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战的两面性与多面性

货币战是具有两面性的。货币战对发起者和目标国家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相差无几的，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就股市而言，美国的股市居于高位，逢高必落，而且攀得高跌得重，高处不胜寒下的下跌阴影对并不讲究感恩的资本大鳄来讲，也是必然的饕餮大餐，不下手又待如何。奥巴马总想给自己的两届任期画个圆满的句号，看来只有失业率由10%降到5%这一点能够站得住，但似乎也不能深究，因为那明摆着是拜互联网分享经济所赐，让传统的就业概念有了新的弹性，而不是什么制造业真的得到大振兴。建立在这种经济判断基础上的勉强加息，是美国已经政客化了的金融高层的心理过程。在美联储内部并不一定是一个声音，实事求是地决定金融政策的走向，恐怕是美国金融当局更需要考虑的问题。

货币战解读

讲货币价值，人民币当然比不上美元，但美元老矣，而人民币风华正茂，或在走向成熟的半路上。如果说，2015年全球金融市场发生的最大事件是美联储加息，从新兴货币的角度看，具有未来影响的事件，还是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不只具有象征意义，是人民币融入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步。据星展银行的经济学家预测，2016年底全球储备将达11.5万亿美元，欧元占20%，美元依然占到60%以上。人民币占3%，相当于3400亿美元，与英镑、日元并列，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加快中国金融改革步伐，人民币汇率与市场走势更加一致。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后，货币升值贬值效应压力应当相应减弱。最乐观的一种国际评估结果是，未来五年，全球将有1万亿美元的外储转换成人民币，海外企业在中国发行的“熊猫债券”也会达到5000亿美元。这对人民币来讲，是很好的业绩了。当然也会有另一种担心，人民币地位提高了，影响也大了，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种警告，中国将会“更频繁影响全球市场波动”。这一方面是在说，全球市场对中国经济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风险具有“高度敏感性”，其实也从另一方面表现出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影响力。如何保持更多正影响而最大限度降低负影响，中国的人民币重任在肩。

中国也清楚，人民币在未来三五十年里，不大可能也无意替代美元在全球使用的地位。曾经有65位经济学家接受《华尔街日报》的调查，评估未来10年、25年和50年的人民币替代美元的概率，给出平均值分别为7%、20%和34%。事实上，替代从来不是中国的想法，替代只是一个美国假设，而不是关于人民币的话题和命题。中国考虑的是世界货币的多元化。这与大多数国家的想法一致，也与联合国贸发会的主张不谋而合。美元取得今天的地位，既是水到渠成的，也有特殊的历史背景。在20世纪20年代初，尽管美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但其贸易信贷来自伦敦，并以英镑计价，与英国的全球贸易网络相连，在伦敦二级市场交易。随着美联储的成立以及海外分支的解除，到20世纪头十年，美元才成为与英镑一样的主要国际货币，但仍不能与英镑平起平坐。“二战”后庞大的战争债务压垮了英镑，美元才取代了英镑的全球货币地位。没有“二战”，也就没有美元的机遇，而这是不可复制的。日元也曾在20世纪70年代一度成为美元的竞争者，似乎也有要取代美元的霸主地位的意思，但1985年的一纸“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提高汇率，“日元的货币明日之星”梦也就终结了。全球货币是与全球责任相匹配的，不讲责任只讲凌驾于所有主权货币头上的地位，想印钞票就印钞票，想加息就加息，一点儿都不顾及别的主权国家的经济处境，这样的领导货币不仅不符合平等自由贸易的原则，也会发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而降低美元的威信，加速各国的金融离心力，这对于美国的长远金融利益并不合算。

国际间有人提出这样一种设想，建立一个由国际机构掌管的超主权储备货币，用这种超主权货币控制全球的流动性，认为这是一个虽然遥远但值得想象的目标。这种设想其实中国金融界也有人曾经提过，但不是针对美元，而是为了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经济利益的平衡，至少减少了诸如美联储加息引起的多余的震动。加息就是加息，是一个经济体内部的宏观调控事务，原本不该引起全球的震动，也不能让非当事者付出不该付出的代价。但超主权货币由谁来搞，依然是个问题。比如欧元就是一种区域性超主权货币，但那是与欧盟相匹配的。

