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

在东南亚的经济板块上，充满活力的东盟十国经济共同体诞生了，这是东盟十国送给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礼物。东盟十国组成的东盟经济共同体虽然不能与走在经济全球化最前列的欧盟相类比，但它诞生的意义同样不寻常。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目标是建设“单一生产基地和市场”。目前，其中经济比较发达的六国之间取消了99%关税，另外四个国家也将于2018年取消关税。这种操作时间的差异主要来自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发展差距，是从实际出发做出的“妥协”。2015年12月31日，以政治安全、经济与社会文化为三大支柱的东盟共同体正式成立，发布了《东盟2025:携手前行》的愿景文件，提出要在2030年将目前接近2.6万亿美元的经济总规模扩大一倍。愿景的落实取决于东盟各国的经济发展，取决于东盟经济共同体与外部贸易关系的升级，也取决于东盟共同体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的进一步扩大。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正在加快，在2016年底完成谈判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加入中国一贯支持的东盟自贸区谈判的国家在不断增加，这样一种多边谈判必然加速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同时也推动了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中国与东盟共同体经济合作的密切经济互动。

在东盟十国里，有一部分参加了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是它们自己的选择，但这个被认为高水平的TPP，即使在美国国会最终通过，也还要在两年之后生效。TPP覆盖亚太地区十二国，尽管总的经济体量不小，但经济体的覆盖面相对较小，因此无论如何取代不了亚太地区更多国家的自由贸易要求。所以，不仅是这十二国以外的国家，即便是在这十二国以内的成员里，也要通过与亚太不同国家、地区的自贸谈判，实现自身自由贸易的要求。据估计，东盟自由贸易升级版谈判，无论是参加国家和地区的数量、人口规模，还是经济总体量和贸易量都不会低于TPP，因为这里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经济体，有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和后来加入的潜在第一人口大国印度，东盟国家的总人口也有6.25亿，有高达2.5万亿美元的经济规模，贸易总额达到2600亿美元。这一切加在一起，无疑会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市场，由此发生的贸易量自然不会低于前者。

也有人质疑，在目前，在新兴市场包括东盟市场里，投资与贸易都有萎缩的趋势，即便是自由贸易机制形成了，会不会由此显著拉动贸易增长，也是一个问号。这其实是一个颇为虚假的问题。因为，第一，经济疲软是“寰球同此凉热”，比起发达经济体经济总体放慢的趋势来讲，新兴市场经济贸易的放慢程度远小于前者。第二，贸易放慢有两种，一种是需求减少，供给也减少，这是真正的实质性放慢;另一种是需求没有减少多少，供给也没有减少多少，但美元计价器的换算“程序”出了问题，这就好比“老秤砣”换成了新秤砣，小斗换成了大斗，报的数量是一样的，甚至还多了，但美元的星准点数少了，问题就出现了。这部分问题出在量尺上，但又无可奈何。第三，自由贸易是个长效机制，需要一定的时间发生作用，它又不是商场里习见的打折、减价、赔“血本”，怎么会在一哄而上的买与卖中马上产生促销效应呢?

不管怎么说，自由贸易和自由贸易谈判本身是经济全球化的具体形式和过程，是值得各国政府为之努力的。除了极少数所谓失败的国家，都会毫无例外地加入各种各样的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谈判，除此以外没有更好的选择。

但是，自由贸易谈判就是自由贸易谈判，讲究的是平等互利的投资贸易，平等地让渡能够让渡的部分主权。如果在其中夹杂了不应当的条件和非贸易、非经济因素，那不仅是谈判变味的问题，也是对自由贸易的一种反讽。把自由贸易谈判当成一种实现政治地缘战略的从属手段，那就多少有些“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了。

