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世纪是共享的世纪

关于“中国世纪”的提法

施蒂格利茨在2015年提出，世界开始进入了“中国世纪”。这个观点引起国际舆论场的巨大反响。赞成者认为，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提出，是一个重要标志。中国领导人提出有关推进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重要倡议也是一个重要标志。质疑者则认为，中国发展虽然有多种优势，但中美力量均衡并未改变，中美同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认识不同，主要是着眼点不同。关于对“中国世纪”的准确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也不一样。“中国世纪”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也有立足点的根本区别。应当有多层次的内涵外延以及更加准确的含义。如果说，“中国世纪”单指经济发展而言，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中国虽然进入了中高速发展状态，但按照6.5%—7%的发展速度——这种速度又是在经济总体量很大的基础上产生的，在经济规模上，中国的经济体量在五年后将达到90万亿元人民币，按现行汇率，约合14万亿美元以上，那是令人吃惊的。由此引出中国在经济规模上是否与美国好有一比的猜测，这也是一种正常但无须较真的讨论命题。抛开这种竞技式的比较，只从中国经济发展本身来看，一定要把21世纪称为中国继续发展的世纪，也是并不为过的。但是，中国的持续发展不仅与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连在一起，也与发达经济体连在一起。在全球化中，各个经济体是发展命运共同体。这从本轮经济危机造成的全局性关联影响里看得更加真切。中国的发展状态会影响世界，世界经济发展状态也会影响中国。从这个发展的全视角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有助于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但不能说中国经济完全会主导世界经济的未来。从世界的总体发展格局来看，以美国和欧盟国家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依然是创新的重要源泉，经济发展依然具有很大的活力和内在的自我修复能力。即以美国2015年2.4%的经济增速来看，它依然是绝对数量的庞大增长。因此，我们只能说，21世纪新发生的一个标志性的现象是中国与许多发展中经济体的陆续崛起，但不能认为发达经济体会从此走向衰败，更不能认为21世纪只是中国经济主导的世纪。

从全球国际政治结构的演变来讲，“中国世纪”更准确地说是从中国自身民族和国家走向复兴的世纪。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走向复兴，这对全球来讲，是具有跨时代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复兴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将会实现的“中国梦”与已经出现半个多世纪的“美国梦”，都是一种对发展的价值追求。不需要类比，也不能简单地去类比。中国需要实现自己梦想的不断努力，也需要创造一种有利于自身和全球所有国家和经济体持续发展的环境，包括创造这种环境必须要有的市场平等的话语权与完善国际政治经济治理的平等参与权。所谓“不能由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规则”，其实是不太想让中国参与制定规则。中国从来没有要去包揽规则，或者独自去制定经济全球化的另一套规则，但没有中国和全球其他国家与经济体参与的规则和不断完善的规则，那样的规则体系能够全面有效地得到实行吗?因此，正如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在论及中国经济规模与美国经济规模的时候说，没有必要确定一个“时间点”，美国需要接受的一点是，“中美将互相依赖，中美发展都需要世界的和平稳定”。

所谓“中国世纪”的提法，正如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先生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报记者采访时所言，是沿袭了历史上的英国世纪、美国世纪的说法，之前有人称19世纪是英国世纪，20世纪是美国世纪。但现在并非一极世界。阎学通先生在其《历史的惯性》一书中预测，中国将于2023年成为超级大国，但美国很可能在2040年前依然维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因为国力取决于开放程度，也取决于改革。今后20年内，都应当是中美“两极化”的趋势。一极格局形成，所需时间其实相当长，比如美国早在1872年就开始了经济总量首次超过英国的进程，但很长时间里领先地位表现得不明显。他还认为，美国对华政策自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只有程度的变化，没有性质的调整，即经济上合作，安全上防范。未来不管谁来担任美国总统，只要他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很可能还会继续这一政策。

