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第三阶段”

汇丰银行在2015年底发布的一份报告说，鉴于世界“全球化第三阶段”开始到来，预计2050年的全球出口将是目前的4倍，达到68.5万亿美元，而“全球化第三阶段”是一个全球化不断深化的阶段。这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对世界贸易最为乐观的预测。但眼前的贸易景象似乎不是这样，别说2050年的全球出口将是目前的4倍了，能够维持近十几年来全球贸易增速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倍多的“超全球化”速度都会是一种奢望。从2014年起，世界贸易就开始有些摇摇晃晃，2015年又开始跌跌撞撞，明显地进入了下降通道。各国的进出口额纷纷下滑，世界贸易增长降至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最低点，就连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中国，进出口总额增长速度也从两位数降至一位数。2016年一开年，外贸曲线不仅没有回头的迹象，甚至更低。面对这种不寻常的贸易景象，多数经济体都有些沉不住气了。这边讲，不仅发达经济体复苏缓慢，需求不振，就连外贸一路走高的新兴市场也出现了大问题;那边说，问题出在大宗商品需求急剧减少，究其原因又是中国经济减速，一度兴旺的“卖方市场”变成了清淡的“买方市场”，由此又引出“看空中国”的争论，好像要把事情的变化都要归到中国头上。至于对汇丰银行的那个有些姑妄听之的“全球化第三阶段”的线性描述，更多的人认为完全不着边际。

全球化概念再讨论

所谓“全球化第三阶段”，是相对全球化发展的前两个阶段而言的。全球化的主动理论是在冷战结束后提出来的。从其被动运动的形态上讲，世界市场理论概念出现，经济全球化就在老殖民主义的外衣下出现了。但那不是平等交换下的全球化，因此只能作为一种历史的背景参考。我们所知和所要研究的经济全球化，是20世纪下半叶出现的新全球化。尤其是20世纪托夫勒提出新技术革命第三次浪潮，地球村的概念出现，使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在平等竞争条件下崛起的初始阶段。在此之前，有关经济圈、共同体的研究和实践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并带有区域经济合作的明显特征。在一个经济区域内，相邻主权国家开始在着眼于加强安全战略的同时，推动彼此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往来，诸如欧共体、独联体乃至南锥体等的合作形态纷纷出现，但带着初始发育的烙印。世界贸易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及其对世界贸易规则的相对的酝酿和部分的多边谈判开始，以及欧盟的成立，标志着全球化第一阶段的结束和第二阶段的开始。

第二阶段也被称为“超全球化”速度时期，其主要特征并不是组织结构上出现了什么创新，统一贸易规则上有了什么突破，而是在多边贸易谈判踟蹰不前中迎来了世界贸易的高速发展期，各国自贸区建设提上日程，双边自贸谈判和区域内多边贸易谈判开始交替进行，尽管在此期间，前后发生了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全球贸易还是进入了新的峰值。全球化一路高歌，在混乱的节拍里嘶吼，进入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舞台环境。按照汇丰银行的分析，下面要上演的是经济全球化的第三部曲，音量更大，音准更强。但是，究竟有没有这个演出机会，或者说这个“全球化第三阶段”究竟有没有?会不会很快到来?人们现在似乎心中有点无底了。倘若没有，那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从此完结了，各国正在忙碌进行的自贸谈判，也不过是在为贸易打打“强心针”，或者干脆是在进行“人工呼吸”。如果还有，那又是什么样子?何时出现?根据又是什么?

这确乎是一连串的大问题。之所以说是大问题，不仅是因为它涉及对全球出口走向的判断，涉及世界经济发展前景，同时也关系到经济全球化的存亡。或者尽可以这样怀疑，全球化是不是带来了一场经济泡沫，并不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呢?