2016年2月，美国与东盟国家举行了领导人峰会，若是庆贺东盟共同体成立，或者像G20峰会那样研判世界经济走势对东盟国家的影响，倒也罢了，但他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兴趣，而是谈论东盟国家的“集体认同感”。什么是东盟国家的集体认同感呢?就是要使东盟成为美国心目中“安全秩序”的“可能的共同参与者”。但正像一些学者所指出的，东盟认同的是发展，而且东盟国家内部发展是不平衡的，既有像新加坡这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美国持平的城市国家，也有像柬埔寨和老挝这种相对经济落后的国家。从文化上看，印尼在世界各国中穆斯林人口最多，马来西亚穆斯林占大多数，泰国却是信仰佛教的世俗国家。在经济上，东盟一体化主要受它们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位置所决定，如目前它们受电子与服装产业链分工的影响。东盟国家之间的贸易只占东盟贸易总额的30%，与亚洲其他国家的贸易占到53%，其余才是它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因此，至少从贸易上讲，东盟国家的“集体认同感”是什么，应当是一目了然的。因此，一些美国学者也质疑美国致力于东盟在亚洲“核心地位”的努力，他们说，“如果大家都是战略伙伴，那也就没有了真正的战略伙伴”。

目前，东盟成员内部对美是有“温差”的。要想整体摆平是一厢情愿。除了极少数具有军事同盟关系，即便是参与TPP的，也未必相互是“战略伙伴”而只是贸易伙伴。以2015年经济表现最出色的越南为例，自加入了TPP协议以后，一些分析人士猜测，越南会不会与美国消除积怨形成事实上甚至正式的同盟关系?答案恐怕很清晰。分析人士更多地认为，越南的主要关注点依然是经济问题，2015年的经济增速接近7%，发展势头不错。虽然中越在西沙、南沙问题上有纠葛，但其自身的安全并未受到任何威胁，如果出于对华博弈动机而与美国结盟，这并不符合越南的利益，因为会反过来恶化自身安全环境，危及发展，陷入国力长期消耗的困境，引发的后果更严重。对美国来说，真要与之结盟也非上策，在历史上，大国与小国结盟而被拖下水的不乏其例。美越之间意识形态不同，共同利益有限，在一些问题上“相互利用”可以，但与大的走势无关。因为中国毕竟是越南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产能合作上颇为默契。借力打力可以，但没必要当真。

老挝与越南有比较密切的历史关系，但目前与中国的经济关系更密切，中老之间除了中老铁路合作，还签署了《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建设共同总体方案》。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是中国在老挝以及东南亚建立的第一个跨境经济合作区。这个跨境经济合作区的前身是磨丁特区，磨丁特区升级为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加快了磨丁及中老边境地区的发展。目前，老挝经济发展速度超过6%，居于东南亚国家前列。在“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中，自然地理带来的封闭并不能阻挡内陆国家发展的步伐。因此，在“一带一路”共同发展中，老挝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将会更紧密。

2013年，中国与柬埔寨双边贸易额达37.7亿美元，贸易体量不算大，但增长速度快，同比达到29.62%。中柬有西哈努克亲王与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打造的传统友谊，经济合作密切。中国企业在柬投资较多，也合作建设了经济园区，在农业、渔业、港口建设上有较大的合作空间。

泰国是东南亚经济实力比较雄厚的国家，是东南亚第二大经济体。在其GDP的构成中，农业占8%，工业占27.28%。但政府换届频繁，社会矛盾较多，加上世界经济疲软的影响，泰国需要进一步振兴经济。泰国财政部部长阿披萨说，泰国期待中国加大投资，中企也对泰国的多个行业领域表示了兴趣。例如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中国投资公司就对泰国的基础设施基金表达了投资意愿，该基础设施基金筹措私人和机构投资者的资金为基础设施项目融资。阿披萨宣布，2016年是泰国“特别投资促进年”。此外，泰国总理巴育启用了他信时代素有“经济沙皇”之称的吉颂·乍杜西比达为主管经济与外交的第二副总理，空前加大了引资力度。泰国在多个府启动经济特区计划，分为边境经济特区和内陆产业集群经济特区。前者集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后者侧重高科技和高附加值产业，包括新一代汽车及零配件、智能电子、信息技术以及环保型数码产品。泰国还提出五大潜在产业和五大未来产业，五大未来产业瞄准“工业4.0”新趋势。泰国拥有众多吸引投资的优势，是东南亚贸易、生产中心，基础设施相对成熟，有丰富的原材料和熟练工人。统计数字显示，2015年前十个月，中国在泰国投资四个项目，投资额约为22亿元人民币，目前位列在泰投资第四，前三位分别是日本、新加坡和印尼。泰国认为，中泰将是长期战略型合作伙伴。中泰合作模式灵活，既可以中泰合资，也可以在产业集群经济特区内建立工业园。他们说，中企在泰企的帮助下更容易融入，而泰企也由此获得技术转让。对于“一带一路”，他们认为无论直接投资还是间接发展都有利于泰国。泰国工业部部长说，“一带一路”为泰国提供一系列战略优势，可以通过泰国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内外的互联互通。它强调了中泰之间的铁路合作，也强调了深化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升级版合作的重要性。

