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和胡适的同道之谊

2016年恰逢陶行知与胡适诞辰125周年，两位徽籍时贤从海外学成归国后，于南北共造新文化、提倡新学制、推行白话文和平民教育，成为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领袖，两人从同乡、同窗转为同道。

文/储朝晖（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胡适（左二）和陶行知（右一）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同学合影。

将陶行知与胡适作比较，不少人一开口就会说出几大“同”:同乡(皆为徽州人，陶生于歙县,胡生于川沙),同龄（皆生于1891年，胡比陶小两个月）,同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又同为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的高足）。回国后，他们一南一北在高等学府任教，各自在新文化和新教育领域开拓出一片新天地。在各种相同的因素中，最为主要的是，他俩都是从徽州文化圈进入到美国文化圈，都终身保留着对徽州文化和实验主义的崇仰。

虽然胡适与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分别学哲学和教育，实足的同学时间为两年，从胡适近40万字的留学日记中仅两次提到陶行知，足见他俩在美留学期间有交往却并不密切。但他们都认同教育为解社会于倒悬的根本方式，是自己的人生与职业选择；他们都认同杜威、孟禄等哥伦比亚大学的进步主义教育理念和实验主义教育方法。

在两人的交往中，政治、情感、身份等因素起着程度不同的作用，起统领作用的主要是乡谊和对道的见识，早期乡谊的因素所占比重较大，后来乡谊与对道的见识夹杂其间，多少不均，后期则是对道的见识差异远远超越乡谊，决定了他俩最终分道扬镳。如何看待陶行知和胡适，不只是怎样对待两个人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如何对待那半个世纪中国教育乃至社会发展的问题，也是显示当下学术界的见识水平的一个表征。

南北共造新文化

1917年夏，陶行知和胡适学成回国。两人回国后面临的境况却是不一样的，此前，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已在国内暴得大名，胡适面临的是确保不从文学革命的高峰上跌下。他到当时中国大学首屈一指的北大任教，面临在这所最高学府站稳脚跟的压力，又心怀再造文明的责任。陶行知面临的则是选择一个有机会的地方创业，他到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虽然上的课也有多门，要求却没有那么高，在1919年升为教务主任以后，他有更多的精力关注社会。

胡适和陶行知回国后都关心再造新文化，方式基本都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包括胡适在北大讲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的前任陈汉章学问渊博，从伏羲开讲，讲一年才能讲到《尚书·洪范》；胡适讲的第一章为“中国哲学的结胎时代”，以可靠的《诗经》作为时代说明，抛开尧舜夏商，直接从周宣王讲起，这种“截断众流”的讲法，以及全书结构的更新，开启了中国新的史学范式。1920年出版的“适之体”的《尝试集》也算其试验精神的体现。

陶行知所做的工作，是以民主主义的眼光审视中国和世界教育，不断把世界教育革新的思潮输送进来，他通过讲课、写文章介绍世界教育发展的新知和新思潮，他曾写文介绍过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贝尔、詹姆斯、杜威、桑代克、克伯屈、伯克赫斯特等人的教育思想，介绍过学校设备与卫生、戏剧与教育、道路与教育、活动教授的课堂、杜威的教育学说、普鲁士的教育改革等。

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胡适与陶行知均深度参与。5月4日当天，胡适在上海；5月7日参加了上海响应北京爱国学生的国民大会，会后又跟队伍游行，以至夹袍都湿透了。后来参与“拒胡迎蔡”活动，并撰文为蔡元培的改革辩护，至9月蔡复职时任命蒋梦麟为总务长、胡适为代理教务长，协助蔡元培工作。

5月4日，北京学生反帝活动的消息传到南京后，陶行知与刘伯明等组织南京学界联合会筹备会，立即动员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与全市爱国师生热烈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走向街头，散发传单。9日，南京各界六千余人在小营演武厅召开国耻纪念大会，陶行知、刘伯明、钟叔进等发表演讲，阐述国耻历史并表明誓雪国耻的决心，痛斥卖国贼与日本帝国主义，呼吁拒绝签订巴黎和约，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卖国条约。