应当说，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兴起，对它的争论就没有停过。尤其是2008年以来，全球化还是“去全球化”，一直是摊不到桌面但又挥之不去的阴影话题。2014年4月，美国《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题为“逆向全球化”的文章，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提出了相反的看法。文章说，“至少从目前看，全球经济一体化正在逆转”。其论据分别是:第一，美国国内消费不旺，支出疲软，所有国家都有消费意愿与钱袋子不匹配的问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越来越不再是世界的终极消费者。表现在对外贸易中，美国的贸易逆差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从2012年到2013年，美国贸易逆差减少了12%，尽管其中有因为页岩气开发减少了进口化石燃料的因素，但对电子产品和汽车的全球消费也减少了。第二，全球贸易增长开始缓慢，过去两年，全球贸易的增速一反过去贸易增速大于总体经济增速的状态，开始低于总体经济增速。欧美如此，新兴市场也是这样。此外，信贷开始变得不宽松，许多经济学家和贸易专家开始讨论的问题之一，是世界转向“去全球化时期”的有关预期。企业也开始重新审视它们在全球扩展的价值链与供应链，讨论是否需要迁回本土市场，等等。

的确，《逆向全球化》文章里提到的事情都存在。尤其是美国奥巴马政府推出美国本土制造业振兴计划以后，资本向美国回流，似乎一切都有回到过去时代的模样，但这是否就是“逆向全球化”的前兆呢?一个显而易见的推理错误是，该文的论据建筑在美国是世界终极消费者这样一个未必能够完全靠得住的前提上，好像美国是全球化的发源地，想放水就放水，想闸水就闸水，是“大河无水小河干”，而不是“小河无水大河断”，这是一个逻辑上的误区。但是，我们并不能由此忽视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经济体和“超主权货币国”的关键性影响。美国经济感冒，全世界经济体都要打喷嚏，因为这里面存在“呼吸感染”的机会和关系到货币血液循环的联系。

但是，对经济全球化来讲，全球化是全世界的全球化，世界经济大国所起的作用重大，但在走向上并不能够起到完全替代的作用。因此，人们有理由关注美国，同时也有理由关注世界的总体动向。从目前来看，2016年全球贸易表现不会很好，但2017年的贸易也不会全盘逆转，再次简单复制前几年的超级景象似乎也很困难。

就2014年、2015年的全球外贸表现来讲，那时已经开启了箭头向下的曲线点。世界贸易组织曾经预测，2014年美欧发达经济体将会实现贸易4.7%的年均增速，但在2014年前三个季度里只有同比的2.2%，不及预期的一半。如果完全以美元计价，连三分之一都不到。如果用荷兰经济政策分析局采用的另一种计算法，则是环比下滑0.8%。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数据更严峻，认为七国集团和金砖国家外贸下滑2.6%，而且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持平或低于经济增长的情况已经连续三年出现。2015年，全球出口下降在11%以上，情况进一步糟糕。在这里引用2014年的数据，不仅是要说明，2014年就是一个贸易坎节，也说明，2015年贸易的继续下滑，是多年来未曾出现的下滑的继续。世界最大贸易国中国2014年和2015年的成绩单也是一个佐证，尽管中国贸易在已经乱了阵脚的世界贸易格局里，依然是灰暗背景里难见的亮点。这些亮点在南亚的印度和东盟的越南也可以不同程度地看到，但2014年中国外贸全年增长6.1%，这已是比预想要好的一个成绩。2015年，中国外贸以美元计算全年出口萎缩了2.8%，这是2009年以来的首度下降，虽然好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中国产品出口在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份额保持稳定，分别是18%、6%、9%和23%，在亚洲新兴市场中，也分别保持了韩国23%、印度16%、泰国20%的份额，均有上升，在非洲最大经济体尼日利亚的出口市场份额还占到34%，但总体是下行的。人们普遍预料，外贸低位增长或相对下降收缩，将是一种新常态。全球经济复苏的基础既不牢固，潜在的金融危机阴影又在闪现，在这样的经济发展势态里，外贸甚至经济全球化都会蒙上越来越浓厚的颓色。

由此来看，全球贸易究竟是一路下滑还是周期阶段性的下滑，全球化是不是面临着严重的挫折甚至是“拐点”?便会再次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但这个话题究竟是由什么引起的呢?