在新的经济全球疲软中，马来西亚与中国的经济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中国企业在马新高铁马来西亚段项目投标绝非偶然，除了中国高铁具有综合竞争力，中国企业已经为马来西亚高铁的零部件甚至整车制造行业发展准备了国产化的条件，在车辆制造和人员培训方面走到前面。这种具有极大提前量的服务模式与传统的技术垄断完全不同，使高铁市场竞争带上了国际产能合作的特点。马来西亚还是国际清真食品行业的国际认证中心国，而清真食品多数规则是国际食品行业认同的标准，马来西亚将在中国推动最严格食品管理中发挥重大作用。马来西亚的本币也在贬值，但中国企业对马来西亚的经济有信心。2015年，中国有影响的碧桂园民营公司首次在马来西亚发行以林吉特计价的伊斯兰债券，按当时汇率换算，规模余额为2700万美元，其特点是需要资产支持而非信用。与此相关的一个预测说，未来五年，市场对伊斯兰债券的需求达到万亿美元换算级数，而目前的规模是3000亿美元。

新加坡是东盟国家与中国经济一度最密切的国家，对“一带一路”采取了明确的支持态度。在改革开放初期，新加坡就与中方联手打造了苏州工业园，近年又在江苏南通，安徽宿迁、滁州和新疆霍尔果斯多处“复制”类似项目，并合作启动了天津“生态城”和位于重庆的“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示范项目。2013年，新加坡设立东南亚地区首个离岸人民币清算中心，2014年，双方探讨“第三次合作”，中新经济关系和金融关系正在不断加深。也有域外企业家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新加坡金融面临风险。但新加坡金融界对此并不认同，认为对华投资资产质量总体良好，不良贷款率并不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新加坡经济并不会出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的下滑，政府对2016年国内经济的预测为1.0%至3.0%。中新经济合作将会在正常轨道上运转。新加坡也是TPP的主动参与国，这同样是它的选择。但不久前新加坡总理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力促美批准TPP“制衡中国”的消息，被美国媒体炒得沸沸扬扬，恐怕也是各有所思，各有所愿。美国之音强调的是，“美国的领导地位无可替代”，但又有谁要替代美国的“领导地位”呢?因此，这不仅是一个伪设的命题，其实也会陷受访者于不义。新加坡既然选择了TPP，对于这个以贸易服务立国的经济体，往来都是客，自然有其内在的逻辑。既然参与TPP谈判并不容易，好不容易谈成了，哪会受得起半路“胎死腹中”的折腾。至于要说由谁来制定贸易规则这种奥巴马式的话，那也是谈话者的自由。人们只是知道，作为东盟共同体的主要经济体，它们与中国的贸易投资与经济合作从来都是割不断的，中国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终究会实现，那无疑会是东盟国家而非美国主导的协定。

