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提振经济全球化

信心是一种正能量。与其相对的是无名的焦虑，焦虑于美国经济起色不那么大，也焦虑于中国经济的减速。我们不能说“年年难过年年过”也是经济运行的一种另类矛盾规律，可以泰然面对，但也不能因此而乱了方寸。焦虑有时是对复杂事物的一种正常反应，有时却是看问题不得其法。比如对中国经济的相对减速，如果一直认为中国最好不断地复制原来的发展模式，依然按照既定的全球分工老套路去观察去分析，还是大量耗费资源，大量制造中低端产品，在高速运转中去做低端“制造业大国”，资源国生产过剩问题由此解决，发达经济体继续高居于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顶端的格局也继续维持，如果不是这样，那必然是疲软了，失速了，崩溃了，那可持续的发展又从哪里来?发展的根本含义又怎样去理解?

对世界经济的观察分析也应当在不断“纠错”中寻找更好的办法。办法其实也很简单很明白，那就是在携手同行共同发展中不断推进经济全球化，并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构建世界经济的未来。“一带一路”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共同发展的认识提出来的。它不仅遵循了地缘经济市场规律，也遵循共同发展愿景中的人文规律，体现了一种经过历史检验的创造文明中的合作价值，对化解经济全球化中发生的各种矛盾，对共同推动解决世界经济面临的主要发展瓶颈，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并不是空泛的口号和所谓“外交辞令”，它首先是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方法论。它所包含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流通、政策沟通和民心相通，具有系统的经济合作共同发展的操作要素，互为前提，环环相扣，只要形成共识，哪一个关联经济体都可以参与。它不仅有最大的包容性、开放性，也不附带任何政治的经济的特殊要求，唯一的合作标准就是平等互利，实现市场中的双赢和多赢。这样一个根植于市场和经济全球化土壤的发展思考与实践，本身并没有深奥的理论，它的理论基础来自文明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市场发育的基本原理。

“一带一路”的实操性是十分明显的，从设施联通建设目标起势，政策沟通和民心相同为导入，以资本和资金自由流动为工具，必然会形成贸易畅通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格局。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它是经济发展战略层次上的自贸区构想，也可以说它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操版，是真正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的战略思考和战略举措。

“一带一路”对突破当前世界经济总体上徘徊不前的主要瓶颈，解开束缚经济活力释放的一些死结，给出了答案与方法。尤其在当前许多国家货币政策失效的情况下，打破就事论事、就金融说金融的复苏经济的狭窄视野，以及对一时失衡的经济“过度治疗”的认知和操作瓶颈，提供了一条更为广阔的振兴经济思路。

对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并不陌生。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发生大萧条和令人刻骨铭心的经济危机的时候，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起到了经济起死回生的作用。当时的萧条与危机是工业产品极度过剩引起的，那个时代普遍的“血汗工资”也谈不到社会购买力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消费不起，贸易不灵，只有国家财政负债投入，形成了至今还在使用的公路网和铁路网。当时的美国，金融业并未高度发达，也谈不到“虚拟经济”引出的金融危机，因此，凯恩斯运用的是原始的也是最基本的经济方法，但那也是最有效最基础的方法。

现在，世界经济的景象当然与那时天差地别。第一，那时是产品产能严重过剩，消费与外贸外需都无法支撑将倾的美国经济大厦。第二，金融危机还没有机会出来“乱世”。第三，宏观调控体系也谈不到，一切都是“自由落体”和“布朗运动”，只能从“三驾马车”里挑出能够跑路的一匹独自上路。但是，人们也会看到今日与往日的同与不同。不同的首先是，这次经济的变化是金融危机惹的祸，当然要由金融当局甚至要货币政策来收拾残局。其次，在发达经济体中，虽然由于失业率攀升，消费力有所萎缩，但社会消费能力并没有丧失殆尽。最后，外贸虽然收缩，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也还能够差强人意地运转。还有，美国那时是诸般方法难选，只有政府财政赤膊上阵;现在方法多了，投资市场高度发育，企业直接投资、PPP政府财政与社会资本联合投入等等。因此，人们把凯恩斯主义当成彼时彼地的历史经典案例来讲，并不认为它再世也会扭转乾坤。