5月10日，陶行知与各校代表会见英美两国领事，表明中国人民强烈要求归还青岛的立场。此后，南京各校学生响应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不受学校劝导，不听官府明令，自行罢课。当时陶行知虽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务长，不怕政府压力，仍以学联界联合会会长名义领导各校学生进行爱国运动。12月8日，陶行知参加南京各界四万余人为“福建惨案”举行的抗议集会，被推为大会副主席，并被公推为教育界代表，与另一位商界代表一道向苏省军民两长请愿。陶行知给人的印象是，“冷静、沉着、诚挚、亲切、正直。他满怀着对青年的真情，并给以正确的指示。”

1921年底，陶行知与蔡元培等发起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图为改进社在北京的总事务所。

上述事实表明，在五四运动上，胡适与陶行知是同步的，又是有区别的。1919年7月，胡适看到国内各种主义高涨，便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强调自己“不谈政治，不参加政治，不与现实政治发生关系，专从文学和思想两方面着手，做一个纯粹的思想文化运动。”并遗憾地认为“在1919年所发生的五四运动，实是这整个文化运动中的一项历史性的政治干扰。他把一个文化运动转变成一个政治运动。”

由此，胡适与陈独秀等人分道，在这个问题和时间节点上，陶行知离胡适更近，与陈独秀更远。1920年“五四”一周年之际，胡适与蒋梦麟联合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肯定学生运动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认为它是很不经济不幸的事，是暂时不得已的救急办法。

力主实现男女同校

在推进新文化建设中，陶行知以连发子弹的方式在南方撰文推进实验主义新教育，注重调查、试验、改造，着眼点在推动教育实践的改进。胡适则有更多的学理与理念新创，诸如“小我”“大我”，在北大参加了教育部改订大学章程的讨论，以及北大分部教授会的筹划，作各种传播新知识的演讲，为《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国民公报》等报刊撰稿。从陶行知从未在《新青年》等上述报刊发过文章看，陶行知未能进入主要由北大教授组成的这个圈子。胡适则主要在北方文化圈，偶尔在南方文化圈活动。陶行知主要在南京、安徽等地活动，仅是偶尔被胡适拉进北方文化圈。

陶行知与胡适都从事教育，推动教育改进是他们共同的人生愿望，并联手做了他们共同想做的事。1919年2月《新教育》杂志创刊，蒋梦麟任主干，北大、南高等五大机关选派编辑代表，蔡元培、胡适代表北大，郭秉文、陶行知代表南高。3月20日，陶行知曾以《新教育》杂志编辑的身份向胡适约稿。两人不约而同做的另一件事，是对“男女同校”的倡导和实践。

胡适由于1904年不满13周岁就经人说合与长自己一岁的江冬秀订婚，对女子的生活状况有较深的感知。1914年，胡适与康大地质学教授韦莲司次女相识，交往甚密并结为终身好友。韦莲司让胡适看到女子能否受到教育之间的差距，形容她“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

在未见韦莲司之前，胡适赞成女子教育的理由是：女子受教育主要是为将来做贤妻良母和家庭教育做准备。与韦莲司深入交往后，直言“今尚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国有能自由、能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盖女子有一种感化力，善用之可以振衰起懦，可以化民成俗，爱国者不可不知所以保存发扬之，不可不知所以因势利用之。”此后，胡适与陈衡哲、吴弱男等知识女性的交往，都使他认为学校不能把女子关在门外。

1919年9月胡适写《大学开女禁的问题》，倡导大学招收女生。12月17日，陶行知依据中国女子高等教育最不发达，中等学校毕业后女子几无上进之路的实际，在南高师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并亲赴京与教育部接洽。次年4月，第11次校务会议决招收180名女生，到了夏天，南高师以程序齐全的方式正式招收8名女生，成为中国人自己办的高校中第一个招收女生的高等学校。但受各种因素的限制，1920年2月，胡适在自己代理教务长的北大，却只以变通的方式招收了两名女生。

1921年11月18日，陶行知积极支持并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研究会，辩论“中等学校应否男女同学”问题。陶行知在《新教育》上发表《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占领地位之十五周年纪念》，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明确了“普及女子教育，是全国人民应担负的责任，但受过教育的女子，更是当仁不能让的。”1922年颁布的新学制对男女同学不再限制，但因保守势力反对，中学男女同学还是社会吞不下去的一根鱼刺。

为此，陶行知又在《新教育》上发表《为反对中学男女同学的进言》，认为在社会无法大量设立女子中学的情况下，中学男女同学势在必行，并以求精神粮食为喻反问那些反对者：“既不能为女子另外开饭，又不许男女同桌吃饭，是不是要看他们饿死呢？”

