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缘何纠结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关系，中国这么说，美国也这么说。但中美关系究竟重要在哪里?为什么前十年有些热热乎乎，中十年有点疙疙瘩瘩，除了认为人民币估值低了，时不时有些贸易摩擦和有意无意的侦察试探，剩下就是老三样，也就是所谓国企问题、所谓人权问题和环保问题。再十年，中国的一些问题改革、改善、改观了，但中美之间的问题似乎更多了。中国买了那么多美国国债，明面上讲，中国是美国的最大债主，但实际上帮了金融危机缠身的美国最大的忙。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是因为美国控制和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技术产品，而中国对美出口的廉价消费品，在实际上也帮美国的消费者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中国的人权记录改善了，中国的私人企业提高发展了，中国支持美国和国际社会反恐，坚定支持禁止核试验，在2015年APEC会议期间又与美国一道，推出了具有历史性意义的减排计划，甚至在朝核问题上坚决支持实现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等等。中国究竟欠着美国什么?

在这里，除了那个美国式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作怪，恐怕还有更复杂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与美国的大可不必要的“修昔底德陷阱”结合在一起，也就造成了看似复杂其实也并不算特别复杂的中美关系问题。

美国视角

先说美国方面的事。美国的政策是精英制定的，包括台上的和台下的，他们的思维指向影响着实际的战略操作方向。比如，美国的一位前助理国务卿金·R.霍姆斯在美国的大选之年开始进入白热化之时就提出，华盛顿应该与对手对抗而非接触，在奥巴马卸任后再次重振美国雄风。他明确反对奥巴马的接触政策。匪夷所思的是，他居然将中国、俄罗斯与伊朗甚至“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相比，说它们“试图用新的动荡——甚至动乱——来取代旧秩序，那样一来，它们就赢了，我们就输了”。他提出，“唯一途径”就是“搞乱搅局者”，谁是“搅局者”?就是俄罗斯、中国、伊朗和“伊斯兰国”，办法就是增加对抗“我们的成本”，“使战略曲线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弯曲的拐点进行考虑”。什么拐点呢?要求下任总统“尽快推翻伊朗核协议”，“对中国采取更强有力的政策，并在东亚大大增加海军部署，远远超过奥巴马再平衡或转向亚洲政策的更大的力度”，从而让美国“重操超级大国旧业”。这位前助理国务卿与其说是一位“鹰派”，莫如说是一位对抗爱好者和“修昔底德陷阱”的探险者，不怕跌断了腰腿，也不懂得“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的道理。

还有一种情形，因为经济发展的速率不同，引起对经济增长的评估不同，进而引发对经济实力对比趋势的担忧。例如，美国的战略研究中心曾经做过一项中国经济规模的研究，并提出一份新的统计报告，认为对中国GDP的评估，应当再加10%，他们认为中国GDP在2014年已经达到11.6万亿美元而不是10万多亿美元，是美国的60%，由此推算，中国只要每年增长3.6%而不是6.5%甚至5%，就可以如期赶平美国。这种新的统计使人想到前几年流行的“购买力评价”的连续炒作，更使人想到美国媒体每当中国“两会”前后准时出现的中国军事预算不透明的说法。唱多中国经济和唱空中国经济，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主要还是担心中国经济崛起压过了美国，最后出现取而代之的局面。但是，对中国经济的评估结果，既与谁主世界沉浮不是一回事，也与美国的经济增长没有多少关联性，并不是一个盘子里切蛋糕，你多我就少，更何况，中国经济发展了，对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复苏是有利，中国的经济下滑了，反倒会拖住美国与世界经济复苏的速度。只看到有可能平起平坐中的“不舒服”，看不到“一荣俱荣”的关联效应，自然就会陷入那个“陷阱”，或者站在“陷阱”的边缘。

