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模式新变化

国际贸易模式正在发生新变化，这个变化首先来自全球性商品价格系统的变化。

其中，第一个显著特点是“石油美元”开始走向解体的前夜。美元在实质上不再起到支持石油生产和流通的核心作用，石油也就不再会成为美元的驯服仆从。由此而来，大宗商品价格体系受到从来没有的挑战，期货市场的重心越来越恢复其原始功能，不会再是人为因素中价值投机的商业博弈场所，而更多地成为调节目前尚不可克服的刚性产品的调节器，同时在期货产品创新中不断丰富自身的功能。

第二个显著特点是贸易结构和产品部类发生内涵性的变化，货物贸易虽然继续大量发生，但不再是唯一的主角，伴随着货物贸易一枝独秀地位的动摇，更多的贸易品类占据贸易舞台的“追光区”，吸引着商业“大咖”们意欲“下海”的热烈目光。由此而来，将会引起传统产业结构的三大改变:一是交通运输和物流渠道改变，高速高效的工具受到欢迎，高运输与高物流成为主流;二是服务商品贸易交易额渐次超过货物商品的交易额，成为国际贸易的头牌;三是贸易服务本身也将成为重要的商品，在提高贸易效率中获得了自身的市场价值而不仅仅是管理价值。

此外，因为现行全球贸易模式以美元为计价单位和比较基准，随着世界货币体系缓慢但又必然要发生的重构过程的演进，国际贸易的统计比较和显示器也将会发生相应既可捉摸又难以捉摸的变化。

这样一些变化并没有整合地到来，但它们陆陆续续来了，有的大摇大摆，有的正在悄悄溜来，有的正在“侧幕条”下张望。

石油美元体系走向解体

“石油美元”体系是“二战”之后形成的。它是布雷顿森林体系“黄金美元”崩溃前的准备和崩溃后的替代物，是现行世界货币体系的“钢筋”和基石。“石油美元”从“二战”宣布正式结束《雅尔塔协定》缔结后第一时间就诞生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乘着军舰访问沙特阿拉伯，与沙特老国王达成了以美元结算石油贸易额的协议并承诺保护沙特的安全，美国与中东的第一个军事同盟与经济同盟也就绑在了一起，开始影响长达70年的世界石油贸易格局和强化了美元在世界的统治地位。但是，美国的“页岩气繁荣”开始动摇和终结这种格局，美国和沙特为了各自利益引起的“石油暗战”预示着罗斯福奠基的“石油美元”体系大厦发生巨大的裂隙，这其中自然还有美国在中东陷入泥沼试图转换与调整战略的重大因素。美国清楚自身的石油资源优势，自给甚至出口都是应付有余的，它在“二战”结束后主动放弃了石油自给的资源格局，不仅是为了战略储备，也是着眼于很快就要到来的冷战格局，以大量从沙特进口石油并形成美元结算机制的方式取得一石二鸟的战略效果，一方面建立强化在中东的军事同盟，另一方面打造了“石油美元”，用石油的“黑金”本位取代黄金本位，建立了“石油美元”本位的美元一言九鼎的世界货币体系。

