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新经济政策”下的上海日常生活

一个普通工商业者的私人记录

文/ 黄修毅

1940年代初，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镜头下的上海一处市场大门外。

1941年12月9日，偷袭珍珠港得手次日，日军就开进了上海租界。工部局贴出告示：禁止市民囤积一个月以上的米粮和煤。同时，埠上各家银行明令限制提存，规定每户每三日最多只能提取存款伍佰元旧法币，为汪伪政府发行的货币“中储券”的全面流通铺路。

汪精卫政权的“新经济政策”甫一登场，就被认为全操之于日人之手。孤岛时期的经济，由此从通胀带来的“畸形繁荣”走向自食其果的泡沫破裂。这一为大陆史学界广泛采纳的论调，最初的发轫或可追溯到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民国名记者陶菊隐初版于1945年的长篇报道《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他进而分析，汪政权的种种措施“目的在于收缩银根，防止物价上涨”，但事与愿违，“再也不会有人肯把活钱送到死库里面去了。”

上海五金店职员颜滨的当年日记在2015年出版，名为《1942—1945：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提供了不一样的观察样本。就在各大银行代发汪伪“中储券”代替国民政府法币的最初几天里，他记录“这几天，三百六十行中又多出了一行”，因中储券兑法币的汇率连日上涨了三成，钱庄以高于官定兑换价一成的汇率吃进法币，“而每人可向储备银行调换三百元，不需贴水，因此若一人能调换来的话，可净挣三十元”。靠着食新币发行的“利差”，计算着过日子的普通百姓都可以小捞上一票。

不同于这一时期的名人回忆，比如陶菊隐、陈存仁、朱子家（金雄白）等人的述录多为事后追记，且涉笔日伪人事要么有意避“落水”之讳、要么难脱“自辩”之嫌，多有曲笔。这位留下16本厚薄不一的日记的作者，当年是一位由甬来沪、想要在城市立足的商业学徒。他在如“流水账”般记下七十年前日常生活的点滴时完全没考虑日后的公开，因而全无掩饰之词，为后人体察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情态，洞悉在时流中演变的人心，提供了另一个声部的证词。

数字“疯狂”的背后

凡举沦陷时期的社会生活，第一时间让人想到的无非是触目惊心的通货膨胀数字，诸如广为流传的“十六万元只能买171粒米”的说法，予人“民不聊生、物价腾贵”的印象。

从数目字上看，这些极端情形是真实存在的。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这样“疯狂”的物价之下，沦陷时期上海的人口非但没有出现异常的大规模减员，反而在经过当局1942年两次大规模遣返和疏散后，租界人口不减反增至峰值的近300万。沦陷时期几次迎来送往家乡的亲故，颜滨在1942年底的一则日记里不由得感叹，“我庆幸着自身的命运，在这样烽火连天满目荒凉的时代中，仍能足衣足食，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

由于该时期市面的币种繁杂及币值的频繁变动给统计带来的困难，宏观数据往往难以勾勒出社会经济走向的清晰轮廓。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吴景平的著作《抗战时期的上海经济》，1942-1945年间上海的银行存款总额持续上升。那么，微观的市民个体“经济账”或能提供另一个版本的观察切口。

颜滨日记对于米粮价格的涨跌，都有详尽记录。米价从1942年3月的160元／石涨至1944年2月的30000元／石，两年间翻了20倍。期间，他的工资也从109元法币／月（折中储券54.5元）涨至500元中储券／月，翻了近十倍，尚能勉强抵消物价上涨。但每石大米从3万元涨到16万，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1944年12月底至日降前），他所在的元泰五金号才不得不关闭了位于北京路上的分号，遣散了部分员工。

汪伪政权的“新经济政策”以维持粮、米、纱等基本物资与币值之间的平衡为纲，而颜滨日记勾勒的这幅微观曲线图，倒是贴合美国历史学家小科布尔（Parks M. Coble, Jr.）对于中国战时经济的重新分期：1937－1938年11月是“制造混乱时期”，日本军方通过发行军票等强制手段掠夺战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第二阶段是1938年底至1943年 ，日人提出“以战养战”的口号，试图通过中国人参与其中的“合作政府”建立新的经济秩序；从1944年到日本战败，则陷入了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

时间在1937年至1941年间，上海黑市上出售美国陆军的物资。

颜滨个人的“经济账”，佐证了直到1944年下半年经济崩溃的预兆到来之前，上海的小职员阶层尚能“足衣足食”，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多样化的个人收入组成。1944年1月3日的一则日记，记录了他1943年的总账目，其中“去岁的薪金4800元，分得红利14000元（号中原定每三年分一次红利，但1943年已是他连续第二年获得分红），另有“其他所得”18000元。这笔额外收入是他先后囤肥皂、囤牛油盘根，后又代购黄金和股票所得，以现代的眼光看来属“资产性收入”。这样一年开销下来尚盈余11000元，比干挣工资多了两倍不止，也让他有余力赎回战前父亲抵押出去的一栋乡间老宅，只花费了区区440元。

