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文化传统

印度战略文化的二元性特征反映在其战略思维、安全观念和战略倾向三个方面，^[7]即印度的战略文化取向既非单一的防御性，也非纯粹的进攻性，而是一种攻防兼具的二元混合体。^[8]印度战略文化的这种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1．战略上的防御与进攻兼备

1992年，乔治·塔纳姆（George K．Tanham）在其由兰德公司出版的研究报告上探讨了印度战略文化的主要特征，这一研究开启了印度战略文化研究的先河。在报告中，他分析了地理、历史、文化和英国殖民统治对印度战略思想的影响。他的结论是，由于地理、历史、文化以及英国统治的原因，印度缺乏连贯系统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并长期受困于此，其战略思想总体上讲是防御性的，同时印度没有军事扩张的传统，在军事上也是属于被动型的。^[9]这一报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讨论，塔纳姆认为印度缺乏连贯系统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规划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南亚次大陆长期缺乏高度统一的中央政权，其文化是多元的，很难确定其中存在印度历史上最主流的战略思想，然而就此判定印度的战略思想总体上是防御性的还有待商榷。

南亚次大陆上政治实体的多样性否定了战略文化偏好的单向性。^[10]南亚次大陆历史上的大多数战争都发生在内部，或者是被来自外区域的民族攻击和侵略，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印度的战略文化中缺乏攻击性。南亚次大陆内部文明的多样性使得次大陆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一个小世界。在英国入侵之前，南亚次大陆虽然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中央政府，但是各个地方王国、土邦都拥有自身的一套生存的战略，这些战略思维并不千篇一律，有的极具扩张性和侵略性。例如，朱罗的战略思维中就有对印度洋岛屿的军事征服和对印度尼西亚地区的殖民控制；旁遮普的战略思维就不是一味地固守印度河防止帕坦人的进攻，而是主动出击；卡林甘进行的军事探险横渡了孟加拉湾到达了马来西亚；南部印度的拉其普特人在738年的纳夫萨里之战中击败了阿拉伯人。印度内部诸王国和土邦的这种多样化的战略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展示出了作为整体的印度的战略文化的多样性。

而对于印度内部的安全矛盾而言，莫卧儿帝国时期的政策对后世有很大影响。莫卧儿帝国时期的皇帝针对印度纷繁复杂的民族和宗教关系先后采取的相互矛盾的政策，对印度的统一和社会认同造成了极大的阻碍。英国人在统治时期采取的分化政策更是造成了印度社会认同的进一步分化和混乱。

因此，认为印度的战略文化是纯粹的防御性的，还是认为印度战略文化充满攻击性都是不全面的，印度在战略倾向上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征。这就和大多数古老的文明一样，印度的战略文化中既含有攻击性又含有防御性，这也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文明的重要表现。

2．现实地理上的不安全感与精神上的优越感并存

从本质上讲，一个国家的安全立足于这个国家的地理因素，而这些地理因素如领土面积、地形、气候与资源，都决定着这个国家会产生何种战略文化。从地形上看，南亚次大陆呈三角形状插入印度洋，东边是孟加拉湾，南边是印度洋，西边有阿拉伯海，北面是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脉，西北部是兴都库什山脉和喀喇昆仑山脉，东部是那加山脉。印度河、恒河流域的肥沃的平原成为印度文明的核心区域，再加上温暖湿润的气候，使得印度文明在这一封闭的地理环境里一直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孤立发展的状态。

南亚次大陆虽然地形封闭，但是这种封闭并没有给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诸王国和土邦带来安全保护，历史上最早进入南亚次大陆的是雅利安人，被征服的土著达罗毗荼人被迫向印度南部迁徙。然后是波斯人，他们攻占了印度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再次征服了印度河流域，并且为印度带来了希腊的文化。随后，大夏人、安息人、塞种人、大月氏人、突厥人和莫卧儿人相继入主南亚次大陆。除波斯和希腊以外的入侵者的文明程度大多低于印度，因此，他们在征服印度并建立政权定居下来之后，也就逐渐地融入了印度的社会当中。从公元15世纪开始，首先是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法国人，最后是英国人开始从印度洋上登陆印度次大陆。虽然从海上来的入侵者人数很少，但是他们依靠更加先进的技术征服了印度人。英国人在与荷兰、法国争夺印度的过程中获胜，由此开始了对印度近两个世纪的统治。

来自外部的文明和不同民族的政府与入侵，并没有让生活在南亚次大陆上的人们丧失优越感。在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之后，印度文明得以延续下来，这样独特的历史记忆更让印度人拥有了一种特殊的自豪感以至于进一步产生了大国抱负。印度战略文化的核心之一是认为印度的地位是自然而然的，是与生俱来的，是客观的事实，别国只需要承认就行了，没有协商的余地，印度也不需要为此去努力争取什么。^[11]印度的精英阶层普遍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像印度那样，有如此漫长而绵延不断的文化。虽然世界上还有更加古老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实际上已被那里的居民遗忘，并且被新入侵的文化所掩盖”，“印度的婆罗门却至今还在每天祭拜时反复吟诵三千多年前编写的吠陀颂歌”。^[12]尼赫鲁对此的看法是：“印度以它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就做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13]冷战的经历更让印度觉得，印度不可能依靠苏联或者美国来提供安全保障，印度这个国家太大而无法适应在任何一个安全条约中做一个小伙伴。^[14]因此，追求大国地位成了印度独立以来战略文化中最重要的主题。