在美国新的战略调整中，沙特并没有买账，暗自较劲，继续保持欧佩克的生产速度，凭借几十年积累的石油财富，希望击垮美国的“页岩气繁荣”。就沙特石油的浅埋藏和生产技术带来的低成本而言，它并不是毫无获胜的希望。石油开采在不同的地质埋藏条件下，综合生产成本差异巨大，高至100美元以上，低至30美元以下，沙特属于后者。但美国的页岩气开采的首轮板块也具有易开采的特点，尽管这些易开采油气板块也会枯竭，今后不得不转向开采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的油藏地区，但与欧佩克国家“拉拉锯”，还是能够撑些时日的。石油产品恶性过剩，必然引起石油价格的循环下跌。沙特石油生产成本较低，甚至低于30美元的最后荣枯线，最终也使美国的页岩气繁荣吃了一些苦头，但战罢龙甲满天飞，石油价格的暴跌，给世界贸易格局带来的多重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美国之所以开始放弃对沙特的无条件支持，原因之一在于页岩气带来的繁荣太具有诱惑性。就近能源的大量生产不仅支持了制造业在成本较大幅度减低情况下的复苏，也会起到矫正中东盟国的警示作用——你如果不对美国俯首帖耳，言听计从，美国也会用另一种石油武器摆平你。再说，在欧佩克的众多成员里，也有诸如委内瑞拉这样的“捣蛋鬼”，不吃吃苦头怎么放倒它呢?但是，美国也有它的不明白，那就是地缘政治那一套虽然在国际政治中起一定作用，但一旦同地缘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而且后者被前者当作了武器，事情就变得尤其复杂起来。比如经济制裁了别人，最终也会牵连到自己人和自己的企业。再比如经济领域的“再平衡”与军事活动的“再平衡”，如奥巴马推动的TPP，不仅在国内引起歧议，也会在即使勉强通过后搞出一笔糊涂账。绘画讲究调色，但把黑色加在白色的里面，终究还是黑色。因此，美国自作聪明的效果出现了，自己的页岩气企业也在破产，还从整体上搞垮了世界石油经济，油气价格战推动了资源价格体系的轰塌，进而推动了通缩的蔓延，世界经济体系开始凋敝，自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不时露头。对于美国来说，页岩气繁荣带来的本钱还没有输完，但“石油美元”风光不再，基石已经破损，只剩下一个维持贸易计价的空架子。有人这样设想，美元既然不能在美元与石油的联姻中获得真金白银的巨额财富，何不结束这段带来不幸的婚姻?哪怕是习惯于“货换货”的“原始交易者”都不会带来更多的厄运。但那毕竟不是现代交易方式，在网络发达的世界还有许多可待选择的出路。

要紧的是，眼前的贸易世界怎么办?眼望着油气价格的反弹，而且也还一度反弹到50美元以上。但那只能在资本投机者的一抬一打中寻求差价带来的快乐，随着化石能源不再是不二选择，其身价也会慢慢地跌落。大宗资源商品也在环保和资源节约的双重作用下，不再成为国际货物贸易中的“抢手货”和顶梁柱。全球煤炭消费下滑创纪录，中国煤炭进口减少了31%，为了减排，中国压缩了1.5亿吨钢铁，压缩5亿吨煤炭，还要整合5亿吨煤炭生产能力。有人讲中国经济放慢了，大宗商品减少了，这是拖累世界经济的一个根源，但比他们更早的人说，中国对资源商品的无尽的需求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根源。面对这样的二律背反，哪个是需要去听的理由?恐怕要听的是发展规律本身，而不是他们的一孔之见。可以肯定的是，现代科技创新已经为人类的生产与流通提出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更环保、更节能、更可以循环持续的道路，动辄以万亿计集装箱和百万吨邮轮/30万吨矿砂船来衡量贸易额的数量，不是说没有用场，但不会再是唯一的。在国际货物贸易中，大宗商品的地位下降了，至少不会永远是国际货物贸易的标尺和标配，这正是资源国面临的市场窘境和需要转型的原因，也是大宗货物贸易普遍遭遇天花板的重要因素。

贸易结构和产品部类发生内涵性变化

贸易结构和产品部类发生内涵性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的。货物贸易数量遭遇天花板，服务贸易的发展空间无限。服务贸易是外贸转型的重要抓手，又是中国贸易的短板。服务贸易有高低两重含义，低的还是基于对服务业的传统认识，不就是彬彬有礼地“伺候”人吗?从三百六十行的商业到眼花缭乱的金融业，从提供人们精神食粮的文化产业到旅游业，从外卖快递到交通运输物流业，从医疗到体育产业，的确已经成为贸易的新领域新亮点，但可惜连这些也做不到位。就连号称“无烟工业”的旅游业，也在中国国际贸易的上千亿美元逆差中引来无奈的反思。环境污染带来一连串反效应不说，一个令人头疼的“宰客”和强拉强卖，就极大地败坏了旅游的人文环境和商业规则，这样的旅游国际贸易怎么能够做大做强呢?世界旅游理事会2016年发布报告称，中国人在2015年赴国外旅游又破新纪录，消费额达到20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3%。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游客增加了1倍，达到1.2亿人次。看来，中国人不仅仅是去外面观光，主要是国际旅游综合收益率比较高，旅游服务业发展的水平也相对较高。为什么出现了那么高的国际旅游贸易逆差呢?这是个最需要反思的问题。

