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吉夫·甘地总理的遇刺使得国大党政府的执政潜力受到重创，国大党内部的分歧越加严重，各个山头之间的分歧更加难以调和，以至于无法组织起有力的政府。这导致1989—1999年的11年中，印度国内政局动荡，政府更迭频繁，国内政治力量进一步多元化。在此期间印度举行5次大选，换过8届政府，这样的情况是自独立以来没有发生过的。动荡的国内政局以及风云突变的国际环境促使印度做出改变。
1991年，印度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在危机时刻，新当选的拉奥总理任命曼莫汉·辛格担任财政部长，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这次经济改革的出发点是稳定宏观经济，以改善国际收支状况和减少财政赤字为中心。由于财政部长曼莫汉·辛格的大力推动，经济改革远远超出一般的结构调整，成为一场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这一次印度经济改革的成果非常明显。从1947年以后到20世纪80年代之间的30年中，印度经济的年增长率只有3．5%左右，20世纪80年代有所上升，达到5%左右，与东亚国家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而在经济改革进行中的20世纪90年代，印度经济的年增长率平均达到6%以上。在东亚经济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情况下，印度的经济形势仍然相当乐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印度成为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之一。经济的较快增长使印度经济在全球以及发展中国家中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因此，这次经济改革的意义极为深远，在很大程度上为印度的外交和国防事业打开了局面，更为重要的是为印度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地位奠定了基础。
在地区外交政策方面，印度有一定的建树。1996—1997年间，时任高达政府外交部长以及后来继任印度总理的古杰拉尔提出著名的“古杰拉尔主义”。这是缓和印度与南亚邻国关系的重要决策。古杰拉尔主义包括5个要点，强调增进印度与邻国之间的互信以及在对待南亚邻国印度单方面的理解和善意。这5点包括：①印度对于孟加拉国、不丹、马尔代夫、尼泊尔和斯里兰卡会尽力予以信任和给予帮助，而不过分要求回馈；②南亚国家之间不得允许各自国土被用于对抗南亚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③南亚国家之间不得干涉他国内政；④南亚国家之间要互相尊重各自的领土完整和主权；⑤南亚国家之间要通过和平协商的手段来解决争端问题。[42]
在古杰拉尔主义的指导下，印度与孟加拉国达成协议，继续与孟加拉国共享恒河水资源。这一协议使得孟加拉国在恒河枯水季节，能获得比印孟两国1977年协议所规定的更多的水资源。印度与中国达成冻结边界争端并增进两国双边关系发展的协议，最重要的是启动边界特别代表谈判，除因为印度1998年核试验而中止一段时间，到2014年已经举行了17轮谈判，虽然没有取得进展，但仍然为中印边境地区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古杰拉尔主义提倡增加印巴之间的人员交往来为解决两国争端创造氛围，1997年印度单方面宣布为巴基斯坦旅游者和文化群体减少签证方面的程序。同时在古杰拉尔主义原则下，印巴两国于1997年6月举行外交部长级别的会谈，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为下一步解决双方重大分歧做准备。
正当世人在思考印度古杰拉尔主义的时候，印度使用瞒天过海的手段于1998年在拉贾斯坦邦的博克兰地区连续进行5次核试验，并高调宣布印度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此举严重震惊全世界，印度饱受国际舆论的谴责。美国通过了一系列制裁印度的措施。时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以“中国威胁”为理由写出一封私人信件给美国总统克林顿，不料克林顿公开了这封信的内容，让印度政府极为尴尬。这一时段的印美关系围绕核不扩散问题进行多次较量，最终结果是印度取得实质性的“胜利”，不仅成功进行了核试验，而且并没有为此而受到无法承受的损失或者是制裁，这使得印度至今都可以在《核不扩散条约》之外游走而不用担负任何义务。
经历1998年的南亚核试验年之后，印巴关系有过短暂的缓和。1999年，瓦杰帕伊的“巴士外交”非常有创意，印巴两国开通由印度德里到巴基斯坦拉合尔的长途汽车线。瓦杰帕伊总理乘坐第一班车到巴基斯坦会见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双方发表拉合尔宣言，表示要创造条件，加强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努力争取和平解决争端。同时，双方还承诺在核武器领域要互相通报信息，建立信任措施，防止发生意外情况。然而，在1999年5月，印巴双方在印控克什米尔的卡吉尔地区再次发生短暂而激烈的武装冲突。卡吉尔冲突是自冷战结束以来，印巴两国之间爆发的最严重的一次武装冲突。美国在结束卡吉尔冲突中发挥了极大作用。
从国际环境层面看，苏联解体与冷战的结束对印度精英阶层震动极大。印度精英阶层对苏联退出国际舞台深表遗憾，因为苏联既是印度的盟友，又是大国间的平衡因素。[43]在国防领域，苏联长期以低价和优惠贷款提供印度所需的大部分军事装备，因此苏联解体给印度的军事国防领域造成严重困难。既然已经失去苏联，这就迫使印度调整外交战略。这包括考虑如何在保持和俄罗斯的军事关系的情况下，与美国改善双边关系。四十多年来，印度的政策致力于削弱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并非因为印度反美，而是因为美国的势力使印度难于扩大自己的影响。出于策略和民族主义的考虑，印度不愿与美国结盟，而是选择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关系，利用与莫斯科的友好关系来平衡英美势力。[44]如今，印度适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1994年，拉奥总理访问美国，将美印关系定位为一种新的伙伴关系，并积极动员美国企业界到印度去投资。而美国则表示愿意同印度建立以经济利益和民主为基础的真正的战略伙伴关系。此时美印双方分歧犹在，但双方增强理解和信任，并形成一种长期互动的机制。
2000年克林顿总统成为印美关系史上首位到访印度的美国总统。此次克林顿总统对印度的访问富有成果。首先对于美国来说，这次访问的战略目的是想向印度表明，美国的南亚政策不再为冷战思维所左右，两国可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共建世界经济新秩序。[45]对印度来讲，虽然印美两国在这次访问中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这次访问还是被公认为是两国关系史上的一次突破，使得印度能够有机会再一次从正面去认识美国。
对于后冷战时期该如何看待尼赫鲁总理的外交遗产问题，印度精英阶层比较矛盾，但是一个基调是认为尼赫鲁总理对印度的贡献极为巨大。印度国大党的分裂自英迪拉·甘地总理执政时期就已经开始，不少国大党元老甚至加入国大党的主要竞争对手——印度人民党（BJP）。尽管如此，印度很多党派纷纷以尼赫鲁主义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号称要贯彻尼赫鲁主义的精髓，这些人在印度就被称为尼赫鲁主义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发现和思考尼赫鲁总理的思想以为现实服务。在后冷战时期，尼赫鲁总理关于外交与安全的主体思想受到两种新观念的挑战。这两种新观点都存在于印度人民党中。一种是复兴的趋于保守的现实主义观点，担任过印度政府财政部长的贾斯万特·辛格是印度现实主义者的代表；另一种是印度教复兴运动者更理想化的宗教复兴观点，这一观点带有宗教复兴的意味，特别强调印度化。[46]以贾斯万特·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尼赫鲁主义已经过时，在后冷战时代，国家的实力来自于经济实力，美国不再是印度的敌人而是潜在的朋友，印度不应再受到中国的影响，应该以自己的方式来力争成为世界强国。由此，现实主义观点已成为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战略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观点。现实主义观点正在指导印度的外交和国防战略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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