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进入爆发期

中国企业“走出去”并非从现在开始，但伴随“一带一路”三年的发展进程，这只是“黄金期时代”的开端。从一定意义上讲，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不完全取决于GDP的总量规模，还取决于企业的全球影响。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各类企业对GDP的贡献都占到四分之三，而跨国企业及其供应链控制着一半多的全球出口和几乎全部的市场直接投资。目前，外国的跨国企业依然主导着从制造到销售，从科技创新到价值链的主要市场环节，但中国的企业也正在“一带一路”经济合作中大步地赶上去。据国家商务部统计，2015年前三个季度，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的投资达到120.3亿美元，同比增长66.2%，主要流向新加坡、哈萨克斯坦、印尼、老挝、俄罗斯与美国。同期，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承揽对外承包工程项目3059个，新签合同额591.1亿美元，占到新签合同的一半多，主要涉及电力工程、建筑、通信、石油化工和交通运输。

与此同时，国际产能合作加快推进。中国的产业优势、技术优势和相关国家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形成互补。发展中国家需要，发达国家也希望借助中国装备和工程的低成本优势共同开发第三方市场。除了世人关注的高铁出口和通信设备，仅在2015年的前三个季度里，大型成套设备出口同比增长10%，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91亿美元，同比增长85.7%。在电力方面，特高压技术标准和关键装备开始输出。“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实现首次出口。近30年来，中国一直是国际核电巨头的市场，从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自主设计建设的核电反应堆在建的就有24座，相当于全球在建核电反应堆的三分之一。中国在2016年初公布了首部核电发展白皮书，提出到2020年实现总装机容量翻一番，达到5800万千瓦，并进一步推动出口核电站，争取到2030年实现“核电强国”的目标。目前，中国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位列世界第四，仅次于美、法、俄三国。中国在英国承建欣克利角C核电站和在埃塞克斯郡兴建一座核反应堆，并帮助沙特阿拉伯采用核反应堆技术。中国正在研究海上浮动核电站，预计2019年正式开工。中国的第三代核电技术具有国际竞争力。“华龙一号”反应堆不仅技术先进，建设费用也是日美欧企业的三分之二，先后与英国、阿根廷签署了建设协议。据测算，2030年全球将新建300座核反应堆，80%有可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统的火电产业虽然有所萎缩，但核电市场却迎来新的市场机遇。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科学与工程指标》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世界第二研发大国，理工科人才培养世界第一，研发支出和科技论文数量世界第二，高技术制造增加值世界第二。2014年全球高技术制造增加值为1.8万亿美元，中国占27%，略低于美国的29%，在前15年里高技术制造增加值增长了10倍。中国的信息通信技术产品占全球39%，制药业占28%。2014年，全球高技术制造产品出口总额为2.4万亿美元，中国占了25%。

中国企业“走出去”发生得很早，但真正有规模、有质量、有节奏的是近几年，特别是“一带一路”构想提出之后。以民营企业为例，由59家民营企业组成的投资方队向伦敦新国际金融城投资10亿美元，将皇家阿尔伯特码头改造成商务港，使之成为英国继伦敦城和金丝雀码头之后的第三金融中心。民营企业“走出去”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红豆集团等五家中柬企业在柬埔寨西哈努克市与当地企业共同打造经贸合作区，规划面积11.3平方公里，全部建成可容纳包括纺织服装、五金机械、轻工家电等领域300家企业。这个被称为“西港特区”的集群式投资贸易平台正在成为东南亚新物流中心，是“一带一路”的样板项目。

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当分几个层面来观察，一是不断创新的产业层面，一是“走出去”的国别范围层面，一是企业直接投资活动和并购层面。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产业分布