货币战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金融现象，有偶发性，也有必然性，同时也会有频发性，不能一发生国际货币汇率异动，也就草木皆兵，呼之为货币战争。此外，发生了货币冲突与货币战，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经济运行规律使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寻求国际货币之间新的比价平衡，还是带有恶意性，蓄意针对某种目标，发起经济攻击，或者扬汤止沸，或者釜底抽薪，或者以邻为壑，转嫁经济危机。因此，对每一次货币战和汇率冲突，首先与寻常发生的战争一样，需要分清谁是挑起者，谁是被动的因应者，谁是正当防卫者，谁又是在滥用已在形成的货币霸权。用通常衡量战争性质的话说，也就是分清它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

此次美联储加息引起的“货币战”，引起的震动很大，牵扯的范围不小。但由于是刚刚开始，还需要在及时正确应对的同时，进一步观察。美国自2008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前后实施了三轮货币宽松政策，利率一直为零。其意在于降低企业贷款成本促进经济回升的同时，抑制和挤出国际国内投机资本，进一步净化资本市场。从这个角度讲，在经济开始回暖的迹象明显之后，应当结束货币宽松政策，转向正常的利率状态，因此，2015年一年中，美联储踌躇再三，斟酌再三，确定了以国内就业率为指标的升息时机选择。这是无可厚非的一种考虑。但问题在于，由于美元是一种超越一般主权的国际货币，而且在投资和一般项目下的国际经济活动中处于支配地位甚至霸权地位，因此它的利率政策变化就不能只从自己国内的变化因数去考虑，应当负起国际货币责任，至少在时机的选择上，不只是考虑美国国内，也要考虑国际经济的基本走向。美元加息酝酿多时，表面上看似很慎重，其实更多的是在试探并在事实上营造了资本回流美国的环境。美国财政部统计的对外证券投资数据可以证实这种策略的有效:从美国放出风来，市场开始出现美元加息猜测，即从2014年7月到2015年9月，流入美国的资金达到2300亿美元。2015年9月到首次加息流入的资金恐怕更多。有人统计过，在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亦即实行量化宽松政策的五六年里，共有7500亿美元从美国流向海外，估计在美元加息前，至少有一半回到了美国。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其实已经促进了资金和资本回流美国的作用，更加稳健地回归正常的利率，选择更适宜的国际经济复苏时机，本应当是美国这个世界老大需要考虑的题中应有之义，但美国考虑的只是自己。美国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和人才资源来源，从经济上说，它不是不需要全球化，而是需要完全有利于自己的全球化。在它看来，全球化的好处不仅是美国经济的补充，还是一种可以用来装饰的高级奢侈品，除此之外，最大的价值就是用来维护霸权的说辞，因此它无须去过多地考虑别人的冷暖与死活，也无意考虑别人的冷暖与死活。就拿欧元来说，时隔13年，美元升息之前已经逼近1∶1的水平，欧元还在进一步的量化宽松中继续贬值，而美元对主要的二十五国货币的相对价值都达到了13年来的最高水平。

但是，不管是自顾自还是要打压心目中的对手，货币战向来也是一把双刃剑。就美国经济而言，美元贷款负担急剧膨胀，使自身企业的融资环境进一步恶化，导致其出口企业盈利状况恶化，在加息前夕，美国制造业景气指数已经再次跌落在荣枯线以下。美国经济赖以回暖的页岩气繁荣也受到威胁，在石油价格跌至每桶30美元以下的情况下，能源企业大量破产也会是预料中的事。美国实施货币宽松期间规模也达到3万亿美元，债务负担还在不断加重，日益面临美元融资综合成本快速上升的问题，本币贬值压力进一步加大，不断追加货币宽松，却又出现宽松政策“长期化”倾向。而美元的“一枝独秀”也使国际商品行情指数包括大宗商品价格降至13年来最低水平，这种对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双重打压，使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危如累卵，也使发达经济体承受着从未承受到的新压力。但美联储加息，对它自己也并非一切都是正效应。在此前出走的投资信托和对冲资金包括资本大鳄陆续从海外市场撤离，再次抄底美国，美国的资本市场包括证券市场又一次鱼龙混杂。美国加息后股市暴跌就是一次大的预警。

人们一直不解的是，为什么过去被视为利率正常回归的事情变得如此诡谲，为什么美国过去一直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升值而这次却想要人民币贬值?在它施压人民币升值的时候，人民币购买力平价的理论炒得沸沸扬扬，除了渲染中国经济力量的威胁，就是宣示人民币币值低估了，现在却又说是高估了，高估到要想把人民币历年的升值数量全数吐回才好。这其中除了美国希望美元再次一枝独秀的自大心态，还是要打压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看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是美元的权力，世界经济一体化也是美国化的世界经济一体化。抽翻了人民币也就抽翻了中国经济，也就稳住了美国的经济宝座和世界霸权的宝座。但它忽略了，美元和美国无论有多么强大，也只是世界经济的一员，或者是主要的一员，世界现在离不开美元，但美元现在更离不开世界。