若是周期性阶段性的变化，未来还会在一定条件下反弹。但正像一些学者所言，一旦一些经济以外的冲击尤其是社会政治因素越来越多地介入，势态就复杂得多。那就是说，比起周期性的原因和因素，问题更多地出现在非贸易甚至非经济领域。

全球化的挑战:“孤立主义”

2016年初，德国《世界报》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化时代成为过去”的文章。作者托马斯·施特劳布哈尔指出了几个对全球化可谓“不祥”的迹象。一是美国的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有所得势，如提出驱逐拉美人和穆斯林的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中领先，意味着“孤立主义”在美国回潮。二是欧洲也出现“本质相同的民族化运动”，“几乎无人为增加欧洲共性呐喊”，尤其是在对待难民问题上，“单个欧洲国家让自己变得没有吸引力并封闭边界”。即便在这些国家，“大多数国民的经济状况好于以往任何时候，很多人仍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受害者”。“新兴工业国的情况不同，但它们既无法指望自己国民的购买力，也无法指望稳定的原材料收入，所以它们现今的年经济增速比十年前实际低大约3%，因此赶超进程陷入停顿。”他的结论是，“过去几十年的旧全球化失去力量，未来负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再是新兴工业国，而应是传统发达国家”。换句话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全球经济联系不需要了，发达国家再一次充任了全球经济发动机的独自角色，经济全球化自然也不再是必需的发展前提了。

发达经济体尤其是美国能不能独自担当全球经济发展发动机的角色是一回事，想着再获取这种角色又是一回事。重要的是，目前在美国出现的一些社会经济思潮确乎显示了经济全球化需要面对的潜在挑战和压力。

就美国内部经济的运行来看，有些眼睛内视的迹象。颇为正常的是，接受虚拟经济过度发展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开始强化实体经济，提出再次振兴制造业，美国的优越资源禀赋也使页岩气繁荣助力了这种势在必行的结构调整。好不容易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拔出一只脚，必然会发出“田园将芜胡不归”的呼声。但颇为不正常的是，出现了另一种极端的声浪，那就是托马斯·施特劳布哈尔指出的“孤立主义”在美国的回潮。“孤立主义”对美国人来讲并不陌生，它的最高历史形态就是“二战”爆发前的“门罗主义”。美国的资源结构很容易导致“孤立主义”思维产生，因为它太可以经营自家的“一亩三分地”了，资源不缺，人手不缺，家什不缺，既无边患，又能进退自如，瞅准机会出去做几趟“生意”，大可以像“珍珠港事件”爆发前那样去“闷头发大财”。

曾经有人这样分析:美国对国际产业链和价值链的设计是消费、资源和生产制造“三元循环体系”，但令人不解的是，它利用页岩气能源武器摧毁了资源产业国的安身立命之本，现在又要整垮制造国，并且被人明确地说是为它的国人在争饭碗。既然原来的国际分工的三元结构不需要了，莫非是要搞国内的消费、资源与生产的三元循环结构吗?奥巴马当政的时候不会这样想，也不会这样做，虽然他在极力推动那个“小半个全球化”的TPP，毕竟还是全球化赛场上的自选动作，他在对别的国家市场经济地位上设限，毕竟也不能与贸易保护主义等量齐观。奥巴马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也被称为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和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推动者，成色虽然差一点儿，但还庶几近之。奥巴马的“国际主义”是很有限也是看对象的。在他的任内，本来是可以把中国企业投资的大幅增长当成是实现资本回流美国的一个例证，但是，由于中国企业大手笔投资了美国的酒店业，又加上其他行业的并购，居然引发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审查。外国在美投资委员会(CFIUS)原本无权否决市场交易，但可以要求修改交易，还可以通过“直通车”提交总统裁决。奥巴马在2012年就以靠美国海军设施太近而首次否决过中国企业并购风电场案，2016年初，CFIUS又终止了美国飞利浦将其旗下亮锐公司将部分股份让渡给中国企业的交易。美国的传媒评论说，与中国有关的并购交易“常常会受到特别密切的关注”，“做出不一样的风险评估”，“美国的国会议员甚至要求CFIUS审查看似无关痛痒的交易”，比如中国某金融企业收购芝加哥股权交易所的交易，而该交易所“只处理全美约0.5%的证券交易”。有意思的是，新任总理上任的澳大利亚也紧跟上来，出台了新规定，即“重要的基础设施对外国投资者出售，须经澳大利亚外国投资委员会(FIRB)正式审查”。这与澳大利亚政府换届安全政策变化有关，但与所谓出现在许多国家里的“孤立主义”思潮有没有关联呢?