但是，情况的不同和行为对策的多样化，如同疾病治疗手段的多样化，基本的对症治疗还是最主要的。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发展来讲，在货币政策上过多地实行刺激，已经效果不显，需要通过实体经济活动包括通过规模巨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扩大消费和为扩大贸易创造条件。基础设施项目虽然回报周期长，但带来的综合效应明显，是“一带一路”发展的路基，也是真正能够长久刺激经济回升与发展的主导因素。

对于金融货币政策运用过度而效用甚微的问题，许多学者和经济研究机构都在关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提出替代选择思路，认为真正能够见效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深化结构改革。积极财政政策包括扩大社会保障、解决民生问题，同时也包括加大政府主导、社会和企业参与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这与中国正在推进的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发展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在“一带一路”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国内正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在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在新的“十三五”规划中，每年要在基础设施等方面投入2万亿元人民币，并首次扩大财政赤字，达到0.6%的水平。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有巨大的公共需求和市场需求，其市场规模估计，按不同口径和轻重缓急，有3万亿美元至8万亿美元的最低需求，这是拉动国际需求和各国国内需求的现实市场要求量，中国为什么要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旨也就在这里。“一带一路”沿线几十个国家争相参加亚投行，原因也在这里。

世界银行前行长佐利克在其关于如何应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文章里，也从面上涉及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他引述了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的警告:由于缺乏需求，世界面临“长期性经济停滞”的威胁，新兴市场更是面临全球经济疲软、资本外流、投资前景黯淡和货币贬值。新兴经济体拖累发达经济体，发达经济体反过来抑制发展中国家。解决之道是通过极低利率的大借款为政府融资，拉动基础设施建设。他引述的第二个办法是哈佛大学肯尼思·罗戈夫的主张，认为全球经济处在债务“超级周期”的后期，也就是说，可以用时间来等待增长的缓慢恢复。第三种方法则是诺贝尔奖得主迈克尔·斯彭斯供应学派提出的重新专注于促进生产率和增长潜力，尤其是私营部门。问题在于，这样的结构性改革是困难的。随着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者”(“孤立主义”)的崛起，依赖于国家开支和中央银行会更简单——也就是说，球又踢回到积极货币政策和宽松货币政策上来。他最后的结论是“2016年的关键问题是各国是否能勇敢地面对至关重要的结构性改革”。

就拉动基础设施建设而言，他们提出这是世界面临“长期性经济停滞”威胁的解决之道。这个解决之道是契合于“一带一路”拉动经济发展主张的。基础设施建设的跨国成果也会使所谓民粹主义和“本土主义者”失去悲观话语的传染空间，让经济全球化而非“逆向全球化”，更加有力地推动世界经济向前发展。

加大国际产能合作，也是“一带一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世界经济徘徊不前的重要因素之一是资源国家受损，经济下滑严重，需要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在一些国家部分过剩的产能，在另一些国家，也可能是紧缺的产业与技术，需要引进，这里包含着投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多种商机，比一般的产业转移更有针对性，见效也快。在国际产能合作中，第三方市场和第三方产业也有巨大的合作优势。国际产能合作既有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原材料与技术设备的市场考量，也有产业需要向价值洼地转移的考量，在客观上是较快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有效途径。由于各国资源禀赋的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和经济互补结构的不同，产能过剩和短缺在结构上具有相对性，产能封闭和缺乏产能流动，不仅造成局部的供给不足，也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无论是大经济体还是较小经济体，“大而全”“小而全”不是结构调整的理想追求，但结构单纯或者畸轻畸重也很难抵御经济风险。每个经济体只要有可能，就要有几样“看家”的产业和有国际市场竞争能力的产业，在自身有效配置市场资源和经济互补中实现共同发展。就当前来讲，面对经济发展停滞和上升缓慢的风险，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会抓住“一带一路”带来的产能合作机遇，在不同产业发展层次中和不同市场方向里扬长避短，实现结构调整的新突破。

推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其实是“一带一路”发展的两翼，也是贸易畅通的基础、资金流通的重要标的，不仅具有拉动世界经济的现实操作性，也会有效提高资源要素的整合水平，促进各国经济健康发展。这种务实的发展成果也是经济全球化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