印尼是东盟经济共同体中中国第一大进口市场和第二大出口市场。印尼是东南亚经济大国，也是世界第四大人口大国，拥有300多个民族，1.3万个岛屿，是90%国民为穆斯林的国家，又是多元文化共处的世俗国家。印尼总统佐科多上任以后提出“全球海洋支点”和“亚太海运轴线”的发展理念，同时正在推进建设“贯穿印尼东西部的海上走廊”和十个“世界级枢纽港”。印尼希望成为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它确实有这个潜力。不少人估计，到2030年，印尼中产阶级将由现在的4500万人增加到1.35亿人，该国是一个发展中的重要新兴市场。2015年，中国与印尼企业合作建设时速为350公里的雅万高铁，同时获得了印尼高铁特许经营权。这是印尼交通部首次将铁路的特许经营权给予外资持股公司。雅万高铁计划三年通车，未来有可能延长至印尼第二大城市东爪哇的泗水。印尼是习近平2013年首次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地方，中国也支持印尼“亚太海运轴线”的发展理念，更赞赏建设十个“世界级枢纽港”的宏大计划。中国与印尼在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理念上有着一致的复合性。中国与印尼产业合作也有极大的前景。尤其在可再生能源产业和技术方面，中国的总体产能居于世界第一，太阳能、风能和水电技术世界领先，2015年中国可再生能源投资额超过美国与欧盟之和。印尼虽然有比较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但一直坚持化石能源开发最小化，可再生能源开发最大化。中国的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有助于推动双方在这些领域的持续合作，这是中国与印尼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利益“公约数”。印尼的对外经济合作也是多元取向的，在与中企合作雅万高铁的同时，也利用日元贷款新建国内最大的港口。目前，印尼使用的最大港口是丹戎不碌港，年吞吐集装箱650万个，已经饱和，新港的吞吐能力将达700万至800万个集装箱。

文莱在中国的史书上称为婆利国或渤泥国，在中国明代，中文两国往来频繁，其国王麻那惹加乃访问中国，归途逝世，葬在南京。文莱是海上丝绸之路必经国家，其首都斯里巴加湾市至今还有一条“王总兵路”。文莱对华友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主张双边谈判解决。文莱也是能源产业发展的国家，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合作中关系愈来愈密切。

菲律宾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在传统上是友好的。在郑和大航海之后，史称“白银贸易”或盖普-马尼拉贸易盛极一时，马尼拉成为欧洲商人与中国福建商人中转贸易重镇，马尼拉也就由此成为海上丝路的重要国际商埠。在中国明代，菲律宾的苏禄国国王曾经旅居中国，病逝后以王礼暂葬中国，其墓仍在中国山东德州。由于苏禄国内变化，这位国王的部分后裔留居中国。近代，菲律宾一度沦为西班牙、美国的殖民地，后来取得独立。在阿基诺时代，菲律宾虽然与美国保留了同盟关系，但对华友好是中菲关系的主旋律。1992年菲律宾关闭了美国的军事基地。阿基诺三世上台之后，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转变态度，近年来一步步成为奥巴马“亚太再平衡”的主要棋子。菲律宾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发展缓慢，虽然处在“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重要棋路上，却缺少明晰的发展规划。在南沙群岛的事情上不断挑起纠纷，又要搞“国际仲裁”，同时把自己的五处军事基地让给美军使用，其中的巴拉望岛上的安东尼奥·包蒂斯塔空军基地正对着南沙群岛。阿基诺三世2016年6月已经卸任，他所竭力推动的对华扭曲政策未必能够坚持下去。对于菲律宾的多数国民来讲，国家与社会的发展是第一需求，“一带一路”带来的发展浪潮不可能不影响到菲律宾，但阿基诺三世走得太远了些，如何摆脱美日给它不断绑上的绳索，重走共同发展之路，是一个较大的难题。

缅甸与东盟国家相接，是东南亚向南亚地区的过渡带，因此在东盟早期的“黄金四角”到“黄金六角”中都有缅甸加入，“泛亚铁路”网也覆盖了缅甸东中部，新开工建设的万象铁路也会影响到缅甸东部山区的发展格局，形成溢出效应。2015年，缅甸联邦议会批准了皎漂经济特区一期工程，这是继皎漂港建设和已经投入使用的天然气管道项目之后的皎漂项目扩容。经济特区一期工程的中标企业是以中国中信集团为首的中国跨国公司联合体，耗资约为100亿美元。缅甸目前建设的经济特区有三个，除了若开邦皎漂经济特区位于经济落后的缅甸西南海岸，还有仰光地区的迪拉瓦特区和德林达依地区的土瓦特区，日本企业参与了后两个特区的项目，中国企业也介入了土瓦特区的基础设施建设。迪拉瓦经济特区毗邻仰光人口密集区，经济效益会更高，据说将在2016年完工。皎漂经济特区将对缅甸的西部发展起到巨大的平衡作用，未来将会成为物流和矿产加工中心，对于缅甸西部发展意义重大，将会改变缅甸西部落后闭塞的格局。皎漂港和皎漂经济特区虽然规模不如巴基斯坦西南海岸的瓜德尔港和经济特区，对“一带一路”发展同样举足轻重。皎漂经济特区的建设也有利于同天然气管道的配套。缅甸中西部的发展必须以道路联通设施为发展基本条件。皎漂项目招标评审委员会负责人说，缅甸政府有意邀请亚投行融资铺设北上中国边境的800公里的道路。

