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与全面货币战概率

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一篇文章回顾2016年第一季度市场的极端波动，“全球货币战已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新阶段”，日元、欧元走强，美元汇率下跌，“竞争性贬值让日本和欧元区抢到了更大份额的全球产出和企业利润增长，受损的却是美国”。但“这场战斗并没有结束”。“中国明显没有参与这场战斗”，“另一个明显没有参与战斗是英国”。英国是因为“脱欧公投”顾不上，自动成为货币贬值国家，中国则是坚持不打贸易战，但它成为被袭击的首要目标国家。而且，人们看到，在第一波袭击被中国成功阻击之后，另一支戴着“第三方”臂章的“穿插者”来了，全球三大评级机构的两家穆迪和标准普尔先后宣布中国主权信用降级，由稳定降为负面。只有惠誉相信中国拥有更多的行政和金融资源，依旧维持A+稳定评价。这三家评级机构其实都是美国公司，其中会不会又有些说不清的东西，很难一言定论，毕竟是言者无疚。但穆迪和标准普尔赌的是自身的品牌，如果不幸而言中，固然好，不是，则调回来就是了。因为它们也具有美国思维和美国经济分析的心理战“素质”，保不齐也会在权威机构的权威舆论声中变得不是也是，那中国又会“躺着中枪”了。

事情还会发展，但由此说一切做空中国的看法都没有也不会是事实，说是目前中国和世界各国正在面临一场更大的货币战争，而且这场货币战争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延续，是有些说过头了，说这只是一场“唾沫战”，淹不死人的，又未免看轻了。目前的状态是事实货币战露了头，如果发展下去，也不是没有可能出现各种研判中将势就势的可能，但总的趋势最多说是一种“货币冷战”，不排除个别战局里也会有“热战”的成分。

可能的货币危机

第一，要想发动全面的货币战未必符合有力量发动货币战者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不可抗拒的潮流下，尽管不时出现对抗经济全球化的“逆向全球化”思维，毕竟是由利益格局和全球化成果分配格局引发的，主导不了全球化发展走向本身。在全球化中，各国的发展利益从来没有如此紧密，不是祸福相随的问题，而是命运相连的问题。中国提出全球命运共同体，明确地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如果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赢家和输家之分，一些人设想和想象中的货币战争只有输家而不会有最后的赢家，因此，它就像“核战争”一样，谈谈“核威慑”可以，真要像牧羊人抡起羊铲子扬起石头与土块，看上去是要“拦羊”结果可能把羊打死。真要打死了羊，他也只能吃带皮的死羊肉，重新去过茹毛饮血的日子，但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第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就算谁是经济上的老大，也未必有这个力量。退一步讲，美联储加息本身就充满了纠结，“鹰派”不知自己有没有“老鹰抓鸡”的体力。“鸽派”却看到了自身体力和元气已经在对抗危机中接近消耗殆尽的现状，刚爬起来就要去寻衅，那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行为结果?

第三，则是汇率变化引起的货币战争可是一种没有同盟军的战争，不仅会扫到潜在的经济对手，还会横扫亲朋故旧，招怨多，沾光者少，真要耍了“光棍”，那可不是一件好事。美联储首次加息就引出了欧盟、日本的负利率，如此下去，别说货币关系了，就连正常的金融往来都难以维持。

真正的货币战是打不下去的。到头来，倒是极有可能引出一场货币危机。什么是货币危机?说轻了是包括美元在内的世界多种货币信用尽失，颜面扫地，在一连串的贬值声中被消费者和生产者渐次抛弃，到处寻求可以替代的流通办法。金融史上许多失败的货币都源自不断贬值的恶性通货膨胀，现今一些所谓失败的国家也无不带着货币失败的烙印。有没有一种可能，本币不值钱而大家都来用美元，但在美元的最可追忆的如日中天的时期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景象，何况美元已经经过金融危机的摧残，全世界的“美元化”恐怕连梦境里也很难出现。还别说美元霸权已经搞出来许多的不公平，而这次世界金融的“乱子”又是因为美元而起，遭人恨还来不及，怎么会把它捧在头顶上去膜拜呢?各国用它，不是因为它泽被了全球的贸易和经济活动，是因为它的霸权已经控制了贸易市场的手脚和头脑，连那本贸易的流水账也得在用本币计算之外，再用美元去抵押。一旦人见人烦，又屡屡在汇率变动中多次吃亏，美元的光环也就褪色了。到那时，美元还是美元，但只是一种币值仍旧比较高的美国的钱，在货币本质上与其他国家的本币没有什么两样，这是美元也有可能在未来面临的一种危机，但人们也许更倾向于称之为美元的正常回归。