但是，这只是美国一些精英的心态，并不能完全代替美国思维决策系统。美国是一个开放的大国，它的核心问题在国内，更多的是在国外。在国内，美国的核心问题是经济增长和就业。美国经济经历2008年的经济危机，经济正在进入复苏的关键时期。总的来说，经历八年的衰退周期，虚拟经济把实体经济挤走了，又惹出来次贷危机的大乱子，靠着货币宽松再宽松过日子，也靠借国债来平衡财政支出。中国有美元又没有地方去花，自然会借给美国，解决了多数穷人的问题，有利于社会稳定。那时，美国确乎有点离不开中国，尽管也要撇嘴，但讲究不了那么许多。现在不一样了，“页岩气繁荣”降低能源价格成本，制造业开始有利可图，资本开始回流，新经济又帮了忙，经济不回升实在是说不过去。虽然回升缓慢，而经济学家们的主流观点还是相对看好2016年美国经济前景的。在美国经济本轮衰退和复苏的周期里，前六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一直处在2%—2.5%的区间。如果应对得当，2016年有可能进入2.5%—3%的增长区间。其依据是新建住宅增加，汽车销量创纪录地增加，国内消费回暖;制造业在摇摆不定中有所走强，企业利润有所回升，工资水平也在缓慢上涨。但是，美国经济走向完全复苏的快慢，取决于国内的产业政策效果和货币政策变化的松紧节奏，也取决于外贸和国内制造业的振兴程度。油价下跌对美国是双刃剑，利好消费和制造业，但对“页岩气繁荣”是个打击。虽然美元走强不利于美国的出口，投机资本的大量进入对美国资本市场也是一个威胁，增加外资企业直接投资依然是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抓手，因此美国经济也还要中国企业来投资。

新战略利益与主权平等

但是，经济处境不一样了，注意力的方向也就不完全一样了。美国的国内经济重新布局还要抓，对中国的投资还要抓，但新的海外战略利益开始上升到更重要的地位。

什么样的新战略利益呢?就在美国的海外战略利益格局中，中东不再那么重要了，美国至少是不再需要那里的石油，也受不起被中东盟友“绑架”着走的麻烦，把中东的烂摊子扔给欧盟和俄罗斯去收拾，让它们形成新的制衡，然后拔出脚来加快转向一个更大的“地中海”——太平洋。而无事找事地不断加码搅入中国南海，是最重要的一步棋，因为这样至少可以获取三方面的利益:一是组建扩大新的军事加经济联盟，在战略组织架构上继续形成美国的战略利益主导;二是搞那个跨太平洋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而把中国排除在外，并不排除必要时在经济上“换马骑”的意思，那么还是美国的利益主导;三是对中国甚至俄罗斯进行软硬合围。试想，缺少了“第一岛链”至中国南海这么一条一块，这个跨太平洋经济区岂不是一只大空缸?这里要比美国家门口加勒比海的政治含金量和经济含金量要高得多。再说，搅起南海的风浪，就在“一带一路”任督二脉上点了一“穴”。因此，美国之于南海，面上是直接地缘关系中的局外人，实际却是战略利益和战略纵深上真正的局内人。

在中美关系走向中，美国的国家政治战略利益是其中的主导因素。这不是说，中美的经济关系就不重要了。中国的企业对美投资不断增长，主要是在实体经济领域，有利于美国制造业的振兴。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5年中发布的《2005年至2014年美国各州对华出口》报告，在过去的十年里，美国对华出口增长198%，中国因此而成为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目的地，是美国第三大出口市场并对美国经济增长和促进就业做出了贡献。2014年与2013年，美国对华出口总额都在1200亿美元左右，仅次于美国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出口额。美国对华出口年均增速为13%，十年里，有42个州对华出口出现三位数增长，其中南卡罗来纳州和阿拉巴马州超过了500%，31个州对华出口超过1亿美元。中国依然是美国国债的主要买主，对减轻美国居高不下的财政赤字具有很大的正向作用。在美联储第一次加息中人民币略有贬值总体上汇率稳定，在客观上也有利于美国外贸的稳定。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美之间贸易的稳定和投资增长，是中美经济关系最大的稳压器。中美两国高达5600亿美元的双边贸易额，并不是说不要就可以不要的。中美在经济关系上倒退，直接影响到美国经济的复苏，而经济问题又是一切问题的基本根源。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中美商业关系的受益者，美国同样是中美商业关系的受益者。在很长一段时间，美国得到了中国的廉价商品，中国也得到了相对廉价的美元，中国完成了产能、技术和资本的原始积累，美国也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打击中挣扎出来。

别说美国的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即便是复苏了，不需要中国更多的直接投资，也还需要更大的国际市场来支撑。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对中国看得紧，但美国的民用装备产品和服务产业的生存与市场扩张，同样需要中国这个又大又处在消费升级阶段的市场来接纳。不然，美国的亚马逊公司、星巴克公司、苹果公司和优步公司到中国做什么?美国已经落后于欧洲空中客车的波音飞行器又大批量地卖给谁?

