，对西方文明的异化展开了批判”(梅琼林，2008:33)。

梁虹(2004)和郑素侠(2006)则分别从“技术与个体感知的嬗变”、“技术创造环境”两个不同角度对麦克卢汉进行解读。研究生赖晓航则另辟蹊径，从“信息即逆熵”的角度来解读麦的媒介信息论，最后得出“媒介即讯息”普适于电力媒介，但并不能推广到印刷媒介的新结论(赖晓航，2004:77)。

最具启发性的是2008年梅琼林和袁光锋提出的“麦克卢汉关于速度文化的媒介想象力及其局限”。他们认为速度是麦克卢汉论述电子媒介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但麦氏的时空“仅仅是康德意义上的感性直观的方式，而不是存在论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方式”(梅琼林、袁光锋，2008:68)。他们认为后现代地理学家克服了他的这一理论局限。我们应该把时空诠释为社会时空，并以此为框架分析电子媒介的速度对社会的影响(梅琼林、袁光锋，2008)。

其他视角还包括陈康亮的宗教视角。他试图从宗教信仰角度来解读麦克卢汉，并认为拯救与认知是麦氏思想的两大主题，前者是其思想的根本诉求，后者只是拯救的手段(陈康亮，2009)。

第四，在后期出现了较多的本土化的应用研究，作者多为青年学者。他们尝试将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应用于分析与理解中国的新媒体现象与特点。被关注的新媒体热点现象可谓五花八门。如陈晓庆的《由播客的兴起解读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2007);胡易容将麦克卢汉的“冷热媒介观”置于影视媒介的数字化语境下来观察，“批评麦克卢汉的逻辑栽倒在自己所设的陷阱中。在消费社会忽视消费造成的产业经济的动因是不明智的”(胡易容，2007:60);潘海啸将新兴的3G音乐手机作为“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做音乐媒介诠释”的切入点。他的目的是在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基础上来分析音乐媒介变革的原因，旨在揭示新的3G音乐媒介具有象征性的文化含义(潘海啸，2008:54)。

在2009—2010年的第四阶段中，有10篇文章均是把麦克卢汉的某个媒介理论作为分析某种媒介时尚的工具。而这些“时尚”包罗万象:有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栏目(张婷，2009)、广告(武蕾，2010)、“90后”现象(方琛，2010)、“御宅族”现象(向章婷、王超，2010)、媒介融合(周文杰、王贺，2010)、网络游戏(周文杰、王贺，2010)，甚至麦克尔·杰克逊、麦当娜都同麦克卢汉联系起来，被称为“三麦”(江晓奕，2009)。众多时尚话题与麦氏理论相结合，让第四阶段的麦氏研究显得热闹非凡。

3.核心刊物与非核心刊物比较

在总共86篇文章中，共有38篇是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的，占论文总数的44%。从核心刊物与非核心刊物的比较(图3)，可以发现如下几点。

图3　核心刊物与非核心刊物比较

第一，初步引入阶段对麦克卢汉的介绍文章全部来自核心刊物。1997年至1999年的6篇文章都发表在核心刊物上，包括《国际新闻界》、《新闻与传播研究》、《现代传播》、《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和《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更有说明意义的是，对麦氏给以肯定性评价的关键性年份2000年的四篇文章也全部出自核心刊物，两篇发表在《深圳大学学报》上，另外两篇发表在《现代传播》上，其中三篇出自同一作者何道宽。核心刊物给予了麦克卢汉研究足够的重视，在引入和推介麦克卢汉方面扮演了积极而重要的角色，对麦克卢汉研究有指导性的意义。然而在对核心刊物四个阶段中所占比重进行比较后(图4)，发现核心刊物在麦氏研究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虽然在初步引入和肯定介绍的两个阶段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但它们的比重在随后的两个阶段中逐步下降，显示出它们对麦的关注度减弱。

图4　四个阶段核心刊物比重比较

第二，核心刊物有更多的分析文章，并更倾向发掘研究麦克卢汉几大知名观点之外的其他概念。像我们前面一节提到的较有开创性的分析文章多出自核心刊物。

第三，核心刊物的文章在批评与质疑方面略微高于非核心刊物。这显示了核心刊物文章在独立思考与批判性方面略强于非核心刊物文章。然而在对核心刊物四个阶段中所占比重进行比较后，发现核心刊物对麦的批评与质疑明显趋于减少，从早期的全部有批评或质疑，到后期的完全没有批评与质疑，显示出很大的反差。