说重了，还有另一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那就是现行世界货币体系实在玩不转了，索性会“汝与子偕亡”，地球上出现了另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

“去美元化”，一直是一个论题，但有没有这个可能呢?从根上看，那要看美元自己了。但中国未必主张“去美元化”，因为那会造成世界贸易体系乃至世界金融体系的巨大紊乱，对世界经济造成巨大伤害。在目前的世界储备货币里，也未必有哪种货币代替得了美元。“去美元化”的说法挥之不去，更多地反映了人们对美元独大的一种担心和担忧。多几种比较硬朗的国际货币，多几种国际金融避险工具，在“一大多强”中形成一种互相支持又互相制约的世界货币格局，应当是一种更为理想的选择。因为人们越来越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局部的或全局性的金融危机发生的频次太多了，发生的周期缩短了，牵连面和牵连程度也太广太深了。从20世纪爆发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时隔不过十年，十年又要过去，故事还没有结尾，新的宽松货币政策一体失灵的阴影又压了上来，美元这个世界货币“龙头老大”的一举一动，又将把世界经济带到哪里去呢?

世界经济总体走向的变动

对世界经济走向的担心和担忧，无疑会包括对美元以及美元变化引起世界经济走向不明的担心和担忧。

但是，与对中国经济分析有不同的观点一样，对2016年甚至以后全球经济形势的分析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对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看法，一种是阴云密布，全球经济将掀起风暴;另一种却如牛津大学的伊恩·戈尔丁教授所指出的，不该预期全球将重新陷入衰退。迄今为止，多数的全球经济预测还是增长，只是增长得太慢了，是以0.1或者0.2来计算。2016年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再度下调全球增长预测，在其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里指出，进入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3.1%，经济活动依旧疲弱，2016年和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分别为3.4%和3.6%，经济复苏缓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今明两年的预测均对2015年下半年下调了0.2个百分点。给出的结论是全球经济正处于调整之中。给出的理由是，中国经济正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大宗商品价格依旧下跌，美国退出异常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元有可能进一步升值，全球融资条件可能收紧，全球避险情绪增强，导致脆弱的新兴市场经济体货币进一步贬值，带来金融压力，等等。对中国经济的预期与此前没有变化，说明中国经济发展没有出现意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发达经济体应当继续保持宽松货币政策，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新兴市场国家则需要加强经济脆弱性管理，重建抵御冲击的能力。发达经济体的结构性改革目标应当包括促进提高劳动参与率，提高趋势就业水平，应对私人债务积压;新兴市场国家的结构性改革是实现经济增长动力源的转换，打破基础设施瓶颈，创新商业环境，提高人力资本。

报告指出，因为强势美元打压制造业，油价下滑抑制能源投资，美国经济增长加速前景同样趋于黯淡，预计2016年与2017年经济增长均为2.6%，较2015年的预估值下调0.2%。油价下滑支撑欧洲的民间消费，因此2016年欧元区经济增长上调0.1个百分点，为1.7%。变化微小，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展望报告显示的还是一个高质量的经济预测。但是，报告发布不到两个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些紧张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二号人物戴维·利普顿表示，世界经济处在“危险节点”。他们会再次下调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也表达同样的观点，因为英国、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都在继续放慢。但持相反观点的仍然不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尔·布兰查德等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一批经济学家认为，金融市场对世界经济的悲观情绪太过头了，呼吁对世界经济进行一次“真相调查”。布兰查德认为，出现又一场2008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人们更加关注被称为“央行中的央行”的国际清算银行给出的警告:全球信贷繁荣显露终结迹象，这可能使负债累累的全球经济迎来新的动荡期。他们说，新兴经济体的债券发行和跨界流动首次出现减缓，过度杠杆化的世界最终将逼近债务清算之日。国际清算银行发布的报告说，信贷周期的任何波动都会增加违约和公司破产的概率。他们在美联储首次加息前就发出过警告，“金融市场令人不安的平静”可能会迅速转为债务人的不幸。但他们又说，由于利率处于历史最低水平且存在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世界各国不堪重负的央行可能无法阻止信贷周期波动。相反，采取负利率措施将使全球债务市场严重扭曲。国际清算银行给出的警告，分明是在说，新一轮金融危机正在逼近。