2014年，中国对美贸易规模已经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在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伙伴，中美正在走向较大投资伙伴的路上，中美之间的密切商业关系在两国经济关系中前所未有。如同中国离开美国市场是难以想象的，在美国，没有中国贸易、投资甚至持有美国最大数量国债的市场景象，也是难以想象的。但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十多年，在世界上有170多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欧盟国家也正在酝酿讨论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美国是少数继续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即便如此，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就达到这样密切的水平，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继续深化，美国最终会丢弃“鸵鸟政策”时，中美双方的贸易投资又会展现出什么样的前景呢?

不能说，离开与中国的市场合作，美国的经济就不会发展，但缺少与中国市场的互动，美国的经济不会比现在更好。至少，美国经济的复苏将会更艰难更缓慢。在这个利害权衡的天平上，美国政府是心中有数的，美国的大公司、大企业家们更清楚要把筹码放在哪里。2015年习近平访美，前后参加会见的有迪士尼首席执行官鲍勃·伊格和正在中国扩大门店的星巴克的创始人以及苹果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还有脸书的马克·扎克伯格和亚马逊公司的杰夫·贝索斯，中国企业方则有马云、杨元庆等。苹果公司四分之一的收入来自中国，因此美国财政部原部长保尔森明确地说，商业是中美关系的基石，就连美国的前任国防部长科恩也这样说，“我们应当把投资和贸易看成两国关系中充满希望的稳定力量”。他把美国工商界称为美国的“驻华大使”。

诚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在多元化，美国也试图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相对冷落和钳制中国贸易，甚至想着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取代和削弱与中国的贸易分量。但是，且不说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生效需要两年，还有一些不确定性，即便真的实现了，也未必能够取代中国与美国的投资和进出口往来。中国的经济体量大了，消费能力也非其他市场可比。市场的竞争虽然是全要素竞争，但最重要的还是市场规模而不仅仅是技术和物质资源。因为后者可以通过学习获得，还可以通过市场来交易，但市场的发展潜力不是想具有就可以具有的。因此，要么是中国也加入那个能够通得过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要么是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之外还得与中国长期地去打市场交道。

美国需要中国的地方，自然不只是贸易和投资，还会体现在对一些更重大国际问题的合作和协调中。美国目前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但在世界多极化的时代潮流里，表现在多方面的“霸权效应”有所减退，不能不在继续维持原有权力的格局下寻求更多的多边合作，而寻求与世界人口大国和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合作，是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选择。应对世界气候变化的问题争吵了多年，2015年中美达成的减排协议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是中美合作成功的一个范例。中美在反对恐怖主义和极端力量方面的合作，虽然在个别具体问题上有不同的认识，但大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中国不仅全力支持中东地区反恐，也与美国等国家联合参与了阿富汗与塔利班和谈进程。在网络安全和知识产权问题上，中美积极协调，在防止核扩散的问题上，中国完全支持奥巴马政府对伊朗解除制裁，最大限度地消除了中东地区的核危机。在朝核问题上，中国提出了朝鲜半岛“三原则”，并与美国达成了有关对朝制裁协议。中国既表明了希望半岛问题通过多边会谈得到最终解决的态度，同时也给美国的国际政策主张留下了最大的回旋余地。中国在诸多国际问题上，从来不主张通过军事霸权的方式去解决，但在事关全球安全利益的问题上做出方法上的最大让步。中国以国际间的“最大公约数”作为处理复杂国际问题的重要方法论，这对习惯于支配一切的美国来讲，无疑是一种低成本的选择结果。没有中国的协调配合，美国不仅不能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也会遇到始料不及的后果，整个世界被动，美国也被动。美国在世界事务上的主导作用也就减弱了许多。