在产业层面，创新技术是企业“走出去”的灵魂。高铁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高铁的技术和安全性是明显的。雅万高铁成为中国高铁正式全方位的第一单。印尼是东南亚大国，市场较大，除了高铁还有许多海运和海港工程项目。从基建工程到通信再到其他高端制造业领域，中国都有包括技术在内的综合优势。即便是在比较薄弱的发动机制造领域，一吨推力涡扇发动机试车也达到了设计要求，从而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亚洲开发银行在2016年初发布报告说，中国已经终结了日本主导亚洲高科技出口的时代。“中国在医疗器械、飞机和电信设备等亚洲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已从2000年的9.4%上升到2014年的43.7%。日本所占的份额则从2000年的25.5%下滑到2014年的7.7%。”“低科技产品在中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由2000年的41%下降到2014年的28%。”中国的无人机、智能手机和高铁都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力。以中兴通讯为例，2015年，中兴通讯全球终端销售量达到1亿部，其中智能手机占到6500万部，整体销量全球排名第六。在2015年里，中兴通讯在欧洲市场的终端销售量增长了400%。在美国，为了扩大品牌知名度，中兴通讯成为美国芝加哥公牛队的赞助商。小米公司领跑中国智能手机市场，2014年销量增长2倍，超越三星公司。小米手机占中国4.21亿部手机市场的12.5%，而三星手机占12.3%，联想手机占11.2%。

中国正在成为超级计算机大国，在2015年底最新出炉的《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中占有109个席位。“天河二号”从2013年6月以来就占据全球最强大超级计算机的地位。甚至，中国的世界首台百万千瓦超临界二次燃煤发电机组创下发电效率最高、煤耗最少、环境指标最优的三项世界纪录。在研发复合型机器人方面，沈阳一家机器人自动化公司填补了国际市场空白，他们生产的智能移动机器人、通用工业机器人，在美国的一家客户订单就追加到50台。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报告指出，在3D打印、机器人工程学和纳米技术方面，中国是唯一的向先进工业国靠近的新兴市场国家。

目前，中国仍生产全世界80%的空调，90%的个人电脑，75%的太阳能，80%的手机和63%的鞋类，加快处理过剩产能的同时，加大创新和创业力度十分重要。中国国家统计局2015年3月发布了2013年中国创新指数，以2005年为100，2013年为152.8。同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为每人91.8万元，比上年增长11.5%。目前，中国大众创新活动方兴未艾，潜力巨大。2015年初，《福布斯》双周刊网站报道，世界73家初创公司，“10亿美元俱乐部”成员中，入围的中国企业有8家，占到11%，中国小米公司以460亿美元排名第一。

1990年，中国制造仅占全球不足3%，现在是四分之一。中国制造业具有几大优势。一是在开发高端市场的同时保持了低成本市场的优势，如中国服装出口份额由2011年的42.6%上升至2013年的43.1%。二是出口商品中中国制造的零件从20世纪90年代的60%降至目前的35%。三是随着“一带一路”发展中的产业转移，制造业网络从中国扩散到周边，形成亚洲供应链的主要构成，中国工厂扩大为“亚洲工厂”，在共同发展中相互融合。

麦肯锡全球研究所这样认为，假若中国要在2023年以前一直维持5.5%至6.5%的增长率，增长的35%至50%必须来自创新中生产力的提高。对于这种创新活动的提升，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三位访问学者在其分析中国创新动力的最新报告《中国的下一个创新机遇》里给出的评价是，中国正在崛起为“世界创新领袖”。他们的观察视角独特，既没有引用中国的申请专利数，也没有统计中国企业创新中心的数字，而是通过外企在华研发情况来折射:15年前，中国大约有200个外国企业的研发创新中心，目前达到1500多个。到2018年，还会增加20%。跨国公司利用中国国内大批科研人员日益浓厚的兴趣，纷纷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签署合作协议。因此，他们认为，中国已不再是“世界工厂”，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快速提升。外资企业将中国视为低成本生产基地的心态越来越淡化，相反更看重中国可以为创新活动提供的优越环境。