对中国经济并没有看空的斯蒂芬·罗奇对全球经济表达了“日本式长期停滞”的观点。他在《世界陷入了长期的停滞》一文认为，再次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他这样论述，日本的经济停滞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1992年到2015年，日本的实际GDP增速平均每年只有0.8%，与之前45年7.25%的增长轨迹相比大幅下跌。两次大规模资产(股票和房地产)泡沫破灭后再次负债表衰退造成的持久影响起了作用，导致银行和公司组成的高杠杆率经连会体系内爆。虽然所有经济体都各不相同，但日本经济问题的迹象在美国和欧洲显而易见。在2008年和2009年的大危机时期，美国消费者感受到了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全部影响。在2008年至2015年这八年里，美国通胀调整后的消费开支增速平均只有1.5%，与之前12年3.6%的增速相比下降了一半多。和日本一样，美国现在陷入零利率流动陷阱，而且找不到简单的解决办法。欧洲也是如此，欧洲的零利率、量化宽松和现在的负利率政策都完全来自本能而且结果更糟。2006年到2015年，欧元区平均增速仅为0.1%。发展中经济体充分感受到发达经济体的萎靡，出口下滑。长期停滞的全球化没有快速解决办法。世界其他国家仍在很大程度上拒绝接受日本的主要教训。他说:“只有勇敢面对恢复经济平衡和结构改革的艰巨任务的国家才会有更好的情况，有足够的资金和适应能力，来承受下一场危机不可避免的压力。对美国来说，这意味着提高长期储蓄，对欧洲来说，重点必须是银行改革和财政协调，对中国来说，需要一个更健全的保障网络，使过度储蓄变成更活跃的消费。而在日本，为一个迅速老化的社会提高生产率的需要从未如此迫切。”

由于过剩，油价下跌是一个很难挽回的趋势，国际能源署警告说，随着伊朗打开油泵，世界势将“淹没在石油之中”。18个月来，油价下跌75%，进入了20美元时代，石油的过剩产量达到每天100万桶，全年库存将会再增加2.85亿桶，为7年来的最高位。美国的新闻媒体说，石油的价格比一瓶威士忌要便宜。一瓶伊莱贾·克雷格波本威士忌标价29.99美元，超过了一桶42加仑的布伦特原油。尽管2016年第一季度回升，又能持续多久?

国际劳工组织对全球就业形势同样感到忧虑，他们在2016年初公布的数据表明，2015年全球新增失业人数100万，全球失业率维持在5.8%的水平。预测2017年还将新增340万失业人口，两年后全球失业人口将超过2亿人。产油国就业前景恶化，发展中国家就业压力增大，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就业质量不高，临时性和兼职性多且薪酬不高。虽然也有人在分析新技术革命中出现的结构性失业，认为30年后，电脑会从事人们的所有工作甚至替代大学教授，但当前全球就业形势恶化无疑来自全球经济衰退阴影。

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状况

各主要国家的经济走向也呼应了全球经济不振、增长异常缓慢的判断。如果说，在2015年，人们偏向于世界经济复苏的步调不一致，现在则趋势有所一致，只是程度有所区别。资源国滑到谷底，生产国正在寻找新的平衡，而金融大国们也正在首鼠两端，处在挣扎的旋涡之中。