缅甸政府2016年换届改选，全国民主联盟的吴廷觉出任缅甸总统。执政党的最高领导人昂山素季在2015年曾到中国访问，表示了与中国密切经济合作的意愿。2015年11月，全国民主联盟大选获胜，昂山素季在接受专访时表示，缅甸将继续奉行对华友好政策。她提出的中缅“邻居论”与中国由来已久的“胞波论”完全契合，是扩大中缅经济合作的基石。缅甸大选之后，新政府谋求全面改善对外关系，包括与美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印、日、美也在角逐对缅的影响力，但中缅关系在“一带一路”深化中会有进一步的发展。随着中国与东盟互联互通工程项目的推进，中国企业中标了缅甸西部皎漂深水港建设项目以及皎漂经济特区的一个工业园项目。这是密松大坝暂停建设之后的中缅合作项目的突破。中国是缅甸的最大贸易伙伴，2015年中缅原油管道工程投入运营。中缅两国贸易占缅甸对外贸易的三成还要多，中国对缅甸的投资也占缅甸吸引外资的三分之一。经济上的这种紧密联系决定了下一步合作走向。缅甸是各方竞相争取的合作对象，必然会考虑多元合作，在事关缅甸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上，不会不去借助“一带一路”发展自己。缅甸与中国、印度、韩国和泰国都有比较密切的经济联系，印度希望打造一条从印度东北部通向缅甸的交通走廊，包括通过缅甸连接泰国的一条三方公路。

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经济合作是总体上的近邻合作，这种合作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日常功课。二十多年来，这种合作具有绵延不绝的传统性，当前在走向上开始进入高峰期。在中国周边的34个邻居国家里，有17个以中国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在东南亚，人们记得，中国与东盟经济体的整合合作是从连接中国与邻近的澜沧江-湄公河“金腰带”国家开始进入新境界的。澜沧江-湄公河流经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和越南六国，六国形成了共饮一江水的紧密关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在联合国计划开发署的主持下，大湄公河次区域“黄金四角”出现了，从“黄金四角”到“黄金六角”，形成了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发展区的一次扩容，但在总体上具有沿海与内陆地区发展差异的梯度递进递减特点。虽然随着澜沧江-湄公河的历史性通航，“金腰带”的含金量增加了，无论从道路联通的基础设施建设来讲，还是从次区域内的贸易互动来讲，中南半岛国家都迫切需要在更大地理半径上和更加多元合作中升级发展，由此出现“黄金10+1”和“黄金10+3”，一路走来形成了目前具有多边合作特征的中国与东盟共同体的合作格局。这种合作具有更大的整合性，但也会有河流地理自然走向的多样性，因此，在道路联通的“泛亚铁路”北线取得突破性进展之后，金腰带“澜湄合作”再次浮出水面。沿澜沧江-湄公河六国领导人首次在中国海南三亚举行会议，共商重视沿江国家实际利益，推进“澜湄合作”机制建设，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澜湄流域拥有3.26亿人口，GDP总量近6000亿美元，但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任重道远，人均GDP只有2800美元，因此澜湄各国合作发展意愿十分强烈。基于历史与现实的考量，中国在2014年第十七次领导人会议上提出建立“澜湄合作”机制的倡议，得到地区国家的积极回应。在各方共同努力下，确定了“3+5”合作框架，以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跨境经济合作、水资源、农业和减贫为五大优先方向，形成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发展格局。“澜湄合作”是中国与东盟经济共同体经济合作的次区域细化，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务实发展的重要举措。澜湄“金腰带”与泛亚铁路北线伴行，将会极大地提升澜沧江-湄公河沿江国家的协调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