西方很多人都注意到，中国发生了“新跃进”甚至是“惊人的逆转”。中国曾是研发领域的一个“小角色”，现在研发经费超过除美国以外的任何国家。根据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仅2011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就达2080亿美元，美国是4290亿美元，日本为1470亿美元，欧盟国家总的研发经费约为3000亿美元。哈佛大学的学者说，中国在全球科技论文的占比从1990年的1.2%上升到13.7%，尽管最优秀的科技论文美国占到46.4%，中国只占5.8%，美国是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的首选地，但，美国和中国的科学家正在成为对方最喜欢的外国合作伙伴，“中国的研究人员可以从美国实验室学到最好的规范，美国人则得益于中国人的深刻见解”。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德蒙·菲尔普斯这样评价，美国的创新能力减了一半，剩下的只有硅谷，而“唯一可继续创新的国家”将是中国，中国的创新力超过了加拿大和英国，上升到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

中国的文化产品也批量走出了国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2016年初发布全球文化产品和服务贸易最新统计报告显示，尽管经济衰退以及电影、音乐等大规模向网络平台转移，文化产品贸易不断增长，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最大出口国。2013年，美国文化出口产品总额为279亿美元，中国为601亿美元。出口产品包括艺术品和手工制品十大类，2013年，全球黄金饰品贸易额达1000亿美元，中国占近三分之一，之后为美国、印度、马来西亚、泰国和土耳其。雕塑像和绘画贸易份额上升，中国、美国和英国为出口大国。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潜力很大，轻行业和轻项目成为重项目的伴星。

中国企业走向全球

据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统计，2015年前11个月，中国企业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1301.2亿美元，新签合同额1630.3亿美元，其中交通、电力、通信新签合同921亿美元，超过1亿美元的大型项目342个，遍布欧亚、非洲、拉美许多国家。

中国企业不仅走进全球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更多地走进世界大经济体比如美国。新华社记者在2015年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做过实地采访调查。在之前的五年里，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猛增，2014年中国企业对美投资突破100亿美元，而在前几年，有关数据都小到没能进入财经统计界的视野。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与荣鼎集团联合发布报告，之前的五年里，中国企业对美投资额增长9倍，2014年达到460亿美元，雇用美国员工8万人，范围遍及美国90%的州和80%的国会选区。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查尔斯·布鲁姆这样评价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情势:“到一国投资，就等于给东道国投下了信任票。”

记者列举了万向集团、金龙集团、中国中车、江南化纤的成功案例，得出的结论有三点:一是带动了美国失业工人就业，二是带动了美国制造业回归，三是低生产成本是中企赴美投资的动因。万向集团的投资使A123系统公司转危为安。2013年，这家拥有电动汽车电池领先技术的行业翘楚因为资金链断裂宣告破产，万向集团接手一年后开始盈利，破产时离职的工人纷纷回来上班。由于中国迅速发展的电动汽车市场，万向集团决定再投入3亿美元，将其产能扩大1倍。人们记得，万向集团收购A123系统公司曾是美国政坛争论不休的大事，几乎没有人相信收购会成功，当时的一位总统候选人甚至说，如果奥巴马政府批准这一收购，纵容中国人窃取美国新能源技术，中国企业随后就会关张走人，不会创造任何就业岗位。A123系统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谈及这段往事说，当时还有一家美国公司参加竞购，方案是关掉工厂，只保留知识产权。他说，如果不是万向集团胜出，工厂也许不复存在。

金龙集团在亚拉巴马州投资上亿美元建立的铜管厂，在两年内雇用300名当地员工，被当地人称为“希望工程”，雇员中60%为女性，其中70%是单亲妈妈。她们多年来就一直依靠政府救济，现在有了很好的福利、保险和退休计划。铜管厂所在的威尔克斯克有将近4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失业率是美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