中国也需要美国。中国的经济发展近乎神速，但在经济总量赶上美国并非近期的事。且不说美国至今还是世界技术创新的高地，美国的人才结构和教育水平以及经济的微观管理水平，也还在世界上无出其右，就说中美二者之间的经济体量，相差70%，人均GDP差距更大。据瑞士信贷银行编制的全球私人财富的数据，美国的私人财富存量是85.9万亿美元，中国是22.8万亿美元。在2015年，美国的国民净财富超过73万美元，中国是28万亿美元，中美国民财富差距在45万亿美元。即便是在美国经济艰难复苏的2009年至2015年里，美中财富差距扩大了25万亿美元。两国财富的比例从2011年的3.1∶1上升到2015年的3.8∶1。美国的大型公共部门自然不敌中国，中国的国有企业拥有巨额资产，但负债水平较高。对这种差距，中国心里是有数的。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好似约瑟夫·奈说过的话，“美国世纪”还没有结束，因为没有一个切实的对手，“欧盟太四分五裂，俄罗斯太腐败，印度太穷，巴西生产力太低”。至于中国，“将在国际舞台上取得更大空间，但也面临严峻的内部挑战如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国有企业效益低下”。此外，他还引述已故李光耀先生与他的谈话说，中国有13亿人的智慧可利用，而美国则有全世界70亿的智慧可利用。

既然如此，美国是不应该在“修昔底德陷阱”的边缘上徘徊的。之所以出现了陷阱的感觉，那是因为看到，中国虽然面临发展的调整，但发展之快又是无法否认的。于是，美国又从另一个角度渲染中国强大。比如，根据中情局的购买力评价理论，中国的实际市场实力可要比一般统计大得多。所谓购买力平价理论其实并不可靠，它是一种脱离了具体市场产品价格体系与产业发育水平并不匹配的简单观察对比，它的比较依据尺度是，在不同的市场中，同样的商品与服务的价格应当是相同的，但中美之间产品价格并不一样，在美国高而在中国低。但观察者忽视了，在一个阶段，中国的服务业是滞后的，不仅是服务商品远低于它的价值，物化商品包含的服务含量也很少，消费者得到的是简单粗放形式的商品，表现在市场价格上也是简单价格，而这正是一种发展中品质不足的特征，而非真正的平价。随着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价值回归，这种价值与价格偏离的状况正在改变，但还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你可以拿它测量服务业发展水平的高低和消费者享受到的使用价值的多少，但不能作为衡量中美之间经济简单数量实力的比较尺度。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无论从实际数量和市场价值上，中美经济发展水平都不在一个“等高线”上，所谓中国经济发展目前已经对美国构成数量“威胁”，构成了对美国的现实挑战，并没有足够的依据。

但是，在美国的一些精英和政客的眼中，只要与中国发展有关的就是威胁，不管是真实的还是幻造的，有理由的还是无理由的。这样不仅把美国的国家利益泛化了，同时使之降低到很低的水准。

一个国家，其战略利益是多层次的、多侧面的，从国家安全到和平发展，都是其中的主要内容，只要不妨碍主权完整，危及安全与发展，别国的正常发展是与它没有直接关系的。不能无限地扩大，也不会缩小。如果说有什么高度关联，是大家同居一个地球，不仅彼此之间和与外部环境和谐相处，也要在正常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实现平等互利的市场交换。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基础，而直接紧密的商业关系又是基础的基础。人们主张的改革国际经济治理结构，从而创新完善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使其更有效益，实现双赢和多赢，这并不是“重商主义”，而是谁都无法回避的社会生存发展的基本法则。因此，一国的发展与另一国的发展互为前提，所谓经济战略利益即在其中。

每个国家都有自身的战略利益，但要服从主权平等原则，也就是说，它只能在平等主权中延伸，超越了就是越权或者“霸权”。这是引起国际秩序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战略利益往往是核心利益，包括一个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平发展的权利，道路选择和政治制度选择的权利，生存发展的权利和改革开放的权利。所谓照顾核心利益，本质上是尊重核心权益。美国原国家安全顾问、美国能源安全委员会创始人罗伯特·麦克法兰在一次中美民间对话会上讲得很实在，他说，“对于像美中这样的大国来讲，双方追逐自己的国际利益是理所当然的”。美中两国应该加强沟通交流，而“具有冲突性质的问题，也应该放在国际合作层面，帮助双边合作找到新的规则”。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雨也在有关文章里讲得不错:“两国各自文化都很务实，但在实际互动中很多时候丢弃了务实的目标而陷入理念之争，以致对更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例如中国提出中美相互尊重各自核心利益，但美国从来不提中国核心利益这个词，觉得一提就是承认中国的要求了。出于这个理由，美国甚至有意把中国所提概念妖魔化。这是一种处理大国关系不成熟的表现。”他还说:“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否不取决于双方分歧、矛盾多寡，而取决于双方是否善于互做妥协或管控这些分歧。”他认为目前中美之间的最大问题是“双方尚未形成成熟的互相让渡的利益观”，美国久居“领导地位”，从未形成照顾他国利益的习惯，而中国“也要考虑认知和对等照顾到美国的利益”。