先看资源国，除了依然有财力积累的中东产油国，拉美的委内瑞拉、非洲的新秀尼日利亚等经济已经发生反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巴西2016年经济萎缩3.5%，这似乎也是一些人唱衰“金砖国家”的论据之一。俄罗斯的卢布跌跌不休，以致俄罗斯储备银行行长格尔曼·格列夫这样说，“和石器时代一样，石油时代结束了”，而总理梅德韦杰夫则讲，“如果油价持续下滑，应考虑最坏的事情”。俄罗斯依然拥有一些缓冲的办法，它也受过1989年和2008年的历次考验，但多数专家认为，这是一场“长期的、不可预测的、不同以往的”危机。俄罗斯央行在声明中说，卢布的贬值有“客观性”，因为俄罗斯经济依赖能源出口。

发展中国家不全然是单一的资源国家，它们尽管受到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整体拖累，但在相对经济下滑中保持了不同的增速，亚洲发展中国家增速达到6.5%，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44%。

再看发达国家，在欧盟内部，经济虽然有一定的互补性，但远远不能关起门来解决问题。法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略超1%，一如预期，财政赤字为705亿欧元，有所降低，房地产回暖，企业投资回升，家庭购买力也有所增强，总体上已经不是“愁云惨淡”，但形势依然不能乐观。法国劳工部2016年初的数字显示，法国本土失业人口为357万，比2014年底增加了2.4%。量化宽松和石油价格走低是经济有所好转的主因，因此经济仍是“基础不牢的弱复苏”。法国的经济状态在欧盟国家里有一定的代表性。

欧盟经济发生五年来首次通货紧缩，不得不在2016年前注入11400亿欧元的流动性，每月购买600亿欧元国债。欧元区通货紧缩数据引起对再次陷入经济危机的担忧。

对于欧元区的经济走势，欧盟委员会有自己的看法。他们在2015年初对欧元区的增长预期由1.1%上调到1.3%。对通缩风险，则认为通缩的原因主要来自低油价，2015年还会继续，但2016年会重新出现1.3%的价格升幅。在投资增长方面，2015年也会由2014年的2.2%升至3%，其中爱尔兰最快，为9.7%，希腊为8.4%，英国为6.9%。2016年希腊则会增至15%。目前欧盟与欧元区的主要任务是治理通缩与降低失业率。

日本在2013年4月实行超级量宽，当年10月再次追加，受低油价影响，日本核心通胀率可能再次进入负值区，因此日本在2016年初进入了负利率时代，但货币宽松是不是继续有效，各方面有巨大的争议。有人将美国视为一个特例，但美国最终能不能从三轮货币宽松中完全抽身，目前还有不确定性。例如其出口指数就降至47。美国的货币政策与欧、日的货币政策相反而行，这期间的汇率扭曲又会引发什么?美元升值无疑将使资金转向美国，但欧、日超级量宽版诱发各自的降息潮，也会影响到美国，因此金融风险因素会不会再次集聚，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15年2月再次调低全球增长预测，2016年为3.7%。在汇率方面，2016年初，美元升值6%，欧元、日元各贬2%与8%。

美国经济的缓慢回升，是世人都很关注的问题，并由此引出美国能不能拉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问题判断。美国的经济增长率目前维持在2.4%左右，而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曾经达到4%。美国经济前景虽然取决于占到GDP七成的国内消费，但外贸是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力量。2015年，中国占全球外贸增长的三分之一，美国约占四分之一，离开了中国，美国怎么独力支撑得起拉动世界经济的盘子呢?

美国三次量宽，大量印钞，导致流动性充裕，大部分流向了新兴市场，推高了资产价格，一旦资产价格回落，各个经济体都会由此受到冲击，这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威胁，同时也造成了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债务泡沫。美国负债总额达到127.5万亿美元，是其GDP的近8倍。此外则是油价继续下冲，“页岩泡沫”也会破裂。开采页岩油气的资金主要来自高回报的“垃圾”债券，页岩油气资本负债不断增加，油气供应过剩，价格再度下跌，也就危及了页岩气繁荣。美联储加息对美国自己的其他采掘业甚至制造业也产生了压力。全球最大的煤炭企业皮博迪能源公司无法支付16亿美元的两笔债券濒临破产，波恩公司出口盈利状况恶化、订单缩减，而生产国际化高的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波恩开始裁员，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万人裁员的又一次大的裁员。在2016年1月的具有象征性的开年指标中，美国的制造业活动趋缓，连续四个月收缩。