“中国世纪”这一受历史提法惯性影响的说法，其实是大可不必理会的。如果一定要沿用，则需要分清它在当代的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与历史上各种不同程度带有“霸权”色彩的世纪标识有什么本质和趋向性的不同。

首先，“中国世纪”其实是“亚洲世纪”，或者更全面准确地说，是欧亚“旧大陆”走向新的一体复兴的世纪。中国的发展带动了亚洲，亚洲的发展也为中国带来机遇。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与亚洲占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体组成了21世纪发展的先驱力量，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经济版图，使亚洲的发展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水准。这是自经济全球化由自发被动向自觉主动演变以来出现的一次螺旋式上升。亚洲的经济崛起，包括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是世界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但不是唯一动力。亚洲的经济崛起，包括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世界经济开始进入另一轮新发展的新起点，但也不是唯一的起点，这应当就是“中国世纪”内涵与外延的第一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抛开美国希望从各方面“合围”中国不谈，它的重返亚太，也是看到了这个历史的大趋势。也就是说，美国不把经济互动的重心移向亚太高增长地区，那是不符合美国发展利益的，也会真正导致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但令人不解的是，美国重返亚太是挟军事重器而来的，在经济上也更多地把中国看作对手而不是有益的合作者，指望着在中国经济之外，开出另一条既不完整也缺少重要合作对象的更多合作的路径来，那岂不是天底下最为矛盾的一种选择吗?也许它在认定，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要出现休止符，比如它不放心他们学者的分析，专门用一颗卫星从太空中收集中国的市场仓储物流数据，去判断中国制造业的荣枯线，但诸如此类的手段也未必能够解开它对中国经济本能猜忌的心结。而中国经济在转型升级中的持续发展最终会了却这种主观愿望造成的幻影，造成更大的一种纠结。

从再大的视野来看，21世纪也应当是欧亚经济合作复兴的世纪。经济复兴的愿望，是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愈来愈明显的欧亚乃至世界性主题。尤其是在发端于美国的本轮金融危机里，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相继受到损伤，欧洲的多轮货币宽松并没有发生大的效果，新的汇率危机和货币危机又使经济发展进入了两难选择，复兴经济已经不是一个口号，具有现实的紧迫感。欧洲开发复兴银行的建立和成员的扩大以及欧洲各国纷纷加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其本身就意味着欧洲的经济面临的不是修补，而是需要在具体的产业复苏中走向复兴。亚洲经济面临的是百年复兴，欧洲经济也面临着世纪复兴。这两个复兴从时间跨度与复兴的起点上有所不同，但它们将在21世纪上半叶合流交汇。

“一带一路”与欧亚经济合作

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纪也是全球化在曲折中不断推进的世纪，更是全球共享发展成果的世纪。在经济发展战略层次上，“一带一路”共同发展无疑占有最高和最突出的位置。它填补了世界发展战略的空白，也是让经济全球化由自发走向自觉，是由发展低级阶段进入发展高级阶段的重要途径。它能使各个经济体相互合作中产生内生动力，爆发推动发展的聚变能量，也能在平等互利中保证发展成果共享，进而释放出更大的经济合作发展能量。

“一带一路”所能达到的发展效果，是由其阔大的合作视野、利益理念和方法论的高度决定的。在中国自身发展视野上，中国提出并倡导“一带一路”发展，并不只是基于中国自身发展经济空间的考量，而是蕴含着对经济全球化和地缘经济发展规律的全面思考，是对全球各个经济体致力于打破发展瓶颈内在需要的主动适应。诚然，中国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发展目标是非常引人注目的，“第一个一百年”发展目标里，要在2020年实现60%的城镇化率，经济总量比2010年翻一番，人均收入也要比2010年增长一倍。在“第二个一百年”发展目标里，要全面实现现代化，建成中等经济水平以上经济强国。“第二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国将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达到这样的目标，依靠传统的增长模式是不行的，在封闭条件下进行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也是难以奏效的，只有推动更大半径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开放，才能够实现。但是，欧洲虽然并没有时间节奏如此明确的目标，并不意味着没有具体目标，复兴概念的提出，其本身就说明欧洲的发展要上一新的层次。中国的民族复兴和欧洲的复兴，具体的内涵与起点或许不尽相同，但繁荣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的追求应当是一样的。这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复兴目标一致的思维，体现着欧亚各国的共同愿景，也说明发展是可以共享与分享的。