3．政治上既要运用霸权和策略同时又强调道义

印度战略文化传统中存在着考底利耶的“曼荼罗”思想与阿育王“法胜”思想之间明显的价值分野，即“现实主义取向和道德尺度的不同定位”^[15]。阿育王的法胜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只能算是一种理想政治，也可以认为是一种象征战略，是把军事战略合理化的一种政治托词，而与实际的战略实践毫不相干。印度的历史事实表明了曼荼罗思想更加适用于实践。而印度大部分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如甘地、尼赫鲁等都不约而同地倡导“道义”原则。“印度的这个‘道义因素’基本上是一种模糊不清的东西，它也使美国等其他国家感到迷惑不解。这是在国际事务王国里对‘道义’的一种探寻，是在‘道义’与各国在追求自身目标和利益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种种现实行为之间所进行的一种协调。由于没有区分个人道义和民族道义以及国家利益现实的种种差异，于是这种‘道义’令人迷惑不解。”^[16]

观察独立以后的印度的南亚政策与核政策就可以看到，印度在南亚地区的霸权行为完全与印度政治家倡导的道义原则不符。印巴分治之后，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便展开了对于克什米尔的争夺，以至于由此引发了1949年、1965年和1971年的三次印巴战争。印度独立不久就强迫喜马拉雅山脉诸国签订类似英国殖民时期的保护国性质的条约，强力插手喜马拉雅山脉诸国的内政外交和国防事务。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顽固态度以及施行充满侵略扩张意味的“前进”政策，引发了中印1962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印度1971年出兵干涉巴基斯坦内政，导致巴基斯坦分裂，孟加拉国独立；1974年吞并锡金，变锡金为印度的一个邦；1981年借口泰米尔民族问题出兵干涉斯里兰卡内政。印度南亚霸权主义的一个顶峰是英迪拉·甘地宣布的“印度主义”。1983年7月，英迪拉·甘地宣称，印度强烈反对南亚地区外的大国干预南亚地区事务，特别是那些有可能损害印度利益的外部大国；南亚国家不应该向任何区外国家请求援助，如果确实需要援助，那么这些国家应该向印度寻求援助。这就是“英迪拉主义”，也称为“印度主义”。这一宣言使得南亚其他国家震惊，印度的霸权行为使得印度与南亚诸国关系更加紧张。“这种政策表明印度强烈地反对地区外国家对任何南亚国家的内部事务的介入，公开追求其在南亚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地位以及合法性，极力维护印度在南亚的地缘政治优势。”^[17]

印度的核政策也是印度行使霸权行为的一部分，1974年，印度试验了第一个核装置。1998年，人民党执政的印度非常牵强地以“中国威胁”为理由连续进行了5次核试验，遭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感与制裁；同年，巴基斯坦也进行了核试验，印巴两国几乎同时加入了世界核俱乐部，两国的军备竞赛进入了核时代，一时间南亚地区弥漫着核威胁的阴云。印度在考虑核试验时完全抛开了所谓的“道义”原则，其目的就是为获取大国地位就必须要拥有核武器，因此，印度完全没有考虑国际社会的反应以及可能带来的任何不良后果。

4．注重历史教益而又缺乏历史感

印度战略文化中的核心观念认为，时间是永恒的，不受时间的限制^[18]；同时，长远的计划在印度人的印象里是模糊不准和不可靠的^[19]。因此，在印度人的时间观念里面当下是最重要的，过往和未来都不重要。这表现为印度在一定程度上缺乏长远战略规划，缺乏系统的、程序化的对战略史的记录与总结反思，不重视机制化建设，国家机构日常行动完全不规范、不专业。从研究印度历史的角度看，穆斯林征服之前的史料极度匮乏，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穆斯林开始在南亚次大陆建立政权，印度终于开始有了官方的文件和编年史。这主要是由于印度人本身不重视对于历史的记载，印度文化里面没有构建起一种有效的保存重大历史事件的制度。公元11世纪到过印度的穆斯林学者比鲁尼（Al－Biruni）评论说，印度人不十分注意事物的历史次序，他们在述说国王的年代系列时是漫不经心的，当要他们非说不可的时候，就困惑起来，不知说什么好，他们总是代之以讲故事。^[20]印度不存在类似其他国家的相对可靠的官方史书，却存在着大量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和民间传说；许多重要的历史事件就混在这里面流传下来，另外一些历史资料大多靠历代口传保留下来。所以，关于古代印度历史的史料，必须从各种来源的资料中获取，甚至要到文学和自然科学著作中去考证古代印度的历史事件。

对此，贾斯万特·辛格（Jaswant Singh）指出，很明显，一个缺失历史感的民族，一个无法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的民族，每当与具有历史感的民族打交道时，它就会处于不利地位。当然，这种历史感缺失的最典型表现就是，对独立后印度不得不面对的各种冲突（除1948年的第一次冲突外）至今还没有一份官方记载^[21]。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建历程。印度独立60多年来，印度各界精英一直呼吁建立印度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确立国家的安全机制来维护国家安全。1990年，印度第一次建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但是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开了一次会之后便夭折了。1998年，印度在震惊世界的5次核试验之后匆忙地重启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重建的印度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份也是仅有的一份与国家安全战略相关的官方文件是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起草的、为应付国际社会舆论而产生的《核原则草案》。到目前为止，这个所谓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为印度制定过一份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官方文件，也没有按照规定的章程定期举行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