但也有相对乐观的声音。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布鲁塞尔欧洲与全球经济研究所访问研究员吉姆·奥尼尔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在21世纪最初十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率为3.7%，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则为3.3%。在过去的四年里，平均增长率为3.4%。这远远低于许多人的预想。但事实上近年来令人大失所望的只有欧元区。日本、美国和英国的前景比较乐观。它们的平均增长率应该能相对轻松地赶超过去十年(包括金融危机顶峰时期)的水平。此外，原油价格急剧下跌相当于对消费者大幅减税，有鉴于此，“我对IMF决定下调全世界许多地区的增长预测感到困惑”。

世界银行的看法也是比较乐观的，预测美国2015年经济增速将比2014年快0.4个百分点，达到3%。其根据是美国的就业率从2009年的10%降至2014年的5.5%，制造业也开始恢复元气。奥巴马在2015年国情咨文中宣布美国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一些媒体也开始宣称“美国经济迎来新的春天”。但是，华盛顿的许多经济学家对美国经济走势并不愿意太过乐观，在他们看来，美国的不平等在加剧，中产阶级的收入还在停滞和下滑。事实上，美国也面临着低通胀或通缩的压力问题，这也是美联储对何时加息拿捏再三的原因。2015年开年，美国制造业就连续三个月出现下滑。经济学家不得不调低其年度增长率估值。

曾经有人这样设想，美国要资源有资源，要制造业技术也有制造业技术，要消费市场也不算小，可以关起门来去搞自己的“小三元循环”而不是继续现今的全球产业分工结构。但那样一来，美国也就不是美国了，至少不再是“二战”后主导世界产业链分工秩序的美国，或者说回到了罗斯福之前的时代。没有特殊的变化，怎么可以这样呢?毕竟是全球化时代，美国虽然要的是美国的全球化概念与结果，而且手里有的是“熟张牌”，怎么能够退了回去?

发展中国家，目前最关键的是亚洲，包括中、印和东盟国家。东盟已经在2015年底宣布进入“共同体时代”，要在一定的时间里使东盟十国的GDP增加到2.8万亿美元。但美联储加息给东盟国家的发展同样罩上了阴影，印度也不得不推出自己的铁路公路计划。美联储此时继续加息，世界经济面临的阴影将会更大。

印度发展总体不错，甚至被日本软银的CEO孙正义认为是三十年后成为头号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家，但也有自己的问题和受美国货币政策累及的可能。孙正义也说，印度需要解决基础设施、电力和通信宽带问题。这位日本第二大首富是在推销自己的资金。2015年12月，印度的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也由上一个月的50.3降至49.1，两年来首次跌破制造业的荣枯线，比中国还低0.2。印度出口连续十多个月下降。印度经济学家波利安娜·德·利马认为，印度制造业数据的下滑同样受了当月美联储加息的影响。印度的经济增长波动性明显，在近八年里最高的是2010财年的9.55%，最低的是2012财年的3.24%，2014财年达到7.4%，2015财年的预期则由此前的8.1%—8.5%大幅下调到7%—7.5%。而且，印度政府说，如果改革不力，2016财年的增速远低于2015财年。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央行时隔半年首度降息0.25个基点，并推出总额为2.18万卢比的铁路和公路投资计划，此举被称为类似中国在2009年推出的“4万亿元”刺激的“迷你版”。

世界经济复苏的脆弱性还体现在曾经具有较大活力但如今也开始陷入困境的一些经济体身上，以20世纪80年代在市场中叱咤风云的“亚洲四小龙”为例，其经济增长都低于趋势水平。2015年，韩国经济增长为3.1%，新加坡为2.2%，中国香港为2.0%，中国台湾为1.9%，远远落后于20世纪80年代两位数增长的水平，也低于经济危机前的一般水平。究其原因，并不是一般所说的“人口下降”，一是经济结构上过分依赖出口，比如韩国与中国台湾的出口目前仍旧占到其GDP的50%上下，中国香港与新加坡的服务业相对发达，但同样具有出口拉动型的某些特征。二是这些原本表现不错的经济体，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不同程度地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经济危机的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疲弱，进一步影响到它们的出口增速。现在，美联储加息预期与首次加息的落地，“四小龙”面对的压力增大，加上有的经济体债务高企，资本流出加剧，不得不考虑实行货币宽松政策取向。但本币进一步贬值，在目前贬值声浪高涨的情况下并不能达到增加出口的效果，因此2016年对它们同样是艰难的一年。

