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特会”之后，美国对华走向何处

“习特会”之后，美国对华走向何处

特朗普全面而系统的亚太战略阐释最早也要等到2017年APEC峰会期间才能为人所知，作为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华政策正处于复杂的调配与打磨之中。

文／刁大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草香也香不过它……”当5岁的阿拉贝拉在总统外祖父和中国贵客面前用中文唱起这首中国民歌时，全世界都听到了中美关系稳步发展的愿景与希望。

这是2017年4月6日至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首次会晤中的温馨一幕。事实上，如果说特朗普政府代表着在全球化趋势以及当前国际治理体系中的最大不确定性，中国显然背负着为世界带来确定性的大国责任。因而，中美国家元首之间的深度会晤势必具有世界意义，引发全球关注。

中美关系的“良好开局”

“我高度重视中美关系，期待着同你一道努力，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拓展两国在双边、地区、全球层面各领域合作，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2016年11月9日，习近平向刚刚当选总统的特朗普致贺电，在表达共同推进中美关系的积极信号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中方始终倡导的两国关系战略定位。

中国，对于本土主义色彩强烈的反建制候选人特朗普而言，显然不陌生。2015年6月16日，在金碧辉煌的特朗普大厦里，他发表的参选演说中曾21次提及中国，其次是11次出现的墨西哥。大多数言辞中，特朗普反复将美国当前的就业与经济窘况归罪于中国，这种“躺枪”论调也基本贯穿其后漫长的选战始终，甚至变异为“征收45%关税”等无法兑现的口号式宣誓。不过，特朗普并未掩饰其对中国的微妙心态，“我爱中国……他们的领导人比我们的聪明得多。”

在中方致电祝贺后的12月2日，北京又一次迎来了“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作为历史上与共和党阵营关系密切的知名战略家，基辛格在特朗普新政府候任期间来华，意味深长。习近平在接见基辛格时重申了对中美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良好期待，“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确保中美关系平稳过渡，并在新的起点上继续稳定发展，谱写新的篇章。”基辛格也回应称，“推动美中关系持续、稳定、更好地发展，也会是美国新政府的期待。”

但几乎同一时间，当选总统特朗普接起了来自台北的电话。10分钟的通话打破了过去近40年的传统惯例，招致中美舆论界及战略界的猛烈抨击。虽然他当晚仍使用推特为自己辩解，但在6天后艾奥瓦州的答谢集会上，特朗普正式宣布提名该州州长特里·布兰斯塔德出任驻华大使。这种在尚未确认国务卿提名人之前就确定驻重要大国外交使节人选的做法，在美国总统权力过渡期间实属罕见，其中的纠正“小动作”的紧迫动机可见一斑。

凭借中国渊源及其务实积极的对华态度，布兰斯塔德堪称当今共和党阵营中的最佳驻华人选，而特朗普在与其同台时也不忘抓住机会递出橄榄枝：“我们（美中）将相互尊重，中国将获益，特里也会（为我们）获益。”

2月9日，即中国传统佳节元宵节前两天，所谓“禁穆令1.0”遭遇司法体系冻结，特朗普的国内政策议程严重受挫。但他仍特别选择这个时间主动致信习主席，传达出推进两国建设性关系的意愿，并给中国人民拜年。2月10日，两国元首再次通话，互道新春问候的同时，在此前互动的基础上重点强调了中美两国合作的必要性与紧迫性，“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双方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从而促使“双边关系达到历史新高度”，双方还表达了对“早日会晤”充满期待。也正是在这次通话中，特朗普首次表达对“一个中国”原则的坚持。

中美元首的此次通话进一步有效解锁了因美国政府换届而在客观上给两国关系制造的不确定性，加速了两国各领域高层的密切互动。

2月18日，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德国波恩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上与美国新任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首次会面，广泛就全球与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2月19日，刚刚就任的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主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汪洋、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鹤及财政部部长肖捷分别通电话，强调未来实现“更均衡”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2月27日，杨洁篪访美，与特朗普会面，并与特朗普核心团队成员充分沟通。3月1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访华，多次表示“美方愿本着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精神发展对华关系”；习主席与蒂勒森会面时则明确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