共襄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是陶行知掌台、胡适参与客串的一个舞台，是当时最有势力的全国性教育团体之一。

1918年12月22日，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联合发起组建中华新教育共进社，成立大会于22日在江苏省教育会召开，陶行知代表南高师参与组建，并任该社机关刊物《新教育》月刊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编辑代表及该刊专任师范教育审稿,1919年1月16日经教育部备案更名为“新教育共进社”。

1921年12月，新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的当事人都主张要把三个机关合并为一，成立中华教育改进社，三社公推陈宝泉、李建勋、马叙伦、朱经农、陶行知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章程起草员。23日，陶行知宣布中华教育改进社诞生，胡适参加了中华教育改进社前身的两个组织，参与了改进社的合组成立过程和初期的主要活动，是改进社最早的个人社员之一。

翌年初，中华教育改进社在上海开董事会会议，陶行知被聘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并通过了他与黄炎培起草的《中华教育改进社筹划全国教育费委员会简章》。4月14日，陶行知与胡适、陈筱庄共同拟定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一届年会的规则，致函全国各省市调查教育状况，通知定于7月3日至8日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年会。从此，中国近代第一个集教育研究、调查、编辑、推广四项任务为一身的机构开始了真正运转。

在山东济南召开的第一次年会上，胡适与北京高师的黎锦熙在汉字改革上发生激烈争论，黎锦熙提案“国民学校初年级应以注音字母代汉字”，黎素来主张废除汉字的想法和实践胡适是不能接受的，胡适冒着与黎锦熙决裂的危险坚决阻止议案通过。胡适虽然主张白话文学，但在汉字改革上向来比较谨慎，不愿意因汉字改革妨碍了白话文的普及。

1923年，筹备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万国教育会议，成为改进社的一项重要任务，陶行知组织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准备团队，准备的材料多达17种，胡适参与其中。当年2月24日，陶行知因怕胡适暑假中另有计划，在没有开会形成决议前，就给胡适写信透露提名推荐胡的消息，并请胡适写《中国之文艺复兴》（定稿时名为《中国之新文化运动》）的报告带到会上，3月13日公布时陶行知、胡适均在出席会议的八名代表中，后来他二人均因故未出席。

中华教育改进社为中国新教育建立了比较坚实的研究与组织基础，胡适、陶行知、郭秉文、蒋梦麟这几位崭露头角的教育改革少壮派与蔡元培、范源濂、黄炎培、袁希涛、张伯苓等旨在革新的元老派汇聚成一股力量。同时，也就在中华教育改进社里，胡适和陶行知有了更多的接触和碰撞，在众多的议题上他们比较一致，在庚款退还等问题上，后来存在不小的分歧，这些分歧成为两人后来相互走远的导火线。

致力新学制与白话文教学

陶行知和胡适都在1922年的新学制上投入了大量精力。

1913年颁布的学制缺点较多，1919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上提议对学制进行修订，1921年10月底至11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会议在广州召开，第三次讨论学制改革问题。11月上旬，陶行知被推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国新学制”起草委员之一，留广州参加会议，提出了一个《辛酉学制草案》广泛征求意见。从此，他与蔡元培、胡适等人开始了新学制制定的浩繁工作。12月8日，陶行知应邀出席江苏省教育厅召开的《学制系统草案》讨论会。

1922年1月，陶行知主编的《新教育》第4卷第2期刊出“学制研究专号”，发表他写的《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评新学制草案》《中国建设新学制的历史》等文章。10月，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代表身份赴济南参加第八届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胡适以北京教育会代表的身份参会，修订1921年11月该会广州会议所拟订的“中国新学制草案”及本年9月教育部学制会议的修正案。

胡适和陶行知在哥伦比亚大学都是杜威的学生。图为杜威夫妇（前排中间与右一）1919年来华期间与胡适（后排左一）、蒋梦麟（后排左二）、陶行知（后排左三）、史量才（前排左一）等人合影。摄于上海

经过多次讨论与修改，11月12日，中华民国政府大总统颁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六、三、三、四”新学制或“壬戌学制”。新学制颁布后，陶行知热心地宣传并率先实验，参与1922年以来成立的各种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忙于拟定新的课程，旨在在新学制框架内充实新鲜教育内容，并由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十次会议表决批准，然后提交教育部公布。后来陶行知进一步将良好的学制归纳为“单轨出发，多轨同轨，转轨便利”。