中国中车在马塞诸塞州雇用150名当地员工，生产地铁机车替换已经服役30年的红橙色列车，奠基仪式上许多企业寻求合作，学校也来打探就业信息。应美方要求，中国中车在选择合作商时优先考虑女性和少数族裔。中国中车建厂是该地区历史制造业中心复兴的象征，被认为是一个发展的“里程碑”。在曾经是“纺织工业走廊”的南卡罗来纳州，杭州科尔集团建立的纺纱厂试运行，消失多年的纺织业正在回归，在科尔工厂的东南方，来自宁波的江南化纤也在进入。

低成本是中企赴美的重要原因，那里除了人工成本高，电力能源和部分原料相对便宜。据分析，2009年美国制造业生产成本是中国的12倍，2012年缩小到5—6倍，现在约为3倍，如果考虑到物流等因素，基本持平，但技术指标大大提升。

2016年初，美国中国总商会在纽约发布了《2015年在美中资企业年度商业报告》。报告显示，2015年在美中企表现活跃。60%受访企业的营业额增长，但利润有下降趋势。其中美元走强和全球经济疲软是两大原因。受访企业普遍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抱有期望，至少可以减少中企赴美人员的审批程序。总商会还发表了2015年有关白皮书，白皮书称，2015年11月，中国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在美企业为美国创造了8万个就业机会。

由于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迥异，中企“走出去”也会遭遇“水土不服”，比如石膏门板墙事件和中航工业公司遭受的风能开发协议事件，都是值得深思的。西方拥有严格的防污染反腐败法律，而一些发展中国家企业恰恰会出现诸如此类的不能忍受的运作“壁垒”。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曾经发布风险报告或曰风险地图，对57个国家进行了评估，许多对华友好国家如老挝、塔吉克斯坦、苏丹和缅甸，在海外投资方面却是高风险地区，一些发达国家并不是那么热情，却是投资的好地方。委内瑞拉最危险，德国最安全。美国在对华关系上排在第22位，但被评为中企投资的第二大地区。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好朋友，但经济和政治治安的基本面得分平平，因此排在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和希腊之后。一般而言，对美投资也还很值，因为美国在后危机时代有巨大需求，中企带给他们渴求的资金和13亿人口的大市场，同时中企也能够在这块商业管理和科技创新的高地上体验发达国家的商业文明、法律框架和社会政治生态。从“一带一路”发展的终极目标上看，不管美国的政客们如何采取“鸵鸟政策”，在发展战略理论上如何无视“一带一路”改变世界的现实与长远的巨大能力，只要是加强了相互投资，就是“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战略的进一步成功。

加快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拓展发展新空间，实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从2016年起，国际产能合作开始提速，政府强调统筹协调，完善政策支持，营造合作环境，但最重要的还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按照国际惯例和商业准则，企业自主决策，自负盈亏，自担风险。

2015年底在中国举行的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工作会上传出信息，中国正在制订国际产能合作“三年行动计划”，其目标是，中国对外产业投资将从2015年的1200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的1600亿美元。2014年底，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达成产能合作共识，这将会成为双边产能合作的样板。从早期成果来看，中哈产能合作涉及钢铁、水泥、有色金属、化工等52个项目，总投资为241亿美元。除了中哈合作，中国与印尼、巴西、秘鲁、埃塞俄比亚等2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的双边产能合作。在多边合作中，中国与非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并积极推进在铁路网、公路网、区域航空网、工业化领域的“三网一化”。在金融支持方面，对接欧洲投资计划，推动设立中欧共同基金，并与法国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与韩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先后达成共同开拓第三方市场共识。在英国外交部与英中贸易协会联合发布的报告里，提出了五个具体的商业合作模式:一是商业合伙，建议英国企业利用自身在第三国的伙伴关系与中国企业联合开拓第三方市场，反之也可以利用自己与中国企业的伙伴关系争取到第三国境内的项目。二是技术转让，将自己先进的技术与服务转让授权给中国合作伙伴。三是投资融资，英企利用中国的投融资扩大自己在第三国已有的项目。四是公私合营，英国企业为公私合营项目模式提供设计管理、风险评估、当地技术标准的落实、法律咨询以及环境保护方面的专长支持。五是供应链调整，英企利用重庆—杜伊斯堡货运专线等线路更快更好地将自己的产品和服务销售到第三方市场。