在一系列高质量互动合奏呼应的“良好开局”下，中美元首会晤自然水到渠成。

“跨议题联动”的“大交易”

作为美国有史以来首位政府与军队经验全无的国家元首，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的不确定性可谓空前。至少按照美国总统政治的一般周期而言，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一定会经历更为漫长的学习与磨合，而这个过程无疑为外界对特朗普展开塑造提供了良机，也势必是特朗普在接受与拒绝之间徘徊的戏剧性阶段。

不可否认，特朗普对外决策过程的逻辑起点一定是其在竞选期间一再强调的所谓“美国优先”。换言之，所有外交决策要么有利于美国国内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要么有助于帮助美国减少外部负担、给美国提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足够空间。从这个原则出发，经贸议题和朝鲜半岛议题占据当前中美关系的最热位置也就更容易理解。

一方面，鉴于中美贸易额以及贸易差的规模之巨，特朗普政府势必快速形成以中美经贸关系作为最大关切，希望通过调整双边经贸关系实现美国所谓“公平”地位的对华诉求。另一方面，在朝鲜尚未超越“伊斯兰国”等恐怖威胁、成为美国国家安全“首要威胁”的现况下，特朗普政府延续了从竞选期间就反复提出的中国解决方案的强烈要求，以此来缓解美国自身的安全压力。

在实现“美国优先”的手段选择上，特朗普极可能使用所谓“跨议题联动”的“大交易”操作。虽然这种源自商业界的交易思维在推翻和重置奥巴马医改的努力中被证明并未成功地复制到政治运作当中，但在对外决策中或许仍有一试之机。以特朗普与台北通话为例，虽然很多解释认为，这是特朗普本人在对中美关系及两岸事务毫无了解的情况下被身边某些亲台幕僚驱动的结果，但前任驻华大使洪博培曾公开迎合道，“他（特朗普）做出了接电话的决定，我想这个决定完全正确，我相信他有更大的战略。”

换言之，仍不能排除特朗普政府实用主义地将人权问题、台湾问题、涉藏议题、涉港议题、南海问题、中日关系、朝核问题等一系列热点、难点乃至困点问题联系起来，在诸多领域上同步施压，换取中方在经贸领域上的妥协与让步。甚至，特朗普团队核心成员多次提及的“以实力促和平”的“特朗普版本”亚太战略，本质上是强调进一步强化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以此充当实现交易的“最后底牌”。

形成中的特朗普对华决策

虽然目标和手段逐渐有迹可循，但特朗普团队对华决策生态的不确定性仍旧不小。正所谓“人事即政治”，不同理念的参与决策者乃至操作者都完全可能彻底改变原本决策方向与实施效果。按照当前最为流行的“解局”路线图，特朗普核心决策圈的“实权三派”无一真正熟悉对华政策实务，但好在，他们也并非都对中美关系感兴趣。

特朗普上台后，率先发力的史蒂芬·班农等具有“茶党”标签的极端保守派似乎并未将对华事务放在议程的首要位置。他们既不具备对中国的充分了解，而所有对中国的负面立场基本是从“有限政府”和宗教价值观的极端追求衍生而来的，因而一旦驱动对华决策甚至是“大交易”的话，必然酿成极端后果。

不过，虽然曾将中国和中东并列为美国的两大“威胁”，还扬言“五到十年内，我们（美中）在南海必有一战”，但班农等人显然将另一个“威胁”看得更重，即他们认定的仍正在逐步挑战所谓“犹太教-基督教”西方的伊斯兰世界。但随着两版“禁穆令”的先后失败以及4月初被移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下称“国安会”），班农的显性权势下滑——即便保持白宫总战略师身份以及对战略倡议小组的领导权，其在对华政策在内的外交决策上的话语权已大打折扣。