外贸发展，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和服务外包至关重要。美国是全球最大服务贸易国，其健康市场在2010年就超过2.5万美元。音像市场出口大于进口。2011年电影业创造460亿美元市场价值，电视与广播、唱片分别为1610亿美元、180亿美元和80亿美元，2012年知识产权授权费占到全球的43%。世贸组织秘书处数据显示，2014年当年世界服务贸易增长为4.7%，美国为8.8%。

2014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6000亿美元，比2013年增长12.6%。其中旅游服务增长23%，占比36.7%，金融服务增速59.5%，通信服务增速24.6%，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增速25.4%。服务业增加值超过二次产业5.6个百分点，在三次产业中比重达到48.2%。中国商务部预测，服务贸易总额2015年将为6500亿美元，2017年为7860亿美元，2020年超万亿美元。为了进一步加快服务贸易发展，国务院2015年初印发意见，要求完善服务贸易政策支持体系，加快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便利化，扩大服务贸易规模，优化服务贸易结构，增强服务出口能力，打造一批大型跨国服务业企业和有影响的品牌，培育“中国服务”的国际竞争能力。

服务商品的高内涵，更在于生产性服务业的兴起，而这在发达经济体里已经是常识性的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一部分是从生产企业分化出来的，目的是提高生产环节的精细分工市场效能，改变大而全实则是“大锅饭”的经营管理弊病，与所谓“微笑曲线”还是两个意思。它是社会分工特别是生产分工精细化市场化的一次结构性改革，既使大企业去掉了臃肿，也使生产服务业获得了创新发展的空间，实现了服务业既平等又“居高临下”的独立市场价值。中国企业在所有制结构上面临着“混改”，在企业的市场微观结构上则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独立与分化。海尔张瑞敏的“小微团队”和平台主改革就是一种微观的尝试，但这种尝试还是俄罗斯“套娃”式的，因为并没有更多具有有效独立市场价值生产服务企业大批涌现的背景。在此之前，我们还需要像当年引进外资生产企业一样，引入大量的生产性服务机构，在另一个更高的台阶上复制产业开放的经验。一俟生产性服务企业独立结构形成，也就会出现服务贸易的新的喷发。

生产性服务企业的内涵很广，包罗了从技术设计到信息传播，从金融到通信，从出版到品牌的打造，举凡大小生产要素需要组合的“零部件”都能及时便利地提供。如果说它们当中的一些行当与传统的行当有什么区分，那就是档次提升了，技术含量更高了，有的就是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它们往往对“数字交易”的依赖性更强，或者说“数字交易”将是未来服务贸易的主流形式。按传统的理解，服务贸易有生活服务贸易、技术贸易、文化艺术贸易、教育培训贸易、医疗服务贸易、体育健身贸易和国际旅游贸易等，这样一些贸易活动虽然也在商务部门的视野之内，但一直不是重点。在这种状态下，外贸“物化”程度过高，限制了外贸空间的发展，也阻滞了贸易水平的提升。在服务贸易的新形态上取得突破，也就突破了恼人的“天花板”。

与有意无意以大宗资源商品交易和货物贸易兴旺还是疲软作为衡量贸易的重要尺度相比，服务贸易的发达与否将是另一个更重要的尺度。尽管由于世界多数经济体刚开始经济结构转型，货物贸易仍然举足轻重，但其分量已经开始缓慢地减低。相信有一天，除了少数领域，期货交易指数不会再是衡量经济和贸易走势的重要参数指标，或者它的构成将会发生变化，更多地纳入服务贸易商品的重要名目。从总的趋势来看，“资源大王”们将会沦为“庶民”，垄断性的“行业大王”们威名效应降低，如果说还有什么“大王”，恐怕会是“数字大王”、“服务商品大王”和“技术创新大王”，而且王位不会保持得太久。随着这种产业格局的变化，货物贸易的绝对“制空权”“制海权”也要让位给“制天权”或者别的什么权。