中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模式

投资与并购

企业“走出去”必然伴随资本的“走出去”和企业并购的大量发生。2015年是史上最大并购年，也是中国企业对美企业投资较大的年份。2015年上半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64亿美元，连续三年超过100亿美元。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主要集中在数字新媒体、金融、汽车、不动产、高级制造业、食品行业及文化产业，“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以及建材等也将会进入并购视野。

全球金融数据提供商迪罗基公司在2015年12月公布了一组统计数字，全球并购金额达到5.03万亿美元，较2014年增加37%，超过了2007年曾经创下的4.296万亿美元纪录，是金融危机爆发第二年2009年并购数量的2倍。并购总额中，医疗保健领域达7240亿美元，技术领域达7130亿美元，房地产领域达4580亿美元，尤其是卫生保健领域，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辉瑞制药公司与艾尔建公司达成的总额1600亿美元历史上第二大并购协议案。该年度第二大并购交易案是比利时啤酒生产商百威英博对南非的SAB－米勒啤酒公司，并购交易额1174亿欧元。第三大并购交易案是英荷壳牌石油对英国天然气公司，交易额815亿美元。技术领域发生的戴尔与易安信之间并购交易额是670亿美元。迪罗基公司认为，2015年大宗并购案频发，超过100亿美元的就有69宗，超过500亿美元的超大交易占到六分之一。投资银行将因此获得约为210亿美元的服务收益，其中最大的赢家是高盛·摩根大通和摩根士丹利。在被普遍认为会载入并购史册的并购高峰年里，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榜上名列其前。

在企业投资并购市场上，中外企业有出有进，产业和企业转移比较活跃，如西铁城、微软计划关闭在广州、东莞、北京的工厂，松下、大金、夏普和TDK等企业准备迁回本土。但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去”了，这意味着中外企业双向投资互动频繁。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投资总计1195.6亿美元，同比增长1.3%，其中622亿美元投向服务业，同比增长7.8%，占55.4%。对制造业投资为399亿美元，占33.4%。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41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超过了历年的水平。而且中国企业也开始与外国企业平起平坐，进入企业并购席的前排。2015年中国公司宣布了115笔收购美国公司的交易，交易总额为205亿美元，2016年前两个月就达成24笔并购，交易总额比2015年全年高出15%。有统计说，在2016年第一季度里，最终达成和尚在进行程序中的交易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

2016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活动出现了惊人的一幕。1月，海尔集团以54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通用电气的家电业务，这桩并购案尚需得到美国监管部门的审查批准，但就其交易规模来讲，超越伊莱克斯和美国家电市场的其他竞争对手。海尔2014年的全球收入就达到326亿美元，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29.8%，在美国只占到5.6%。海尔两度尝试通过收购扩大在美国的市场份额，一次是2005年收购美泰，但败给了惠而浦;2008年也试图收购通用公司的家电业务，但在美国发生次贷危机的背景下，同样无功而返。唯一成功的是在美国南卡罗来纳州设立工厂并收购了新西兰的斐雪派克公司。时隔8年，旧事重提，一举上演了中国企业在美的最大通用家电业务收购案，超过了2013年双汇国际对史密斯菲尔德的47亿美元的并购案。更为要紧的是，并购消息宣布之后，海尔与通用电器又要宣布建立“伙伴关系”，这已不是简单的收购交易，而是品牌互建的一种开始。海尔与通用电器建立“伙伴关系”，其意义要比收购本身还要重大。它们在1月15日发表的共同声明里提出，海尔与通用一致同意，两家企业要在能够提高商业竞争力的重点领域展开全球合作，包括工业互联网、医疗和智能制造。这种并购之外的全新合作格局出现，不仅对海尔的未来产业产品结构的提升产生重大影响，也是“一带一路”企业“走出去”共同发展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