相互让渡利益甚至是部分主权利益让渡，是全球化中各国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的历史潮流，但这种让渡遵循的是平等原则，或者具有多边性，或者具有双边性，这是自由贸易得以实现的基础，在国家的政治关系中和世界秩序关系里也是如此。与此相关联的是每个国家所拥有的战略纵深也应该得到相互平等的理解。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问题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斯蒂芬·金泽在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网站发表的《战略纵深不可估量的重要性》(TheInestimableImportanceOfStrategicDepth)一文，写得颇有历史感和现实针对性。他说，没有一个国家希望敌人就在自己的边境。他对比了美国与俄罗斯的历史与现状，说美国在北美洲早就不用担心自己的安全，美洲的土著人被镇压，敌对的大国逐渐消失了，浩瀚的海洋保护着自己，阻隔了大多数敌人，“我们拥有地缘政治家所谓的战略纵深”。俄罗斯则不然，它有长期与拿破仑、希特勒等侵略者较量的经验，“因为要防范再遭侵略的愿望导致‘二战’后征服了东欧各国，从而建立一个缓冲带。他们现在仍然从这个角度看世界，坚持要阻止美国军队和核武器部署到其邻国。这就是它准备动用一切必要的手段阻止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原因所在”。中东的伊朗之所以支持伊拉克和叙利亚抗击激进分子组织，是因为激进组织视在伊朗占多数的什叶派为“异教徒”，美国有人却把伊朗的做法视为伊朗要接管中东。他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安全难题”，各国采取措施保护自己，形成了紧张局势不断升级的怪圈，美俄、美中、美伊关系就是这一怪圈造成的结果。既然美国早就获得了自己的战略纵深，“我们应该理解为什么其他国家也谋划这么做”。他对南海问题给出的解释是，中国也认识到战略纵深的重要性。

但是，虽然我们明白他的意思，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在拥有自身战略纵深的同时，理解尊重别人的战略纵深和重大关切，然而他对南海的解释并不靠谱。因为那是事涉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事情，要比战略纵深远远重要得多。在海洋上，战略纵深主要是在公海上，那里是“海权贸易”的交叉之地，也是所有向海国家和地区战略纵深的交融之地，并不是谁能用“珍珠链”之类的概念就可以搅混的。

中美关系应在沟通中前行

也许，在某种特定的场景中，对战略纵深的不同理解导致对战略利益的不同说法，但这是可以在沟通中趋近的，而不能由此展开对抗。在2015年京城国际论坛上，基辛格曾经说过，“中美关系突破较为困难。但一个有效的社会讲究合作，而不是制造分歧，两国的挑战在于充分认识合作的重要性。当今的国际关系已不再是传统的双边关系，国家之间的对话需要以全球的视野看待问题。40年前中美要做好的是管控好眼前的威胁，而现在要做的是如何影响国际体系”。2015年2月6日，赖斯宣布美国邀请习近平访美。白宫也在同一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2015年国家安全报告》，明确地强调过中美“有竞争但要避免对抗的必然性”。

诺贝尔奖得主施蒂格利茨2014年底在《名利场》发表题为“中国世纪”的文章，也曾分析过“美国政策的误区”。其一是尽管美国有软实力，但美国模式并没有惠及美国大多数民众，如果将通胀算在内，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都不如25年前。一种不能惠及大多数国民的经济模式也就不能成为他国效仿的榜样。虽然中国社会也存在不平等，但大多数中国人或多或少从经济发展中获益。因此，美国应将中国崛起视为一记警钟，推进自身改革。其二是“遏制”中国不仅是无用功，也会损害人们对美国的信心甚至领导地位。不管是那个想把中国挤出亚太供应链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还是对中国与法国提出并得到联合国支持的创造一种国际储备货币的倡议，以及中国希望通过新组建的多边机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帮助，等等，美国都会说“不”，这显然是有问题的。施蒂格利茨还指出，离开与中国合作，美国的利益无法实现。“我们应当抓住机会，使外交政策的立足点远离遏制。”中美两国的经济利益相互交织，紧密关联。稳定正常的全球政治经济秩序事关两国利益。“不管愿意不愿意，我们都必须合作——而且应该拿出合作的诚意。”