思维赶不上奥巴马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民族主义与“孤立主义”诚然一直是干扰全球化的政治与意识形态因素，是旧已有之，于今为烈。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开始加速发展，“逆全球化”的声音一直没有消失过，但它在世界经济低迷下的再次活跃，的确直接指向了经济全球化。如果美国是真的倾向于“孤立主义”倒也罢了，关起门来去过自己的好日子，并不硬要去充任什么世界警察和带头大哥，但那好像不是美国，而是瑞士或者欧洲的哪个大公国，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它还忘不掉自己编织的世界秩序“规则”，改不了到处插手“一言堂”的权威感，因此，一些政客在拉选票时，一边反对自由贸易，反对美国不计成本地到处去插手;另一边又忘不了“干涉”，很有些西部牛仔单枪匹马走天下的意思。但这说说就是，是当不得真话听的。美国立国的历史就是大部时间外向的历史，否则它们也不会费那么大的劲儿去搞什么“海权论”、“空权论”和“边缘地带论”，更不需要费时五年去拼接跨太平洋的TPP。尽管世人认可的全球化与美国的政治地缘理论并不是一回事，但它们需要这样的经济包装，需要一个理由。至于欧洲的发达经济体，从来也是贸易立国，闭关锁国并非其历史传统，在它们相对强大的时候是这样，在它们实力相对较弱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几个难民就连带上经济全球化需要静止的有关历史趋势概念，思维的空间未免小了些。

诚然，经济全球化主要还是互联互通条件下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概念，在当今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有谁敢说，一国的发展可以离开其他国家企业的直接投资，可以离开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以及相关的自由贸易准则。

因此，“全球化时代已经过去”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至少是把世界经济关系的历史走向、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与一时的经济发展曲折混在了一起。至于“未来负责世界经济增长的不再是新兴工业国，而是传统发达国家”的结论，如果不是对新兴工业国家的现实经济能量和发展潜力估计不足，那就是对发达国家独自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估计过高。经济复苏的基本条件是市场的广度与深度，只要有一些现代经济市场常识就会明白，发展中经济体的市场空间是发达经济体的5—6倍，市场发展潜力之大更是难以测量。仅就这一点也就决定了，脱离了全球化的轨道才会是发达国家发展的一个噩梦。

为什么对如此明白的道理就一直搞不明白呢?说白了，恐怕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是，美国经济略有回暖，给发达经济体复苏带来一定希望，这种希望便由新兴经济体身上更多地转移到发达经济体自身身上，这种思维逻辑是可以理解的，但它是基于美国曾经设计的世界“三元分工结构”，同时是一成不变地把美国作为世界的“终极消费者”的。目前的情况是，新兴经济体在技术创新中不断发展，产业竞争力大幅上升，市场消费水平也在大幅提升，世界性的生产，世界性的消费，世界性的交换，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正在变化，这就是经济全球化不可能消失的根本理由。在全球化的未来市场里，竞争前景究竟如何，人们或许并不是完全有底，但关起门来自己“呼牌”，未必是正常的选择。这也似乎不是倡导自由贸易的发达国家惯常的市场商业行为，因此更像是在宣泄一种说不清的情绪。

但是，这似乎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和逻辑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朗纳·韦里希(1895—1973)提出的“摇摆木马”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这种狂躁的现象。在韦里希的“摇摆木马”理论里，当外力主要是政治外力对经济系统发生冲击，就像用木棍抽打木马，撞击的程度越大，经济系统的波动半径越大，摇摆的周期越长。人们从美国总统大选中的特朗普现象，似乎看到经济全球化背景底色里的一种斑驳，也看到了这样一种社会政治力量对全球化经济系统的撞击。这种斑驳实际上来自美国经济特别是一般制造业一度出现“空心化”的事实。也来自经济转型中的一种焦躁。经济转型是世界性的经济命题，中国在转，美国从2008年以来一直在转。转型本身就是一种高难度动作，再加上用一根随手抓起的木棍去冲击摇摆中的经济木马，其震动幅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