而欧亚乃至全世界各国的发展愿景要成为现实，不仅需要制定自身正确的经济政策与发展方略，同时也要在经济全球化中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流动与合理组合。平等交换是商业运作的根本规则。平等贸易，相互投资，在双边和多边贸易投资中创造更多的便利化，在自由贸易的微观结构里相互平等地让渡主权，在经济深度合作与融合的实际过程中找到共同发展与共享发展成果的“最大公约数”，将是唯一的默契与追求。

共享发展在方法论上要以不断增强的经济力量和各自已经形成的经济优势为启动点和撬动点，打造多条相互连接的经济合作区域与经济发展带，带动各国经济发展。最具体最有效的实现形式就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达成默契与实现追求。在“一带一路”的“五通”中，设施联通“是克服地理瓶颈与信息瓶颈的重要因素”，政策沟通“是技术及管理因素”，资金流通“主要是资本自由流动的相关要素”，人心相通则是最重要的人的因素，而贸易畅通则是必然会发生的新丝路景象。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在这几个重要方面都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也希望通过“五通”开辟共同发展的新途径，给全球经济包括自身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其实是多层次的市场立体对接，在这种对接中，中国有优势也有相对的劣势，需要更多的市场主体相互补充。例如部分高技术的创新日新月异，发达经济体在总体上走在前面，市场管理规范与品牌总体方阵也需要进一步在合作互动中提升，等等，这都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正视的问题，也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实现市场优势互补的有效途径。尤其要看到，“一带一路”发展建设的时代环境是社会生产力飞快发展的环境，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是“一带一路”发展所面对的现实也是其动力。

中国发展的着力点

中国目前具有的经济合作优势是什么?除了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自觉意识，至少还有三个资源优势。一是资金比较充裕，能够发起成立亚投行等开发性的地区金融机构和以丝路基金为代表的各种合作基金。这对基础设施建设和国际重大经济项目的实施，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支撑。二是正在不断升级中的产业和技术，中国的产业一方面面临着一般产能的过剩，另一方面也迎来了高技术含量产业发展的井喷期。中国的铁路运输技术主要是高铁已经居于世界前列，核电和输电技术也跻身世界市场，装备制造业正在快速发展。三是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向广度深度拓展，所具有的现实市场容量和潜在市场能量完全能够带动和启动目前“一带一路”的多向市场需求。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全球中国业务发展中心研究团队在其发布的《2016年中国展望》核心报告中说，中国经济正在向“创新驱动、服务导向和消费拉动”模式转型，以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为代表的发展，正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部分地抵消了制造业疲软带来的不利影响。他们甚至得出一个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敢相信的统计结论，中国服务业对GDP的贡献在2012年就达到56.9%，2015年则超过了70%。消费对GDP的贡献稳步上升，2015年占中国GDP的52.7%，而美国同年的消费占比为68.4%，可见其市场发展空间之大。电子商务已经成为中国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2015年达到了3.8万亿元人民币的规模，2018年可望翻番。另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估算，中国月收入达到1.2万—2.2万元的中产阶层家庭数量有望在今后10年增加至1亿户，在城市地区，到2020年之前，有望产生2万亿美元的消费市场规模。