中国经济不会硬着陆

做空人民币是“游客语言”，代表不了美国的官方语言，但语言不同，想法没有本质的差异。因为人们看到，在汇率异动的背后赌的都是中国经济的走向。用更准确的话来讲就是中国经济的基本面。

那么，中国经济的基本面究竟如何?这其实就是2016年开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真正主题。无论对一个正在发展和崛起的大国来讲，还是正在经济复苏的美国来讲，基本面从来是主要的判断依据，如果一切都那么顺当，这样的经济恐怕只能在无人的天国里寻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说，“我们不会看到(中国经济)硬着陆，而会看到一个经济大转型。这个过程可能不平坦，并伴随着波动”。她相信中国政府有能力引导中国经济从依靠投资和出口转变为依靠消费。她说，“令人困惑的是，人们一再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下降了，降至6.9”，但从这些数据中也找不到持久危机的理由。鉴于有人对中国货币的波动感到担忧，她还说，“不能只把人民币和美元相比，而必须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篮子以及中国的贸易伙伴的货币相比，那样就会发现它的相对稳定”。曾经成功地预言2008年金融危机的“末日博士”鲁比尼在中国营商分论坛上展望中国，他不相信中国会允许人民币大幅贬值，实际上的贬值幅度也小于预期。“中国的经济会颠簸式着陆，市场也会慢慢恢复平静。”他认为，中国的服务业板块仍在增长，并且增长快于制造业，所以增速不会低至一些更为悲观的预言家设想的4%以下。他认为，2016年中国GDP的增长率将在5%至6%，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是6.7%和6.3%。鲁比尼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估计低一些是很正常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中国经济发展并没有发生意外，他们一直认为，6%至6.5%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个“安全区间”。

英国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则说，即使按照中国现有增长速度计算，未来10年也将增加一个相当于一个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那么我们也可以按最多3%的增长计算10年后的美国，粗略地说，美国10年后也会增加相当于一个印度的国民生产总值。绝对数量还是差一点儿。乔治·奥斯本的分析提供了另一个分析角度，究竟是看增速还是看增量，中国按6.5%计算就是6500亿美元，相当于两个菲律宾的GDP，美国按2.4%计算则是4320亿美元。不少学者拿这样的尺度去比较，得出的结论大体相似。比如，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虽然是最慢的，但增加值为7100亿美元，相比之下，2009年的增速最快，达到14%以上，增加值仅为5000亿美元。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柯成兴也讲，真正考虑经济增速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增量。他比较2005年和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2005年中国GDP总量为2.3万亿美元，增速为12%，2015年GDP为11.3万亿美元，增速为6.9%，2015年的经济增量是2005年的近3倍。如果参考2013年的劳动生产率，意味着2015年新增了5300万个就业岗位。他还说，一些人过多关注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长时间低于行业荣枯线，忽略了非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在2015年达到了54.4。中国的经济也许有点“双速发展”，但那正是转型经济的特征。还有一个观察角度，是看发展的空间条件。中国的经济增长曲线变化是在城市化率刚达到50%左右水平时取得的，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消费总量提升，后劲将会更足。基于这样一种相对理性的分析，标准普尔评级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保罗·希尔德这样评论，201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9%相当于2009年增长约14%。“中国的增速将会进一步放缓”但“结果仍将是积极的”，“我们不要失去理智”。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也认为，2016年至2017年，中国的全球经济贡献依然不会低于三分之一。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很多经济学家也都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中国经济崩溃论”，摩根士丹利前亚洲区主席斯蒂芬·罗奇就在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的活动中讲，“中国经济崩溃论”过于夸张。中国发展有“三大构件”:通过服务业增加就业，通过城镇化提高收入，通过完善社会保障网络促进消费。金砖先生奥尼尔则认为:“6.9%是中国过去25年来经济增长最弱的一次，但考虑到经济总量超过10万亿美元，其增量是非常可观的。”“放在更大的国际背景下去观察，要想实现同等规模的经济增量，英国需要每年增长22.5%才能实现，而印度需要34.5%才能实现，即使中国经济在未来5年每年增长6.3%，中国经济在2011年到2020年这10年的平均增速也能达到7.5%。更重要的是，GDP构成正在发生新的变化，新的数据显示，服务业崛起和消费经济迅速增长。”奥尼尔还在《星期日泰晤士报》网站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别恐慌，中国经济并没有硬着陆”。“在近期指标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中国经济硬着陆了”，“中国经济正经历必不可少而错综复杂的结构性改革，最近的波动不应掩饰中国已取得的进展”。他还说，投资者应将中国股市、汇率波动与实体经济的表现区分开来看，“不要低估中国实体经济的韧性和潜力”。GDP的构成比GDP增速更重要，城镇新增就业是经济增长最好最可靠的指标。美国彼得森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也认为，不能只看中国制造业的调整。“极度看跌的观点与中国职工工资、家庭可支配收入、航空和铁路客运量、家庭娱乐消费的大幅增长和表明服务业迅猛发展的其他指标是不符的。许多因素表明，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住宿、卫生、教育、租赁和商业服务、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将继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人们很容易夸大中国经济增长缓慢促使商品价格下跌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全球商品价格的崩盘显然会对大多数出口国造成不利影响，但在某些情况下，这是由原材料供应过剩而非中国需求下降造成的。”他列举了中国的石油进口，2014年和2015年中国石油进口增长9%，高于2011年和2013年。即便是铁矿石，也增长了2%。