对施蒂格利茨的观点，有各种评价，但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所说的，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双边关系，是世界整体关系的支柱。这既是中美关系引起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也是人们认识中美关系重要性的更大的背景。对中美能否建成新型大国关系，有悲观者，也有乐观者。他说，约瑟夫·奈在2015年初发表的文章建议美国政界人士“必须在现实主义和融合之间找到平衡”，因为“误判总是可能发生的，但冲突远非不可避免”，“美国把中国视为敌人，那肯定会成为敌人”，一切取决于美国的态度。如果美国“避免采取遏制战略”，中美就有机会建成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互不冲突、互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有分歧，更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妥善处理分歧，可以着力扩大利益交汇点，其中一个亮点就是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中美投资协定谈判。

2016年2月底，美国联邦俱乐部在硅谷举办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活动，美国两位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了关于中美和中国与西方国家之间关系的观点交锋，一位是《当中国统治世界》的作者马丁·雅克，另一位是《中国:脆弱的超级大国》的作者谢淑丽。讨论的由头颇有意思:英国是美国最亲密的朋友，为什么采取了完全不同的对华政策。雅克说，这是中国崛起的象征。曾经在美国克林顿时期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谢淑丽则认为，多年来中美关系似乎进展顺利，但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以来发生变化。在美国人看来，中国误认为美国在走下坡路，这就引起了美国政府的疑虑。在人们问及为什么美国和英国在网络安全上和技术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时，谢淑丽说，美国不得不把中国当作潜在的国家安全威胁，而欧洲不必担心这一点。当他们提到中国南海以及日本的介入，谢淑丽居然称美国正在创造让中国和平崛起的条件。对于谢淑丽的解释，雅克反驳说，美国这么做是为了一己之利。但他们的争论还是在如何避免中美冲突这一点上达成了方向上的接近。谢淑丽认为，“只要治国手腕和政策得当”，“只要国家间是相互依赖的，双方都会小心地珍视这一关系”。雅克也认为，美中仍有继续合作的空间。“美国对于中国崛起的本质存在很深的误解。中国仅仅想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存在于美国制定的游戏规则的世界里”。谢淑丽预测，今后美国将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尽管决策者致力于“不会带来冷战个局面，但我认为我们似乎正在朝着这一方向前进”，“这令我深感担忧”。

他们的争论与分析，大体上符合中美关系最近阶段的实际，中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一个特点，也许正像美国财政部原部长萨默斯说的，世界尚未为中国崛起做好准备，“世界都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中国的短期和中期政策宗旨以及应对合作与不可避免的冲突所需要的制度结构缺少共同的认识”。他提出了一个很尖锐的问题，美国要看到中国经济成功对全球繁荣的推动，不是威胁。习近平在访问伦敦受到的欢迎表明，“假如美国不同中国展开经济合作，美国可能会使自己与传统盟友孤立开来”。他还说，世界要得到好处，就需要认识到其最深层的利益依赖于中国进行更多的改革。

由此，他进一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管怎么说，在新经济现实的影响下，新的全球政治经济正在形成。谁也无法改变这些经济现实。用错误的方法应对现实，就有可能受到反作用力的影响，“要么导致全球体系运转不良，要么必须面对一个谁也不希望看到的全球秩序”的被破损。

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曾经采访了在中国生活多年，也曾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过牢狱之苦的94岁的李敦白。李敦白的担心是，美国官员正在恢复把中国视为一个神秘的敌对国家的旧习惯，因为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尼克松以来的每位总统都采取了这样一种战略立场，即一个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但现在，“我们似乎试图打造一种反华联盟”。不过李敦白也认为，“美国国内的大部分强硬言论只是空谈而已，北京和华盛顿有太多的战略利益。双方都害怕政治动荡和恐怖主义，双方都受益于全球化经济。中美企业之间的关系十分深入，也非常有利可图，因而任何一方都不想因为对方的口头攻击而采取行动”。他希望中美两国的民众能深入了解情况，“双方必须掌握对方的准确信息”。