2015年初，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就发布了题为“走向增长”的各国经济结构改革评估报告。该报告认为，中国的结构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主要体现为利率改革向保护储蓄者倾斜、简化外资进入的行政审批手续以及私人资本获得更大市场准入空间。报告强调说，2014年的G20布里斯班峰会提出，全球经济要在2018年产出提升两个百分点，但前提是结构改革，改革有望使人均GDP再提升10%，相当于人均收入增长3000美元。但G20实行改革的国家寥寥无几，这才是问题所在。

以上这些预测多为近期预测。普华永道《2050年的世界》报告，按照“购买力平价”同一尺度，对世界32个大型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提出长期预测，认为届时中国经济总量将达61万亿美元，在全球GDP所占份额从2014年的16.5%增加至2030年的20.0%，2050年小幅回落至19.5%，经济增速放缓至3.4%(一般而言，2%—3%的增长速度是发达经济体的标准增幅)。印度则从2014年的7万亿美元增长到2030年的17万亿美元和2050年的42万亿美元，美国则是41万亿美元，居于第三位。印尼进入第四位，巴西、墨西哥都会进入前十。德国则降到第十位，英国跌出前十，法国下滑到第十三位，意大利第十八位，巴基斯坦可望从目前的第二十五位上升到第十五位。日本则居第七位，韩国居第十七位，澳大利亚从第十九位降至第二十八位。

应当说，对世界经济和国别的各种预测都有自己的道理，但着眼点不同，而且都是线性的。事实上，各国经济增长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结构改革力度的大小和成效的高低。

走出经济下滑的阴影

在当前，货币危机与潜藏在其间的金融危机甚至是经济危机，阴影进一步加重，最重要的是各国金融界加强合作抵御的合力，增强抵御金融风险的智慧，在各自提高监管能力的同时，提高协同抗击由货币危机引起的局部和全局的风险。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亚洲博鳌论坛年会上提出设立亚洲金融合作协会的倡议，共同维护亚洲金融市场的稳定，避免再次发生大规模地区金融动荡，倡议旋即得到38家银行和团体的响应，包括日本的三大银行。该协会目前以中国和亚洲的外资银行为主。这个协会的成立也有助于增强亚洲金融机构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

中国在总体上人民币贬值预期缓解，但中间价处于下行状态，其原因主要是参考一篮子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实现有管理的浮动。这个阶段性的走向，与之前美元指数下挫、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上扬相反，但市场环境并不相同。一方面显示了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导向，另一方面也不排除美元再度升息的预期，因此，事实上的货币战不仅没有消退，随时都有再次爆发的可能。只是，美国的经济也很有些纠结，一方面通胀指标显示上移，消费数据微弱爬升，另一方面贸易逆差也在微弱扩大，美国亚特兰大联储的GDP预测模型显示，美国经济增速由2015年第四季度的1.4%降为2016年第一季度的0.9%。一切都在微弱中运行，美元的强势根据又会依附在哪根经济的藤蔓上呢?