如同“禁穆令”拖累班农，共和党医改方案的落空也直接压缩了白宫办公室主任瑞恩斯·普里布斯等共和党建制派力量的影响力。如果说班农提供理念的话，普里布斯则建造了白宫团队的组织架构，其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移植到白宫的多位核心幕僚通过对组织流程和决策过程的控制参与决策。对华政策上，传统建制派会充分表现出意识形态偏见与冷战思维下的军事鹰派倾向。不少分析认为，特朗普与台北的电话极可能是通过共和党传统建制派渠道实现的，其中普里布斯、爱达荷州共和党委员会主席叶望辉（Stephen Yates）、得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博特以及得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泰德·克鲁兹等共和党党组织高层或党内重要政治人物都有戏码。

共和党的医改方案落空之后，作为普里布斯得力助手的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卡蒂·沃尔什去职并离开白宫，号称将主导一个旨在推进特朗普政策议程的外围组织。此次调整意味着，普里布斯主动承担责任，并接受了权势被削弱的结果。

班农和普里布斯相继失势之后，白宫创新办公室（下称“创新办”）浮出水面，由特朗普的大女婿贾里德·库什纳领衔；几乎同时间段，大女儿伊万卡被任命为总统助理。进而，家庭成员脱颖而出，揽权之势逐渐清晰。值得肯定的是，家庭成员虽然并非在政治或外交意义上的“中国通”，但的确在国际经贸特别是对华经济互动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某些中国经验，而他们在对华立场上往往相对积极，甚至有助于塑造特朗普政府从理性、务实以及更为长远的角度处理中美关系。据美国媒体报道，库什纳在包括对华政策在内的美国亚太政策形成中正在扮演颇为关键的联络角色，伊万卡也先后于2月1日和4月4日带着子女出席了中国使馆和日本使馆的文化活动，凸显了夫妇两人对亚太事务的热衷。

除了这三派之间的权力斗争之外，白宫团队乃至政府内阁中的某些政策专才也不同程度地在对华政策上发挥着影响力。必须承认的是，白宫团队和政府内阁成员中的很多人都依靠攀附这三派人从而获得相应的话语权。

比如，前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或者现任白宫贸易委员会主任彼得·纳瓦罗基本与班农极端立场趋近，前者意外辞职，后者因为不熟悉中国事务、缺乏行政管理经验以及政策理念模糊等原因也尚未获得施展空间。再如，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白宫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蒂娜·鲍威尔与库什纳关系密切，后者还是伊万卡的闺蜜，因而也被揽入创新办的运作之中。

目前来看，科恩与鲍威尔正分别在经贸和国家安全事务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科恩在对华经贸政策上相对务实，基本上与财长努钦一道稳步推进中美经贸关系调整，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相比而言略显鹰派，但由于对中美经贸运作的极度熟悉，因而也未必会与纳瓦罗一派共舞。

需要关注的是，防长詹姆斯·马蒂斯和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麦克马斯特似乎获得了特别而独立的发言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突袭叙利亚的危机决策存在直接关联。其中，班农的退场，强化了麦克马斯特对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控制力。

目前的国安会也是特朗普政府中难得的所谓“中国专家”的“扎堆儿”之地。现任总统安全事务副助理麦克法兰曾专修中国研究；分管亚洲的特别助理马修·波廷杰不但主修中文，还曾作为美媒记者驻京多年；负责防扩散与核议题的特别助理克里斯托弗·福特曾研究中国战略文化，并出版过数本涉华专著。这意味着虽然麦克法兰可能会同意美国驻新加坡大使的提名，但国安会仍是最可能为核心决策圈的对华决策提供相对专业选项的重要枢纽。