正如英国《每日电讯报》网站所评论的，“稳定繁荣局面的衰落都已持续了至少三十年，如果民众当中真的爆发了不可遏制的愤怒情绪，那并不是由某种奇怪和陌生的原因造成的”。在美大选期间，美国之外的人们最关心的不是谁会出任下届美国总统，而是在两党最终候选人胜出中，分别支持他们的是什么样的社会思潮和力量。2016年的美国大选实在是一个比万花筒还要使人眼花缭乱的视镜，折射着多种政治观念、经济观念和社会利益的冲撞。在美国，各种评论几乎亮出了舆论“拳台”的“全武行”，从民主价值观的阐述到对“寡头统治”可能性的抨击，从再度泛起的关于“威权主义”的争论到对“选民感情用事后果难料”的担忧，再从“把美国带回正常轨道”到美国“理想主义”的毁灭，等等。这一切源于亿万富翁特朗普的分歧巨大的竞选言论和演讲形象，而背后真正引起人们思索的是特朗普关于“孤立主义”言论与行为的“承诺”。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该报外交事务首席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评论说，“即使特朗普和桑德斯永远不会入主白宫，但是他们竞选活动的受欢迎程度以及他们对更主流候选人的影响表明，美国现在有很大一批拥护者要求美国放弃全球主义”。他说，这些言论都与把“世界拒之门外”有关，明确地倡导“保护主义”，例如承诺确保美国人购买美国自己制造的汽车和机器，并谴责美国已签署的贸易协定，要撕毁它们，等等。

特朗普的竞选演说颇有随意性，看似一锅杂烩，包括既不会认为亚太问题事关美国利益，不能为日韩盟国提供军事保护埋单，也要求把中国甚至日本定为“汇率操纵国”，采取提高关税等对抗性措施，扬言应该在美墨边境修一座“万里长城”。但最终的目的是迎合“孤立主义”思潮。桑德斯的“孤立主义”是特朗普的“左翼版本”，他既不认同美国“世界警察”的观念，也反对自由贸易，“都利用了美国人对全球化的日益失望，数十年来，美国中等收入人群感到维持生活水平的压力很大”，“无论是极右势力还是极左势力都要求美国从全球化中撤退出来”。与“孤立主义”思潮连体的是“民粹主义”和“威权主义”，“民粹主义”希望通过“威权主义”实现“孤立主义”。因此，这一种横刮竖刮的竞选“旋风”，不仅令美国经济界忧心忡忡，也令政客们大吃一惊。

“孤立主义”并不是真的要求孤立和封闭，在海权贸易文化中诞生的美国，从来没有过闭关锁国，而美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开放。一个文化开放的国度居然出现封闭的声音，而且看起来势头还不小，说明分配制度出了问题。在美国，尽管就业率上升了，但钱包有些瘪了。美国的民调权威机构皮尤中心在2015年12月推出的一项报告就明确地指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占到美国2014年总收入的49%，比1970年的29%上升了20%，但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在2014年占到总收入的43%，比1970年的62%降低了近20%。原本引以为傲的“橄榄型社会”不橄榄了，心理怎么会平衡。再加上人们普遍对世界经济缺乏信心，美国的经济增速不高于2%，他们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只能迁怒于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机会，分食了他们的晚餐。而“孤立主义”的思潮，也就成为一种绝望中的发泄和非理智的心理慰藉。