换言之，当时物价飞涨主要是“粮食、棉花、煤”等18类先后列入“统制”范畴的配给品，而房地产并没有成为资产集中配置的资源。在米粮等基础物资供给不足的条件下，汪政权的“新经济政策”试图将币值的不稳定因素导向黄金、证券等金融投资市场。近年美国学者曾玛莉（Margherita Zanasi）所做的一项对汪精卫政府上台前后经济政策和政治文化的研究，溯及了1935年以汪政府的二号人物陈公博为代表的国民党“改组派”被排挤出国民政府时拟定的施政方略：汪、陈两人力倡的“新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与战前宋子文主政的“赤字经济”有一脉相承之处，他们同欲造成一个以沿海工商业反哺内地小农经济、以国有资本参股民营经济的“民族工商业”。只是在货币政策上，不同于宋子文试图锚定美元而遭遇19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的滑铁卢，汪、陈半推半就地上了被动“绑定”战时日本经济的贼船。

不得已的“投机”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不仅要在币值与货值间试图取得平衡，以抵消予取予求的日本军方的索价，“中储券”发行额的90%以上被正金银行获得，98%被用于军费开支，而且不得不面对一个据估算量级十数倍于“中储券”流通领域的地下黑市的存在。

生铁、钢材等军用物资是最早列入“统制”品类的，自然最紧俏。颜滨所在的元泰五金号得以在沦陷时期维持着北京西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的两处市面，迟至战争近于尾声，才关停了在北京西路上的一处分号。颜滨的日记可以一瞥其图存之道，尽管“统制”之外的五金交易是明令禁止的，但通过有日人参股其中的洋商居间，经转手倒卖的“统制物资”仍能畅行无阻。有时连他自己也不得不履行代收第三方货款之责，将一批炉钢板通过丸加洋行，转卖给了当时的日商中华水电公司。

囤积倒卖生铁、钢材，利大本大，一介小职员只能望而兴叹，“说起最近五金物价飞涨，而我等身在五金界却一无所得，岂非可惜。”而另一类受到“统制”的战略物资如纱布、米粮在黑市大张旗鼓流通，小民逐利其中更需冒生命危险。颜滨受好奇心驱使，尾随过一队贩米者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穿行至徐家汇路，在南洋桥一带日人设下的铁丝网边，是撒下的白花花的米粒和一口口棺材。

在“统制”范围边缘的物品，如肥皂、烟草等生活必需的初等工业品，就在这米珠薪桂的时节成了一般市民争相居奇的首选。市场普遍看空“中储券”的氛围中，安全感的缺失驱使着人们无所不用其极地倒腾手上的“小本”，唯恐钱烂在手里。靠了1943年底的分红，颜滨还能轻松赎回一栋乡间老宅；只隔了一年，翻倍的红利竟“不足作一袭衣之用。”

颜滨的姐姐和姐夫同样也是自甬来沪谋生，在家中男性劳力失业后，只能靠囤积倒卖烟草维持家计。从1942年末到1943年，尚能小本经营，补贴家用。待1944年3月，烟草被列入经品类扩张的“统制商品”名单后，市面价格狂涨竟超过黑市；此间，店铺的租金从2000元扶摇直上达到85000元，这点小本生意“非唯得不到一点利益，反将蚀去原本”。

及至四个月后，股市暴涨，使得市场上资金拆借成本骤然升高。颜滨建议不如“将（烟草）店与房子全数顶出，依当时借款每月利息一成，反而靠抵押固定资产的生息足资补贴家用。据他判断，“目前谁也不能想像到将来币制及物价变化如何，CRB指数（路透商品研究局指数）是否能保持相当的价值？有了房屋、有了店基、有了货存，至少不至于遭到尽数瓦解……我想这也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了。”

1937年，上海一家商店内，人们正在专心挑选商品，无论战局如何，市井的经济生活得维持下去。

被否定的“出路”

1944年到1945年初股价的节节攀升，在颜滨的日记里留下了一笔笔“随波逐流地托人买进了同丰染织伍佰股”“又向借款两千购股”等的交易记录，流露着像是高烧初愈者的疲乏。在1942年“中储券”面市之初，他在万分纠结中错过了第一笔“投资”后彷徨自问“我素来痛恨囤户，怎可明知故犯，自相矛盾？”时隔三年，在股市、黄金市场里一次次杀进杀出的“投机老手”颜滨，已经不住这恼人的道德敏感，“这能否算投机的余孽或奸商呢？我也有些木然了……”

