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丝绸之路源远流长

汉唐时代，传统中国已经开展了广泛的全球性贸易，作为世界之都，长安城向西出发，越过帕米尔高原，通向欧洲，是东方连接西方的丝绸之路。同时在海上，也有商船将中国货物运往欧洲，为中国赢得了瓷器国（China）的美名。自宋以来的近世，全球化的商业贸易正在成为深刻影响世界格局形成和国家兴衰的关键因素。宋元时代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勃兴，泉州等城市成为世界港口，政府税收和工商业发展有赖于此。得益于陆地和海洋的“一带一路”商贸活动，使中华帝国成为早期全球化贸易的主角。十五六世纪航海大发现以后，随着全球化时代来临和世界贸易体系的形成，以北京为政治中心的清朝政权，因为闭关锁国，失去了平等商贸的机会，并在近代沦为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对象。尽管如此，清朝在很长时期内仍然在丝绸、瓷器、茶叶等主要输出商品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茶叶自16世纪以来，逐渐成为中国商贸出口的最大宗商品，东南一隅丘陵生长的茶树，成为外贸和内贸的主要产品，不仅远销欧洲，更满足了内陆亚洲各民族的日常需求，在传统商路上川流不息。大量的茶叶是经由两湖、闽浙一带生产压制，沿途北上，由驼队运输，过张家口、多伦等地，穿行于浑善达克沙地，转运至蒙古和俄罗斯以及部分中亚国家。

在北京正北方向的锡林郭勒盟，位于蒙古各部的中心位置，再向东北方向，由漠南科尔沁等蒙古各部直至俄罗斯，西北方向则是由准噶尔蒙古直至新疆、中亚各国，再至欧洲。史学界将这条商路称之为“草原丝绸之路”“丝茶驼道”，这一内陆亚洲的商贸通道铸就了以晋商为代表的明清时期传统商帮的辉煌，也推动了全国范围，乃至世界区域内的商贸发展。当时产于湖北、安徽、福建的砖茶，产于河南、江西、山东的布匹、生烟、陶器、瓷器，产于河北、山西、陕西的麦粉、金属器皿、供佛用品，产于江浙、两广的绸缎、蔗糖，源源不断集中到归化城、张家口等地，然后再由草原丝茶驼道运往漠南、漠北、漠西草原，甚至远销国外。

早先的游牧民族并未见关于喝茶的记载，北方游牧民族从事畜牧业生产，生活所需多取自家畜，古代从匈奴至蒙古都是“人食其肉，饮其汁，衣其皮”（《史记·匈奴列传》）。13世纪蒙古崛起，统一全国后，从宫廷开始，蒙古人学会了喝茶。忽思慧在《饮膳正要》记载，元武宗外出，“因渴思茶”，随从以当地井水“煎茶以进”，武宗大加赞赏，认为味道和颜色都比自己在宫中喝的茶要好。《元史》还记载，元朝末代皇帝惠宗妥懽帖睦尔喜欢喝茶，并有侍女专门为他沏茶倒水。

明朝建立之后的200余年间，蒙古各部曾无数次同明朝以各种方式进行贸易，其中蒙古向明朝索要的物品，或者明朝给予蒙古的“赏赐”，主要是绢缎衣帽、金银钞币、粮食药材及其他各种手工业品，茶叶并不显著。

隆庆五年（1571年）“俺答封贡”后，蒙古右翼与明朝实现了长久和平，随即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皈依藏传佛教，他在万历五年动身前往青海，准备会晤西藏佛教格鲁派领袖索南嘉措（三世达赖）。藏族自唐朝起即已嗜茶成习，到明代甚至“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所谓番人，即指以藏族为主的西部各少数民族。《明神宗实录》万历五年九月己未条载，“俺答投书甘肃军门，乞开茶市”，要求以马易茶，巡按御史李时成认为，俺答“既称迎佛（索南嘉措），僧寺必须用茶，难以终拒”，但是不可开市，“惟量给百数十篦，以示朝廷赏赉之恩”。

然而明朝在西南已有茶马古道与“番人”互市，茶叶贸易具有政治高度，“番以茶为命。北狄（蒙古）若得，藉以制番，番必从狄，贻患匪细。”（《明史·食货志四》）

明清易代，清朝统治者倚蒙古为长城，茶叶贸易的政治色彩开始变化，又因为清朝“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蒙古各部和藏地番民的饮食习俗接近，且随着内陆亚洲区域的统一，内陆贸易繁荣，通过边口互市、城镇集市和旅蒙商队，内陆草原上的蒙古部落开始广泛引用内地生产的茶叶制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