但也有人看到，由此带来的“风险溢价足以令脆弱的美国经济陷入衰退”，对“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担忧也会触发更大的金融危机。“孤立主义”其实也是一种扭曲了的抗争。连日本的《世界日报》文章都这样分析:“特普朗旋风”刮起，是因为“中间阶层崩坏和社会出现两极分化。原本在国民经济总体富裕时，年龄、收入、性别、学历、资产、人种等造成的美国社会内在的社会地位差距和对立不会表面化，但雷曼冲击之后的经济不景气和闭塞感导致两极分化社会浮出水面，进而令中间阶层开始崩坏，对立结构日益明显，也给了特朗普成为一方代言人的机会”。如果对这个问题再说得多一些，人们也许会对言犹在耳的智商超群的斯蒂芬·霍金的话理解得更深刻。霍金在回答美国红迪网站一位用户关于机器人是否会夺走人的工作问题时说:“如果机器人创造的财富可以共享，那么人人都可以享受舒适悠闲的生活，但如果机器的所有者游说成功，发起财富再分配，多数人最终都可能陷入贫穷。”

还是那个许多人在问的，美国的大选就是大选，为何候选人频打贸易牌?特普朗说，“我们不再赢得胜利，我们没有在贸易上打败中国。我们没有打败日本……我们不可能在边境和贸易上打败墨西哥”，民主党的候选人桑达斯也表达了对各种贸易协定的忧虑，希拉里也对“自由贸易”显示了游移的态度，甚至对那个TPP的“版本”也表示了“不同意”。打贸易牌最终是为了选票，但选票背后又是什么，显然有着一条社会思潮的牵连线。

美国人并不是真的不要经济全球化，而是不喜欢损伤他们利益的全球化。但是，他们的内部利益结构是分化的，对不同的全球化概念接纳的程度也不相同。在财富重心的一方看来，平等互利的全球化只是一种说辞，能够在完全掌控中增添个人财富的“全球化”才是心仪的“全球化”。在远离财富机会的人看来，那种增添少数人财富的“全球化”并没有改善他们的处境，也就在政客们的“指鹿为马”中被动地接受了“孤立主义”。

这再一次牵涉到“不完全全球化”的概念。什么是“不完全全球化”呢?应该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微观结构形式上有残缺，具有外部的排他性和内部的利益扭曲，“全球化”在其眼中既不是经济的历史走向，也没有共同发展的目标，是政治加经济的功利。TPP算是一个代表作，说它不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好像不是，说它是为全球化付出的正面努力，更不是。另一层则是少数人操纵的“全球化”，或者说“全球化”只是他们手里的“提线木偶”，是一个应手好使、能为少数人招财进宝的柔性工具。这样一种“异化”了的“全球化”，怎么不会招来人的反对呢!

全球化的内容形式变化，是值得注意的。法国学者马克维托里的文章《过去的全球化与未来的全球化》中讲道，金融危机以前的二十年时间里，贸易增长比生产快两倍，但自2012年以来，国际贸易速度低于全球生产。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他认为，一是消费者购买少了，高收入国家进口都比从前少20%。二是贸易地理发生变化。是什么变化呢?他所看到的是，美国工业成本在下降，中国的工业成本在上升，价值链也在重组。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大企业不一定起主导作用，起作用的是麦肯锡研究专家们所说的“微型跨国公司”。他们不必利用跨境商品来控制价值环节，网商的出现就预示着另一种全球化在显露。“微型跨国公司”和新的互联网销售的确提示了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式，至少提示人们不能用过去的贸易老常态衡量新的贸易新的常态，要用变化的眼光看待和处理新的贸易问题。

马克维托里关于“微型跨国公司”和网络更多主导的结论似乎是有道理的，至少有利于更多的人在新的创业中分享全球化的成果，从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点赞者和推动者。然而，他断言在价值链的重组中消费者购买少了，还是把美国当成唯一的最终消费者。这个观点未必完全契合未来的事实。事实上，国际贸易模式的确正在发生新变化，从贸易品种到贸易方式，都在演变。网贸与服务贸易所占贸易比重越来越大，对未来全球化中贸易、投资、经济合作形式甚至货币结算和流通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关于网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下面将有专门章节论述。下一节需要再次说明的是，全球化将会在变化中不断发展，“不完全全球化”行而未远，“逆向全球化”和“去全球化”的声音终究会是一掠而过的空谷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