前方传来的战报似是黎明将近，但深陷于“魔都”日常癫狂的生活中的普通市民，却好像越来越隔膜于即将来临的“胜利”出头之日。在成批的B-29轰炸机压过头顶、对日实施毁灭式打击的1945年初夏，颜滨在日记里表现出一反常态的焦躁，一再说“上海确有些住得腻了”“希望有这样一天，能喊出：再见吧，大上海！”

身为一个离家来沪立业的青年，整个沦陷时期，颜滨托庇于同乡老板胡次桥创立的五金号，和一班年龄相仿的伙计受束于号中的两位年长职员——经理舒先生和车先生。胡本人被尊为太先生，这位平日里偶一露面、象征着宗族与同乡领袖的老先生生辰与祭祖之日，也是号中大小人等一年中最忙碌的大日子。而在1942年日占领军在租界内推行保甲制之时，胡太先生也当仁不让地被推为第八区（前法租界）的400余位保长之一。

在小字辈学徒里颇受器重的颜滨，顺理成章代理了“第五甲甲长”之职。直到1944年7月，日记中不时穿插着他履行甲长之责，议定马路治安、灯火管制或是参加防空、警训等诸事的记录，整体上遵循着中国宗法社会“结绳而治”的传统。连陶菊隐也不得不承认，“太平洋战争开启后的市面秩序，反倒是好了很多。”

1937年，上海霞飞路上的日本卫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日军的武装岗哨成为街头常见景色。

颜滨本人对这些派定给他的事务只能是勉力为之，但对于号中的高级职员与日人的生意往来则甚为反感。有一回被迫卷入与日商的交易，气得他牙根痒痒，在日记里落下一笔，“我要杀尽这一群无耻的商人”。这种义愤与其说源自民族主义情绪，不如说出自职员阶层自我营造的道德清教主义信条，用颜滨的自述就是：“我只凭自己的良心做事，不喜欢迎上、不会拍马，这也许是我最大的缺点，不过我不愿改变我的宗旨，我宁使人家说我不好。”

平日里喜读《万象》《大众》等小资杂志，也以舞文弄笔为志趣的颜滨，一度伙同几个夜间职校里的朋友创办了一本《星火》杂志以自娱。他的这种道德自傲，在“左翼文学”的浸润下有愈加膨胀的趋势。他尝引巴金小说《家》中的高觉慧“做我的模范”，自认“能认清眼前的时局和自己的环境，至少目前只能保持孤独的生活”。但独自在生活压力极大的城市求生的现实，又让他每每因为借款等事宜经济上有求于人，而感到自尊受挫，意识到自己的懦弱。

沦陷时期，凡有故交或是身边亲朋去往内地，总能撩起这一班年轻人的郁郁之思，痛感在大上海过安稳日子是“无意识的”。颜滨甚至动过两次“去延安实地考察一下”的心思：一次是在1942年正月里，一位自称“三青团”的人士到访号中，留下一本反抗小册子激发了他的战败意识，让他“心中决计要离开孤岛”，最后因要等“开年店中分红有了盘费”而搁置下来；另一次则是战争末期，从国际形势看胜利在望之时，他再次动了“到内地去”的心。向身边亲友一番话别，临到了动身前一刻，那位来自内地的革命青年看中他手上一枚戒指，欲索来以充路费，让他顿生警觉，在最后关头扭头回到现实。

战后上海生活成本的高企越来越让人疲于应付之时，对内地不可即的向往与逃离“魔都”的现实之间的区隔已越来越模糊，他甚至从一位女友处借得了《外国记者眼中的延安解放区》来读，得出的印象是“完全是盛赞共党的长处，稍一分析，便可知是单方面的见解，有许多事实不可能，而是虚张之词……看了简直未敢相信”。

从颜滨的日记可以看出，1940年代的上海职员所受的文化影响是复杂的，阶级批判话语与民族主义情感的联姻并没有完全触动他的体己感受。而他日记中所提到的郊游、宴饮、学习、娱乐等大众文化消费行为中参兑着各种杂食性的源头，单单提到具体剧名的观影、看戏记录就不下三四十部，近年来已引起叶文心、傅葆石等海外研究者的注意。

解放军进入上海后，经济模式巨变，颜滨从二十岁起习惯了的锱铢必较的过活好像突然变得举足无措。从已出版的书中所收的部分1949年后日记残章里，后人约略可以猜测作者在新时期的生活不甚如意，甚至一度沉溺于赌博，曾经的个人坚持也几被岁月消耗殆尽，只剩偶尔懊悔错失了此前那位曾经飨以“红书”、提点他“进步”的女友，好像是过去的生活指引给他的“另一条出路”。

□  编辑  陈祥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