问题还在于，由于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对冲基金冲进了美国的国债市场，将会加大美国国债市场的波动性。这个市场的规模为13.3万亿美元，几乎接近美国GDP的80%，这个避险市场一旦有风吹草动，那也会出现乱子。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加勒比海的成百上千家对冲基金的美国国债持有量，在2016年上半年达到3520亿美元，比之前增加43%，成为仅次于中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美国国债持有者。美国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已经由最高的2.5%下跌0.5个百分点以上，这也是美国货币走向引起连锁反应中的一个问题。

中国外汇局2015年发布的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处于国际公认的合理区间，上升了1个百分点，资本项下逆差大幅提高，其主要原因是对外投资增加和对外负债减少。经过近两年的债务去杠杆化降低了未来对外偿债风险，2016年跨境资本流动有望总体趋稳。也就是说，从走势上看，第一阶段的事实上的“货币战”中，中国并没有“输”。不仅没有“输”，中国外汇储备在“四连降”后止跌回升，外汇储备“意外”增加。央行金融研究所权威研究者分析说，“人民币事实上已是强势货币”，世界现有的其他国际储备货币已经不能更好地适应全球的经济增长，需要人民币补充流动性，“人民币存在继续升值的可能”。从全球金融走势的另一方面看，虽然依然为宽松货币政策是否失灵争论不休，但除了这根救命稻草，似乎又没有别的更好的手段，除了降息还是准备降息。但是，正如一种分析所指出的，货币战中没有“常胜将军”，但不一定吃了一次败仗就永远吃败仗。美元的暂时走弱，也帮美国夺回一块“失地”，那就是日元和欧元走弱时占领的国际贸易市场份额。福兮祸倚，祸兮福倚。货币战的背后还是贸易战的战利品，这对全力推动“一带一路”发展的中国有利有弊，同样是一件需要研究的事情。据世界贸易组织预计，2016年全球贸易增速与2015年持平，仍旧维持在平均2.8%的“低速增长”水平上，但发展中国家有望反弹并在2017年将全球贸易增速提升到3.6%。汇率问题还是一个越发重要的问题。

目前的问题，一是美联储下一次的加息点在哪里，又会引发多大的市场波动?二是欧洲与日本的负利率政策行不行得通，又将采取什么对策?对于第一个问题，美联储在观望。美联储确定加不加息的国内指征，已由就业一项变为两项，即加上了通胀因素。第一项指征基本及格，2016年2月，美国就业增加了24.2万个岗位，失业率为4.9%。第二项却还没有达标，近四年来，美国的通胀率一直低于2%的设定指标，2015年最后一个月上升了0.7%，2016年的第一个月上升1.3%。原来预计2016年加息四次，但首次加息带来的市场混乱和全球经济减缓，将会改变加息的节奏。但要看到，如果不出重大意外，美国经济会缓慢上行的。在2016年内，第二次加息迟早要来，这是拦不住的也无法去拦。美元毕竟是美国的主权货币，拥有自己的定价自主权。唯一的选择是做好应对的准备。

第二个问题，负利率一直被视为令本国货币贬值并推动通胀的当然策略，但其结果是既没实现宽松货币政策所要达到的初衷与效果，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货币反向运动结果，还可能进一步增加国际货币战开打的概率，也对本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造成了负面影响。多种负压使得负利率政策难以为继，已经在负利率路途上走得颇远的日本央行也不敢再次推出进一步的“超宽松”。这几重因素结合在一起，利率战后果严重性降低，各国央行将会放弃各种费力不讨好的努力，并把促进贸易放在稳定金融之后，稳定金融、稳定利率和汇率便成为头等大事。事实上，利率汇率的稳定，也会带来贸易相对稳定的结果，这就如同在美元升息时各国本币竞相贬值产生的对冲效应一样，本币竞相稳定或者竞相升值，也会形成相对的贸易均势，其结果并不会对贸易构成实质性的重大影响。2015年以来的货币冲击波的第一波过去了，但利率汇率冲击波造成的心理冲击后遗症不可能很快消散甚至还会加重。美联储升息的市场威胁不在于升息的实施，而在于人们心理预期压力造成的货币避险的理性或非理性行为。这就恰如地震突然发生后，虽然忙于救灾，心理在不得不接受后果中有所安静，但是关于要来地震或者对余震的预期却会引起更多的避险行为。现在，美联储的升息之剑收回去了，但没有入鞘，依然高高悬在别人的头顶上，“警报”没有解除，第二轮心理博弈中的“剪羊毛”过程开始了。操作目标还是一个，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压迫别国资本继续外流。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再不能把利率汇率战、货币战看成是贸易战的前哨战，而要把它视为资本争夺的心理战和与之俱来的货币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