目前，在互联网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中，新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所谓新经济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发表的一组文章里，是指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信息技术(IT)革命以及由信息技术带动的以高新科技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包括我们正在面临的第四次工业化的挑战和网络经济的全面长入。近年来，中国新经济发展迅速，互联网运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化和物联网正在成为新经济的核心元素。中国的网络能力正在直追美国，新经济在服务业上的表现领先世界。电子商务、物流供应、O2O、互联网金融迅猛发展，新经济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在2016年世界经济论坛会前，大会主席施瓦布发表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意味着什么》的文章，他说，虽然我们还不能确切地知道，但这次发生在信息化革命基础上的工业革命中，数十亿人口被移动设备连接，人工智能、自动驾驶汽车、3D打印机、生物科技等将一切可能性无限放大。在施瓦布看来，第四次工业革命不同于以往历次工业革命的线性速度，这一次革命是指数级的，涉及几乎所有行业，不会有哪个行业被落下。在论坛上，瑞银发布了《极度自动化和连通性:第四次工业革命对全球、地区和投资领域的影响》的白皮书，认为第四次工业革命将会直接影响贸易投资的经济版图。那么，在这样的生产力快速进展的革命性的发展背景下，“一带一路”发展必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机遇。美国、德国是新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90年代美国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和低失业率，得益于以互联网为主导的新经济的发展，美国之所以能够从金融危机中率先出线的朕兆，依然来自新经济。德国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受伤最小，并率先提出工业4.0，要利用物联信息系统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能化，达到快速、便捷、有效、个性化的产品供应，这是新经济发展的最新动态。欧洲经济发展经历了从传统模式的多个过程，也在工业4.0的进程中走在前面。从这个重要的角度讲，“一带一路”与欧洲的发展对接，不仅是地缘经济一体化的完善与对接，欧洲国家提出的第三方合作计划也是“一带一路”共同发展的巨大支撑。中国在新经济制造业中尚需像德国那样进一步加力。

当然，目前尚未消失的比较人力成本优势和正在优化的一般产业，依然会在不同产业市场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里具有生存发展的可能。恰如当年中国沿海地区出现的“三来一补”和产业向价值洼地的转移，一些产业市场的转移对处在发展初始阶段的经济体不无合作互补的意义，但中国产业升级的过程性市场成果同样会给合作者带来发展适应性对接的机遇。

需要强调的还有，中国的现代市场经济发育时间不长，因此在经济管理和企业管理上仍然是新手，需要继续保持谦逊的学习态度。不能随意就说，中企一定将会引领下一次全球商业革命。在电商领域也许中国走在了前面，但基于商业基本规则的管理水平的进一步提高还有较长的一段路要走。“一带一路”是市场经济中的“一带一路”，企业直接投资也是基于市场规则的投资。因此，在中国企业大量“走出去”并开展并购的同时，也要看到面临的阻力是多种多样的，有的是对中国企业崛起莫名其妙的防范，有的近乎“排外”，有的则来自对包括管理和财务透明在内的商业规则的要求。因此，比起中国企业在海外承包工程受到的赞扬，涉及资本运作的海外企业并购所面临的挑战更大。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并购，除了比较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少流产的案例，比如中国某大型联合民营企业希望获得英国克兰沃特-本森银行的所有股份的控制权，却受到对中国企业投资总体持欢迎态度的英国监管机构的否定。克兰沃特-本森银行是伦敦最古老的商业银行之一，这家中国企业已经在此前成为该银行的大股东。对于并没有金融产业运作丰富经验的企业来讲，这样的全资产并购本身就存在管理风险，面对英国监管机构的财务状况审查与质询，中国企业不得不放弃并购计划。另一家中国大型民航企业在伦敦机场的竞购中输给了由加拿大人牵头的另一家财团，除了报价，也有缺乏管理机场经验的因素。目前，中国的资金大量走出国门，在2016年第一季度，就有价值1000亿美元的海外并购项目发生。有一些开展并购的企业债务较多，超过了一定的安全标准，并购案所在国对一些交易的可持续性表示疑虑并提出资金来源的透明性，应当是无可厚非的。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就企业债务“偏高”提出过“警告”，也并不是没有缘由的。依靠海外借贷支持并购而不是通过股本融资来降低“高杠杆”带来的风险，这不仅对进入并购市场的企业是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对中国有效规避金融风险的努力来讲，也未必是明智的选择。对中国公司债务的估计，各个机构提出的数值比例不同，有的认为达到160%或更高，有的认为没那么高，但据中国万得资讯的数据，约有30%的上市公司负债是其资产的2—3倍。虽然中国企业的大多数海外并购是成功的，具有明确的商业性，但基于“信任并核实”的规则应当是推动“一带一路”投资健康持续进行的一只重要的“安全阀”。