由此来看，特朗普全面而系统的亚太战略阐释最早也要等到2017年APEC峰会期间才能为人所知，作为最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的对华政策显然正处于复杂的调配与打磨之中。虽然至今无法排除最差情形，进而仍需要坚持“底线思维”，但自特朗普当选以来，中美之间基本上实现了对突发事件及其带来冲突可能性的有效管控，双方从顶层到各层次的密切互动正在塑造着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的相对务实选择。

“海湖会”后的中美关系走向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海湖庄园会晤中，习近平明确强调了中美关系稳步发展对两国以及世界而言的迫切性与必要性。更值得称道的是，在本次会晤中，面对正在处于对外政策学习、调试期的特朗普政府，中方提出了颇有远见的针对性建议，为作为“唯一正确选择的合作”指明了方向。

面对特朗普政府迫切实现“美国优先”的国内诉求，中方提出以合作切实促进两国经济发展的解决方案。中方还首次表达了对美方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的欢迎姿态。这意味着，特朗普政府明确的“美国优先”诉求，也为中美之间推进深入合作创造着新的重要起点。在互惠互利的前提下，深化中美经贸合作，持续“做大蛋糕”，完全可以为实现“美国优先”提供另一种路径。

面对特朗普政府可能存在的跨议题联动的交易倾向，习近平创造性地提出了建立“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以及“社会和人文对话”等中美对话合作机制。这一做法，一方面是对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人文交流磋商等机制切实效果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也有效避免了特朗普政府在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内以“战略”换“经济”的“交易”可能，并转而以四个分工更为具体细化的对话机制更为准确而聚焦地回应中美关系发展新要求与新问题。

面对特朗普政府对华决策人事生态的不确定性，中方提出的四个对话机制将极大程度上明确未来主要参与中美高层互动的两国主要官员。比如“外交安全对话”和“全面经济对话”的美方官员分别是国务卿蒂勒森、防长马蒂斯、财长努钦和商务部长罗斯。这些主要参与者的确定，有助于提升中美互动的流畅度与目标感。

此外，本次会晤本身也完全可以被视为是界定美国对华政策主要团队的试金石。除了正式参与对话的几位内阁部长之外，库什纳几乎参与了全程会谈。甚至在4月6日的晚宴期间，习主席夫妇两侧分别是特朗普夫妇和库什纳夫妇。这种安排让中国贵客身处家人之中，体现了尊重与亲切，也明示了库什纳夫妇对包括中国事务在内的亚太政策的高度介入。

面对特朗普上台以来急切解决或应对的热点议题，中方在坚持一贯立场的同时，也考虑到了美方的具体关切。经贸议题上，中方以更多贸易、更多投资、积极参加基础设施建设等合作增量稀释暂时难以解决分歧的基本立场并未改变；美方则表示，双方将在未来100天内作出积极调整中美经贸关系的尽可能尝试。在朝鲜半岛事务上，美方继续需求中国的帮助，并坚持了不排除“单干”的可能，但也理解可能给中国带来的“难题和挑战”；而中方重申了标本兼治与综合施策的思路，即“双轨并行”和“双暂停”的务实方案。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并未重复蒂勒森在北京多次使用的那十四个字。但所谓的“十四字精神”仍得以充分体现——习近平在4月7日第二场会晤上强调，中美两国要“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管控分歧”。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一次元首会晤的成功，未必能彻底解决中美关系中长期存在的所有问题。从目前公开的情况看，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年年内至少还有三次会面机会，即除了特朗普已答应的访华之外，7月7日至8日德国汉堡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以及11月11日至12日越南岘港的APEC峰会，都将为中美元首再次会晤搭建起平台。

可以预见，这些节奏感颇强的元首会晤必然成为中美关系在新阶段稳中求进的一个个里程碑。中美两国也完全可能在今年多次的元首会晤中进一步正式将“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确定为具有高度共识的双边关系的战略性定位，从而彻底结束奥巴马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共识性定位漂流的状态，为两国关系的前景翻开崭新一页。

□ 编辑 漆菲  □ 美编 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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