2月，海尔并购案的声浪未落，中国化工集团在欧洲发起了被国际传媒称为“大手笔”的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最大并购案。中国化工集团继2015年3月以70亿欧元收购意大利倍耐力集团和2016年1月以10亿欧元收购克劳斯·马费公司，又收购了瑞士全球领先的种子和农药制造商先正达公司，并购价格达到430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最大收购案。先正达公司是瑞士最大、世界有名的农业公司，是四大基因改良型作物生产商，旗下的种子品种接近7000种。瑞士的媒体惊呼，中国化工集团的收购将是中国企业的巅峰之作，还是国际企业并购的序幕，“目前还很难说”，但他们也明白地指出，为了确保中国的粮食安全和应对美国孟山都公司的长期挑战，中国企业意在用重金购买农业专有技术，以市场机制弥补国内在农业现代化方面的短板，是一个值得付出的市场努力。有趣的是，孟山都公司之前曾经两次试图收购这家瑞士公司，没有成功，却被中国化工拔了头筹。这也是中国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走向更大开放的一个典型事例。

中国企业的较大并购案例不是零星出现的。2016年初，海航旗下公司天津天海投资以60亿美元收购英迈公司，刷新中国企业收购美国IT公司的新纪录，北京控股收购德国的EEW废物能源利用公司。

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也是比较全面的，2012年，万达集团以26亿美元收购了AMC娱乐控股公司，开始了进军好莱坞的进程。2016年1月以35亿美元收购《侏罗纪公园》的制片方传奇影业公司，3月又以11亿美元收购了卡迈克电影院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影院经营者。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2015年票房同比增长49%，达到67.8亿美元。中国的伟东云教育集团还并购了欧洲第二大职业教育集团法国德莫斯培训集团，该集团专注于金融业、制造业、医疗、互联网的职业教育培训，核心课程约1500门。这是继2015年网龙全资收购英国在线教育公司之后的对教育产业的新的并购。中国的安邦集团在2014年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之后，又在2016年以65亿美元出手，从黑石集团手里收购了美国战略酒店与度假村公司，并准备以1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美国喜达屋酒店及度假村国际集团。由于多种原因，安邦最终退出了这场“竞购战”，喜达屋花落万豪，但中国企业并购的来势于此可见一斑。有国际媒体称，中国企业加入了“巨额交易者俱乐部”，全球2016年第一季度并购交易总额6820亿美元中，跨境并购占到46%，为3110亿美元。在这3110亿美元里，中国企业并购又占三分之一，达到1010亿美元。

中国企业并购活动不仅发生在欧美，也发生在日本。中国企业和中国资本“走出去”具有“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并不局限于哪一个特定的国家。中国市场对日商开放，中国的旅游者也有效地拉动了日本的旅游经济。2015年冬天，中国的上海豫园旅游商城出资183亿日元(约合10亿人民币)收购了北海道的一家大型滑雪度假村的剩余股份，与此同时，上海春秋航空和上海绿地集团分别计划在日投资建设20家酒店和收购千叶的商业中心。据日本国家旅游局统计的数据，2015年中国赴日旅游近500万人次，消费总额超过1.4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120多亿元)，中国游客猛增不仅是日本经济萧条中的亮点，也推动了中日贸易伙伴关系的新的投资关系。2016年，中国企业也接连收购了日本的家电企业和消费电子企业，日本东芝在6月底向中国美的集团转让白家电80%的股份，台湾富士康公司则收购了夏普66%的股权，进一步巩固了富士康作为苹果公司供应商的地位。有评论说，这桩收购交易反映了全球电子行业面临的压力，也反映了中国企业实力的全面增长。

中国企业的并购效果也显示了初步的成功。2010年被李书福的吉利公司并购的沃尔沃汽车集团重获新生，2015年沃尔沃汽车全球销量首次突破50万辆，利润同比增加2倍，不仅收复了欧洲市场，在美国市场的表现也有起色。沃尔沃汽车集团1999年曾经归入美国福特公司旗下，2010年被吉利收购，虽然其利润率还不是很高，但预计在2016年还会刷新经营纪录。中国企业的并购不仅盘活了沃尔沃汽车集团，也带动了沃尔沃汽车集团总部所在城市瑞典哥德堡的经济生活，带动了当地零配件行业的发展。