第四，核心刊物的应用研究文章远少于非核心刊物，虽然核心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曾于2004年发表了第一篇麦克卢汉理论的应用文章，但总共只有两篇应用研究发表在核心刊物上。相对照，前面章节提到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应用研究几乎均发表在非核心刊物上。

第五，核心刊物的文章提供了较多的本土化成分的例子，但这基本是前期的情况。在比较核心刊物四个阶段的比重后，可以看出本土化成分在后期对麦的研究中消失了。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一篇麦氏理论的应用文章《新媒介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兼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王东强，2010)，分别阐述了麦氏的三个理论“媒介即讯息”、“冷热媒介”和“电力时代”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作者认为“‘媒介即讯息’表明媒介本身具有宣传、鼓励、教育、引导、批评等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王东强，2010:19)。将麦克卢汉媒介观如此实用地套用在中国当今的现实政治生态中，也可谓一个奇特的中式解读。

五、讨论与总结

中国学界对麦克卢汉“密码”的解码过程展现了一个从质疑到肯定到空泛赞誉的过程。麦氏的媒介理论给中国学者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视野，激发了他们探究传播与媒介技术的极大想象力。然而如何解读麦克卢汉，将其消化吸收，变成可以应用于中国社会实践的理论成分的前景并不明朗。过去十几年对麦氏的研究呈现一种相互矛盾的局面。

一是在传播学精英层面，麦克卢汉作为思想学派仍然处于边缘状态。虽然国内传播学界的知名学者在其著作中对麦氏理论多有介绍^[7]，核心刊物上早期也发表了几篇传播学专家的重点介绍文章，却鲜有主流传播学者持续发表有深度、有见地、有影响的麦克卢汉研究文章。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麦克卢汉学者何道宽是美国文学教授，而不是传播学者，因此他的文学式解读并不能给传播学者带来深度启发。特别是在后期，核心刊物对麦克卢汉的关注度显著下降，特别是缺乏有独立见解、有说服力、结合中国本土化实践的优秀文章，从而丧失了引领麦克卢汉研究本土化的能力。

然而另一方面，在青年学者层面，却是一派五花八门的本地化尝试，显示了麦克卢汉对青年学者的魅力，也说明青年学者正在试图消化吸收麦氏理论，并把它应用于对中国媒介现象的研究中。然而这些年青学人的本地化尝试，因其对麦克卢汉理论理解水平之局限，往往流于庸俗实用化。他们只是不求甚解、各取所需地选用麦克卢汉一两个知名理论，然后发挥个人的理解力与想象力，将它套用在对中国的某个媒介现象的解释中。这样的本地化努力反而使得麦克卢汉研究流于肤浅与急功近利。

麦克卢汉在中国的解读困境与中国传播学近20年来三种主流趋势的影响有关。

首先，麦克卢汉媒介理论介于占据中国传播界主流的两大理论体系之间，因此它在中国传播界的理论地位很尴尬。“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媒介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也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媒介是“渠道”的理论模式，所以很难使它在这两大体系占主流的中国传播学界谋取一个有分量的地位。在前期，对他的技术决定论的质疑更多地是基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批判立场。2000年开始的“正面解读”，其主要立足点是为了与西方社会所谓“麦克卢汉热”接轨，迎合了中国学界向自由主义转向的大趋势。但麦在西方主流传播学界的模糊地位又使得中国的自由主义式的“接轨”解读无法深入。

其次是麦克卢汉理论的表述方式的文学性、艺术性不契合中国传播界趋向科学方法论的形势。在“效果学派”、“量化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的时代，传播学日益从过去的人文学科的新闻学向社会科学转化，强调研究的科学方法，重视论证、量化分析与逻辑推理。麦克卢汉天马行空式的行文方式与通常的社会科学三段式(文献综述、研究方法、研究发现)的表达方式大相径庭，因此被认为是“行吟诗人”，而不是社会科学家，从而局限了麦克卢汉在学术界的影响力。