陶行知与胡适在白话文的普及上，亦各有功绩。胡适是白话文的首倡者，1908年即开始白话文写作，1920年，胡适先后在《新教育》和《新青年》上发表《中学国文的教授》，将“人人能用国语（白话）自由发表思想——作文、演说、谈话——都能明白通畅，没有文法上的错误”作为中学国文教学的目的，并提出了一套推行白话文教学的计划。胡适的推动后来得到学界和官方的认可而成为大势所趋。

从胡适的日记看，陶行知至少在美国期间没有参与白话文的讨论。直到1919年后，他才高度认同胡适所提倡的白话文，并在此后不久由过去的文言文写作迅速改为白话文写作，而且改得很彻底，并成为白话文教育的积极推动者。1920年，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所办的暑期学校就希望胡适来讲白话文文法，还邀请亚东图书馆汪原放介绍新式标点使用方法，并在现场设立专柜，销售有标点的白话文古典小说。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成立前，陶行知曾“邀集黄任之、胡适之、袁观澜、沈信卿等开了几次会，结果遂组织一平民教育筹备会”，胡适日记中记有他俩与黄炎培、晏阳初等1923年6月3日前往沧州旅馆看朱其慧并讨论平民教育问题。推广平民教育时期更进一步推广了白话文，陶与朱经农合编了白话文教材《平民千字课》，短期内发行达3200万册，在该书编辑前，陶行知、朱其慧、晏阳初曾联名就指导方针致信胡适，称“夙仰先生对于国家大事、世界潮流研究有素，公推先生将新世纪中国民应有之精神态度、知识技能，条分缕析，赐作南针”，陶行知此后就该课本至少又以个人名义两次致函胡适，征求他的意见。

1923年，陶行知与胡适同在杭州过中秋，陶向胡介绍平民教育的连环教学法，胡表示赞同，并要他寄几本书到家里要胡夫人试试，由此引发陶行知热心向郭秉文、郑晓沧、推士等多位大学教授以及他们夫人、他所熟悉或不熟悉的人写信推广连环教学法，附寄《平民千字课》，并给自己定下每天必写一信的任务，推行女子平民教育。

从1919年到1925年，是胡适与陶行知关系最为亲密的时期。从共同迎接杜威来华起，双方的交往迅速增多。在《胡适手稿及秘藏书信》第36册，收有陶行知给胡适的30封书信手迹，其中25封是1919到1925年写的。陶行知在信里对胡适既谈公务，谈家乡教育、人事，也谈胡适的身体和休养，谈参与改进社的活动需要注意的细节，还谈到“胡太太”送的玩具，比较真切地反映了胡、陶二人同学情谊。陶行知每次写信的开头便是“适之吾兄”，少量直呼“老哥”，偶尔用“大鉴”，既显亲切，又示尊敬。

1922至1923年胡适的日记，对陶胡之交有大量的琐碎而温馨的记载。陶从南京到北京任职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曾住北京的胡家。1923年5月25日陶行知写给胡适的一封信足见其关系的亲密，该信所言为休宁籍厂主程荷生在南京创建源盛工厂发生工潮，陶请求胡适“酌加援助，或向其指示应付方针”。1923年9月下旬，陶行知又和胡适等人在杭州烟霞洞过中秋，然后去海宁看潮。1923年底，胡适病了,陶即在南京写信邀其到庐山疗养,并开了三味“百年健康的药方”，劝他“辞去大学教授，停办《努力》，图书家眷搬到庐山”，关怀至诚，跃然纸上。

大约在1926年，两人之间的坦诚讨论还在继续，陶行知曾把自己的一副对联“在立足点谋平等，于出头处争自由”中关于自由的解释与胡适交流，胡适说“思想与事业，要受困难与不自由，才能发奋振作”。并说“烧肉要把盖盖得紧，才能熟。你爱出头自由，我爱出头不自由”。陶行知当时反驳说肉是死的，出头不出头没关系，“我们愿肉受压力是为了肉的幸福呢？还是为我们的口腹之欲呢？”

过度亲密才会彼此有超过正常的了解，也必然会发生碰撞，胡、陶之间也如是。虽然两人后来分道扬镳，但曾经的情谊和事迹，无论如何是不会忘的。

□  编辑  徐伟   □ 美编  黄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