2016年，在中企直接投资较大的项目里，还有中铁三局集团和英国的中富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宣布在苏格兰投资100亿英镑开发综合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包括政府保障房、清洁能源、高铁和智慧城市建设。苏格兰首席部长说:“苏格兰有望受益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创新，苏格兰拥有世界级的高校和研发能力以及在能源、生命科学、技术、金融服务、娱乐等领域不断发展壮大的创新企业，与中国在这些领域的长期投资计划不谋而合。”

据贝克·麦坚时国际律师事务所和荣鼎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2015年中国企业在欧洲总共投资230亿美元，比2014年的180亿美元增长28%，2014年又是2013年的2倍。其中，2015年对欧元区的直接投资达到171亿美元，同比增长37%，对意大利投资排第一位，对法国投资排第二位。在美国投资150亿美元，比2014年高出17%。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和得克萨斯州获得投资最多。诚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过猛过快也会带来负债水平上升的问题，应当取得一种平衡。

产能合作

企业“走出去”还有一种新模式，那就是企业向西部和丝路沿线周边转移。例如，山东的大型纺织企业如意集团在新疆喀什建设新工厂，涂料企业科天集团从安徽转移到甘肃。它们都志在西进，而著名的万达除了直接进入海外，也在中老铁路的中国终点提前布局了大型综合旅游区。

推进和扩大国际产能合作是企业“走出去”的宏观组合，也是“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中必然要出现的一项国际经济合作功能。就产业构成本身来讲，国际产能合作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产业转移的概念并没有什么本质不同。如果说有什么区别，后者描述的是产业移动受制于市场要素价格变动所产生的被动自发运动，而前者却展示了对市场的理性理解和相应的结构调整。这种理性来自对经济平衡的市场追求，同时也来自对共同发展的理想追求。“一带一路”发展提供了这种追求的最大可能，国际产能合作也就成为更多国家的选择。

自贸区建设尤其是在自贸试验区总体体系之下的跨境经济合作区和境外经贸合作区，是推进和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的能量集聚区，推进和扩大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载体虽然是企业，但必须要有金融和宏观经济政策的支持。中国建立了双边产能合作基金和人民币海外合作基金，推动装备制造、技术、标准、服务与品牌“走出去”，需要相关基金的投融资支撑。推进和扩大国际产能合作，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政府推动，PPP模式将会成为主流形式，中国政府已与联合国有关机构签署协议，共同推动PPP模式的落地。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也可以发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合资合作模式，形成以现代企业制度为骨干的国际行业产业体系。国际产能合作是“一带一路”落地生根的有效形式。

在一些想当然的认识里，常常把中国的产能过剩与国际产能合作完全捆绑在一起，认为中国会输出落后产能和落后技术，甚至输出“污染”，这是一种偏见。中国的产能合作主要在高新技术领域，如高铁和核能发电等等，有一些在中国也是“短缺”和新型的。即便是寻常项目，技术含量也是很高的。例如，中国企业与沙特企业联合承担的一项清洁煤发电项目，就具有环保的极大优势。

过剩产能与落后产能是两个概念，而且有不同的结构环境评价。在资源产业发达而制造能力不足的国家里，前者意味着过剩，后者意味着短缺，在另一些国家里，也许情况恰恰相反，因此，互补的概念就随之产生了。这种产业结构的不同，有时会产生比较优势，有时又是一种经济软肋。在2015年下半年集中发生的经济变化中，资源国家受到最严重的伤害，也说明了过犹不及是一枚成色不足的银币的另一面。正常的产业结构并不需要“大而全”和“小而全”，但需要避免“单打一”，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产能合作就成为比贸易更重要的经济合作选择。在这种国际产能合作中，贸易和投资紧密相关，最大化地盘活了生产要素，最大化地节省了成本，成为双赢或者多赢的经营局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正是这种双赢或者多赢的经营局面使得中国的经济面貌焕然一新。据美国迪罗基公司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就出现170多起中企并购案例，总金额1050亿美元，几乎与2015年全年的1125亿美元的总金额持平。