第三是技术乌托邦主义对麦克卢汉解读的制约。麦克卢汉的声誉是与社会新媒体的崛起联系在一起的。他的第一次声名大震得益于电视在美国与西方社会的流行，世界范围的第二次麦克卢汉热是与互联网、手机、无线通讯的数码革命紧密相关。新媒体世界需要一个代表性的“思想泰斗”来宣扬推广媒介技术革命，麦克卢汉的名言“媒介即讯息”最简洁、最形象地浓缩了媒介技术至上的精义，因此麦当之无愧地被选择成为新媒体的“至圣先师”。然而，确切地说，麦克卢汉并非是一个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他只是在电视兴起的时代拥抱了电视媒介，但并非对所有的媒介技术都持肯定态度。与同时代的主流观点相反，他对印刷技术对人脑的机械化影响持相当的批判态度。然而国内的麦氏研究中大量的是技术乌托邦主义的视角，对任何新媒介技术均持无条件的赞颂态度，对新媒介技术发明推动社会进步不置怀疑，这种立场反而制约了对麦克卢汉的深度理解。

最后，麦克卢汉密码本身是拼音文字，中国人是通过另外一种文字——象形文字来解码麦克卢汉的。有意思的是，麦克卢汉理论的基石之一就是文字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对人思维的制约与塑造。人类所有的思维、思想都是以语言文字这个媒介来表现的，文字媒介本身就构成了讯息。麦克卢汉特别强调拼音文字对西方文明的机械化影响。然而当中国人解码麦克卢汉的时候，他们使用的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形象而诗意的象形文字，这种媒介的本质差异将导致中国人的解码独具一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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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杰、王贺:《麦克卢汉游戏思想的现实解读》，《科技创新导报》2010年第14期。

江晓奕:《我看“三麦”——关于麦克尔·杰克逊、麦当娜和麦克卢汉作为文化符号的思考》，《青年记者》2009年第29期。

王东强:《新媒介时代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兼论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6期。

【注释】

[1]本文由英文论文McLuhan Galaxy and New Media Ecology in China改写。该论文在巴塞罗纳麦克卢汉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McLuhan Galaxy:Understanding Media，Today”(2011年5月23日—25日)上宣读。21年前，我在加拿大康卡狄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的研究生班上，第一次听到麦克卢汉“媒介即讯息”的理论，当时的感觉只能用“震撼”来形容，它颠覆了我们之前对传播的固有理解，将媒介技术的影响力以夸张的语言概括出来。20年来，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一直或明或暗地影响着我的教学与研究，使我受益匪浅。谨以此文纪念麦克卢汉诞辰100周年。——吴玫注

[2]见洛根在巴塞罗纳麦克卢汉百年纪念国际研讨会“McLuhan Galaxy:Understanding Media，Today”的主旨演讲，2011年5月23日。

[3]参见何道宽:《麦克卢汉在中国》，《深圳大学学报》2000年第5期。如果算上港澳台地区的话，麦氏被引入中文世界可以上推至1967年，徐佳士在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主办的《新闻学研究》第1集上发表专论《麦克卢汉的传播理论评介》，这是对麦克卢汉作出较为全面介绍和批评的最早的中文解读。

[4]在梅琼林和袁光锋的一项研究中曾提到:“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以‘麦克卢汉’作为检索词，以‘主题’作为检索项，在1994至2000年，共有79篇论文涉及麦克卢汉，而2000年至今(2008年)已有317篇。”(梅琼林、袁光锋，2008)以上检索数据之所以与本文有出入，原因是检索项的设定不一致。本文之所以选择“篇名”，主要是考虑这样的检索结果与麦克卢汉研究的关联度更高，同时88篇论文的搜索结果也更便于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5]核心刊物名单参考了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标准。

[6]因为此文只考察了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没有包括其他书籍作品，因此所谓初步引入阶段意指学术期刊上的初步引入阶段。如果将书籍包括进来的话，麦氏在中国内地的初步引入阶段可以上溯至1988年。学刊方面最早涉及麦克卢汉的是李彬1991年的《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麦克卢汉媒介观之新探》(《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4期)。因其是孤立个案，在阶段分类中省略。

[7]其中包括董天策的《传播学导论》(1995)、张国良的《传播学原理》(1995)、邵培仁的《传播学导论》(1997)、胡正荣的《传播学总论》(1997)、郭庆光的《传播学教程》(1997)、徐耀魁的《西方新闻理论评析》(1998)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