中国企业品牌也要进一步提升。中国企业的品牌知名度与美誉度已经有了很大提高，但这部分多数是资产庞大的国企，随着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和全球市场的剧烈变化，中国企业的品牌结构也会相应发生变化。目前，一方面是中国百强品牌发展放慢，另一方面是科技企业和包括互联网企业在内的大型服务企业品牌地位提高。2014年，中国百强品牌的市值增速为22%，2015年降为13%，但科技企业市值比例却从16%上升至27%。中国市场化品牌开始在中国品牌的方阵中占有半壁江山，但像华为那样的世界一流品牌还是太少。

在包容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是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互动，具有全局性和全面性，因此，除了各种金融开发机构的支持和企业直接投资的开拓与拉动，相关国家的财政政策是要给力的。但“一带一路”建设又是市场机制下的合作，如何撬动大量的社会投资进入，便成为一个重要的关键。国际提倡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运营模式是一个有效的途径，但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中国通过特许经营立法推动包括基础设施建设在内的重大项目，但更重要的是优化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结构，不能用更多的国内公共服务项目替代和冲抵事关“一带一路”建设的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这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应当有不同的操作管道。凡此种种，都要细致地去策划。

“一带一路”正在走向持续成功的路上，但也面对着各种或明或暗的挑战。挑战是任何一种发展战略推进中的常态，而其中最大的挑战在于自身的力量与影响。这是参与全球治理的门票，也是推动“一带一路”取得全面成功的必要条件。对于任何国家来讲，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共同发展才具有真实的普遍价值。到2020年，中国的人均GDP将会达到1.2万美元至1.3万美元，这不仅意味着拥有庞大人口基数的中国的经济体量有多大，也意味着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能量进一步增大。丝绸之路造就了历史共享贸易成果、共享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成果，“一带一路”也将继承这种共享的基因，为世界文明的共同发展和共同享有做出新的贡献。

毋庸说，中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东方故乡，也会是新丝绸之路延续的历史推动者。“一带一路”软实力的打造，离不开基于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半径和路径选择。中国文化是多层次和多载体的，既有我们常讲的“国学”，也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显示了历史悠久的文化土壤和文化营养。当代中国文化既是根植于历史传统的文化，也是能够与世界优秀文化相融合相包容的文化。所谓“有容乃大”是中国人的最高智慧追求，因此，在2016年初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学论坛上，与会的中外学者并没有过多研讨中国的传统文化问题，而是把目光更多地聚焦在“中国智慧”上，聚焦在“中国思维”和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思考上。正像剑桥大学教授马丁·雅克在论坛上所讲的，“中国的执着和价值倡导，不仅显示出中国的智慧，且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治理模式和机制安排的智慧来源”。中国学的学者把“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看作是中国智慧的传统与现实相结合的范例，认为“一带一路”既能让人联想到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又有着鲜明的时代印记，体现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亚美尼亚国家科学院东方研究所研究员哈鲁特尼亚就说，“一带一路”显示出对和平与和谐的追求，是一个可以全球共享的战略布局。第六届中国学论坛的成功举办，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有现代生命力的文化才是人们最关心的活的文化，而人们最关心的活的文化才有文化心理的穿透力，有国际性才有传播的多重概率和现实的价值。也就是说，在“一带一路”发展中，不仅要打造中国文化的软实力，更要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多种文明合作与融合的软实力。如果说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我们今天则要说，愈是多民族多文明共生共辉的，愈是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