斯蒂芬·金泽讲得更直率:美国不应惧怕其他大国的崛起。他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文说，“在这个世纪中，美国不会再像20世纪那样主导世界。如果美国人能顺应这个现实，就有希望实现全球稳定。如果我们拒绝，如果我们不接受自身实力的相对衰落，那么沮丧情绪可能会促使我们以毁灭的方式四处出击。”“对我们来讲，潮水始终是高涨的。在20世纪，我们的实力稳步增长。我们习惯于掌管世界。未来我们无法再掌管世界。我们的历史没能帮助为全球地位的这一变化做好准备，在心理上没有做好准备。”“我们不可能忽视新世界日渐形成的迹象。中东的一个恐怖集团攻城略地，我们不得不意识到，尽管我们军力强大，但如果没有当地伙伴的帮助，我们就不可能将之铲除。俄罗斯公然与我们对抗。作为长期看美国脸色行事的北约盟友，土耳其对我们的请求置若罔闻，自行其是。沙特阿拉伯甚至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就发动了一场战争。最具挑战性的是我们与中国正在变化的关系。最迟到21世纪中期，美国人将要面对一种我们从未料到的现实:一个比美国人口更多、更富裕、在历史上更强大的对手。中国人最近在太平洋展开试探，我们的回应是军事性的，这表明我们的对华政策还囿于20世纪我们对抗他们的范式。如果我们奉行这样的政策，那么长远的赢家很可能是他们而不是我们。在21世纪中期和后期，美国将无法在中国边界周边的冲突中战胜中国。这也许会令美国人难以理解或接受。”他对“修昔底德陷阱”在实际上给出了另一种更准确的解释:“触发冲突的不是挑战者，而是主导国，因为后者担心会失去优势地位。”他还颇具历史眼光地讲:“随着其他国家变得更加富裕和强大，我们的相对实力当然会衰落，这种历史必然性也许是一种恩赐。多极世界本身就比单一大国掌管的世界稳定。美国具备持续实现国家繁荣的手段，如果我们能够完成心理过渡，接受这个我们不再主导的世界，这繁荣就是我们的。”

其实，大国关系从来都是复杂的。中美关系呈现鲜明的两面性特征，一面是博弈，一面是合作。这是由中美经济、人文和战略利益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矛盾的大格局决定的。

现在，对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各方的期待是稳定发展。较小的国家，只要同它们的根本利益不相冲突，就不会贸然“选边站”。欧盟主要国家尤其是老牌的发达国家开始独立地做出与中国经济紧密合作的主动选择，另一些国家更倾向于“多面下注”的因应策略，以期现实利益最大化。恰如泰国皇太后大学校长万猜·西差那所分析的，按照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全球影响力三个标准，“中国正在成为超级大国的路上”，但将是一个与美国不同的超级大国。“原因之一是中国不像西方大国那样将海外领土开拓成殖民地，相反，中国的外交政策路线是开展互利互惠的贸易。”

美国应当感谢中国。中国不仅在其发生经济危机时提供了普通民众需要的消费品，在经济危机的后期带去大量企业投资，为拉动制造业回归和增加就业做出了贡献，而且在美国金融危机中一直购买美国国债，支撑美国度过最艰难的岁月。甚至可以说，中国是支撑美元继续作为全球货币的力量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繁荣:为什么不会统治世界》一书说，“尽管中国拥有地缘政治自主性，理论上使得它可以结束对美元的依赖，甚至是终结美元标准，而实际上，它一直在帮助保持这一标准”。“中国还在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这会帮助美国人过上更好的生活，同时还帮助美元继续保持其地位。”有人讲，这是中国出口依赖美元造成的，但事实上更多的是美国在一些方面依赖中国出口，同时依赖中国购买美债。就在2015年下半年中国因为支持股市与人民币汇率减少大约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之后，一种忧虑出现了——不完全是在担心中国外汇储备还会不会缩水，而是担心中国卖出美国国债，美国面临的融资难度更大。这说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持有的美国国债，对有着18万亿美元债务的美国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