我们不能说，货物贸易已经没有多少潜力可挖，也不能说，世界贸易的复苏遥遥无期，但也不能说，经济全球化仅系于超量的货物贸易无限增长甚至是大宗商品的远距离运输上。经济全球化也会有自己的形式变化，相比之下，人员的流动、技术的流动、信息的流动、资本的流动和服务的流动，至少与货物的流动同等重要。它们的有机结合才是推动国际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

可以这样说，在未来，在众多的发展中经济体里，随着其国内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的增长极，“数字交易”主导下的服务贸易将会逐步成为外贸的极具潜力的新增长点。中国在推动跨境电子商务试验区建设的同时，提出用两年时间，在天津、上海、海南、深圳、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苏州、威海十个省市和哈尔滨、江北、两江、贵安、西咸五个国家级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重点对服务贸易管理体制、发展模式、便利化等八个方面的制度建设进行探索，有序扩大服务业开放准入。在税收优惠政策上，由服务外包扩大到高科技行业和高附加值行业并设立服务贸易创新引导基金，鼓励金融机构创新供应链融资业务，等等。这个计划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完善之处，那就是不可就体制说体制，要与跨境电子商务区的试点联系在一起，而且试点不能时间太长，既然走势已经分明，还有什么可踌躇的?不可蹉跎岁月，看准了推开就是，除非是为一种留有余地的修辞需要，难道说，还要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贸易周期的简单反复和反弹上?

新变化影响下的国际贸易

贸易额的变化也与货币汇率变化有关。美元持续坚挺和非美元货币疲软必然影响进出口额的计算和实际价值。一般情况下，一国贸易额的计算和年度升降比率有两种尺度，可以用本币衡量，也可以用美元衡量，用后者来衡量是国际通行的，也是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比较标准，因此美元的币值变化将会在贸易商品不变的情况下给出价值量不同的结果。前者虽然也有衡量比较的价值，但各国本币对美元的汇率变化，无疑也会造成多元贸易中贸易额的复杂变化，即便在特殊情况下用某种特定的本币进行交易，仍然脱不开美元的强大影响。在这种货币格局中，一国国际贸易的商品数量也许并没有变化，甚至有较大的增加，但统计显示的是贸易额总量在降低。以中俄贸易往来为例，统计显示2015年贸易额降低，而且从2014年的近1000亿美元直降到600多亿美元，但是，中俄贸易商品数量并没降低多少，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石油800万吨，其他商品品类贸易的增加也体现了中俄贸易的活力还是增加的。双边贸易额的减少明显地受到美元石油价格暴跌的影响。2015年，中国贸易主要市场的市场份额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如对美、对欧、对日等贸易保持稳定，但日计有余，月计不足，算起总账来，出现了从来没有的负增长。就石油进口来说，2015年增加进口8%以上，铁矿砂的进口也没有减少多少，国际旅游人数也大量增加，但进口软于出口的趋势更明显。

诚然，这也不是说，贸易数据的下滑与国际市场需求和国内市场的需求相对减少关联不大，与包括有关国家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内产业连同订单向外转移加快和部分外贸传统竞争优势弱化，如中国加工出口已经连续12个月下降等，也没有更多的关联度，但是，把外贸的“疲弱”完全归之这些因素也未必很客观。要明白，在国际贸易模式新变化的过渡中，进取中守住传统外贸发展的底线和在更大进取中开拓新的贸易产品视野，既不能偏废，也不能等量齐观。

在引进投资的问题上也是这样，尽管中国一直保持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市场魅力，但是也要看到，在世界经济普遍缺乏拉动力的情况下，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那种一说就是世界500强的引资战略虽然还继续有效果，但缺什么补什么，需要更多地向广义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企业的投资开放。它们会深刻、正面影响中国内需市场水平的提升。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预测，2016年至2017年全球跨国直接投资前景不容乐观，中国也难免受波及。中国企业处在“走出去”投资集中爆发期，出现对外直接投资大于外国直接投资规模的情况非常有可能。这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新特征。新的“两头在外”的模式即市场在外、生产在外，将会成为“走出去”企业的主要运营模式，这一切都会影响到贸易流向格局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