布鲁金斯学会的亚洲问题专家巴里说，投资者焦虑过度了。“我们把中国看作大型出口机器，这是不准确的。中国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以国内为基础的经济体，其国内经济规模非常庞大，崩溃的潜在威胁很小，它背后有太多的财富”，“即使面临严重的风险和挑战，也拥有足够的资源维持令人满意的经济增速”。德国的一位投资策略师乌尔里希则说，“认为中国能重新实现10%的经济增长，这是根本性错误”，“中国自1992年以来实现了伟大的发展，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1万亿美元，是德国的3倍多。这种水平的增速是无法持续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正常化”。

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中国体制的灵活性“令人羡慕”，转型取得长足进步，股市无碍经济大势，尤其是无意于全球对抗，“有其自身的逻辑”。

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也在美国的《郝芬顿邮报》网站发表题为“别担心，中国仍是世界增长的引擎”的文章，从中国经济发展的潜力角度解释了中国在未来5年能够保持6.5%增速的原因。他的观点是，虽然世界经济低迷，外需疲软，但中国在投资和消费方面的机遇很大。一是去库存去的是中低产业，而中高产业如特种钢材、精密机床和先进设备存在投资和发展机遇;二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高铁、高速、机场、港口建设“走出去”，城市化急需的城市交通和城市设施包括环保、公共服务同样具有规模。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因此不能拿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商机。他还强调更重要的三点，一是中国财政资金充足，中央和地方的公共债务总计不到60%，而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超过100%，唯一的制约是地方政府要为过去的债务埋单导致期限上的不匹配，中国财政部允许地方发行长期债券置换，必要时可以采用新一轮扩张财政支持有关投资。二是中国的家庭储蓄率高，可以用积极财政政策撬动私人投资——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中国已与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签署了政府和社会资本领域合作协议，双方在华设立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国中心。三是中国的巨额外汇支持进口设备、技术。投资带来就业扩大，收入增长，消费增加。而服务业从43%的占比升至50%，后来还有大的空间。

他没有提到外需，因为那取决于世界经济复苏的快慢、内需的上升以及大宗商品如原油价格的回升。中国的外贸虽然在下滑，而且对GDP的高效率越来越小，但也非一无可览。2015年的货物进出口总值是24.59万亿元，同比下降7%，但出口好于全球主要经济体，贸易伙伴多元化取得进展，贸易的比较优势转移，但升级后的制造业具有后发优势。此外，贸易价格条件指数提升，效益相对提高。2015年贸易价格条件指数为112.1%，意味着出口一定数量的商品可以多换回12.1%的进口商品。由于大宗商品价格的暴跌，中国2015年节省了4600亿美元，其中3200亿美元来自油价下跌。中国的贸易顺差升到近6000亿美元，客观上弥补了由于汇率异动造成的资本外流数量，而这也是中国可以在不大幅度进行货币贬值的一个反压力条件。从战术来讲，有资本外流，但有高顺差来缓解，高投资又有尚待撬动的高储蓄筑底，股市涨落在中国主要是事关股民的利益，由于自由流动的股票所占比例不高，并不会影响到经济的基本面。

还有一个重要的经济走势，那就是在2016年的“两会”上，中国提出以每年超过2万亿人民币的投入促进路网建设，积极财政政策加码，使出现大宗商品价格回升的市场迹象进一步明显，投机资本开始转向大宗商品市场的起落，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开始不那么消极了。尽管有分析说，这种反弹是短期的，但有助于稳定金融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