中国企业“走出去”须破除一定的认识误差

诚然，中国企业“走出去”，也不会一帆风顺，除了“水土不服”需要适应，一些国家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采取的还是消极态度。按照中国15年前加入WTO的有关条款，这种局面就应当结束了，世界上已有170多个国家完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许多欧盟国家也态度积极，但个别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置WTO的有关条款于不顾，还想用“反倾销”和出口禁令等非经济贸易壁垒打压中国企业。2016年3月发生的一个最新动态就是将中兴公司列入“贸易制裁”黑名单。中兴公司提起上诉，一些代表美国科技公司的美国贸易团体也认为，美国商务部对中兴公司的贸易限制，对美国公司造成了负面影响。一位美国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在《华尔街日报》网站上发表文章说:“这些禁令伤害的是我们，而不是中兴公司。中兴公司可以随时从我们的竞争对手那里进口。你们这些政府里的聪明人好好想过这点没有?你们是要让我们在这场战斗中冲锋陷阵，死在自己人的刀下吗?”

2016年2月宣布的中国化工集团收购先正达公司并购案也遇到坎坷，美国的一位共和党参议员要求美国农业部对此进行安全审查。由于农业部不是由16个美国政府与机构代表组成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成员，他们提出农业部参与审查，此举无疑是在为这一桩中企并购“设障”。先正达公司是瑞士企业，只是因为其生物技术部门在美国，就被认为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这实在有些生拉硬扯。先正达公司的一位发言人说，欢迎审查，“但我们认为，在美国进行的交易不会以任何形式危害食品或国家安全”。不止是先正达交易案，中联重科收购工程设备商特雷克斯公司也被要求严格审查，那桩芝加哥证券交易所收购案自然也不会放过。美国监管机构一贯密切关注外国并购者，在此前，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就禁止了飞利浦的金额为33亿美元的业务出售案。说是安全问题，其实是认为中国经济“扩张”，既欢迎投资却又到处设限。

对于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西方也有明智的看法。一种是美国应当拥抱而非恐惧中国企业投资，一种是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要以30年前的日本为戒，需要更多地关注商业收益本身。美国的里佛特怀斯研究所所长扎卡里·卡拉贝尔从另一个角度写文章说:“一个更为理智的反应是拥抱中国的投资。与其说它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不如说这是减少未来冲突的最佳方式。”“经济关系也许并不能成为和平与繁荣的保证，但它确实提高了协商解决分歧和考虑经济伙伴的需求和芥蒂的动机。我们必须为中国对美投资提供方便。它不仅有助于振兴国内产业，也将为实现更大的安全提供一条路径。”美国的《金融时报》网站则发表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马拉比的文章，提出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不能重蹈日本之路，“一个节俭的亚洲大国依靠储蓄与投资，一步步成长为世界经济明星”，在国内大公司转向海外投资时，由于缺乏经验，“辛苦挣来的巨额国民储蓄就这样消失于黑洞之中”。他或许没有深入思考过“一带一路”，但他提到的问题是存在的。比如大宗商品领域的风险，比如竞买的“高杠杆化”而非商业收益。他提出一个测算，在2015年，按照中国企业收购出价的中值来计算，对目标公司的估值是33倍的市盈率，这意味着收益率只有3%。

令中国企业有所安心的是，2016年上半年，历时8年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基本完成，这意味着中美之间的企业直接投资相对进入正常化。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掌握的数据，2008年以来，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年均保持在27亿美元至41亿美元之间，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逐步升温，从2008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到2014年的119亿美元，2015年和2016年更是出现了井喷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